10 智取生辰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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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背景知识

　　１．官制执掌

　　中书——宋代的内阁侍读。清梁章钜(称谓录内阁各官古称)：“宋称内阁侍读为中书检正。”

　　提辖——宋代州郡多设置提辖，或由守臣兼任,专管统辖军队，训练教阅，督捕盗贼。《宋史·职官志七》：“崇宁中，复制提举兵马、提辖甲兵，皆守臣兼之。掌按练军旅，督捕盗贼，以清境内。”

　　都管——总管，管家。《水浒传》六十一回：“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教他管顾家间事务。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

　　虞候——唐代后期有都虞候，为军中执法的长官，五代时都虞候为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宋代沿置，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步军司均置都虞候，位次于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此外又有将虞候、院虞候等低级武职。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

　　２．人物绰号

　　青面兽杨志——“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十二回)

　　赤发鬼刘唐——“晁盖把灯照那人脸时，鬓边一搭朱砂记，上面生一片黑黄毛。”(十四回)

　　托塔天王晁盖——“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十四回)

　　入云龙公孙胜——“因为学得一家道术，亦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做‘入云龙’。”(十五回)

　　注：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写道：“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条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青面兽”是从形体而起的绰号，“托塔天王”是从才能而起的绰号。其余人物绰号由来，类此。

　　３．麻药之谜

　　那妇人(孙二娘)那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噤丁口扑地便倒。……只听得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

(《水浒传》第二十七回)

　　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则以为妄也。昨读周苹窗《癸辛杂志》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

(郎瑛《七修类稿》卷下，事物类)

　　注：明代郎瑛举押不庐、草乌末、曼陀罗花三种具有麻醉性能的药草，断言蒙汗药非小说家虚妄之谈，可信。“押不庐”似不多见，“草乌末”麻醉后不能自行苏醒。曼陀罗花，是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曼陀罗的花冠，即中医所称洋金花、风茄花。看来，孙二娘“洗脚水”中所放，便是曼陀罗之花冠粉末。

　　４．前人评点

　　看他写天气酷热，不费笔墨，只一句两句，便已焦热杀人。古称盛冬挂云汉图，满座烦闷，今读此书，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写一路老都管掣人肘处，真乃描摹入画。嗟乎!小人习承平之时，忽祸患之事，箕踞当路，摇舌骂人，岂不凿凿可听?而卒之变起仓猝，不可枝梧，为鼠为虎，与之俱败，岂不痛哉!

　　看他写枣子客人自一处，挑酒人自一处，酒自一处，瓢自一处，虽读者亦几忘其为东溪村中饮酒聚义之人，何况当日身在庐山者耶?耐庵妙笔，真是独有千古。

　　看他写卖酒人斗口处，真是绝世奇笔。盖他人叙此事至此，便欲驶驶相就，读之满纸皆似惟恐不得卖者矣。今偏笔笔撒开，如强弓怒马，急不可就，务欲极极开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为其买者，真可怪也。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十五回回前总评)

　　原文：“……不是我口浅，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①，相公可怜抬取你做个提辖②，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③，值得恁地逞能④!……”

　　夹批：①第一句，说破杨志不是提辖，恶板。②第二句，说提辖实是我家所与，恶极。③第三句，说杨志即使是个提辖，亦只比之芥子，恶极。④以上骂杨志……妙绝。

　　原文：众军谢了，叫老都管吃一瓢，杨志吃一瓢，杨志那里肯吃①。……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气甚热，二乃口渴难熬，拿起来只吃了一半②，枣子分几个吃了。……原来杨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将起来③，兀自捉脚不住。

　　夹批：①写杨志英雄精细，固也。然杨志即使肯吃，亦不得于此处写他肯吃，何也?从来叙事之法，有宾有主，有虎有鼠。夫杨志虎也，主也；彼老都管与两虞候特宾也，鼠也。设叙事者于此不分宾主，不辨虎鼠，杂然写作老都管一瓢，杨志一瓢，两个虞候一瓢，众军汉各一瓢，将何以表其为杨志哉?故于此处特特勒出一句不吃，夫然后下文另自写来，此固史家叙事主体也。②另自写，又写得曲折天矫。③前文杨志也吃酒，只吃得一半，我谓既已吃矣，何争一半?及读至此，始知前文吃少之妙，便于十五人中，先提出杨志，不与彼十四人聚头作计，烦聒不已也。

(同上书，金圣叹行间夹批，排版作调整，序号另加)

　　杨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济得恁事也!须以恩结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体，要行便行，要往便往。一味乱打众人，自然拗起来。虽然由你智勇足备，亦不能跳出这七个人圈套了!徒自作恶耳，蠢人!蠢人!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回末总评)

　　梁中书十万重宝不堪再误，物色青面兽，望其出死力以相报。夫杨志阶下虏耳!东郭斗武，受国士之知，不敢极常人之遇，极知天不太平，不肯去，又不得不去。去而为一都管、两虞候制肘，只以赍盗粮而辱君命。前失高太尉花石纲，今失梁中书生辰纲。悲哉！杨志之遇也。

（《评论出像水浒传》王望如回末总评）

　　５．今人鉴赏

　　杨志的故事一共只有三回书，一万五六千字，首尾三大段落：卖刀，得官，失陷生辰纲。在结构上，杨志的故事和林冲故事是不同的。林冲的故事先提出全篇主眼，然后一步紧一步向顶点发展，杨志故事却是把失意、得志、幻灭这三部曲概括了杨志的求官之梦，从结构上看，高潮在中段。在权贵高俅那里，杨志触了霉头，但在另一权贵梁中书那里，杨志却一开始就受到提拔，似乎可以一帆风顺了，但在权贵门下做奴才也并不容易。奴才中间有派别，经常互相倾轧。梁中书用人不专，注定了杨志的幻灭。同时也注定了黄泥冈上杨志一定要失败。

(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作者写来，从容不迫，大紧处却用舒缓纡徐的笔致，实是大家风采。白胜口唱山歌挑酒上冈，更是欲紧故松的绝妙好戏……大松弛更彰大紧迫，实走神工鬼斧、出神入化之笔。其热难熬，其疲不堪，有酒挑到眼前，军汉们岂能无动于衷?于是作者写了“军汉们正在那里凑钱”的情景，一个细节写来如画，不必再去描摹个个咂嘴咂舌、垂涎欲滴的样子了，白描手法之妙处正在于此。待到杨志大动肝火，脱口说出蒙汗药时，军汉们根本不在意，有趣的倒反是挑酒汉子介意了。“你这客官好不晓事!早是我不卖与你吃，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三句话三层意思，三个转折，真乃妙人妙语。其一，说杨志说话不懂道理，在生意人面前说人家货不好，如同打人家的脸；其二，我根本就不想卖给你，哪来的许多废话；其三，这没来由的说法完全不屑一驳，纯是胡说八道。

(郁贤皓主编《中学古诗文鉴赏辞典》)

　　６．不同声音

　　如果说杨志一行在明处活动，吴用等人在暗处活动，因此线索也有明暗之分，那就把情节和结构混为一谈了。如果说“智取”一节并未写明吴用等人的姓名，因此算暗线，那么暗线与补叙的运用也就没有区别。……“不出场”、“不交手”和“暗示意义”，是暗线的主要特点。让我们检查一下《智取生辰纲》。一、吴用等人没有出场吗?否。他们在黄泥冈出场了，作品作了正面描写，而且是详写。二、吴用等人没有同杨志一行交手吗?否。他们与杨志一行进行了复杂的“斗智”，正是这个“斗智”过程构成了故事的高潮。三、小说的主题，即歌颂聚义英雄的大智大勇，是通过“暗示法”表现的吗?否。聚义英雄“智取”的胜利，精明强干的杨志押送的失败，直接表现了这一主题，无须去“悟”。因此，说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这条线索，在黄泥冈上是暗线，是站不住脚的。

(滕伟明《〈智取生辰纲〉不存在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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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简介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长篇小说。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其所见本，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施耐庵作；壬圻《续文献通考》等则认为罗贯中著。施、罗皆元末明初人。大约作者在《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故事的基础上，经过加工再创造而成。

　　全书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主题，第一次把历代封建统治者不屑一顾的劳动人民放在历史主人翁的地位。有如眷秋所说：“施耐庵乃独能破除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朝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是令儒咋舌”（见《小说杂评》）。《水浒》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势力：最基层的是郑屠、西门庆、祝朝奉、蒋门神等地主恶霸，他们淫人妻女，欺压乡邻，私设公堂，霸人产业，独霸一方，无恶不作。较上一层的是以陆谦、张都监、黄文炳为代表的帮闲官僚，是一伙追名逐利、出卖灵魂、祸害无辜的小人。再上层的是梁中书、高廉和慕容彦达之流的地方长官。梁中书在大名府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每年以十万贯的生辰纲孝敬东京的丈人蔡太师。高廉依仗哥哥高太尉的权势，在高唐州无所不为。慕容彦达是宋徽宗慕容贵妃的哥哥，他倚仗裙带关系在青州横行霸道，残害良民，欺压僚友，无恶不作。作为他们靠山的则是当朝太师蔡京、太尉高俅，两个流氓成性、专横残暴、贪得无厌、误国害民的大官僚。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宋徽宗则是蔡京、高俅等权贵的后台。小说通过对封建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挖掘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揭示出“官逼民反”的道理，第一次喊出“压 迫有罪，造反有理”的口号。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形象：

　　一、林冲，不堪高俅父子的阴谋陷害，在家破人亡、步步被逼的情况下，毅然走上了起义道路。上梁山后，又火并了嫉贤妒能的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李逵，出身贫苦农民，主动走上梁山。对统治阶级不存幻想；柴进受到殷天锡的欺负而幻想靠条例打官司，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大宋皇帝的宝座，都不在他眼下。上了梁山就是：“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人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三、鲁智深，渭州经略府提辖官，既无家室，又无产业。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仇恨，对各种罪恶势力采取主动挑战的态度。“禅丈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概括了他的性格。因为同情金氏父女的遭遇，三拳打死了恶霸郑屠。由于痛恨高太尉对林冲的陷害，挺身而出让高俅吃他“三百禅杖”，进而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尉的阴谋。

　　四、武松，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对上层社会的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坚决斗争的精神。从杀死凶手潘金莲和醉打蒋门神事件中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真面目，逐渐加深了对他们的反抗情绪。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仇恨全部爆发出来，终于走上团结起义的道路。

　　五、宋江，是起义军的领袖。他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疾苦，好“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生辰纲事发，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营救过晁盖；为维护和梁山的关系而杀了阎婆惜。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由于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又是“刀笔小吏”，他具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在他看来，政治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他一面援救晁盖等人，一面却又认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上梁山是勉强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直到浔阳楼题了反诗，事发被判死刑，由梁山好汉救出，才不得不走上梁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主要在善于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一、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刻画他们的性格。林冲、鲁达、杨志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他们走上梁山的道路也不一样。在对招安的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坚决反对；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地招安；来自军官的大部分将领殷切地盼望招安。

　　二、在对比描写中突出人物性格。在武松斗杀西门庆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儿成了鲜明的对照。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何九叔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表现出他的世故。郓哥则采取好管闲事的主动态度，表现出他的年青好胜，幼稚天真。

　　三、浪漫主义地表现人物的本质特征，采取渲染夸张的手法。如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夸张描写。小说的结构完整而富有变化。书中人物情节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扣紧一环。故事情节在开端、高潮和结局的安排上，也体现了结构的完整。开头先写高俅，意在暴露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概括地表现水浒英雄的时代背景。人民群众由自发的个人反抗逐步走向集体的武装斗争，直到形成起义高潮；以后斗争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最后以“魂聚蓼儿洼”的悲剧告终。从开始到结局是一般农民起义过程的真实反映。

　　作品的语言明快、洗练。叙事写人，廖廖几笔，就能绘色绘声，神形毕肖。《汴京城杨志卖刀》一回写道：“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条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几句话刻画出牛二的凶神醉相。其次是生动、准确、富于表现力。作者写鲁智深打店小二说：“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大怒”、“一掌”表现了鲁智深的愤怒，而一个“揸”字却把那愤怒神情和盘托出了。再有就是语言的个性化。如武松打虎后，遇见两个猎户。他们吃了一惊道：“你那人吃了豹子心、豹子肝、狮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不知你是人是鬼？”话语非常切合猎户的身分和他们的心情。《水浒》中保留有许多元代口语词汇。例如对人自称其妻曰浑家。同见元曲《燕青博鱼》第一折。称恶霸曰花花大岁，同见《陈州粜米》楔子。又如“撺掇”一词有怂恿催促之意，同见《西厢记》三本二折。再如《水浒》三回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这个成语并见元曲《争报恩》第一折；六十一回卢俊义道：“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嫁之女”，这个成语并见元曲《金钱记》第三折和《西厢记》二本一折。这 些口语词汇的运用，丰富了《水浒》的人民性。

　　《水浒传》的版本：

　　一、《水浒》，1953年作家出版社以金圣叹批改本为底本，参照百回本、百二十回本校订排印书，改最后一回的回目《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为《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每回之后附注释。

　　二、《水浒全传》，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校本，以明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刻本为底本，补以明杨定见本，再用其它各本详加校勘。

　　三、《水浒全传》，1961年中华书局以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为底本，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全传》本中的校文加以校订，附图像。

　　四、《水浒传会评本》，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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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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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但两者的语言却有差异。《三国演义》由于受史料的牵制，是一种文白相杂的语言，《水浒传》虽然依托于史实，但人物情节几乎完全出于创作，用的是纯粹的白话。白话文虽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还是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还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他们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加上前面所说的语言和结构的长处，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浒传》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经历又各异，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在一部小说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作为梁山第一号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冲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有些地方是显得观念化的。但透过一些不成功的笔墨，这个人物仍有其鲜明的特征：社会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在正常的读书做官的轨道上难以求得成功，终于成为草莽英雄。历史上一些造反武装的领袖，很多是这一种类型。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水浒传》本身是一部带有传奇性的小说，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浓墨重彩描绘出这些人物，显示其非凡的气质，以求强烈地打动读者，使之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对这类小说是合适的。而且应该注意到：

　　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写得简单粗糙。臂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墨，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譬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再则，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就是说，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因而，他们的形象显得有血有肉，生气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还是有前后变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冲。他初出场时，因为顾恋家庭，处事十分谨慎，对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时已有所显露，只是强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无可忍之时，他的愤怒便像火山爆发，冲腾而起，再也见不到一丝的软弱。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又是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这种略带漫画味的描绘有很强的真实感。还有杨志卖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种泼皮味道真是浓到了家。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虽然作者出于陈旧的道德观念，对她缺乏同情心，但从对生活的观察出发，作者还是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后来《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也是利用了《水浒传》的基础。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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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水浒传》在艺术上最成功之处是塑造了叱咤风云、面貌各异的英雄群像。通过对英雄形象的讴歌以及对英雄斗争的描写，再现了真实的社会历史风貌，突出了重大的历史主题。《水浒传》的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人物性格。

　　《水浒传》围绕着“官逼民反”的重大主题，分别写了一百零八名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这些人生活于社会的不同阶层，身份、地位、理想和爱好各不相同，因而在上山的问题上，具有不同的经历和遭遇，不同的思想与行为。而作者正是紧紧扣住了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经历、遭遇来刻画人物性格。人物的生活史，也就是人物的性格史，很合乎逻辑的发展。

　　例如阮氏三雄与林冲的上山，前者态度明朗，干脆，行为果断讯速，而后者则委屈忍让，一拖再拖。这种性格的不同，与双方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系。三阮靠打鱼为生，有一身水陆兼备的好武艺，他们“义胆包天，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但生活困顿、处境艰难，在官吏们的重重盘剥下，一阮穷得连老娘头上的首饰都拿去卖了。正是在这种困境下，他们羡慕“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梁山义军，只盼着若是有“识货的”，便把这腔热血“卖”与他。所以，当吴用一说明来意，三阮的反抗烈火便燃烧了起来，积极地参加了“智取生辰纲”的斗争，走上了上山的第一步。正是由于阮氏三雄处于穷困潦倒的地步，所以他们极易萌发反抗的思想，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斗争的前线。

　　与三阮相反，林冲的上山是被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他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有地位，有“请受”，还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家庭美满安逸。为了保全自己的前程和小家庭，他不敢得罪上司，凡事尽量忍克制，如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妻子被人调戏，正要举拳打时，认出此人原是高衙内，就先自手软，满腔怒火压在心头，只能“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当鲁智深闻讯赶来，要帮林冲厮打时，林冲忙向他解释说：“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一时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虽然如此，高衙内却不肯罢休，千方百计谋夺林冲的妻子。高俅纵容儿子胡来，竟听信走狗陆谦、富安之计，以看刀为名，骗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加给他一个“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的莫须有罪名，把林冲发放开封府，企图治以死罪，却不料遇上一个鲠直不苟的孙孔目，为林冲开脱，刺配沧州。于是高俅又买通解差董超、薜霸，要在路上杀害林冲，多亏鲁智深设伏野猪林，在危险关头救下林冲性命。在接连不断的迫害面前，林冲始终屈辱忍让。充军路上，被差役百 般折磨，也只是忍气吞声，甘愿遭罪，差役要绑杀他时，也只是说：“上下要缚便缚，小人敢道怎的！”并且“泪如雨下”，哀求饶命。当鲁智深救下他，要杀死差役时，他反而为差役求情免死，梦想着自己能避过祸难，有朝一日还能够“挣扎得回来”。然而，迫害并没有结束，陆谦、富安追踪而至，企图火烧草料场，把林冲一起烧死（即使烧不死，也可以因为草料场被烧而判处林冲死罪），幸好因为风雪压塌了林冲的住所，林冲搬到山神庙内安身，才不致被火烧死。至此，林冲忍无可忍，终于手刃仇人，反上梁山。

　　生活对于性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复杂的生活环境决定着人物的性格特点。林冲从委曲求全，妥协忍让到敢于反抗，并且发展成为起义军中抵制招安、反对投降的坚定分子，这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彻底认识了统治阶级的虚伪和险恶本质。他的思想觉悟，他的性格特征，随着他的身份、地位、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二、在矛盾冲突中显示人物性格。

　　《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时，往往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显示自己的性格特征。例如石秀这个“拚命三郎”，有着坦率、正直、嫉恶如仇、义无反顾但又机警沉着的性格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促使扬雄碎割潘巧云以及“跳楼劫法场”两个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当他第一次见到海和尚和潘巧云时，就识破了他们的勾当，在他们眉来眼去时，“便揭开布帘，走将出来，那贼秃放下茶盏，便道：‘大郎请坐’。这妇人便插口道：‘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那和尚虚心冷气，动问道：‘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为只好闲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个粗卤汉子，礼数不到，和尚休怪。’”这无疑是给海和尚潘巧云一个当头棒喝：放尊重些吧！不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显示了石秀的机智灵活。他曾告知过扬雄，但反而被潘巧云栽脏诬陷，使矛盾趋于复杂化，这样，石秀被迫离开杨家。为了揭开事实真象，石秀侍机在后门解决了为海和尚通风报讯的胡道和海阇，促使扬雄醒悟，为自己洗刷了污名。随后又为扬雄出谋划策，促成了碎割潘巧云的事件。在这场矛盾冲突当中，石秀以自己的言行，显示了 正直无邪，嫉恶如仇、且又机警沉着的性格特征。特别是“跳楼劫法场”一事，更能体现出“拚命三郎”石秀的胆识超人之处：

　　石秀在城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由牌，众人齐和一声，楼上石秀，只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石秀当然知道只身劫法场的危险，但别无他法，只好破釜沉舟，声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闯入法场。他被捕后，义正辞严地大骂梁中书，说我哥哥“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显然，石秀采用的是缓兵之计，既表现了敢于拚命的战斗性，又表现了机警沉着的灵活性。正是石秀的大智大勇，使敌人慑于起义军的威力而不敢贸然杀害他和卢俊义。

　　对于重要的人物，《水浒传》的作者无不把他们放在矛盾斗争中，通过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去显示人物自身的性格。而对一般的小人物，作者也常常使用这种方法，如何九叔怯懦、胆小、圆滑、精明，是通过他收领武大尸首的前前后后活动表现出来的。在西门庆设酒招待他时，何九叔便已猜出“今日这杯酒，必有蹊跷”。所以，西门庆给他十两银子时，既不肯接受，却又不敢不接受，心里直疑忌：“我自去殓武大尸首，他却怎地与我许多银子？”等到进入武大家，见到潘金莲时，心里即已明白了几分。一扯开白绢，辨明了武大死因后，何九叔突然“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原来，他“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作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岗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本来何九叔是与事件无涉的，但由于职业关系，竟被卷进了矛盾的漩涡之中。为了应付武松回来后的追寻，何九叔伪装病发，以免负殓尸之责，并且还保留脏银，偷藏骨殖，掌握一定的证据。当武松手握尖刀胁迫何九叔时，他交出了武大中毒的实物，却还不敢说出事实真相，不敢到官 府作证。在这组尖锐的对立矛盾斗争中，何九叔小心翼翼地周旋于矛盾冲突的双方之间，充分显示了一个职业团头的圆滑、精细、苟且偷安的性格特征。

　　三、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

　　《水浒传》中的人物性格丰富多样，绝不雷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对比手法的运用。如在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的事件上，林冲忍让妥协，鲁智深则火冒三丈，要让高衙内“吃洒家三百禅仗”。又如在武大被害一事上，何九叔与郓哥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对比，前者世故、机变且又胆小、怯懦，全身避祸，后者则幼雅天真、呈强好胜，打抱不平。在同一类型性格的人物当中，作者也注意以对比手法加以区别，显出其性格的差异。如同属鲁莽型的鲁达和李逵，前者在鲁莽中带有机警、豪爽、精明，而后者的鲁莽中含有蛮干、粗犷甚至幼雅的成分。在同一职业的人物当中，作者也注意区别他们的不同性格。如鲁达和杨志，同是武官出身，当过都头、提辖、殿司制使，都很干炼机警。但鲁达偏于豪爽、莽勇，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视功名如草芥。杨志则善于投机钻营，为搏个功名奔波劳碌。此外，作者还有意通过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亲朋之间的对比来显示人物之间的性格差异。如阮氏三雄，熟谙水性，武艺高强，敢于斗争。但阮小二老成持重，临危不乱；阮小五精明强悍、爽快利落；阮小七急燥冒失，性如烈火。

　　对于《水浒传》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功经验，明末清初的金人瑞曾评说：“水浒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这个说法是毫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