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的女性关怀

　　浅析白居易的女性关怀

　　【内容摘要】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他的诗歌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女性题材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诗中的妇女除了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恋人、妻子之外，他的笔触还上至贵妃宫女，下至弃妇娼女，真实的再现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生活。白居易表现出的这种对妇女命运极大关心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文学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他这种女性关怀的形成与他先进的政治思想、中唐文人女性观的整体转变以及对传统的继承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白居易 女性诗歌 女性关怀 影响因素

　　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加以关注，并对她们的命运倾注了深切同情的，白居易是颇为突出的一位。据《全唐诗》所辑，白居易以女性为素材的诗达二百一十余首，数量颇丰。诗中的妇女除了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恋人、妻子之外，他的笔触还上至贵妃宫女，下至弃妇娼女。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分析这些诗歌，其中体现出的对受压迫女性的关注和同情，对尊重妇女的呼吁，更显示出诗人较其他封建士大夫文人的进步与难能可贵。

　　一、白居易的妇女诗作中体现出的女性关怀

　　（一）反映劳动妇女艰辛的诗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政治经济凋敝不堪。随着均田制的彻底破坏，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法后，赋税征纳中流弊滋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受到的盘剥反而较以前加剧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劳动妇女自然也摆脱不了这悲惨的命运。正如《观刈麦》中所描述：“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足蒸暑土热，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田家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五月麦黄时节，妇女们冒着烈日带着孩子肩挑饭食，手提壶浆，到田里送饭，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希望收获的粮食除了缴纳捐税外还能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但苛政猛于虎，她们的付出不会得到最低要求的回报，所以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成为拾穗妇的命运。诗人在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一幅看似其乐融融的夏忙图：夫耕妇炊，好一派和谐景象，颇有桃花源的生活气氛。但接着诗人又刻画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景：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在田里拾拣遗留的麦穗，并告诉诗人所收获的粮食全部缴纳赋税了，只能以此来充饥肠。诗人用两幅完全相反的画面揭示了表象之下的实质问题：吃人的赋税制度剥夺了劳动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让这些贫苦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而看到这一场景，诗人怎能不感叹命运之不公？怎能不念贫妇人之悲惨？白居易对织妇生活的描写也是诗人反映劳动妇女艰辛的另一重要内容，《缭绫》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缭绫的工艺可谓是天上人间罕有，正如诗人所描述的“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如此精妙绝伦的工艺，离不开“越西寒女”的勤劳和智慧，她们忍受着“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的艰难，只为满足“汗沾粉衣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的统治者的荒淫与奢侈。诗人在诗中浓墨渲染缭绫的美，让读者惊叹织妇的高超技能，惊叹之余，作者却笔锋一转，发出了“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的慨叹。在这种巨大的对比和反差中体现出了织妇的艰辛，表达了“念女工之劳”的鲜明主题。

　　以上两篇诗歌中的农妇和织妇正是当时社会劳动妇女的缩影，如果说这是白居易从正面来反映劳动妇女艰辛生活的话，那么像《议婚》就是从侧面来反映的。诗人开篇即点明“人间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颜色非相远，贫富则有殊”，然后是诗人分别写贫富到底“殊”在哪：“红楼富家女，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婚嫁本是所有适龄女子的基本权力，但在当时的社会里却因为贫富的原因而体现出如此大的差距。“贫家养女嫁常迟”，由于穷，贫家女子无人聘娶，就像那桃花一样，花开花落，年复一年，无人怜惜，得不到幸福的爱情，得不到女子正常的婚嫁权力，这是封建社会里“富家女易嫁”，“贫家女难嫁”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真实写照。白居易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揭露，对难嫁的贫家女给以深深的同情，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对广大的贫苦劳动妇女的不公。

　　如果说《观刈麦》、《缭绫》中的妇女是身体上承受生活的艰辛的话，那么《议婚》中的贫家女还要忍受心灵上的煎熬，这种灵与肉的双重折磨正是古代妇女生活的真实表现。白居易把这一社会问题用诗歌表现出来，并在诗中把造成这些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大胆的揭露出来，替这些受苦妇女控诉，直刺不合理的赋税制度和婚姻制度，对这些贫苦妇女寄以深深的同情。

　　（二）反映夫权及封建礼教对妇女束缚的诗

　　在蒙昧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妇女除了受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外，在伦理关系上还要受夫权的压迫。她们的命运往往被丈夫所主宰，不合理的封建礼教为薄情男子喜新厌旧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酿成了一幕幕摧残妇女的悲剧。白居易站在同情妇女的立场上，为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严厉的批判了当时男女在婚姻上的不平等及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

　　《续古诗十首》之七，写一个“结发事豪家”的贫家女，由于丈夫妻妾成群，争妍妒宠，终于逃不脱“容光未销歇，欢爱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为眼中沙”的世俗悲剧命运。尤其荒谬的是，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还通过伦理的折光，从生前贯彻到死后。男子丧偶，可以名正言顺地续弦，女子却只能从一而终，夫死再嫁，被认为是“失节”。正如《妇人苦》中所述：“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犹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诗人分别以“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的竹子比喻丧夫的妇女，以“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的柳树比喻丧妻的男子，委婉的揭露了这种不平等。结语云：“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亦悲亦祷，语重心长，显示出诗人对妇女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并企盼她们早日获得平等合理的社会地位的善良愿望。

　　再如《母别子》这首诗叙写的就是在封建社会里妇女经常遭遇到的一种悲剧。诗中描写一个爬上了封建社会上层的男子，在得到高官厚禄后，抛弃了旧日的妻子，另外迎娶新人，使前妻与自己的骨肉分离，母子都受到痛苦的精神折磨。尤其是结尾四句：“新人新人听我语，洛阳无限红楼女。但愿将军重立功，更有新人胜于汝”，直叩人心扉，这是被抛弃的旧人对替代自己的新人给的忠告。同样作为被玩弄的女人，旧人深深的同情新人，达官贵人对荒淫生活的无限追求，所谓新人，也会因色衰遭受到与旧人相同的悲惨命运。诗人把弃妇对命运的无奈感和无力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全诗用一种悲凉激愤的感情写成，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表现了诗人对封建社会拥有权势和财富的男性凭借夫权制度任意玩弄女性、迫害女性的强烈不平和无限愤慨。

　　在那样一个男权制度极顽固的社会环境中，白居易以与众多封建士大夫不同的视角去关注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生活。他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透析她们的生活，眼睛折射出妇人受压迫的不平等地位，发出了“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感叹和“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的呐喊，向封建社会呼吁尊重女性。

　　（三）反映宫廷妇女悲剧命运的诗

　　在封建社会，女子事实上不过是男子的附庸和玩物，而把这种两性间的不平等发展到极致的，莫过于封建专制帝王。皇帝除了皇后作为正式的妻子外，还有妃、嫔，宫女等后宫嬖幸。为了保证这些各具姿色的众多女子对皇帝的贞操，甚至用阉人把她们严密的监护起来。白居易《后宫词》有句云：“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就是反映宫女的怨旷之情的。元和四年，出于对遭受“幽闭怨旷之苦”的宫女的深切同情，白居易曾上《请拣放内宫内人状》，并获得宪宗的听纳。此后，白居易还创作了许多关注宫廷妇女的诗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后宫宫女的怨旷之情，另一类是表现得宠的妃子的悲惨命运。

　　《上阳白发人》就是表现后宫宫女生活的代表作之一。“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的上阳白发人，只因被“杨妃遥侧目”，便“一生遂向空房宿”。诗人采用叙事的形式，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将上阳人从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的悲惨生活娓娓道来，并且突出了“离别亲人”、“独守空房”这几个具有典型性的场景，来表现其被迫入宫的无奈和宫中生活的寂寞难耐，从而使这些悲剧性妇女的形象格外生动逼真。诗中多细节描写，如“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来表现宫女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的生活；用“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适时妆”来表现宫女与世相隔的状态。但此诗成功的奥秘，绝不仅仅在于艺术技巧，根本原因还在于白居易对这些被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青春的白头宫女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否则他不可能把上阳人一生遭受的非人道的“幽闭怨旷”之苦及其青春虚度，零落栖迟的寂寞心境，刻划的如此深微细致而真切感人。有或没有这样的同情心，是大不一样的。在白居易之前，元稹也写过一首《上阳白发人》，有句云：“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正因为元诗的同情主要在帝子天孙方面，不能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性质，缺乏仁恕之心，所以其艺术水平和社会意义是不能与白诗同日而语的。白居易塑造的白头宫女上阳人的形象，对反映封建时代宫女的怨旷之苦，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专制制度对宫女最为野蛮的摧残，莫过于皇帝死后，“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对这种极不人道的制度，白居易《陵园妾》一诗，给予大胆的揭露。此诗与《上阳白发人》同其意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摧残妇女的罪恶，同情那些“颜色如花命如叶”的陵园妾。所谓“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不正是对幽闭陵园，终身禁锢，虽生犹死的陵园妾们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苦难的深切同情吗？诗人还为这些被罪恶的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青春和自由，无权过正常人生活的宫女们发出了愤怒的抗议：“愿令轮转值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

　　白居易描写得宠的妃子的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即是堪称“白诗双壁”之一的《长恨歌》，它以李杨爱情为题材，超越史实，着重赞美他们坚贞的爱情，而且诗中对杨贵妃寄以极大的理解和同情。贵为贵妃的杨玉环，本可以在穷奢欲极的宫廷生活中，在唐明皇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宠爱中度过她的一生，这是她的大幸，但同时也是她的大不幸。她生活的环境是权欲交错的宫廷，她面对的是万人之上的顶级男人——皇帝。她已与平凡失之交臂，已与平凡人的生活脱离，她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罗盘，她的命运已完全掌控于皇帝之手，并且被整个大唐命运牵系着。所以最终落得个作皇帝的替罪羔羊，冤死异地，香消玉殒的结局。杨贵妃虽然是宫廷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但诗人知道历史的悲剧、宫廷生活的悲剧，并非是她一个女人所能掌控的。所以在诗的前半部分为了把杨贵妃描绘成一个养在深闺又天生丽质的少女，而略去了她曾是寿王妃的事实，以及因恃宠嫉妒而两次被遣出宫的情节；后半部分又将她的惨死美化为升天为仙，把她安排在“楼阁玲珑”的“缥缈仙山”上，将她在俗世的遗恨带到仙境。脱离以美色侍奉帝王的杨贵妃，脱胎为一个超越凡间的美丽仙子，成了真挚爱情的代言人。诗歌中的杨贵妃艺术形象高大，命运看似悲惨，实则在白居易的笔下，她的悲惨命运早已被爱情使者的形象所掩埋。诗中没有以往红颜祸水的偏见，白居易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旁观者的角度给予她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所以，无论是未得宠的宫女，还是得宠的贵妃，都免不了成为宫廷生活的牺牲者。宫廷这个吃人的活棺材剥夺了大批女子的青春和生命，白居易代表她们向封建统治者发出了无声的抗议，对皇权专制下的极不人道的婚姻制度和配陵制度予以揭露抨击，有着伸张人道主义精神的进步性。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将作为揭发封建制度罪恶的罪状永存。

　　（四）反映歌妓生活的诗

　　歌妓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处在被侮辱、被损害、被玩弄的卑贱地位。白居易认识很多歌妓，对于这些妇女的悲惨生活以及她们痛苦的思想感情，他是有着深刻认识和感知的，同时他对她们也是寄予深深同情的。如《夜闻歌者》中所描述的：夜晚的鹦鹉洲头，一个琵琶女边弹边哭，作者“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时，她“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有什么好说的呢？听到那“堪愁色”的发调和“歌罢继以泣”的呜咽，看到她只有“十七八”而夜泊洲头，人们也就明白她的身世了。可怜的歌妓们，一旦红颜凋落，命运就更加凄惨，多被抛弃，无依无靠，成了社会多余的人。为人称颂的杰作《琵琶行》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她的技艺是那样精湛，“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她的容颜曾是那样动人，“妆成每教秋娘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消不知数”，可当诗人听到“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遭遇时，不禁“江州司马青衫湿”，对她的不幸命运寄予深深的感怀和同情。诗歌通过一名曾为妓女现为弃妇的琵琶女生活经历的自述，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社会风情画，控诉了那个“春风秋月等闲度”，“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社会，感叹了世态炎凉，人民的悲苦和无奈。诗人与琵琶女的遭遇产生共鸣，并发自肺腑地吟诵出：“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把自己和琵琶女相提并论。故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曰：“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唐宋诗醇》云：“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这时，哪里还有士大夫与商人妇的差别，完全是同病相怜的平等的知心朋友。孙明君更明确的指出：“同情琵琶女，理解琵琶女，并主动把自己与处于社会下层的妓女相提并论，引以为知己，这在中国诗史上是不多见的。

　　（五）体现恋人之爱，夫妻之情的诗

　　在男女爱情方面，白居易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语言行动上都较以往的封建士大夫文人大胆的多，进步的多。究其缘由，与诗人的女性关怀是分不开的。在他叙写恋人之爱、夫妻之情的诗歌中，字里行间都可以体现出他尊重女性、给予女性平等地位的人文情怀，这种实践性的行为对其女性关怀很有说服力。

　　白居易早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和邻家女孩湘灵的爱情追随了他一生，而这种爱情也是白居易一生所追求的。据考证，湘灵和白居易自小相识，青梅竹马，长大后两情相悦，产生了浓烈的爱情。《邻女》云：“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嫄娥旱地莲。何处闻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真可谓情意浓浓，情人眼里出西施。《寄湘灵》更是满纸相思泪，“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愁”。然而，在封建礼教占主导的当时，白居易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更何谈美好的爱情。最终，这段感情被封建礼教无情的吞没，而我们的诗人也只能悲恸而又无奈地喊一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对无法实现的爱情理想，诗人只好把对恋人刻骨铭心的爱化为缠绵苦痛的相忆相思，长期表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为此，白居易写了《生别离》、《潜别离》，抒写“彼此甘心无后期”的内心苦痛及“绵绵无绝期”的相思之情。贞元二十年至元和二年，白居易先后写了《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寄远》三首诗怀念湘灵，喟叹离愁，万般感慨。“欲忘忘不得”“茫茫尽眼愁”。可见，诗人对湘灵的爱之深，思之苦。而且，他与后来的妻子结婚后仍对这段感情难以释怀。最明显的证明是他在元和十二年江州司马任上所作的《感情》一诗，此时诗人46岁，已结婚近十年，与恋人无缘已近二十年，却随身珍藏着湘灵的赠鞋，睹物思人，吟出“今朝一惆怅，反复看未几”，无奈中足见深情。从这些饱含辛酸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湘灵的真情以及一个情之所钟者的企盼，正如诗人在《长相思》云：“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在白居易心中，湘灵是他的知己，是和他心有灵犀，能够进行心灵沟通的伴侣，是和他“步步比肩行”的人生旅伴，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的工具。

　　白居易在36岁时娶了门当户对，但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杨虞卿的从妹，可白居易一结婚就表示“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而且把这誓约遵守了一生。我们知道，封建社会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法律把“无子”定为出妻的第一条，只要“无子”，即使夫妻感情再深，封建礼教也会强迫妻子离去。传说中的商陵出妻，就是迫于舅姑，离别时，夫妻中夜而起，抱头痛哭，连鹤也为之啼，后人有感而作《别鹤操》曲。白居易有过一子，不幸三岁夭折，按礼数，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妻了，可在白居易心中“义重莫若妻，生离不如死……无儿虽薄命，有妻偕老矣。幸免生别离，犹胜商陵氏”。至白居易晚年，夫妻二人相依为命，相互扶持，“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在《二年三月五日斋毕开素当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里，诗人欣然写下“偕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平淡岁月之亲情，相伴偕老之知足与惬意尽现于此。

　　诗人对男女真挚爱情的向往不仅仅是体现在个人的爱情经历上，还表现在他对人世间真爱的赞美和希望上。他的小诗《采莲曲》以清新之语，赞美了青年男女那纯洁，自由的爱情，完全抛开了封建礼法，了无男尊女卑的痕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白居易的爱情观没有受到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他在两人的爱情中给以女性同等的地位。在那样极端的男权社会里，女人多半被看作男人的“尤物”，一切唯男人是从，就这一点来说，白居易对湘灵和妻子的感情已极大超越了社会现实。他在追求真挚爱情的同时，把妇女提到了和男子平等的地位，其进步意义可想而之。

　　二、影响白居易女性关怀形成的因素

　　白居易在他的诗歌中关注妇女命运，尊重女性情感，弘扬真挚的爱情，给予妇女应有的平等地位，这种进步的人文情怀是与他先进的政治理想、中唐文人整体上女性观的转变以及个人对传统的继承是密切相关的。

　　（一）白居易先进的政治理想

　　白居易解褐入仕的贞元、元和之际，是一个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战事连年不断,民不潦生。少年的白居易为避战祸,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备尝生活的艰辛及战乱流离之苦。《朱陈村》诗云：“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正是他早年为谋衣食，寻出路，四处奔波的困顿经历的真实写照。加之后来仕途失意,流落他乡,使他对下层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有了更深入的观照和体察。基于此以及对造成这些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的深入观察，从而形成了他以儒家“仁政”理想为核心的激进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而白居易的这种政治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即是从同情人民的疾苦出发，提出的“唯歌生民病”的诗歌创作主张。 从其诗歌创作实践来说，这种主张实际上含有再现人民苦难和揭露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两重意义。刘熙载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苦之困，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的确，白居易在其讽喻诗中，不但带着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描写下层人民尤其是饥寒的骄交迫的本残处境，同时，用类型化的手法，无情的揭露了权豪贵近们得残暴与贪婪，而他们奢淫逸、贪赃枉法、剥下媚上正是导致劳苦大众日益困穷的根源。

　　在这些受压迫的人民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诗人关注的女性。她们处于社会下层，不但受政治经济的压迫，还要受夫权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对于这些妇女来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让她们的生活经历更加坎坷，命运更加悲惨。所以无论是《观刈麦》中的劳动妇女，《母别子》中的弃妇，《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上阳白发人》中的后宫宫女，还是《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在白居易眼中都成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殉葬品。白居易把她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并用诗歌剖析她们的生活和造成这种悲惨遭遇的根源，这种不符合当时社会正统思想的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先进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

　　（二）中唐文人整体上女性观的转变

　　中唐是唐代的重要转折时期，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乃至整个社会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中唐文人处在特有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为了仕途而致力于科举与入幕，周旋于文人集团之间，经历着贬谪与外放等政治遭遇，从而在进取与困顿中形成了独特的文人心态，造就了独特的文学风气，并体现在中唐文学的文本当中。中唐文人的女性关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熟发展起来的。

　　而以女性为题材的中唐文学作品涉及到当时几乎所有主要的文学体裁，创作手法亦多种多样。从表现内容上来看，既有女性容颜、体态、装束等描述性作品，又有女性个性、情感、命运等议论抒情性作品。中唐文人笔下的女性，既不是单一的个体形象，亦不再是面目模糊的平面组合，而是类型丰富、形态各异的中唐女性群像图，和中唐以前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呈现出迥然有别的风貌。首先中唐文学中的风尘女子形象是其女性群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风尘女子可谓女性中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也是与文人关系最为密切的阶层。正因为如此，个性独立、具有执著追求精神的女性形象自然得到文人的垂青。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元稹的《莺莺诗》、还有传奇名篇《李娃传》，都让这些佳人从幕后走到幕前。《李娃传》刻画了一位寻找真爱、追求自主的风尘女子形象，而且在作品中还扮演了“拯救者”的形象。李娃本是长安名倡，在荥阳公子行乞为生之时，将他从死亡危机中挽救出来，又倾尽资产供他读书，在荥阳公子得官后，她主动请求离去，以成全公子“结媛鼎族”的婚姻。在荥阳公子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以坚强的毅力与自主的品格，促成他功成名就，在昔日情人荥阳公子得官后，她主动请求离去，以成全公子“结媛鼎族”的婚姻。这种主动，不是哀伤悲切的退让，而是权衡形势后做出的充分展现自我意志的心甘情愿。李娃已经不是传统的傻傻付出而希冀爱人垂怜的角色，她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认识清晰。虽然故事的结尾是李娃入主正室，甚至还被皇帝封为“汧国夫人”。且不去评论结局的现实可能性，单从李娃表现出的这种独立和大度的精神状态来看，这种特质是被中唐文人所接受和欣赏的。相对来说，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历代女性高得多，虽然依旧处于男权社会之下，但是女性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烈，对自我的认识也较为成熟。更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是，这种特质还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赞赏。其次就是描写劳动妇女的。中唐劳动妇女的形象虽不若风尘女子那么风头正劲，但因其所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特殊性，在文学作品中依旧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张籍的《征妇怨》中的征妇，丈夫战死沙场留下自己与遗腹子，自然是很痛苦的。但她并不是只是哭诉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是看到了“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的景象。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征妇对自己幸福的定位十分明确，那就是完整的家庭，只是这样的幸福也在战争中化为了泡影；刘禹锡的《竹枝词》刻画了恋爱中充满复杂思绪的少女形象，少女的喜悦与愁绪，就像诗中描写的充满风情的景致那样灵动细腻。中唐文人通过这些传统的劳动妇女形象，创造新的内涵。他们多以女性的眼光看世界，关注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同时通过女子之口表达处于此种生存状态中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看法。在对劳动女子形象的描述上，也不再仅仅是传统印象中的软弱、谦卑、逆来顺受的灰色基调的木头人，而是增添了坚忍、勇敢的色彩。再次宫廷妇女的生活也是中唐文人惯于描写的。此类作品既有大量反映时事的叙事性作品，还有把目光投射于普通宫人，反映其命运的抒情叙事并重的作品，既是了解中唐宫廷女子的重要窗口又有深刻的讽喻意味。王建的《宫词一百首》写宫人们争宠的方式以及在春夏之际的消磨时间的游戏场景；元稹的《行宫》不过二十字却写尽了白头宫女青丝变白发的遭遇，以一斑而窥全豹，可见绝大多数无缘见天颜的后宫佳丽，面临的都是这样的悲惨命运，成为典型的宫女寥落与哀怨的形象。白居易《上阳白发人》、《陵园妾》也以深痛的笔调叙述了宫女的一生，揭露了封建社会极不人道的皇室婚配制度和配陵制度；另外还有王建的《宫人斜》和李贺的《宫娃歌》等等。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文人笔下涉及了宫廷妇女生活的诸多方面，但是更深层次的还是对她们命运的关注，探究绫罗绸缎下的重重束缚以及亮丽光环下的无奈命运。

　　可以看出中唐文人笔下的女性群像大多是是其女性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们关注女性生命个体，并将人生境遇的同病相怜灌输于作品中，寻求自我心灵的解脱。在中唐文人的笔下，女性不仅仅是用来怜爱的，更是用来尊重和惦念的，她们身上，既有传统的女性美德，还有众多原本只属于男性的优秀品质。中唐文人对女性的态度从传统的欣赏、爱恋、追求和享用发展到赞美、尊重和敬重的程度，女性在中唐文人观念中的形象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三）白居易对传统的继承

　　翻开历史的画卷,不难发现,在白居易之前就有很多的诗人和诗歌在关注女性生活和妇女命运，体现出最原始的朦胧的女性关怀。《诗经》中有不少诗篇描绘弃妇怨女,如《氓》与《谷风》中弃妇的血泪,有力地控诉了男子的喜新厌旧,直指扼杀妇女幸福的夫权制;《君子于役》写征战离乱中思妇丝丝入扣的思念,那个倚门等待望穿秋水的女子穿过历史的时空,仿佛还在向我们泣血诉说;《东山》写征夫遥想思妇如何翘首以待的辛酸,实则也道出了思妇长期独守空房的悲凄。这些诗虽不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却留下了文人关注妇女命运的优良文学传统,体现了一种令人感怀的人文精神。到了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更有大量的思妇诗写出了女子独守空房的孤寂:“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天各一涯的刻骨相思:“思君令人老,……努加餐饭”(《行行重行行》);“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虽然这些诗歌大抵都是写妇女的被遗弃，以及征夫思妇的离别之苦、相思之痛，很少触及劳动妇女日常的生活，但这些诗作仍然在关注妇女的凄苦命运,含蓄地体现出对妇女生命意识的强调与尊重,呈现出早期文人朦胧而进步的女性意识。再到后来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的诗中出现了更多的对广大的受压迫女性的描写，比如《新婚别》刻画了一位饱受战乱所造成的离别之苦的女性；《即事》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描述了一位舞妓的装扮、神态和舞后的受赏，丝毫无感情的介入；《丽人行》通过对杨国忠兄妹穿着、宴饮和出游随行装备的细致描摹，讽刺了他们的骄奢淫逸。虽然杜诗中的女性仍未能跨越封建伦理的藩篱，但这些诗歌仍然体现了杜甫进步的女性关怀。白居易作为一个长期受传统诗风浸润的诗人,他很难割舍诗歌一直都关注妇女的优良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对它们有选择的继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女性关怀。

　　的确,白居易倾其全情描绘妇女生存境遇,深刻揭示其命运之悲,身世之惨,把她们作为一个个“人”去关注，在那个时代，他的诗歌中体现出的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是很少有文人能够企及的，他先进的政治理想，以及传统诗风对他的浸润使得他成了中唐文坛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可以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同人类文明的进程成正比的，虽然中唐时期的妇女仍然摆脱不了封建社会为她们制定的藩篱，但至少像白居易这样关心妇女生活，关注女性命运，并希望她们得到合理的社会地位和美好生活的文人，仍然在不断挑战着男权社会，仍然在把这种人道主义情怀撒向人间，推动着人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