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走私问题

　　浅析中国近代走私问题

　　走私猖獗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是在英国对华鸦片走私中步入近代的，又是在“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美货走私中结束这段历史的。考察中国近代的走私贸易历史，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

　　1840—1936年为烟毒走私时期。这个时期以1907年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以英国对华鸦片走私为主，后段则以日本对华毒品走私为主。

　　英国对华鸦片走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鸦片战争结束后，由于清政府对鸦片走私不敢厉禁，以至名义上的鸦片走私贸易竟然公开地进行，“在上海海关，鸦片在海关关员的面前公开地通过，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货品。……在宁波、福州及汕头，鸦片贸易也是同样公开的。”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此并不满意，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逼迫清政府在《天津条约》中承认鸦片进口“合法”，每箱征收30两鸦片税。从此，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慑于侵略者的淫威，清政府丝毫不敢触动鸦片贸易。直到1907年，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才与清政府签订条约，答应输华鸦片每年递减1／10，十年减尽。

　　中国最大的鸦片供应国英国放弃了对华走私政策，按理说中国烟毒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即在于日本趁机填补了英国留下的“真空”。它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肆向中国走私烈性毒品，1918年输华吗啡达18吨，1926年私运中国吗啡和其它毒品40吨。与此同时，日本向中国大陆的鸦片走私也在迅猛增长，到20年代后半期，每年输入额高达10亿元，以至于日本人欣喜地认为“对华贸易的妙味在鸦片买卖”！到了30年代，日本的对华毒品输出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天津日租界成了全世界海洛因制造的中心，山西成了有名的“白面世界”，其它地方也被日本人搞得乌烟瘴气。

　　1930—1949年为普通商品走私时期。以1945年为界，这一时期也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日货走私阶段，后一阶段为美货走私阶段。本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与上一时期的后一个阶段有若干年的重复，这说明日本在毒品走私的同时，又掀起了大规模的普通商品走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谋求关税自主，终于在1928年底公布第一个税则，以后又陆续公布几个税则，税率较前迭有提高。这本来是主权国家的合理行为，但却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华北走私一时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严重事件。为了策应日韩浪人走私，日本对中国的正常缉私行为横加干涉，致使中国海关无法正常工作。在日本的压迫下，华北一带门户洞开，走私如入无人之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非但没有放弃走私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向国统区走私的货品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时日本的如意打算是，通过倾销商品来获取法币，再拿法币到设在上海的法币外汇基金市场套取美元，借机冲击法币外汇市场，造成法币的动荡乃至崩溃。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本被迫放弃对华走私政策，美货走私旋即迅速占了主导地位。美货走私倾销在战后一时泛滥成灾，1946—1948年分别为1.1亿、9600万、3100万美元，1946、1947年约占中国合法进口总额的20％，1948年占15％。

　　综观整个中国近代走私历史，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走私贸易为外力所主导，表现了中国浓厚的半殖民地性。哪个国家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它的走私活动就会相应地活跃起来。最早是英国，接着是日本，最后是美国。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就近向中国倾销毒品，日本甚至将制毒工厂开在中国领土上的日本租界内。抗战胜利后，美货通过非正常途径大量涌入，海关受到了腐败无能的指责。但海关也有苦衷，据海关总署向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报告，“外国军舰及运输舰进口时，向来不受中国海关检查”。正是由于中国的主权横遭侵犯，才使走私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得不到遏制。

　　第二，政治窳败一直是困扰缉私的严重问题。晚清时期，腐败问题已是病入膏肓、难以治理了。民国肇建以后，清朝官场上的腐败习惯又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据曾任两广盐运司江平缉私舰舰长的叶少林说，在旧社会，缉私即走私已是公开的秘密。抗战时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缉私人员竟与走私分子沆瀣一气，“敌货检查处有时成了敌货通过处”。抗战胜利后，时人称缉私是“一件相当滑稽而可怕的事”，缉私人员“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如此缉私，效果可想而知。

　　第三，中国近代长期处于商品短缺状态，客观上也刺激了走私入口的兴旺。据调查，在中国近代经济形势最好的1936年，中国只有丝织品、植物油、火柴自给有余，小麦粉、烟草、珐琅铁器、纤维制品、炼瓦、灰泥土类、洋灰、酸类、碱类、棉纺织品勉强可以自给，砂糖、玻璃制品、纸类、皮制品、毛及毛织品、染料、石油汽油、钢铁、机械、车辆船舶、电气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口。而且这个统计是把外商在华工业生产也计入在内，如果剔除这一大块，中国工业的自给率会更低。这给列强向中国走私普通商品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