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律使人优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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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的自由和自律

来源：山东大学报 总第1468期

　　生活中的人们需要思考和判断，离不开思考和判断的自由，相比之下，学人就更需要在学海中推本溯源，深厉浅揭。爱伦堡认为：大多数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来生活和行动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这就在一个侧面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学人因为博闻强记，在专业上造诣颇深，又善于分析概括，就比一般人在学术上有了驰骋的空间。因此，他们在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自由度就更大些。他们尽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想像、论证、见微知著，纵横捭阖。

　　然而，学人也断然不能没有自律，缺少了自律的自由就像缺少了牵引线的风筝，注定飞不起来。眼下做学问、评职称要写论文，搞科研要有成果。但在某些专业理论较为成熟的今天，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而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取得辉煌的成果，是相当困难的。于是有人就动起了剽窃的念头。报载，某大学法律专业的教师全文剽窃另一位教师的论文，被识破后诉诸于法律。还有人打互联网的主意，网上有大量的专业信息，下载既快捷、又省事，把别人的成果拿将过来，改头换面、梳妆打扮一番，写上自己的姓名，其不美哉。

　　哲人认为：人的心里，伟大和渺小总是紧挨着的，人的思想就跟随打下来还没有簸过的谷子一样，谷粒和谷壳掺混在一起。剽窃者因为谷壳和谷粒掺混在一起而失去自律、误入歧途。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剽窃不仅污染了学术空气，也扼杀了自己的思维活力，抄来抄去，日渐萎糜，一旦离开模本，他们将心余力拙，一事无成。

　　游戏是自由自在的，充满趣味的。但是没有了游戏规则也就无所谓游戏。就像跳水，表面看运动员能够在空中自由自在做动作。然而，这种看上去不受束缚的运动却受着一般物理学定律的制约。因此，无论在运动场还是在社会，能够自律的人，才是自由人。

　　看起来，在科学湛蓝的天空时，腾飞者有时缺少的不仅仅是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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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位不自省陷囹圄始觉悔 五名贪官狱中忏悔

　　欧阳松的忏悔

　　欧阳松，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2001年法院认定他犯有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处没收财产40万元。

　　失去了自由，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人千万不能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我内心悲痛欲绝，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惶惶不可终日，那种丧失自由、罪责难逃、性命难保的痛苦，几乎使我的精神彻底崩溃，白天神情恍惚，坐立不安，晚上心惊胆颤、彻夜难眠，一睡下去，又是噩梦不断，多次在惊恐中痛哭失声。曾经三次试图割腕自尽，以求一了百了，但终因看管得严密和对生命的眷恋而未能付诸实施。

　　投入监狱改造以后，我的心态稍有好转，但依然心情沉重，整天愁眉苦脸，既不愿提自己的过去，更难面对“自掘坟墓”的现状。在强作镇定的外表下，任由泣血在心中流淌；现在与过去形成的巨大心理反差，常令我感到无地自容，甚至引起内心的极度痛苦。比如，亲朋探监，犯人出入监区必须脱帽、立正，向当班干警大声“报告”，批准后方可出入。这是监狱管理的基本要求，可对我来说却是难于启齿，一开始喊“报告”就如骨鲠在喉，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囚犯服刑的日子，更是痛定思痛、深刻反省自己的日子。我常常沉思，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究其原因，一是我没有牢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盲目攀比，私欲膨胀又心存侥幸。三是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法律意识淡薄，丧失原则。四是没有构筑正确的思想防线。

　　自己的蜕变不是偶然的。大约是1992年我担任市长以后，曾带团到沿海考察学习，对方接待颇为热情。我发现有些与我同级或级别比我低的干部，浑身上下，从头到脚全是名牌产品，而且大都是国际名牌。对此我既觉得新鲜又感到费解，心想论工资收入他们比内地也高不了多少，他们的钱从何而来呢？有人向我解释，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早，思想解放，经济搞得活，送烟酒农副产品根本不算送礼，一次送个十万八万元的，也不算一回事。还有一次我带队到东部某市考察。听他们说，那里多数党政干部都有自己的公司或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公司，在那里党政干部是百万富翁的很多。对此，我虽不敢苟同，但对他们开始有点羡慕了。调我到省工商局任职后，内心是有些想法的，认为自己在市里工作还是干出了一些成绩的，现在看来官阶到此为止，提拔已经无望，过几年就要退休，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了。于是尽管还是想把工作搞好，但干劲小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慢慢松懈了。

　　我任工商局长期间，多次采取变通办法处理非法拼装汽车和走私车，为本单位增加了收入，使他人、自己获得了好处，却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出问题？但个别下属告诉我，有些兄弟省就是这样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为此我还派人专程去考察“学习”过。那几年单位搞基建资金不足，我想我是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我不着急谁着急呢？还是“仿效”一段时间，搞点建设资金再收手吧。这其实是我利令智昏、目无法纪的思想作怪。那时我为什么就不认真想一想，我还是一个行政执法部门的一把手，是省政府一个组成单位的一把手啊！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却用来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利益，没有把权力用于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这是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路。我感到，一个人光用道德自律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纪律和法律约束自己，对权高位重的人来说，尤为重要。

　　缺乏科学的人生观，没有构筑正确的思想道德防线也是我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受党组织培养教育多年，但灵魂深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得并不牢，贪图享受、拜金主义、目无法纪等错误思想并未根绝，一旦对事业的追求逐渐冷却下来，金钱的欲望便开始悄悄的冒了出来；再加上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外界一些光怪陆离风气的熏染，两者一拍即合。于是，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从量的变化逐步推进，最后发展到质的剧变，最后毁了自己的一生。因此我并不怨天尤人，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向犯罪的深渊的。有人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这话对我来说，绝对正确。我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下场，难道不是栽在自己的手里吗？

　　我不能正确地估价自己，常与那些钱财比我多的人比，与职位比我高的人比，却没有想到与那些成千上万的基层工作的同志比一比。在监狱我切身感受到，一些普通干警的水平、能力并不比我差，但他们常年工作在辛苦的岗位上，可能干到退休也还是个“普通一兵”，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千把块钱。我本来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但我不知珍惜，错误地评估自己，盲目攀比，这是我后来收受巨额贿赂的心理基础。这些，我现在明白了，只可惜为时已晚。

　　廖子中的忏悔

　　廖子中，湖南省工商局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因默许和同意工商部门对非法拼装进口小轿车的罚款放行行为而被认定犯有玩忽职守罪，因收受巨额贿赂153万元(其中20万元未遂)而被认定犯有受贿罪，2000年11月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成为今日阶下囚，就如同噩梦，不堪回首。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反省、反思自己。痛定思痛，我的教训极为深刻和惨痛：

　　一是没有牢固地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行使权力错位。1996年8月，我接管了工商局的经济检查工作。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用合法和非法进口的小轿车散件，在国内非法拼装成整车；使这种非法活动合法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省工商局处罚，再由省局报经国家工商局核发进口汽车罚没证明书。我深知经济检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也清楚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的人惯用的手法，更懂得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以及对国家的危害。因此，开始还能“把住关、不松口”，可一年下来，罚没收入大幅度下降，局里的经费紧张。面对这种状况，我感到一种压力，认为不能再“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了。加上这时有人反复向我建议，主张继续搞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的罚款放行，于是，我便从单位的局部利益，从所谓经济检查工作的地位和个人的威信出发，对这个建议予以同意和支持，并在我接管这项工作一年后的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滥用手中的权力，为近200台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的合法化和申领进口汽车罚没证明书开绿灯。我的滥用职权，使本应是查处和打击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成了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活动的通道。我作为省工商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主管领导，这种使用权 力的错位，构成了我的玩忽职守罪。

　　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正确的政策观，执行政策错位。国务院打私办曾发出通知，停止对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的罚款放行，自通知下达之日起要一律没收。但在错误认识和思想的指导下，我对新的政策规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搞为我所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默认、默许和同意继续实行对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的罚款放行。我在执行政策上的这种严重错位，实际上是支持和纵容了非法拼组装进口小轿车行为。

　　三是没有牢固地确立自警自律意识，价值目标错位。我在工作中，不论是行使权力的错位，还是执行政策的错位，深层原因和思想根源，还是利益的驱使、私欲的驱使。当我滥用手中权力为别人牟取不正当利益，别人事后给我好处时，我渐渐地由开始的拒绝到后来的收下，由收时的惶惶不安到后来的心理上自我安慰。荒谬地认为，别人送我的钱，我是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才收下的，又不是索拿卡要，又不是公款，而是朋友个人的钱，加上又是两个人一对一的事，除了他知我知，谁也不知，出不了什么问题。案发被捕后，湖南省检察院领导找我谈话，我曾以是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才收下为理由，为自己开脱，但省检察院领导对我说：“哪怕你拒绝了三十次，最后你还是收下了。”我无言以对。

　　几年来，身在监狱，每天面对铁门铁窗高墙电网，我从心灵深处忏悔，并从自己的惨痛教训中得到醒思：身为领导干部，在权力问题上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好自己，碰壁摔跤，甚至落入陷阱，走上犯罪，是迟早的事。

　　我的人生悲剧又一次向掌权者警示，领导干部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特别是重权在握又撑“顺风船”的时候，决不能忘乎所以。慎用权力常自省，莫留遗憾恨终生，因为自由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拥有。

　　马其伟的忏悔

　　马其伟，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兼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马其伟的犯罪是从1995年开始的，这离他1999年退休，仅差4年。他利用职权及影响，使他的妹妹、女儿、女婿等三人插手公路工程建设的有关项目，3个亲属先后收受的不义之财竟有220万元之多，而他本人直接受贿达13万元和5000元港币，4人受贿总数已达230多万元之巨。2002年5月被判无期徒刑。

　　人只有到了身陷囹圄以后，才会认真地去思考：我快退休了，又不缺钱花，干这些事为了什么？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纵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关键还是自身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的亲属想捞钱，必须有我这个“当官”的哥哥与父亲，否则又有谁会去为他们帮忙？他们的犯罪既有他们自身贪婪的一面，而最根本的是我的职权吸引了他们，是我的宽纵导致了他们犯罪。

　　剖析自己犯罪的根源，我感到最根本的是不重视政治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由于自己不重视政治思想学习，在思想深处慢慢形成了把政治思想工作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形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指标，只有生产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指标，我分管的重点公路建设工程上去了，工程质量好、进度快，才是过硬的成绩，因而工作一忙就挤掉学习。有时即使学习，在讲到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良时，总是在别人身上寻表现，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与党风和社会上存在的不良风气、腐败现象联系起来，看不见自己身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致变成了会上是冠冕堂皇的领导干部，会下是腐败分子。正是由于自己有这种错误的倾向，思想慢慢退步，拒腐防变的免疫力逐步降低，党性原则、党纪国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逐渐淡化，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也就感到习以为常了。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政治这根弦一旦松弛，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另一个原因是我的错误的亲情观。在对待亲情问题上我忘记了自己入党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庄严宣誓，临近退休时，为自己和家庭、家族的利益考虑得太多，当亲属中有利用我的职权和职务影响捞取钱财的苗头时，我没有用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态度去及时制止他们，用正确的观点去教育、引导他们如何对待理想、前途、幸福，没有用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亲属应该比别人有更高的要求去管束、鞭策他们，为他们指引一条做人的正确道路。相反，有的只是亲情至上、儿女情长。对亲属的要求，满足多于教育，以感情代替原则。家庭、家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亲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正是由于我这种错误的亲情观与亲属的贪婪相结合，导致我必然利用自己的职权和职务影响做出一件件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害了一家人，也害了自己。

　　周普华的忏悔

　　周普华，长沙市烟草公司原党组成员、副经理，长沙神农大酒店原董事、中方总经理。从1995年至2000年，近六年中的过年过节、搬迁新居、生病住院、生日、小孩升学留学，累计收受礼金、红包等钱物折合人民币208000元，构成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在看守所，我觉得世界上一切都似乎已经凝固，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分如年，度秒如年。想想自己17岁入伍，19岁入党，在部队服役26年，受党的教育36年，却在人生的长河中短短的六年里，由一个受人尊敬的上校军官和五星级酒店的老总，变成了阶下囚，实在可叹可悲。

　　面对铁门铁窗，高墙电网，面对寒冷的空气和漆黑的夜晚，在极度寂寞和孤独中，我在狭窄的空间中来回走动，从这头走到那头，一走就是半天。动物园我们都去过，关在笼子中的老虎都是来回走着的，这正是我关在牢中的体验。

　　到监狱服刑后，大门上写着三句话：“这是什么地方”——监狱；“你是什么人”——犯人；“你来这里干什么”——劳动改造。时刻在提醒你注意自己的犯人身份。按照监狱的统一规定，每个犯人都必须着囚服，即使是自己的衣服、裤子都必须缝上长长的一条黄色带子。作为一个旅游饭店的总经理，我以前是非常注意仪表和体面的，每天上班时，都是穿着笔挺的西服，系着漂亮的领带，而现在这一切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丝毫美感的囚服，那长长的黄色布条时刻在提醒自己是一名囚犯，抬头就可以看到的武警哨兵和高墙电网，它时刻在提醒自己身在何处。

　　当我失去自由之后，曾无数次无情解剖自己。我本是一个具有30多年党龄，又担任过多年纪检领导职务的党员，本应懂纪懂法，为什么从受礼到受贿，从违纪到违法呢？

　　一是经不住物欲的诱惑，抵制不住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我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多年的政治工作，也使我为人比较谨慎。省建某公司负责人就曾找过我，并说只要把工程承包给她们，她可以在广州买一套高级公寓外加50万元人民币给我，我拒绝了。随后一些大小包工头赠送的10多万元红包礼金，我也如数上交了局纪检组。但是我推不掉那些关系户两天一小请，三天一大请的吃饭、唱歌、洗桑拿等等活动。社会上一些人在我面前反复灌输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等等。这些话，开始我觉得刺耳，后来听多了，再看看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也觉得真像那么一回事。思想的堤防冲垮了，各种违纪违法的行为就产生了。记得1995年底，有人在我搬家时一定要送我一台彩电和一套音响，我坚辞不要，可他们执意要送，最终我接受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也是我开始走向违纪违法的第一步。

　　二是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把应该对社会尽到的一种责任，变为谋取私利的一种工具。刚查处我的问题时，由于不懂法，我的抵触情绪很大，错误地认为自己不就是在过年过节、生病住院、生日搬家、小孩升学留学时，收受了朋友们送来的礼金红包等钱物吗？是受礼不是受贿，是违纪不是违法，但是我彻底错了。

　　1997年初，我因病住进了医院，有一天某单位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和她表弟一块来看我，当时我正在输液打吊针，她们坐了一会，临走时放在我枕头下面一个红包，说“来看看你，不知道买点什么东西好，就送点钱你自己去买点营养品。”我当时说：“不要，这样不好，请你们拿走，你们给了我，我也要上交，可惜了。”那主任说：“怕什么，交什么，这是我自己的钱，又不是公家的钱，我自己的钱想给谁就给谁，谁也管不了。我与你现在又没有什么业务往来求你，今后也是你求我，你开酒店，我是客人，是上帝，你老总必须为我们服务好，几个朋友推什么推。”我也就没有再推辞，收下了这个红包。等输完液后，一数是二万元。

　　就是这二万元的红包，以后就成了我判刑10年的导火索与依据，组织上以这二万元红包为依据，找我谈话。纪委和检察院的领导多次教育我说：“那么多人非亲非故，为什么他们给你送礼，而不给其他人送呢？不外乎因为你是领导，手中握有他们可能借用的权力。而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接受别人的礼金红包等钱物，就是职务犯罪，就是受贿。”是啊！如果我自己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会给我送礼吗？别人给我送礼，可能是在向我行贿或变相行贿，以达到他们个人将来的一些目的，也就是社会上所说的先搞感情投资，待将来再获得回报。他们当时并不一定要同你进行什么权钱交易，要你为他们办什么事，但套住了，以后有什么要求，你恐怕就不好拒绝了。这种以送礼行贿的方法比那种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更让人难以察觉，更让人难以防备。

　　三是忘记了共产党员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盲目的攀比，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越陷越深。兼任神农大酒店董事、中方总经理后，我盲目地跟外方总经理的年收入相比，加上以后同外界接触多了，出国看得多了，自己思想上就有一种严重的不平衡。再加上经常为酒店有些应酬、有些事要摆摆平，一些开销又不能报销，慢慢就觉得自己这个总经理很窝囊，常常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觉得自己太吃亏了。所以当1999年初酒店娱乐部、康体部提出从他们员工奖金中每月给我1000元用于为他们部门应付各种检查、纠缠时，我心安理得地同意了，在未经组织同意批准的情况下，我接受了。一年下来就是2万多元。这以后，一些朋友送来红包礼金，我也就来者不拒了。

　　刘其业的忏悔

　　刘其业，湖南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在任湖南水利厅财务处长期间，擅自将公款借给他人炒股，收受价值5000元的法人股的股权证；为自己合伙开办的兰光实业公司借款59.5万元购买机器设备，其中挪用公款44.9万元；擅自将水利厅资金借出650万元，其中对借出的250万元负有直接责任，对借出的400万元负有领导责任，至今这两笔资金无法收回。日前，刘其业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被合并执行有期徒刑6年。

　　1992～1993年，正是我工作得心应手，一帆风顺的时候，这样也就飘飘然起来了。为了显示自己工作中的开拓精神，我错误地把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试敢冒，理解成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把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对自己工作的放手，变成了不要领导，不报党组研究，擅自盲目瞎干。当时正值组织上将我列为三梯队，作为副厅级干部的培养对象，自己想干出点成绩来。在这种心态和错误思想的支配下，背着党组，擅自借出几百万元公款，至今无法收回，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在用人上讲义气，不讲原则，也促使我走向犯罪。过去我总认为是奉行一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待人、处事准则，对自己认为信得过、有能力、有经济头脑的人就大胆使用，放手让人家干。然而我的所谓“放手”、“不疑”却变成了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办事不讲原则，不讲财务制度，只讲一时义气，不考虑任何后果。用这种思想方法管理和领导一个处室，怎能不出乱子。

　　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学法、懂法、执法。说实在的，过去也不是完全没学过有关法纪的基本知识，厅党组每年都组织我们学习几次。当时，自己把对法纪的学习当作儿戏，似乎与我关系不大，自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触犯法纪的事，因此对学习法纪知识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参加法纪知识的考试也是按照标准答案照抄了事，根本没有去认真思考。由于学习上的流于形式，应付了事，潜意识中甚至认为法纪不是针对我们这一层次的干部。主观上将自己置于党纪政纪、国家法律约束之外，就会以身试法，步入犯罪的泥潭。

　　回想起我成长的每一步，无不倾注了组织、领导、同事和亲人们的心血，也倾注着他们对我的深切的厚望。然而我却毫不珍惜地把这一切打得粉碎。因为犯罪而不得不走进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去开始漫长的服刑改造生活。一扇厚重的铁门，隔出了迥然相异的两个世界；一身灰色的囚服，分出了截然不同的你我。在高墙铁网之中，我虽然也能仰望蓝天白云，但我却没有自由之身，天天扳着指头数算余刑，这是多么酸楚无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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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个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

摘自《品格的力量》，〔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　刘曙光等译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马丁·路德

　　品格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力之一。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人的价值。

　　每一种真正的美德，如勤劳、正直、自律、诚实，都自然而然地得到人类的崇敬。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值得信赖、信任和效仿，这也是自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弘扬了正气，他们的出现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可爱。

　　天才总是受人崇拜，但品格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前者是超群智力的硕果，而后者是高尚灵魂的结晶。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灵魂主宰着人的生活。天才人物凭藉自己的智力赢得社会地位，而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靠自己的良知获得声誉。前者受人崇拜，而后者被人视为楷模，加以效仿。

　　伟人往往是一些特殊人物，但伟人本身只不过是相比较而言。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他们很少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伟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正直诚实、光明磊落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他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切不可滥用误用。他应该充分体现人生的价值。哪怕是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也可以做到真诚、公正、正直和忠厚。总而言之，他可以在上帝给他安排的岗位上做到尽心尽职。

　　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尽心尽责的时候，他最高尚的品格也就在这种持久的尽心尽责中表现出来了。他们或许没有金钱，没有财产，没有学问，没有权势，但是，他们依然拥有高尚的灵魂，拥有精神财富——诚实、正直、尽职尽责。无论是谁，只要他忠于职守，他就是在履行被创造出来的义务，也就是在锻造自己果敢的品格。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品格的荣耀同加冕的国王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

　　文化知识与品格的纯洁或高尚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新约全书》中，我们总是不断地呼唤人的心灵和“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却极少提到理性。“少量的好品行抵得上一大堆学问。”乔治·
赫伯特说。这并不是说要轻视知识和学问，而是说知识、学问应该和善行结合。有时候，我们发现知识、才能和最卑鄙的品行结合在一起——对地位高者趋炎附势、卑躬屈膝，对地位低者傲慢无礼、横行霸道。这样的人或许会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中成就显赫，然而，在诚实、正直、忠诚和责任感方面，他们却远远不如许多穷困潦倒、目不识丁的农民。

　　财富与品格的高尚之间就更少必然的联系。相反地，财富往往是品德败坏和堕落的重要原因。财富与堕落、奢侈与邪恶，彼此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财富掌握在意志薄弱、缺乏自制、缺乏理性的人手中，就只会成为一种诱惑和一个陷阱。它很可能成为，对他自己，更经常地是对他人的无穷的灾难的根源。

　　相反地，相对贫困的状态与最高尚的品格是毫不抵触的。一个人可以只拥有勤劳、节俭和正直的品格，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伯瑟斯的父亲给他提出的忠告，是极富哲理的：“他嘱托我要有男子汉的气概，虽然我不名一文；因为一个缺乏诚实正直心灵的人，是不值得人尊敬的。”

　　马丁·路德死后，正像在他的遗嘱中所宣布的那样，他身后“没有留下一分钱，也没有任何财产之类的东西。”在这方面，他的生活是如此的穷困潦倒，以致于他不得不通过镟制工艺、种植菜圃和制作钟表来换取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亲手劳作中，他被塑成他那个国家的品格的楷模。在道德品质方面，他比所有的德国王公们要高尚得多，荣耀得多，因而也拥有更多的追随者。

　　品格就是财富。品格是最宝贵的财富。它是人的良好意愿和人的尊严的财富。在这方面进行投资的人们——虽然不能在世俗的物质方面变得富有——但是，他们可以从赢得的尊敬和荣誉中得到回报。因此，在生活中区分良好的品质是必要的，这样，勤劳、美德和善行就应该是最高尚的品德，具备这些品德的人也就是一流的人。

　　如果诚实是一个人惟一的财产，并且他知道和感觉到遵守这一原则是正确的，那么仅仅是诚实的意义在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使一个人保持正直，给他以力量和耐力，并且，它也是一个人精神充沛的主要动力。本杰明·鲁迪亚德曾经有一次说过：“没有谁必须要成为富人或成为伟人，也没有谁必须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世界上才华横溢的人并不罕见，甚至连天才也为数不少。但是，才华出众的人就值得相信么？天才就值得信赖么？只有忠诚或诚实的人才值得信赖。这种品质比其他任何品质更能赢得尊重和尊敬，更能取信于人。忠诚是一切人性的优点的基础。它本身要通过行动体现出来。它就是正直——诚实的行为，通过一言一行展现出来。它意味着值得信赖，能让人确信它是可信的。当人们认为一个人是可信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忠诚的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说他知道某件事时，他确实知道这件事；当他说他将去做某件事时，他的确能做而且做了这件事。因此，值得信赖是赢得人类的普遍尊重和信任的通行证。

　　尽管一个人优秀的品格的声誉增长很慢，但是，他的真实的品格是不能完全抹煞的。他们可能会被一些人曲解，被另一些人误解；在一段时间内，不幸和苦难可能会笼罩他们的生活，但是，通过耐心的等待和忍耐，他们最终会赢得他们本应该得到的尊重和信任。

　　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人一样，要维护自己的品格。在一个制度化的政府统治下——每一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民族的品格必然依赖于多数人的道德品质。决定个人品格的道德品质也决定着民族的品格。如果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宽阔、忠贞、诚实、善良和勇敢，那么它就会被其他民族所轻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足轻重。它们同样必须具备尊重别人、遵纪守法、自我节制和忠于职守的品格。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感官快乐、金钱和物欲更高尚的品性，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可怜的生物群落。

　　和个人一样，民族也要从她所属的那个优秀的种族的感情中获得支持和力量。民族是自身的伟大的继承者，她必须要使自己的荣耀永恒地保持下去。一个民族应该有值得回顾的辉煌的历史。它会使现在的生活稳定，提升和支持现在的生活，通过对过去先人的光辉业绩、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磨炼和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的回忆，来照亮和升华现在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一样，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经验财富，这种经验财富，如果得到巧妙的运用，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滥用或误用，就会导致空想、迷惑和失败。和人一样，民族也会在经受的磨炼中得到净化和变得坚强。使民族的品格得到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磨炼，往往是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或许会深深地影响民族的品格，但是，对民族的品格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经受的考验和磨难。

　　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至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似乎都已成为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如果幸运的话，还会剩下一些这样的人——到处摸索并且让每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拯救；而且，如果那些良好的品格无可挽回地损失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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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蔡元培的人格

　　按：蔡元培是本世纪初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深远，这一思想成为“五四运动”解放思潮主流。今天，谨以此文向“五四运动”80同年献礼。

　　蔡元培从欧洲归国，不久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所谓北京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这个政府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它任命的蔡校长却将流芳千古。

　　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的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蔡元培固然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固然是有着菩萨心肠的忠厚长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在新旧思潮较量中，在政党斗争中没有倾向性，其实他在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孓民，浙江绍兴人，1868年生。在清末科举中由举人而进士，做至翰林院编修。他1902年游历日本归来后，开始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1904年他被推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员（或称分会长），辛亥之役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1924年初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监察委员，这是孙中山提名的，当时有人不同意把蔡元培入选中央。孙中山说：“蔡孓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然到北京去工作。”当时孙中山及国民党主要在南方活动，北方则被北京政府控制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对支持学潮的陈独秀、蔡元培等十分不满，拟罢免蔡的北大校长之职，蔡闻知后主动辞职，悄然离京。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论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接着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箱悼念文章。前中共领袖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一般他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佩，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孓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延安各界也举行追悼大会，报上也发表悼念文章。中共派廖承志，国民党派许崇智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蔡先生执绋者5000多人，后安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蔡元培为什么会受到万流景仰？陈独秀的悼念文章已经点出，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蔡元培一生追求革新进步之事不胜枚举。他1917年把陈独秀引人北大任文科学长，就是他整顿改革北大，提倡新思想的重要举措。陈独秀既没有在高等学府教过书，也没有教授博士头衔，如果科举的成绩也算一种文凭的话，他也只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在官场上一文不值。守旧派反对蔡校长的此项任命。他们说，陈先生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教书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元培针锋相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十多年前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凌厉锐气和刻苦精神就令他感动不已，今天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更令他佩服。确实，从本世纪初直至今天，哪一种杂志可以同《新青年》媲美呢？他对陈独秀的赞美是由衷的。十年后的1927年，他对陈独秀的人格学品照样赞许，他所以选择了蒋介石，大概以他认为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消灭军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或有此能力，而陈独秀及中共尚无此能力。但他很快就看出蒋介石的独裁真面目，曾说“蒋介石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他对蒋政权也采取了不合作主义，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参与营救廖承志、许德衍、胡也频、丁玲、潘梓年、李少石等活动。他为李季的《马克思》、沈嗣庄编的《社会主义新史》、《鲁迅全集》等书写序。当时国民党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蔡的这些序文正是对蒋介石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挑战。他还为《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为营救陈独秀、牛兰，1928年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此后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监察院院长，他也坚辞不就。

　　至于第二点，即他博大的胸怀，突出的表现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上，这也是本世纪对蔡元培常论不衰的美谈。他写道：“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引者）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还写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曾听蔡元培的讲演，他笔录并以《蔡孓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为题发表在南开《敬业》上，其中蔡元培说：“一已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仅蔡元培这三段话，足令一切文化专制主义者和学术霸权主义者自愧弗如了。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曾经不准介绍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蔡先生主持的学府绝不会发生这类咄咄怪事，学术思想史告诉我们，任何学说（当然是称得上学说者）。都对学术发展起过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用一句反动或唯心，是不能把它们打入十八 层地狱的。

　　蔡元培不仅是这样说说，而是这样实践，他的兼容并包，不仅给旧派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马叙伦等人以自由，他更给新派以自由。梁漱溟在蔡元培逝世二周年时写道：“譬如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属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蔡元培主持北大后，正是爱因斯但相对论学说新兴起，他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王＋栗）作理科学长，震动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热烈拥护。此外、李大钊，创逻辑学名的章士刊，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等，都是他请进北大的。他还把既非旧派也非卜新派，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引人北大教席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与胡适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北大学生曾做柏梁台体诗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当时的北大真的是百花齐放。

　　胡适是陈独秀推荐经蔡元培批准到北大任教的，蔡对胡有知遇之恩。蔡元培旅欧期间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1921年写出《红楼梦考证》，其中很大篇幅就是对蔡著《石头记索隐》的批驳。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从辩论的角度看，这话是非说不可的。而有些话如“很滑稽”了，“笨谜”了，“大笨伯”了，也可以不说。据《胡适的日记》，胡将《红楼梦考证》送给蔡，蔡回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野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慨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严谨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胡在日记中写道：“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后来蔡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对胡适的批驳提出商榷。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要推倒‘附会的红学’，还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然后说“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于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一个青年教授，初露锋芒就向德高望重的校长挑战，且不说蔡先生的雅量，这样自由的学术风气能不令人向往吗？历史证明，正是胡适推倒了旧红学开创了新红学。

　　蔡、胡经过这一次真刀真枪的学术交锋，彼此并未产生隔阂，翻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的近150万言的《胡适书信集》（三卷）中胡致蔡信，可知这以后蔡仍常以胡适为倚重，胡几次坚辞大学委员会委员、第一国语模范学校校董、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蔡均坚留不允。胡也几次将学校有关事宜向蔡陈述请示，在朋友问尊称蔡为“孓丈”。在胡致蔡的这些信中，如他自己所说，或作披肝沥胆之言，或作狂妄之言，可见他对蔡的尊敬和信任。胡也是劝蔡辞掉代司法部长之一人。这期间他们的分歧也不少，涉及的事情也较复杂，不及叙说了。

（文·勒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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