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丰碑——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与作用综述

　　永恒的丰碑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与作用综述

　　内容提要：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尽管毛泽东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做出过十分公允的高度评价，而且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在不懈努力，对此也有颇多论述。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大家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或评述过于简单，或认识过于零散，或重于史实叙述而疏于理论建构，或简单机械套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做法与标准来判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尤其是对于生于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带的笔者而言，再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彰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总的来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1、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再生与发展方面的开创性贡献面：2、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军事方面的贡献；3、根据地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贡献；4、根据地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贡献；5、根据地在精神文明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巴中、再生与发展、军事、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川陕革命根据地概况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它处于川陕两省交接界的大巴山与米仓山山区，主体在以四川省巴中市为中心的川北地区，同时涉及到陕南部分乡镇。由张国焘、徐向前等于1932年12月创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先后打败四川军阀田颂尧、刘湘等进行的三路、六路“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篇章。1935年6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离开巴中开始长征。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基本告一段落。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川陕苏区——“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川陕苏区是全国第二大区域”。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再生与发展方面的开创性贡献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由于受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和自身不成熟的制约，一直机械套用苏俄革命模式，坚持城市中心道路。尽管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工人运动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怀疑城市中心道路的正确性。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从而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直到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我党的工作中心始终放在大中城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被残酷的客观现实从城市赶到了农村，建立了以赣南、闽西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根据地。至1932年，全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洪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毛泽东、朱德于1927年10月建立，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根据地以井冈山为中心，以赣南、闽西为依托坚持战斗。1932年2月和7月洪湖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主要领导人是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人，活动区域在湖北洪湖地区和湘鄂交界地带。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于1928年由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创立，主力红军到达中央根据地后1934年8月开始转入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活动范围一直在湘鄂赣一带。1928年1月，方志敏等人建立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933年1月，闽浙赣根据地红军主力——红10军到达中央苏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存在于1927年5月至1934年，主要领导人是彭湃等人，始终以广东海丰和陆丰地区为依托。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于1929年11月由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建立。1931年主力红军——红七军辗转七千余里与中央红军汇合。广西的左右江地区始终是其活动的主要区域。陕甘革命根据地成立于1932年，主要领导人是谢字长、刘志丹等。1935年迎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随后组成十五军团继续战斗。革命中心也始终在陕西甘肃一带。综观上述一系列根据地自创立后活动情况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始终坚持在原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即使主力红军长征后也没离开根据地，而是就地转入游击战争。二是随主力红军到达中央根据地后完成历史使命，基本停止活动。

　　而只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个例外。1927年11月至1929年11月，潘忠乳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周维炯等同志领导了河南商城、安徽六安、霍山的农民起义，建立了红军和革命政权，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的发端。1930年10月，在张国焘、徐向前等的领导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后来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寻找新的生存之地。最初，红四方面军决定向陕南发展，在解放陕西周至县后为敌骑兵所阻，被迫再度南下汉中进行休整。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盲目的逃跑主义政策极为不满，张国焘被迫在1932年12月召开小河口会议，决定在川陕鄂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1933年2月川陕生苏维埃政府成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宣告创建成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原根据地战斗失利的情况下，灵活对待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机械照搬，以不畏牺牲敢于拼搏、敢于发展、敢于创造的革命精神成功摆脱困境，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保存并发展了可贵的革命力量。在形势严峻的土地革命时期，这种创举是独一无二的。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的再生与发展方面无疑给其他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实践中成功践行，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军事上的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军事方面贡献卓著，功勋卓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打退了敌人的三路、六路“围剿”、横渡嘉陵江，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的光辉历史。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拨发子弹一百万发，军费二十万元，企图趁红四方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围剿。田颂尧倾其主二十九军三十八个团的兵力，在刘湘、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部分兵力的配合下，总兵力达到七万多人，分三路大军进攻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根据川北山高地险、易守难攻的特点，制定了——“发动群众，采取积极防御，逐渐收缩阵地，诱敌深入，利用川北多山的有利地形，在运动中阻击消耗敌人，将肥的拖瘦，最后实施反攻”的作战方针。实践证明这一作战方针是十分正确的。战争历时三个多月，5月中旬空山坝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最终胜利。战果辉煌：歼敌二万余人，缴获枪支八千多支，大炮五十多门。不仅收复失地，而且使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多。

　　1933年7月，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同年10月，刘湘正式发动了对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刘湘集团兵力为一百四十个团，十一个机械连，十个炮兵连，两个飞机队。再加上驻扎在川陕鄂边的其他敌军和地方民团，总兵力达到三十万人。蒋介石拨发二百余万元军费，万余枪支，子弹五百余万发，并联合英美帝国主义运送大批机械、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刘湘自恃兵多将广，实力强大，叫嚣“三个月内肃清赤匪”，分兵六路进攻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制定了在政治上、思想宣传上、军事上的系统策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红四方面军兵分东西两个集团，主动放弃巴城，历时十月，进行反“围攻”作战。最终的战果是歼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大炮一百余门。1934年8月下旬收复通江城，9月上旬收复巴中城，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而且还趁机解放了阆中、苍溪两座县城。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不仅表现出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成熟，而且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人民战争的思想精髓；更是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战例，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是极大地保存发展了革命力量。在整个根据地纷纷失利甚至是失败的困难情况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当时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直到后来到达陕北，红军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仍然是红军力量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兵力为四个师，一万六千多人（还有一万四千人、一万五千人等记载）。到1933年6月仅仅半年时间，红四方面军就发展为四个军、十一个师，兵力达到四万余人。粉碎六路“围攻”后，兵力竟然发展到十四万多人（其中正规部队是八万人）。而同一时期，赤卫队、游击队、独立营等地方武装则发展到数十万人，革命力量得到最大限度地保存与发展。

　　三是顾全大局，以整体利益为重，牵制了敌人力量，为中央红军能穿越最艰难的川西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做出了巨大牺牲，为实现红军伟大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解放遵义，然后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但蒋介石加强了长江南北的防御，北上受阻。自此，中央红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月下旬中央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同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来电，“要求川北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当时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正随同中央红军行动，处境艰难。如果不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更大损失。但，这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将要放弃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国民党控制区开进。这无疑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巨大考验，同时也是巨大损失。接到中央来电后，川陕省委与红四方面军一致认为如果中央红军不是形势紧迫，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因而应顾全大局，牺牲自我局部利益，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大事。于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及时发动并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研究存在着禁区和误区，往往将张国焘的错误或有意或无意地加于整个根据地和红军身上，用张国焘的错误掩盖根据地和红军的功绩，用张国焘所犯的错误掩盖他所作出的贡献。显然，红四方面军此次军事行动不是“擅自放弃川陕苏区”，不是“逃跑主义”，而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体现。

　　同年5月29日——6月2日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随后开始征服人类极限——翻越大雪山。中央红军能渡过长征最艰难的这一段与红四方面军的鼎力协助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则奉命开往更北边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柄文部队南下入川。中央红军北上的右侧成都平原方向，也是敌军分布最多的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会师后，鉴于中央红军人员锐减、物资匮乏的窘困，红四方面军在战略物资、干部兵员方面给予中央红军极大的帮助，给中央红军补充了必备的生力军和新鲜血液。

　　此外，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还支持和掩护了红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川陕革命地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今天巴中市为中心，鼎盛时期根据地面积扩展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多达六百万。设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辖绥定（今达州市）、巴中两道苏维埃、二十三个县和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并相应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设置合理，建制健全。既体现了战时政权组织形式的特点，又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属性。给本已还十落后的以巴中为中心的川北、陕南地区全新的政治文明空气，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治文明的进步。

　　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及各级政权组织的建立健全是川北陕南地区政权组织建设史上的暂新开创与历史性飞跃。

　　据史记载，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九十一年）巴中境内首置汉昌县。以后近八百多年的历史，巴中建制变化无数，几乎每一朝代都有所变更，但始终为郡县两级。到了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建制更加混乱。四川地区军阀连年混战。巴中所在的川北地区是重灾区。仅1918——1923年六年时间，巴中先后遭到郑启和、颜德基、潘文华、刘湘、田颂尧等五个大军阀统治。20世纪20年代，四川开始实行分区防御制，各军阀统领都有各自的防区。在各防区内，军阀不代表国家对地方进行有效统治，军阀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实际上是各自的独立王国，大小军阀独断专横，肆意搜刮。因此，尽管1913年设置了巴中县，但各级政权组织机构形同虚设。1932年2月27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建立于通江县，同年6月迁至巴中县。川陕苏区按省、县（市）的行政建制，县（市）以下还分别建立区苏维埃、乡苏维埃、村苏维埃等基层行政机构。县（市）以上政府组织一般都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监察委员会、秘书处等机构。省级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川北地区政治文明的历史性飞跃；系统严密合理的各级政府建制，开创了川北地区的新局面。

　　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共发展了三万名党员和八万人的正规红军部队，培养了大批各级地方干部，组织了数十万人的地方武装。这些精干力量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后来这些人相当一部分参加了红军长征；另一部分人则潜伏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宣传抗日主张，并组建沟通中共南方局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站，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党活动，为我国革命与和平时期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贡献。

　　一、对红军和各级党委政府人力，物力，财力上巨大支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鼎盛时期 ，面积尽管达到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但这一带山地多，耕地少，经济十分落后。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经济仍不发达。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落后的地区，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提供了正规红军和中共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政府工作人员等十几万人的后勤保障。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川北、陕南人民所作出的经济贡献可见一斑。

　　根据地人民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红军的到来、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各项事业的开展，又反哺了根据地人民，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

　　二、对当地农业发展的促进。红军入川前，川陕革命根据地地主、富农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农、雇农，占有的土地不足百分之五。据一些对当地农民的调查资料记载，“通江、南江一带，土地革命前，每亩收粮食约一百斤左右，而分土地后的1933年和1934年，每亩就收到二百斤至三百斤粮食，增产一至二倍。那几年是大丰收，吃干饭也吃不完，自己也可以杀猪过年。”另据《巴中现代革命史》记载，1933~1934年又风调雨顺以前被国民党破坏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平均每亩土地收获粮食三百斤以上，较以前增长了两倍多，有的乡村的亩产竟达五百多斤左右”。尽管记载略有出入，但农业的增产是明显的。这一切应归功于根据地建设后，土地改革的开展和基层乡村组织有序的领导，实行了耕者有其天的土地政策，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这一地区生产关系得到根本关系变革，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三、对当地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促进。

　　红军入前，川北陕南地区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还处于原始的、作坊式的、小规模的、封建的落后状态，不仅水平低下，而且门类极为不全，近代的邮电事业基本上没有。根据地建立后，在苏维埃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办了铁厂、盐厂、锅厂、缝纫厂、被服厂、造船厂、兵工修配厂、综合工厂、斗笠厂、烟子厂、造布厂、硝厂、土纸厂、袜厂、榨油厂、铁木农具厂、火药厂、榨糖厂等。这些工厂既有军工，又有民用，既满足了战争的需要，又丰富了当地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了工会组织，制定了限定工时、增加工资、保护童工女工、救济失业等措施，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的积极性，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这一系列工厂的举办使根据地的工业水平得到很到的提高。

　　自古以来穿越根据地所在的川北陕南地区的主干道就是“从成都经阆中，横渡嘉陵江到恩阳，再沿巴中南江谷关到陕西南部的古商道”，即历史上的“米仓山道”。直到红军入川前这里的交通没有改变。根据地建立后，设置了交通专管部门，组织修建了大批道路桥梁，清理河床，扩宽航道。如：疏通了恩阳至三江河段六十公里的河床；新修了巴中渔溪到九镇的大路。这些工程尽管在战时主要为战争服务，但对根据地人民而言都是恩在当代，泽被后世。对改善当地交通状况，促进地区见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可忽视。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精神文明方面的贡献

　　一、多样化的宣传形式宣传了革命主张，扩大了中共的影响，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理想。

　　红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在红军队伍里，各级政治主管部门都相应设立了宣传队；在地方，省、道、县（市）、区设立宣传部，乡则组织宣传分队，专门组织和领导宣传工作。宣传的内容广泛，一般包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

　　宣传的形式多样，包括：

　　口头宣传，这是各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队的重要形式。宣传员深入群众，在酒店、茶馆，甚至街头巷尾、乡村院坝用通俗易懂的当地地方语言向群众演讲、摆谈；

　　石刻宣传，宣传员因地制宜，利用川北地区多山且岩石多裸露的自然特点，把党和红军的各种政策主张刻在苏区的群山之颠、道路两旁、关镒渡口等处的石崖、石墙、石碑、石柱、石坊、石门廊和村民院落的石板壁上。这是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在土地革命时期运用的特殊宣传舆论方式，是我党宣传工作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伟大而独特的创举。石刻的内容可长可短，短的寥寥数语如著名的“赤化全川”；长的多达数千言，如：有傅钟、廖承志等领导人亲自书写携刻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劳动法令》，就长达六千字。这些石刻数量多，仅通江县现存的标语就达四千多件；信息传播度高，随处可见，时时都在宣传。尤其是那些刻在悬崖上的巨幅标语，更加醒目，宣传效果更好；再加之是在石头上刻写的，不怕风吹雨淋，不易毁损，更增添了宣传效果的长期性和持久性。

　　组织川剧、话剧、歌剧、活报剧、小型演唱会等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这些多样化的文艺表演不仅宣传了革命主张，而且丰富了文化娱乐十分落后单调的根据地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提高了当地的文化品位。

　　最后还要提一提一种颇有意思的宣传形式——阵前喊话。这是在战斗第一线上的宣传，在战斗发生时直接面队国民军队。由于国民党士兵大多是出身与贫苦家庭，是被强盗式的——抓壮丁的方式拉去当兵的而非自愿参军；在部队里又倍受军阀长官的压迫和统治，军心极不稳固。阵前喊话往往会收到最及时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导致敌人整排、整连的投降。《巴中现代革命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斯连的凤凰山战斗时，宣传队对白军喊话：‘川军老乡们，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不要自己打自己人，更不要为狗地主保家守财，为川棒老二卖命’”，“当夜一个连的敌军就投降了”。用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宣传员在巴中市南江县老红军鲜文才的话说，“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红军喊跨的。”

　　二、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设立，扩大了教育的对象，既服务于红军和苏区，又造福当地人民，对当地教育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在军阀统治下的川陕边区，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教育极不发达。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前，更基地所在地去各级县虽然设有中小学校，但由于要收取高昂的学杂费，普通老百姓子女实质上被排除在学校大门之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而导致该低去民众的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男子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劳动妇女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全文盲。川陕苏区建立后，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获得了接受文化教育的基本权利。而且还享受优先权。红军所到之处最先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兴办学校。距记载，“红军在解放四川省巴中区以后18天内，就成立了20余所列宁学校。”苏区的学校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培养各种干部的学校。如省委党校.红军大学.彭杨军校等,专为党和军队服务;另一种是完全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面对普通民众。如举办的列宁小学和列宁中学。普通老百姓子女上学不仅不缴任何学杂费，而且学校还免费提供课本、纸张和笔墨。贫困学生还可以免费享受学校提供的伙食。不要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是时至现在，七十多年后之后的今天，我们的义务教育尚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不得不惊叹苏区和红军在如此艰难的战争环境中能举办这样的教育！创造这样的奇迹！这也是苏区人民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始始终如一地支持红军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明确的数据材料来证明苏区建立后，川陕边区人民的文化素质究竟提高了多少。但，这些学校的建立对当地教育的贡献绝对是里程碑式的。

　　（三）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红军入川后，各级政府和军队都建立了医院，基本上形成了医疗体系。医院既面向政府和红军，也服务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来看病是免费的。不仅如此，还非常重视公共卫生的开展：川陕省委编辑出版了《卫生常识》，总指挥徐向前还亲自动手写了《简单卫生知识》一书。这些举措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福祉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评价问题历来是个颇费周章的事情。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政治民主文化进程的加快，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研究硕果累累。但这些成果更多的是关注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的贡献。笔者力图从的一个新的视角——把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的贡献与对当地人民的贡献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力图更客观地、全面地、人文地认识川陕革命根据的地位与作用。同时还特别提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再生与发展方面的独特贡献。由于资料的欠缺、时间的限制和个人能力的局限，文中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