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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第三节 发扬创业精神，投身创业实践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7 22:47:21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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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两弹是他的勋章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而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生平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
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背景
杨振宁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回答：“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激动得流出泪水
邓稼先的一生，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长大，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声中走上科学之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强国的宿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同时，他在党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如何发动群众进行科研攻关，为此而终生奋斗不惜个人的生命。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故事
他从美国归来，带了几双尼龙袜子送父亲，还带回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
岳父支援的一点粮票，他都用来买饼干与同事们分享；他在基地度过10年单身汉生活
邓稼先于1950年夏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完全可以留在那里并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但他毅然回来建设仍一穷二白的祖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邓稼先还强调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亲临第一线。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他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检验，自己受到致命的辐射伤害得知患癌症，他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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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辉：艰苦奋斗、努力进取
黄荣辉1942年生，福建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83年获日本东京大学理学博士，1979年—1981年日本留学，1991年11月—1992年5月为日本客座教授。现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地学部常委，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埋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曾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家”’称号。
主要从事大气环流理论、气候动力学和热带海一气相互作用的研究，成果辉煌。主持多项国家重大项目研究，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第一批启动项目“我国重大气候灾害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的研究”首席科学家。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 3 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l 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l 次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黄荣辉曾说：“我能够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地学部最年青的常委，完全归功于国家与人民的培养和党的教导。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我就不可能在大气动力学方面帮出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就，也不可能在科学道路上留下一点足迹。”
195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9 月初，他用一要有扁担挑着麻袋做成的行李袋，带着家里唯一的一床被子，穿着他一生中第一次买的鞋，坐上北上的火车，历经11天到达北京，迈入了北京大学——引导他认识现代科学的大门。他走进美丽的北大校园时，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亲切，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学校领导经常问寒问暖，给我最高助学金，每天冬天、夏天，还有冬衣、夏衣补助。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暗下决心，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报答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就是这样一个纯朴的信念使他在学习上战略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在北大地球物理系，他学的是大气动力学专业。在 6 年的学习生活中，他脑海中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如何用现代化的教学物理概念来解释气候千变万化的原因。他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在被下放到农场锻炼一年多后回到研究所。回到研究所后，参加了我国卫星气象学的研究工作，从此，他步入了大气科学的研究旅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严格的考试，他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科学系留学。在国际著名大气动力学家、数值预报专家岩保勘三郎教授的指导，从事大气动力学的研究。他选择了当时国际大气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而困难的研究课题——行星波动力学（大气中一种波长为上万千米的长波）。这是一个关系到两周以上大气环流和短期气候变化的关键性动力学研究课题。为了尽量利用东京大学先进的计算机来研究这个动力学问题，他每天早出晚归，工作达14小时以上。他从观测事实出发，应用波的缓变媒质中传播的理论，设计一个34层数值模式，并利用这个模式地球大气准定常行星波在三维空间传播的两支波导理论，并正确地证明球面斜压大气中波作用守恒定理。我的这些研究已广泛地被国际学者所引用，并已获得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由于他在行星波动力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他的导师曾多次挽留我在日本继续这项研究工作，并亲自到我国驻日使馆要求延长他的留学期限，美国大气科学研究中心一位著名气象学家也邀请他去该中心继续作这项研究。但是，他婉言谢绝他们的邀请，按时回到祖国。回国后，一方面把他所从事的行星波动力学研究继续下去，为发展我国短期气候变化的研究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在研究生院开设当代大气动力学课程，培养有一定特色的研究生。
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一点成绩和工作上的需要，我担负了许多学术业务和行政事务。除主持研究所的科研业务与全所研究生培养外，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气候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材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并且，从1987年起主持了多项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研究项目。此外，他还要批导许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尽管事务非常繁忙，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研究工作，尽量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作研究，在对我国旱涝成因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在国际上提出西太平洋暖地热状态及其上空对流活动对东亚大气环流与短期气候变化起重要作用的理论，从理论和观测事实、数值模拟提出东亚 / 太平洋型遥相关波列，并且把这种理论用于实际的旱涝预测，为我国旱涝的季节与超季度预报提出一个新思路。此项研究成果已获得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他说：国际科学发展是很快的，俗话说“不进则退”，如何带领这支队伍在国际上作出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研究，为我国大气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摆在我前进道路上的重要使命，因此，我必须以更大的努力为大气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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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创新无止境
鲜花迎笑脸，彩旗舞春风。2001年2月19日上午，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盛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聚光灯下，吴文俊鹤发童颜，容光焕发。当他从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时，人们在仔细地端详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科学功臣。
人们常说创新的最佳年龄段在三四十岁，而2001年82岁的吴文俊却创新无止境，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成果迭出。到底奥秘何在？大家的问题也是记者的问题，走下领奖台的吴文俊被记者团团围住。他说，这可能与数学的特点有关。搞数学没有时间限制，既不像记者写文章要赶着出报，也不像下棋比赛超时就不行，什么时候想做就什么时候做，有时坐下来可能一干就很久，有时脑子里空空的就什么也不做，所以和年龄没关系。这话听起来轻松，但事实上是吴老一门心思钻研数学的真实写照。
“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吴老收起笑容，“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爱数学，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听着老人铿锵有力的话语，他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气概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为了给中国的数学争口气，吴老1946年赴法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5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年仅38岁，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同年吴老因在拓扑学方面的奠基性研究，荣获中国科学院奖金（国家自然科学奖前身）一等奖，而与他同时获得此项殊荣的是钱学森和华罗庚。他的名字早在50年代就响遍神州大地，而在国际数学界，科学家们常常引用他的成果，称作“吴公式”、“吴示性”、“吴示嵌”。70年代后期，已经60高龄的吴老，又将数学研究巧妙地与蓬勃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祖国古代数学算法化的思想，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的先河，从事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成为国际自动推理界的先驱，他的研究成果又被国际同行称为“吴方法”，并已经被应用于当前流行的符号计算机软件研究工作中。为了献身数学，他将自己的生活简单了再简单，不喜欢音乐，不喜欢锻炼，唯一可算作爱好的就是看别人下棋，可他很少与人对弈，因为怕上瘾，花去太多的时间。他说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可是躺在床上，思考最多的还是他喜爱的数学！
吴文俊对祖国和人民的科学贡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拓扑学方面的奠基性工作，另一个是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几十年来，吴老不仅在科研上率先垂范，而且十分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迄今为止，吴老已经培养了近十位研究生，目前他在数学领域的开拓性工作正在由他的学生们成功地推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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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故事
袁隆平，平头小脸，其貌不扬，土里土气。你想不到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而正是这个显得有些平凡和土气的老头，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才华，在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非凡的奇迹——目前在我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每年收获的稻谷60％源自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
是怎样的力量把一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并且积极影响着１６亿人的命运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促使着袁隆平年轻时违背母亲的意愿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执着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而最终走向成功的呢？
“知识＋汗水＋机遇＋灵感＝成功”是他一生的缩写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从一棵天然杂交稻开始， 袁隆平开创了水稻育种的新历史。作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的英雄，也是有着世界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他获得的一系列国际奖励可资证明。若回答“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没有哪位科学家比袁隆平更有资格回答了。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不善言辞的袁隆平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以“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作了精辟的回答，并且还讲了一个故事。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６年，我在农校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每年都去农田选种。从野外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找回种子播种，看它第二年的表现，这样来筛选具有稳定遗传优异性状的品种，这称为系统选育法，是常用的一种方法。１９６２年，我在一块田里发现一株稻鹤立鸡群，穗特别大，而且结实饱满、整齐一致，我是有心人，没有放过它。第二年我把它种下去，辛苦培育，满怀希望有好的收获，不料大失所望，再长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小不一。这时候一般人感到失败就放弃了，我坐在田埂上想为什么失败了呢，我想到第一年选出的是一棵天然杂交种，不是纯种，因此第二年遗传性状出现分离，而如果按照那棵原始株杂交种的产量来计算，亩产能达到１２００斤，这在６０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突发灵感，既然水稻有杂交优势，我为什么非要选育纯种呢？从此我致力于杂交水稻育种。”
谁能够想象到，一个关系着１６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伟大的探索与成功，就这样由袁隆平的一个意念而开始并最终诞生了。
为了杂交水稻，袁隆平几乎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知识、汗水、灵感、心血，没有什么不是为了那梦寐以求的杂交水稻。在研究的初期阶段，为了获得一株必需的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和新婚妻子一起，在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５年连续两年的酷暑季节顶着烈日大海捞针般地寻觅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里，在前后共检查了４个常规水稻品种的１４０００多个稻穗后，终于找到了６株雄性不育的植株。
身体的劳累还在其次，学术界权威的质疑与反对，使袁隆平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当时学术界流行的经典遗传学观点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许多不良的因子已经被淘汰，积累下来的多是优良的因子，所以自交不会退化，杂交也不会产生优势，从而断言搞杂交水稻没有前途，甚至说研究杂交水稻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然而无论是科学道路上的挫折、失败，还是人为的干扰、破坏，所有的磨难都无法动摇袁隆平执着的梦想。他坚信实践才是真正的权威，火热的生命加上知识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
１９６６年，经过两个春秋的艰苦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株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后，袁隆平把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理性的分析整理，撰写出首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权威杂志《科学通讯》第４期发表。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在国内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先河，这不仅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水稻育种课题的启动，而且开创了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在随后的３０多年间，他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他的研究成果一个接一个，他创造的杂交水稻神话一个接一个。从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９９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３５亿亩，增产稻谷３５００亿公斤，相当于解决了３５００万人口的吃饭问题，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
袁隆平用知识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圆了华厦民族几千年都在渴盼的梦想，写下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神话。
１９９９年６月，“ 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昭示着高科技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于科技与知识的力量，怕是鲜有人能比袁隆平有着更深切的认识了。
“假设我们的超级稻大面积推广时１亩平均增产４００斤，推广１亿亩每年就可以增产粮食４００亿斤，相当于目前国内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粮食总产量。而我搞超级稻研究，只需要国家１０００万元的投资。所以科技进步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那么，水稻亩产提高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呢？我跟你讲，潜力非常大。在理论上，水稻的光合作用对地表太阳能的利用率可以达到５％。目前全国水稻的平均亩产为８００斤左右，只相当于利用光能的１２％，通过科技进步，只要把光能利用率提高到理论水平的一半即２５％左右，即意味着亩产翻番。我们的超级稻成功并推广后，预计可使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增至１２００～１３００斤。现在我的学生们，年轻的一代的科研人员技术手段更先进了，开展分子水平的育种，效率更高。展望一下，达到３％的光能利用率是可能的，那时１６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了。你说科技的力量大不大？”
梦，诞生于儿时那片美丽的园艺场
然而，回眸 袁隆平 的成功之路，可能谁也无法想到，他之所以会如此义无反顾的选择以农业作为自己奋斗一生的事业，竟只是缘于儿时感觉到的刹那间的美丽。
１９３０年９月，袁隆平出生于江西德安。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武汉和重庆度过。对于这样一个生长在大城市，并自小就上教会学校的人来说，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违背母亲的意愿选择学农，实在是出人意料。
“大约我６岁时一次郊游，曾在武汉郊区参观了一个园艺场。满园里郁郁葱葱，到处是芬芳的花草和一串串鲜艳的果实。我觉得那一切实在是太美丽了！美得我当时就想，将来我一定要去学农。”
没有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没有功成名就的意气风发，有的只是质朴的表白，有的只是对美丽的特别感悟与无悔执着。时隔６０多年的漫长岁月，袁隆平忆及当年的感受，仍不免双眼灼灼，神采焕发。可见当年那片花果鲜艳的园艺场，在风雨飘摇、国事艰难的年代，曾是多么深刻地打动了一个孩子纯真的心。这片美丽的记忆，成了袁隆平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与梦幻，使他从此与“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这片美丽的永远，最终改变了袁隆平一生的命运，并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１６亿中国人的命运。
１９５３年，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的袁隆平，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毅然从四川重庆来到了偏僻的湘西雪峰山旁的安江农校任教。
在安江农校，他一呆就是１９年。回顾在安江农校的教学生涯，袁隆平感触良深：“我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生物学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因此在以后的作物育种科研中，才具有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里，袁隆平以非凡的努力完成了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为将来的科研打下了基础；同时，一场梦魇般的饥荒最终促使他全力以赴的编织杂交水稻梦。安江农校成为袁隆平腾飞的起点。
一生的付出，为的是战胜记忆中那梦魇般的饥荒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一场罕见的饥荒席卷神州大地。安江农校宁静的校园也无法幸免。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深深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袁隆平响应党的号召，和学生们一起来到黔阳县的硖州公社秀建大队支农。生产队长老向企盼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如果能研究出亩产８００斤、１０００斤的新稻种，那多好啊！我们就可以不怕饥荒了，苦日子也就可以结束了。”老队长的话又一次唤醒袁隆平蕴藏在心底的童年之梦，从那一刻开始，他将“所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
“三年困难时期，我亲眼见过有人饿死倒在路边、田坎上，很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当时我们农校的老师被下放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在集体食堂里，我们吃的菜就是一大锅红薯藤，加一小酒杯的油来煮，跟猪食差不多。饭是双蒸饭，用水蒸了两次，饭粒儿看起来大，吃下去一会儿就饿，整天想的就是能吃顿饱饭就好了。
“人类能否战胜饥饿？我认为主要靠科技进步，再有一个和平环境，通过不断研究，取得农业科技的不断提高，就能解决饥饿问题。我是学农的，每年做点优产育种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曾经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我们几个朋友累了，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回忆起当年的那场灾难，袁隆平那种济世情怀，那种对生命的真挚的呵护与关爱，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内心的崇高与博大。
梦当然只是梦。为了通过科研的力量在实践中一步步接近这个梦，袁隆平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头扎进了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中。不为别的，就为了让现实中落后、贫困的农村能变得富饶而美丽。为此，他所经历的困苦与磨难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努力着，“真的，我从没后悔，我这个人有点痴，认准的一定要走到底”。他一直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杂交水稻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培育杂交水稻，是他生命中最强的音符
对于一个几千年来受贫穷与饥饿折磨的民族，有着高产量的杂交水稻良种来帮助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献啊。难怪一些地区的农民称他为当代“神农”，而国际同行称他的研究是“全人类的福音”。他先后获得了国内国际多项顶尖大奖，身兼数十个学术和社会职务。浩瀚宇宙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闪烁翱翔；风云市场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股票隆重上市。袁隆平，由安江农校的一名普通教师，终于登上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殿堂。
不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辉煌、荣耀、名利，却丝毫也没有使 袁隆平 发生任何改变，他还是始终如一的恋着杂交水稻事业。从播种到收获，他依然风尘仆仆的骑着摩托车去试验田；从春夏到秋冬，他依然分秒必争的察看着育种基地。他心中想的只有他的试验，只有他的杂交水稻。
“通过科技进步，现在我国常规水稻的亩产平均为７００斤左右，我们培育的杂交水稻平均亩产达８００斤左右。我们正在研究一种超级杂交水稻，亩产将达到１５００～１６００斤，有希望在２～３年内培育成功，那时又将推动全国的水稻产量上一个大的台阶。我们‘超级’稻的培育十分紧张，不管我在哪，都要求基地三天报一次数据，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对情况进行分析。我们有信心，提前两年实现亩产８００公斤的目标。”
１９９８年，国家国资局对“袁隆平”品牌进行了无形资产评估，认定其价格达１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对此，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各方面给予积极评价，并誉为昭示着中国知识经济的风暴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代的真正到来。
“农平高科”上市后，社会上有人称“袁隆平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他却很平静，对此一笑了之。他仍然一如往日的奔波在试验田地里。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有两大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研究成功，大面积应用于生产，这样２１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再一个是让杂交稻进一步由中国走向世界，‘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虽已届古稀之年，但袁隆平仍是魂牵梦萦着杂交水稻；虽已没有了园艺场的美丽与缤纷，但那种淳美与质朴，却更能透出一种科学巨人所特有的崇高品质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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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勤俭朴素
——两会代表、委员谈反对奢侈、勤俭治国
“要坚决刹住奢侈浪费之风，大张旗鼓地倡导艰苦创业、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朱镕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这一明确要求引起代表、委员的强烈反响。近几天来，反对奢侈浪费、倡导勤俭治国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热门话题之一。
“尽管本世纪初我国宣布人民生活总体水平达到小康，但这和世界人均收入相比仍有差距，这种小康还只是初级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协委员吴修平说起一些地方奢侈之风盛行时不禁痛心疾首，“讲排场、摆阔气目前被认为是‘很有气派’、‘很有身份’，浪费奢靡之风日盛。是该刹刹这种风气了，我们即使有再大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瞎折腾！”
许多代表、委员大声疾呼：千万不要丢了勤俭治国的好传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下岗职工、低保对象、离退休人员、优抚对象、民工、受灾农户等大批需救助的弱势群体，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
一顿豪宴，多少穷孩子的学费
在讨论、发言时，一串沉甸甸的数字令代表、委员们心情沉重：我国目前还有3000万人没有脱贫、1100万低保人员、1.1亿流动的民工以及数百万受灾人口……
山东经济学院教授郭松海委员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财力并不充足，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仍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勤俭办一切事业”。
有的委员指出，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减速，而我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格局。一些人便认为我国现在日子很好过了，可以大手大脚了，任意挥霍了。有些人花公款在高级饭店吃一顿饭竟有万元之多，这相当于多少贫困地区孩子的学费和书费啊。
甘肃定西地区女代表董淑芳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在一家餐馆标牌上看到一道菜名“燕翅鲍”，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当得知这道菜昂贵的价格时，不禁感慨地说：“我们那个地方干旱缺雨，专家预测，若不及时治理，20年后可能一滴水也没有了，不少人正为将来的日子发愁呢！”
富裕，不该成为奢侈的理由
今年年初，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宣布人均GDP突破4500美元，其中广州的人均GDP达到4586美元，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钱包鼓起来了。而来自这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传达出的一个共同呼声是——富裕，不该成为奢侈的理由！
“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上海宝山区委书记薛全荣代表这样说。
他向记者列举了这样一串数据：虽然中国GDP总量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而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足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许多代表委员表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产生了小富即安、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思想。有的年轻人甚至包括不少地方干部，认为时代不同了，那种艰苦创业的年代已经结束，可以丢掉勤俭朴素的“老传统”。
全国劳动模范、第七、八、九届人大代表马桂宁说，“朱总理在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阐述这一问题，说明奢侈浪费之风已经具有相当普遍性”。他认为，目前铺张浪费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也是“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用公款大吃大喝、高档消费，有的企业老总认为，企业效益好，多花点钱无所谓，搞一个庆典活动，动不动就用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给奢侈浪费者套上法律的枷锁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致富的人应该最受尊敬。”彭复生代表提议，应把勤俭作为立国之本，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勤劳、俭朴的作风。“就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那样，要大张旗鼓地倡导艰苦创业、勤俭治国、勤俭办一切事，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崇尚勤俭、真干求实的良好氛围。”
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委员说，“奢侈浪费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行的行政收支管理制度上存在一些缺陷。政府工作报告将狠刹奢侈浪费之风与政风建设结合起来，严厉批评一些基层领导热衷于大摆排场的活动。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为了给所谓的政绩添彩，一些干部早将百姓的冷暖、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这样的为政之本置于脑后。”
他认为，应该努力节省开支，生产、建设、流通等领域都要大力降低成本和费用，所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也要精打细算，禁止不必要的开支。段维义代表则认为，应该用“猛药”刹刹这股奢侈浪费之风，让那些企图以“数字出官，政绩谋官”的干部“无官可做，无路可走”。
代表、委员们提出，在加强引导和正面教育，倡导广大领导干部艰苦奋斗的同时，还要用法治的手段加以约束。来自青海的鲍义志代表说，“贪污、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对于贪污者，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加以惩治；但对于浪费现象，目前似乎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予以约束。有的人花1000多万元搞一个‘豆腐渣工程’或者毫无实用价值的‘面子工程’；一个乡镇政府的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遭殃的是老百姓。”为此，代表、委员们提出，应当尽快建立违法行政的责任追究制度，让政府的服务对象来评价政府，并将结果作为考核政府的一种依据，对各地区的考核建立一种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只有机制完善了，才能有效刹住这股不正之风。”
《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1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