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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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工业生产和分布

　　中国近代工业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从1843年在上海出现第一家现代企业开始（指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我国上海开办的印刷年—墨海书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旧中国工业一直受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控制，根据抗日战争开始前一年（1936年）的统计，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部分为外国资本经营的工业所占有：铁矿石占99％，棉布占64％，卷烟占58％，煤占56％，发电量占55％。

　　外国资本在中国建立工业，目的是在中国开拓殖民地市场，掠夺中国资源，榨取中国廉价劳动力。在工业投资方面，以获利较多、较快的轻纺工业为主，其次为采矿工业。至于重工业的基本部门，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则得不到发展。官僚资本办的工业是外国资本的附庸；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并且摆脱不了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依赖，开创不了自己的工业局面。这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旧中国工业分布的主要特点为：

　　（一）工业地区的分布极不平衡。旧中国的现代工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北三省、关内沿海六省和上海市，这两个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全国80％左右，大体上东北是全国重工业集中的地区，关内沿海六省和上海市是全国轻纺工业集中的地区。东北工业又主要集中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和大连五市；关内沿海六省和上海市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无锡等少数城市。当时内地各省除汉口、汉阳、重庆、太原稍有现代工业以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现代工业。

　　（二）工业生产地与原料地严重脱节工业分布与资源分布不相适应。上海是制造工业中心，但是附近不产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上海的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畸形发展，附近江苏省所产的棉花和小麦，也无法满足上海轻纺工业的需要。上述这些基本工业资源都要长途从外地调入，或从国外进口。与此相反，另外一些矿产地区，当地几乎没有加工工业，或是只有一些粗加工工业，仅以矿石或半成品廉价向国外输出，在国外制成成品再高价售予我国。例如，河北、山西、山东的煤矿、铁矿、铝土，安徽、湖北、海南的铁矿，湖南的锑矿，江西的钨矿都属这一类。至于自然资源丰富的西南、西北地区，现代工业更少得可怜。

　　综上所述，可见旧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工业，不论在生产上或是地区分布上，充分显示出它的依赖性、片面性和落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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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与粮食问题

　　我国农业灌溉水供给的急剧减少，向世界粮食市场的安全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12亿庞大人口所需粮食的70%产自需灌溉的土地，但是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在而且将耗用越来越多的水。河流干涸，地下水耗竭，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将使粮食进口需求大大增加，从而也将使世界粮食的总进口需求超过其总出口能力。

　　《世界观察》曾载文指出，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新措施，任何一个威胁中国粮食自给的重要因素都很可能推动世界粮食市场价格的上扬，从而导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威胁本国的农业生产和世界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满足急剧膨胀的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用水需求。

　　争水、耗竭和污染

　　我国70%的粮食产自需灌溉的土地，而农业灌溉水供给面临三个方面的威胁：城市用水对农业用水的挤占、地下水的枯竭和快速工业化对水资源造成日益严重的污染。

　　我国的617个城市中已有300个城市的水资源短缺。而对那些缺乏后备水资源的城市来说，只有靠挤占农业用水才能填补城市用水的缺口。1994年的春天，由于城市用水紧张，北京市近郊区的农民引用水库的水来灌溉土地，这种做法很可能成为其他缺水城市仿效的先例。

　　无论在我国或世界上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农业都无法与工业竞争用水。1000吨水可生产1吨小麦，价值200美元。而同样数量的水用于工业生产却能创造出大约14000美元的产值，是农业产值的70倍。现在的情况是，稀缺的水用于工业比农业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由于工人的工资远高于农民的收人，因此，一定量的水用于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就业与农业相比，要少于前面提到的70∶1。但无论如何，将原来用于灌溉的水用于工业总能比用于农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农民无法同城市和工业竞争水资源，他们所竞争的对象地下水资源数量亦逐渐枯竭。随着用水需求的增加，对地下水的开采最终将超过其自然补给能力——其一般由上游降水量所决定。一旦超过“可持续开采”的界限，地下水位就开始下降。如果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水的开采量超过可持续开采界限的幅度逐年增加，那么地下水位的下降幅度也随之逐年加大。一旦地下水出现了枯竭，能够泵出的水便无法超出每年自然补给的速率。

　　当农民无法获得灌溉用水时，如果降雨充足，他们将转向生产靠自然降水生长的作物，反之则放弃耕作。在我国大多数的土都将转产依靠自然降水生长的作物，单产将因此而下降约1/2到2/3。

　　不幸的是，这还没有考虑到污染因素，如果将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考虑在内，中国农业灌溉水的缺乏程度就更加严重。我国的河流总长5万公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其中80%的水质退化，达到了鱼类无法生存的程度。城市和上游地区的企业（包括那些高度污染的工业，如造纸业、制革业、炼油厂和化工厂）所排放的有毒废弃物对黄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在黄河的很多河段，由于含有重金属和其它有毒物质，河水己不再适于灌溉，更不用说人类饮用了。

　　水污染在我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缺乏干净的水资源，衣民不得不用重度污染的水灌溉农田，结果造成了农作物的污染。在黄河流经的山西省，人们发现大米中含有超量的铬和铅，而在元白菜中则含有金属镉。在黄河沿途，痴呆、迟钝和发育方面的疾病发主率有所增高，这与饮食中砷和铅含量高是分不开的。

　　由于工业的发展速度过快，而控制污染的措施跟不上，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河水因污染而不能用于灌溉。在高度工业化和严重污染的长江峡谷，对农业构成最主要威胁的可能不是工业对水的争占，而是工业对水的污染。

　　水资源短缺造成的歉收

　　由于灌溉水短缺而造成的歉收正逐渐引起人门的关注。《中国日报》曾报道，1995年黄河断流使得山东省粮食减产270万吨，相当于900万人口一年的消费数量。在大家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城市缺水的时候，农村也同样遭受着严重的干旱。

　　为了准确地估计未来水资源短缺对我国农业主产的影响，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目前究竟有多少灌溉地的用水来自于不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即来自于对地下水的开采。在美国，粮食总产的1/10来自灌溉地，因此灌溉水的减少不会明显影响世界粮食的供给。但是我国的情况不同，其70%的粮食产自灌溉地，而且是广泛开采地下水，粮食总产也比美国多。因此，地下水耗竭造成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有多少灌溉水将被非农产业占用。就全国而言，每年1030亿吨的生活用水和2170亿吨的工业用水的增加量中有多大的部分将来自于对农业用水的挤占，但是，就水资源已经充分投入使用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而言，挤占农业灌溉水无疑是增加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这种对农业用水的挤占将会深刻地改变我国的农业生产前景，它甚至比非农业发展占用耕地所引起的减产还要严峻，而占用耕地对农业的不利影响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深切关注的问题。

　　我国的粮食进口前景

　　当对水资源的需求超过了自然界的供给能力界限，而且生活用水只能通过挤占灌溉用水得以满足时，各国通常都通过进口粮食以弥补由此造成的粮食减产。实际上，进口1吨小麦相当于进口1000吨水。

　　如果我国农业用水的短缺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将面临一个不断扩大的粮食缺口：一方面是需求的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是农民扩大生产的能力受限。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2025年我国将需要进口1.75亿吨粮食。按此趋势，将这种预测外延到2030年，届时我国至少进口2亿吨粮食，相当于现在世界粮食的出口总量。

　　从主要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欧盟）的生产趋势来看，这些国家的粮食出口量占全球的85%，年出口量从1960年的6000万吨稳步上升到1980年的2亿吨。而1980年以后，世界粮食出口量不再增加，尽管美国将以前按政策休耕的土地全部再用于生产。在最近几乎20年的时间中，全球每年的粮食出口总量总是在2亿吨上下浮动。开始时是由于需求缺乏增长，而近年来则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而不能够增加出口。

　　在美国，耕地面积已基本稳定，增加粮食产量主要依靠提高土地生产率。由于现在粮食增产速度仅仅能跟上人口的增长，因此，可供出口的粮食没有增加。在欧盟国家，90年代中期休耕的土地到1997年大多已重新投入生产。而主要依靠旱地耕作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较低的降雨量限制了他们出口能力的提高。阿根廷倒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其粮食出口，也许能增加50%甚至更多的粮食出口。但由于阿根廷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小的国家，每年的粮食出口总量不到2000万吨。由于上述这些国家增加出口的潜力很小，因此，我国水资源的短缺很快就会演变成世界粮食的短缺。

　　对于一个依靠粮食进口来满足需求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否获得足够的粮食进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能够承受得起由国际市场粮食紧缺而引起的粮食价格的高涨，但是对那些不够富裕的国家来说，国际市场价格即使有一个不大幅度的上涨，也会耗竭其宝贵的外汇储备，诱发国内食品价格暴涨，引发食品抢购。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解决棘手的水的使用和再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日益尖锐的农村和城市的争水问题，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省份间的用水冲突，以及增加就业和保证粮食自给这两个目标之间在用水方面的矛盾。当我们展望2030年，我国届时将有15亿相当富裕的人口，可能需要用以往3倍的水资源量才能满足全部需求。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合理的水资源保护机制，提高生产力和灌溉效率方面的技术，保护农业资源基础，同时努力控制人口增长，那么，不仅我国将获益，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将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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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化水平的评价

　　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国际上有不同的测量指标，比较常用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十项指标。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算是进入了现代化这十项标准是：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超过12——15%

　　3、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45%

　　4、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0%

　　5、有文化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80%

　　6、青年适龄年龄组中，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超过30%

　　7、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50%

　　8、平均每名医生负担的人口为800人及以下

　　9、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及以上

　　10、平均每三人及以下每天有一份报纸。

　　下面逐项评价一下，与上述指标相比较的，我国的实际发展水平。

　　第一、根据199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仅为490美元，在全世界被列入最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应该说是存在一些统计上的问题。人们也常运用计算货币的国内相对购买力的办法。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95年中国的按货币国内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330美元。目前世界上人均GNP超过3000美元的国家已有四十多个，高的已达人均35000美元上。

　　第二、近年来，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产值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8%。尽管如此，它还是没有达到现代化的不超过12——15%的标准。

　　第三、目前，我国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33%，这表明我国服务业发展仍处在滞后的状态。

　　第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为45.7%，这与现代化标准的70%以上还有很大距离。不过，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流入工业，城市中有大量从事工商业的农民工。只是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这种职业结构的变迁并没有完全在统计中反映出来。

　　第五、有文化的人口比例可按两种标准计算，一是按受过9年及9年以上教育的人口计算，我国为40.3%；二是按受过12年及12年以上教育的人口计算，则我国仅为11.4%。这两种情况都与现代化的超过80%的指标相差甚远。

　　第六、我国的大学生与大专生合计仅占适龄人口的3%，这与青年适龄年龄组中上大学的人数比例现代化指标的30%相差极大，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

　　第七、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市镇人口比重为28.7%，距离现代比指标的50.7%还有很大距离。

　　第八、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我国平均每1060人有一名医生，这个比例在国际上属中等水平。当然，与现代化的每名医生负担人口800人及以下的标准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我国医生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与国际上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

　　第九、目前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69岁，这个指标在国际上属中上水平，接近于现代化的70岁指标。

　　第十、目前我国平均每人每天仅拥有0.043份报纸，也就是说大约每23人每天有一份报纸。这与现代比的每3人每天有一份报纸的水平比，差距十分明显。

　　只要我们能坚持十余年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子，继续保持十余年来的发展速度，那么，预计再有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国经济上可以达到现代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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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概况

　　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

　　先秦是指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这段历史。原始社会时间很长，但无文字记载，其间经过原始的群居生活到氏族公社的出现。原始群居生活的标志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山顶洞人，这几种文化的历史跨度从距今170万年前到1万8千多年前之间。而氏族公社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居民大多过着定居的生活。进入阶级社会后，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先秦是中国历史上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天下归家”，父子相传、兄弟相传成为制度，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奴隶社会经历过夏（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商（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0年）三个历史阶段，在春秋（公元前770～前476）、战国（公元前475～前221）之间演进成封建社会。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这一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孔子、老子等人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 文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等领域。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从分散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期的诸侯称霸和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客观上都为秦的统一创造了历史条件。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长期诸侯争战的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秦（公元前221～前206）。秦始皇着手集中权力，宣布自己为始皇帝，并以后世子孙代代相承，进一步确立了父传子的世袭制度。

　　继秦之后，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相继建立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和东汉（公元25～220），统称汉。汉承秦制，进一步完善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序。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及秦王朝的建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秦汉时期建立和完善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以及诸如建立郡县制等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一直为后世帝王的专制统治所效法。秦汉以后沿袭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基本上是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西汉出现了文景之治那样的盛世。汉武帝后，在与西域及相邻的中亚诸国的交往中，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秦汉时期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较发达的时代。董仲舒之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司马迁的《史记》，张衡的候风地动仪，以及数学的《九章算术》，医学方面的《黄帝内经》等，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蔡伦的造纸术，则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个阶段，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道教则从本土源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豪强地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加强了自身的力量，酿成封建割据混战的局面。此后历经三国（220～280）、西晋（265～316，见晋）、东晋（317～420，见晋）、南北朝（386～589），凡360余年。其间，三国时魏、蜀、吴鼎足天下，东晋时十六国纷争不已，南北朝时南朝与北朝长期对峙，除西晋实现短期统一之外，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西、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和杂处促进了融合。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至林邑（越南中部）、扶南（柬埔寨境内）、朝鲜半岛、日本、中亚诸国、大秦（罗马帝国）等地。文化方面，玄学盛行，佛、道二教在相互斗争中蔓延、发展，但统治者一般都保护佛教。文学艺术方面，建安七子、陶渊明等人的诗文，刘勰的文学评论《文心雕龙》，王羲之等人的书法，顾恺之等人的绘画，敦煌石窟等石窟寺艺术，皆为不朽之作。科学技术方面，祖冲之第一个将圆周率准确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下七位数字，领先世界近1000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则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巨著。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灭陈，南北重新统一。618年，唐高祖李渊在其子李世民(见唐太宗李世民)支持下建立唐朝（618～907）。907年，朱温篡唐为梁（后梁），是为五代（907～960）之始；约在同一时期，南方出现了或并列或相续的9个小国，加上北方的1个小国，合称十国（902～979）。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由分裂进入长期统一，而后又步入短期分裂的时期。从总体上看，这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国封建社会一度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隋唐时，典章制度方面多有建树，其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两税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隋唐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是中国历史上的高潮时期。隋唐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当时在世界上也位于前列。文学以唐诗成就最大，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下来的，有2000多位诗人的近5万首诗歌。以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元稹，晚唐李商隐、杜牧为杰出代表，名家辈出，许多名篇传诵千古。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后世影响甚大。颜真卿的书法，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的绘画，《霓裳羽衣舞》等音乐舞蹈，以及众多的石窟艺术，均光被后世。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和火药两项均出现于这一时期，其他如天文、数学、地学、医学、建筑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唐朝皇帝多尊崇道教，但道教主要在上层流行，影响不及佛教。

　　宋辽西夏金时期（947～1279）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后周立宋960～1279），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同一时期，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辽（947～1125）；党项人在宋之西北部建立西夏国（1038～1227）。

　　宋、辽、西夏成鼎足之势。1115年，女真人在北方建立金国（1115～1234）。

　　金于1125年灭辽，1127年攻入宋都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逃亡临安（今杭州），长期偏安江南，是为南宋。

　　宋和辽、西夏、金时期，是中国汉族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并存，民族进一步融合，经济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科技上的成就尤为显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三大发明得以实际应用，其中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比欧洲早400年；苏颂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的《梦溪笔谈》，在科技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文化方面，理学盛行，道教、佛教及外来的宗教均颇为流行。文学上出现了欧阳修等散文大家；宋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高峰，晏殊、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均为一代词宗；宋、金时话本、戏曲也较盛行；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著称，风俗人物画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极富史料价值。

　　元朝（1271～1368）

　　1206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大蒙古国，随后向邻境发动掠夺性战争。蒙古军在灭西夏（1227）、灭金（1234）之后，先后三次西征，兵锋直逼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札儿（今匈牙利），以及巴格达、大马士革城等地。蒙古成为横跨欧亚的大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崇尚汉法，改革旧制，以开平（在内蒙古）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1271年改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1368年明军攻入元都，元惠宗退出中原，回漠北，元朝结束。在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声誉远及欧亚非三洲。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先后派使节来到中国。欧洲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元世祖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遍游中国许多城市，并在元朝做官，他写的《马可·波罗行记》对元朝的版图、商业、手工业都作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三大发明也于元代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元朝和阿拉伯半岛交往也很频繁，阿拉伯国家的天文学、医学、算学陆续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也广泛传布。据记载，当时还有非洲人在中国居住，元朝也派遣使者到非洲。

　　元朝社会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前期恢复和发展，中后期停滞、衰落。由于各民族往来较多，农业、手工业生产各呈特点。商业比较活跃，有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文化科技面有一定成就。文艺方面以元曲成就较高，代表人物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代表作有《窦娥冤》、《西厢记》等。

　　明朝（1368～1644）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而直揽军政大权。此后，许多皇帝或昏庸、或年幼，大权往往旁落宦官之手。明朝农业较前代有所发展，丝织业、制瓷业发达，采铁、铸铜、造纸、造船等行业也有大的发展，城市商业比较繁荣，一些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达，与亚非各国、南洋诸国，尤其是与朝鲜、日本等都有往来。航海家郑和先后七下西洋，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明中叶后，中国曾历受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侵扰。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直至清朝（1662）才由郑成功收复。

　　明朝科举考试通行八股文，束缚了个人见解。明朝在文化科技上的成就，小说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戏曲有《牡丹亭》，地理学有《徐霞客游记》，医学有《本草纲目》，农学有《农政全书》，工艺学有《天工开物》，文献类书有《永乐大典》，等等，均为经典之作。

　　清朝（1636～1911）

　　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经多年征战，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军入关灭明。清入关后统治中国268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10个皇帝。

　　清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康、雍、乾三朝尤达到鼎盛时期。但嘉、道以后，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国力日衰。西方殖民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1839年，清政府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保护鸦片利益而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反清斗争此伏彼起。终于在1851年爆发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1864年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和奕一起在中国办起洋务，史称洋务运动，其政治目的是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兴办军工业，客观上却起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先声作用。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影响，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并逐步演化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维新运动。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随后，慈禧太后也实行新政。但是，腐败的清王朝已经没有回生之力。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朝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学者，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等。他们在总结批判传统学术、接受西学影响、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小说和《长生殿》、《桃花扇》等优秀戏曲，散文、诗歌、绘画也有较高成就。

　　清代官方不重视科学技术，这方面的成就不大。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戊戌变法推行西学，促进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全国许多地方兴办了学堂，至1908年全国学堂已达4.7万多所，出国留学人数也迅速增加。他们大多关心国家命运，热心变革，思想比较开放。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其骨干大多为近代知识分子。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一大批自然科学译著，促进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人才的出现，著名的有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工程师詹天佑等。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突出贡献是统一全国，巩固和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团结，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社会经济在康、雍、乾统治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产生并获初步发展。但清政府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茫然无知，被世界先进的历史潮流抛到后面，终于在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

　　中华民国（1912～1949）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历史称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缔造中华民国，这是按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权。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首领篡夺。此后北洋政府（1912～1928）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中国的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打击了封建主义。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首先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的罢工斗争次数增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董必武等12位代表，选举陈独秀为书记。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出席了大会。

　　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1928年，北洋政府的统治宣告结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针对工农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国民革命失败。全国政局十分混乱，出现新军阀混战。以后，蒋介石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南京政权。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于1927年领导了南昌起义。同年共产党人又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后，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有发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当权者逐步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在30年代以后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

　　这一时期，文化上的变化亦很显著。以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为标志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文化。此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白话文获普遍推广，教育、科学和出版，尤其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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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基本国情

　　据统计，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情况如下：

　　一、生产力方面：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154亿美元，列世界第七位，美国为75761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为663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5位，瑞士为41208美元，列世界第一位。

　　二、生产率方面：总生产率即每位劳动者创造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为1118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5位，日本为70919美元，列世界第一位，韩国为23391美元，巴西为7338美元。

　　劳动生产率即每人每小时创造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为0.55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4位，卢森堡为45.33美元，列世界第一位。

　　农业生产率即每人每年创增加值我国为328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2位，冰岛为58141美元，列第一位，韩国为9868美元，美国为9544美元。

　　三、基础设施方面：每平方千米公路长度我国为0.12千米，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36位；每平方千米铁路长度我国为0.0056千米，列第35位。

　　每千人拥有计算机我国为三台，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第44位，美国每千人拥有计算机403台，列第一位，韩国为99台，巴西为19台。

　　总之，我国工业仍然是经济总量指标方面的大国，人均指标方面的工业弱国；速度方面名列世界前茅，效率方面居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某些尖端技术方面是少数先进国家之一，一般技术方面与当代世界水平差距甚大。

　　四、农业方面：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亿吨提高到现在的4.9亿吨。但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

　　1、人均耕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短缺，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400多千克；

　　2、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民平均收入低，农村人口增长快，文化水平低：

　　3、全国有6000万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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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和平　中国外交的世纪主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着极大差异。从国际环境看，时至2001年，冷战早已成为历史，世界性的战争已变成一件多少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国内情况来看，到2001年，中国的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确立，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在不同的时间、面对完全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如此高度一致地同声强调争取和维持世界和平，并且不遗余力地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显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从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恰如两代领导人所做出的高瞻远瞩的判断，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合作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安理会重要成员国的责任之所在、道义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两代领导人都以洞察历史的敏感，深深地意识到持久的世界和平对于曾经饱受100多年战争与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能是个梦想。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拒绝以战争追求国家目标，同时，在一个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战争没有胜利者的时代，和平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实现民族抱负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中国两代领导人以近20年的外交实践向全世界昭示，超越一般的道德宣示和功利性目的，和平已成为中国外交所追求的世纪主题。

　　金融危机显我勇气与实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泰国开始。

　　7月2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投机家的暗算与狙击，泰国中央银行在遭受巨额损失的情况下，宣布放弃实行了14年之久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把泰铢的汇率变动完全交给了市场。第二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应声下跌，到10月31日，泰铢贬值了58.6%。继泰国之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市场先后失守，纷纷陷入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得手的投机基金开始转战中国的台湾和香港。10月17日，台湾弃守新台币，投机基金于是倾全力攻击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企图一举击溃香港实行已久的联系汇率制。在港府的强力狙击下，投机基金损失惨重，联系汇率得以维持，然而，香港的股市大幅缩水，尤其是李嘉诚、郭炳湘等四大家族的资产更大幅缩水50%以上。1997年11月，韩国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又一个受害者，韩元大幅贬值40%。接着，日本著名的证券公司山一公司宣布倒闭，金融危机似乎正在向日本逼近。

　　面对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似乎在袖手旁观，而某些国际组织给各国所提出的救助方案也多半像是趁火打劫。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目光都在盯着中国，人们无数次发出疑问，中国会成为金融危机的下一个牺牲品吗？人民币还能扛多久？出口受到打击的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快速增长吗？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封闭性，国际金融炒家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的股市和汇市产生多少影响，然而，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大规模贬值确使中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为了应付东南亚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人民币同步贬值，然而，对于深陷危机的亚洲国家来说，此举无疑是落井下石；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则势必影响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这种两难的抉择面前，中国的领袖人物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博大胸襟和高瞻远瞩。在国内，中国政府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外，中国领导人多次承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中国还本着“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原则，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提供了总计40多亿美元的援助，对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和经济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7年和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8.8%和7.8%的增长，然而进出口贸易却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1997年进出口总额3251亿美元，而1998进出口总额仅为3240亿美元，出现了1983年以来的第一次下滑。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但是，我们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财富》中国与中国财富

　　《财富》是当今世界的顶级财经杂志。从1995年开始，《财富》利用其全球性的影响，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财富》论坛，它邀请全球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CEO以及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学界名流，齐聚它所认定的最具发展潜力或者最具吸引力的“热点”城市，就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前4次《财富》论坛的地点分别为：1995年，新加坡；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1997年，泰国曼谷；1998年，匈牙利布达佩斯。

　　1999年，《财富》把第5次论坛的地点选在了中国的上海，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据报道，’99《财富》论坛吸引的跨国公司总裁、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有300多位，中国大企业负责人200多位，同时，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政界名人和著名学者约800多人也参加了论坛的各种活动。此次论坛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前几次无法相比的，更令全世界感到吃惊的是，《财富》论坛第一次把主题定格在一个国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关注全球性问题。

　　跨国巨头们聚会’99《财富》中国论坛，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听听各路精英人物对中国未来50年的经济发展的看法，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在实地感受一下中国过去20年、特别是上海最近10年的变化，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寻找中国财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才是他们来到上海的主要目标。

　　资料统计显示，截至2000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363885家，合同外资金额6760.9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3483.46亿美元。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入国，在世界前500强企业中，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设厂。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他们有的把地区总部迁到了中国，有的则把中国当做生产基地，特别是以摩托罗拉、微软、诺基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巨型跨国公司更是在中国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研究和开发中心。显然，中国市场已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经营的战略重点，恰如’99《财富》论坛所提出的口号，对于所有的跨国公司来说，“欲争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中国与WTO 实现双赢

　　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和23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许是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所作出的最为重大的两项战略性决策之一。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要点是中国将主要依照自己的步调、方法，按着自己确立的规则对封闭已久的中国社会进行调整。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像是举子赶考，考题由别人定，考试的规则由别人定，判卷的规则也由别人定。与举子赶考有所不同的是，完成考卷的时间和次序可以经过商量、讨论来决定。2001年10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APEC上海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我们正在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和修改。”显然，中国已下定决心，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对所有成员制定的通行规则和已然作出的承诺改变自己。

　　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同，来自外部世界的带有强制性的约束和要求，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改革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而且，改革也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法律和政府机构将比从前面临更大的变革压力。

　　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昭示，自我封闭意味着贫穷落后；20多年的改革经历则证明惟有融入世界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通途，由此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是中国过去50多年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缺乏强大的外部压力、竞争和挑战的情况下，许多领域的改革很难取得大的进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为积极的结果也许将在20年以后出现。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中国的承诺和开放按计划推进，到2020年，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将会提高三倍，达到10%，中国会大量进口各类产品，但出口也会急剧扩张，那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占世界总出口的12%）的第二大出口国，以占世界10%的出口总量，领先日本5个百分点。如果世界银行预计的年均7%的复合增长率能够成为现实，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将会由1992年的1%提高到2020年的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19%）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一位世界贸易组织的官员断言：“一个不断走向强大而繁荣的中国，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世界正在迫使中国巨变，然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的巨变也必将会影响或改变整个世界。

　　倡导并实践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分割东西方的人为藩篱逐渐消失，世界各国获得了摈弃冷战思维、走出传统安全观困境的难得机会。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复杂，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寻找实现国家安全的新方法，建构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的新体系就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中国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国家安全提出的挑战，也清醒地看到传统安全观对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强调，各国应该摈弃冷战思维、培育新的安全观、寻找维护安全的新方法。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其核心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稳定的政治基础；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为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

　　在1999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更是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把新的安全观高度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维持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的坚定信念。中国不仅是新型安全观的倡导者，而且还是新型安全观的实践者。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在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威胁基本消失，然而，如何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问题，如何遏制越来越猖獗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如何铲除跨国界的走私、贩毒等有组织的犯罪等问题，摆在了中、俄以及中亚新兴国家领导人的面前。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从1996年开始，首先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等问题展开协商，并形成了堪称冷战后处理国家间关系典范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随后，五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将合作的内容逐渐拓展到地区安全、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特别是围绕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种势力所展开的磋商与合作，更显示出五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目前，“上海五国”已成为由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随着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这个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兴区域组织必将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亚洲的引擎而不是陷阱

　　中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他们别有用心地挑拨亚洲各国，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侵蚀和抢走亚洲国家急需的资金、市场，中国低廉且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将掏空亚洲国家用以赚取外汇和解决就业的所有产业。来自西方的某些评论则充满矛盾：一些人预计，中国在亚洲逐步建立的竞争优势不仅会使日本的经济相形见绌，而且也将最终排挤、甚至取代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另一些人则预言，由于无法适应加入世贸之后的剧烈变化和激烈竞争，中国经济将会全面崩溃。

　　很显然，上述的这些看法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那么，他们显而易见是把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看成了某种一方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的“零和游戏”。从理论上讲，由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同中国一样既缺少资金也缺少技术，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又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北美、日本和欧洲当做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中国加入世贸客观上将使竞争进一步加剧。由于亚洲许多国家从总体上讲没有中国的比较优势（比如，工资水平、劳动力素质、市场潜力等），因此，一定时期内，资金、技术、市场份额以及相关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这一思路的基本缺陷在于，它首先否定竞争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否认积极参与竞争可能使地区范围内的产业革命以更大的规模早日到来。其次，这种思路忽略了中国贸易的增长不仅仅是出口的扩大，而且更可能是进口的首先扩大。高盛公司在中国香港的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进口的增长速度会从每年7%提高到12%。世界银行则估计，在未来20年，中国进口的增长将会占发展中国家进口增长总额的40%。第三，至于国际投资的流向，所罗门美邦的经济学家黄一平对1985年至1999年34个国家数据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和东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成正比例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很可能调动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那些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最后，这种想法多少有一点匪夷所思，在各国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或者巨大经济体欣欣向荣，而与其相邻的地区却是一片废墟。

　　所幸的是，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把中国经济、中国加入世贸看成陷阱，而是以一种更为开放、自信的心态把中国的发展当做一次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已下定决心与自己的邻国分享经济起飞的成果。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已经初见成效，而在10年内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已启动。中国与亚洲共同起飞的远景已隐约可见。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及美国的1/9、日本的1/4，如果以人均来计算，中国更是连许多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如。因此，从经济上讲，目前的中国称不上强大。即使小平同志为中国所设定的发展目标能够在本世纪中叶顺利实现，即使中国真的如国内外众多权威机构所预测的那样能够在接下来50年、3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日本或美国，那么，当下的中国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潜在的大国。

　　然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是核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9%……显然，在全世界人的眼睛里，中国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因此，努力树立大国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直是中国外交追求的重要目标。

　　1997年夏，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东亚，为了避免东亚国家雪上加霜，中国以极大的勇气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稳定，以自己的巨大经济损失为阻止危机的蔓延和进一步加深作出了贡献。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竞相进行核试验，一时间，不仅南亚地区核竞赛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也使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中国迅速在安理会采取外交行动，主动与美国展开紧急磋商并一起主持召开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会议，发表了外长会议公报，在安理会据此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敦促相关国家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的外交努力，获得了各国的广泛赞誉，中国作为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需要记住的是，做大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中国目前只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因此，必须牢记小平同志的教诲，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只承担与自己实力相当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底蕴与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规则和行为模式还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中国还需要潜心研究、学习，然后才可能对近代以来主要以西方文化为背景而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有所变革与完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大国，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做后盾，还要努力锻造有凝聚力的政治制度、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围、有感召力的道德体系。要想在国际社会真正确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依然是任重道远。

　　识时务者为俊杰

　　记得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看来，认清时代的潮流，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就成为制定正确外交战略的前提。

　　当今世界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化。虽然围绕着全球化本身的争论已经全球化，但有一些基本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化意味着各国联系与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增强；全球化的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些基本的事实意味着，全球化是一个无法拒绝、无法避开的历史过程，除了加入全球化已是别无选择。

　　与全球化相适应，地区一体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二个潮流。在欧洲，欧洲联盟已给全世界作出了一体化的榜样；在北美，美国正在苦心经营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可以说遍布世界的每一个地区。不管建立这些区域性组织的最初动因是什么，也不管他们的职能和作用有多么的不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们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共同的特征：对于所有的参加者来说，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既是抵御全球化风险的堡垒，也是以更有利的条件参与全球化的跳板和支撑点。

　　全球化带来了紧密的联系和快速的变化，各国的利益不仅多元而且在许多方面难以区分、难以分割，于是，决策的风险增大了，错误决策所带来的损害也随之增大。这就要求各国的决策者在作出决定时必须科学、民主、理性，必须更多地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立场。由此，国际政治民主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大趋势、大方向。

　　中国的领袖们显然已经对上述三大潮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了然于胸。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展示了自己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胆识与信心；同时，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区域性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中国是APEC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中国与东盟已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中国主导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中国还对湄公河流域、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予以极大的关注……至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中国早已是多边主义的最为积极的倡导者，而在数千年前，中国的先哲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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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工业生产和分布

　　中国近代工业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从1843年在上海出现第一家现代企业开始（指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我国上海开办的印刷年—墨海书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旧中国工业一直受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控制，根据抗日战争开始前一年（1936年）的统计，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部分为外国资本经营的工业所占有：铁矿石占99％，棉布占64％，卷烟占58％，煤占56％，发电量占55％。

　　外国资本在中国建立工业，目的是在中国开拓殖民地市场，掠夺中国资源，榨取中国廉价劳动力。在工业投资方面，以获利较多、较快的轻纺工业为主，其次为采矿工业。至于重工业的基本部门，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则得不到发展。官僚资本办的工业是外国资本的附庸；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并且摆脱不了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依赖，开创不了自己的工业局面。这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旧中国工业分布的主要特点为：

　　（一）工业地区的分布极不平衡。旧中国的现代工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北三省、关内沿海六省和上海市，这两个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全国80％左右，大体上东北是全国重工业集中的地区，关内沿海六省和上海市是全国轻纺工业集中的地区。东北工业又主要集中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和大连五市；关内沿海六省和上海市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无锡等少数城市。当时内地各省除汉口、汉阳、重庆、太原稍有现代工业以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现代工业。

　　（二）工业生产地与原料地严重脱节工业分布与资源分布不相适应。上海是制造工业中心，但是附近不产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上海的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畸形发展，附近江苏省所产的棉花和小麦，也无法满足上海轻纺工业的需要。上述这些基本工业资源都要长途从外地调入，或从国外进口。与此相反，另外一些矿产地区，当地几乎没有加工工业，或是只有一些粗加工工业，仅以矿石或半成品廉价向国外输出，在国外制成成品再高价售予我国。例如，河北、山西、山东的煤矿、铁矿、铝土，安徽、湖北、海南的铁矿，湖南的锑矿，江西的钨矿都属这一类。至于自然资源丰富的西南、西北地区，现代工业更少得可怜。

　　综上所述，可见旧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工业，不论在生产上或是地区分布上，充分显示出它的依赖性、片面性和落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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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与粮食问题

　　我国农业灌溉水供给的急剧减少，向世界粮食市场的安全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12亿庞大人口所需粮食的70%产自需灌溉的土地，但是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在而且将耗用越来越多的水。河流干涸，地下水耗竭，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将使粮食进口需求大大增加，从而也将使世界粮食的总进口需求超过其总出口能力。

　　《世界观察》曾载文指出，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新措施，任何一个威胁中国粮食自给的重要因素都很可能推动世界粮食市场价格的上扬，从而导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威胁本国的农业生产和世界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满足急剧膨胀的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用水需求。

　　争水、耗竭和污染

　　我国70%的粮食产自需灌溉的土地，而农业灌溉水供给面临三个方面的威胁：城市用水对农业用水的挤占、地下水的枯竭和快速工业化对水资源造成日益严重的污染。

　　我国的617个城市中已有300个城市的水资源短缺。而对那些缺乏后备水资源的城市来说，只有靠挤占农业用水才能填补城市用水的缺口。1994年的春天，由于城市用水紧张，北京市近郊区的农民引用水库的水来灌溉土地，这种做法很可能成为其他缺水城市仿效的先例。

　　无论在我国或世界上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农业都无法与工业竞争用水。1000吨水可生产1吨小麦，价值200美元。而同样数量的水用于工业生产却能创造出大约14000美元的产值，是农业产值的70倍。现在的情况是，稀缺的水用于工业比农业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由于工人的工资远高于农民的收人，因此，一定量的水用于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就业与农业相比，要少于前面提到的70∶1。但无论如何，将原来用于灌溉的水用于工业总能比用于农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农民无法同城市和工业竞争水资源，他们所竞争的对象地下水资源数量亦逐渐枯竭。随着用水需求的增加，对地下水的开采最终将超过其自然补给能力——其一般由上游降水量所决定。一旦超过“可持续开采”的界限，地下水位就开始下降。如果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水的开采量超过可持续开采界限的幅度逐年增加，那么地下水位的下降幅度也随之逐年加大。一旦地下水出现了枯竭，能够泵出的水便无法超出每年自然补给的速率。

　　当农民无法获得灌溉用水时，如果降雨充足，他们将转向生产靠自然降水生长的作物，反之则放弃耕作。在我国大多数的土都将转产依靠自然降水生长的作物，单产将因此而下降约1/2到2/3。

　　不幸的是，这还没有考虑到污染因素，如果将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考虑在内，中国农业灌溉水的缺乏程度就更加严重。我国的河流总长5万公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其中80%的水质退化，达到了鱼类无法生存的程度。城市和上游地区的企业（包括那些高度污染的工业，如造纸业、制革业、炼油厂和化工厂）所排放的有毒废弃物对黄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在黄河的很多河段，由于含有重金属和其它有毒物质，河水己不再适于灌溉，更不用说人类饮用了。

　　水污染在我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缺乏干净的水资源，衣民不得不用重度污染的水灌溉农田，结果造成了农作物的污染。在黄河流经的山西省，人们发现大米中含有超量的铬和铅，而在元白菜中则含有金属镉。在黄河沿途，痴呆、迟钝和发育方面的疾病发主率有所增高，这与饮食中砷和铅含量高是分不开的。

　　由于工业的发展速度过快，而控制污染的措施跟不上，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河水因污染而不能用于灌溉。在高度工业化和严重污染的长江峡谷，对农业构成最主要威胁的可能不是工业对水的争占，而是工业对水的污染。

　　水资源短缺造成的歉收

　　由于灌溉水短缺而造成的歉收正逐渐引起人门的关注。《中国日报》曾报道，1995年黄河断流使得山东省粮食减产270万吨，相当于900万人口一年的消费数量。在大家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城市缺水的时候，农村也同样遭受着严重的干旱。

　　为了准确地估计未来水资源短缺对我国农业主产的影响，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目前究竟有多少灌溉地的用水来自于不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即来自于对地下水的开采。在美国，粮食总产的1/10来自灌溉地，因此灌溉水的减少不会明显影响世界粮食的供给。但是我国的情况不同，其70%的粮食产自灌溉地，而且是广泛开采地下水，粮食总产也比美国多。因此，地下水耗竭造成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有多少灌溉水将被非农产业占用。就全国而言，每年1030亿吨的生活用水和2170亿吨的工业用水的增加量中有多大的部分将来自于对农业用水的挤占，但是，就水资源已经充分投入使用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而言，挤占农业灌溉水无疑是增加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这种对农业用水的挤占将会深刻地改变我国的农业生产前景，它甚至比非农业发展占用耕地所引起的减产还要严峻，而占用耕地对农业的不利影响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深切关注的问题。

　　我国的粮食进口前景

　　当对水资源的需求超过了自然界的供给能力界限，而且生活用水只能通过挤占灌溉用水得以满足时，各国通常都通过进口粮食以弥补由此造成的粮食减产。实际上，进口1吨小麦相当于进口1000吨水。

　　如果我国农业用水的短缺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将面临一个不断扩大的粮食缺口：一方面是需求的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是农民扩大生产的能力受限。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2025年我国将需要进口1.75亿吨粮食。按此趋势，将这种预测外延到2030年，届时我国至少进口2亿吨粮食，相当于现在世界粮食的出口总量。

　　从主要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欧盟）的生产趋势来看，这些国家的粮食出口量占全球的85%，年出口量从1960年的6000万吨稳步上升到1980年的2亿吨。而1980年以后，世界粮食出口量不再增加，尽管美国将以前按政策休耕的土地全部再用于生产。在最近几乎20年的时间中，全球每年的粮食出口总量总是在2亿吨上下浮动。开始时是由于需求缺乏增长，而近年来则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而不能够增加出口。

　　在美国，耕地面积已基本稳定，增加粮食产量主要依靠提高土地生产率。由于现在粮食增产速度仅仅能跟上人口的增长，因此，可供出口的粮食没有增加。在欧盟国家，90年代中期休耕的土地到1997年大多已重新投入生产。而主要依靠旱地耕作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较低的降雨量限制了他们出口能力的提高。阿根廷倒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其粮食出口，也许能增加50%甚至更多的粮食出口。但由于阿根廷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小的国家，每年的粮食出口总量不到2000万吨。由于上述这些国家增加出口的潜力很小，因此，我国水资源的短缺很快就会演变成世界粮食的短缺。

　　对于一个依靠粮食进口来满足需求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否获得足够的粮食进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能够承受得起由国际市场粮食紧缺而引起的粮食价格的高涨，但是对那些不够富裕的国家来说，国际市场价格即使有一个不大幅度的上涨，也会耗竭其宝贵的外汇储备，诱发国内食品价格暴涨，引发食品抢购。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解决棘手的水的使用和再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日益尖锐的农村和城市的争水问题，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省份间的用水冲突，以及增加就业和保证粮食自给这两个目标之间在用水方面的矛盾。当我们展望2030年，我国届时将有15亿相当富裕的人口，可能需要用以往3倍的水资源量才能满足全部需求。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合理的水资源保护机制，提高生产力和灌溉效率方面的技术，保护农业资源基础，同时努力控制人口增长，那么，不仅我国将获益，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将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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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化水平的评价

　　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国际上有不同的测量指标，比较常用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十项指标。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算是进入了现代化这十项标准是：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超过12——15%

　　3、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45%

　　4、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0%

　　5、有文化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80%

　　6、青年适龄年龄组中，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超过30%

　　7、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50%

　　8、平均每名医生负担的人口为800人及以下

　　9、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及以上

　　10、平均每三人及以下每天有一份报纸。

　　下面逐项评价一下，与上述指标相比较的，我国的实际发展水平。

　　第一、根据199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仅为490美元，在全世界被列入最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应该说是存在一些统计上的问题。人们也常运用计算货币的国内相对购买力的办法。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95年中国的按货币国内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330美元。目前世界上人均GNP超过3000美元的国家已有四十多个，高的已达人均35000美元上。

　　第二、近年来，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产值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8%。尽管如此，它还是没有达到现代化的不超过12——15%的标准。

　　第三、目前，我国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33%，这表明我国服务业发展仍处在滞后的状态。

　　第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为45.7%，这与现代化标准的70%以上还有很大距离。不过，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流入工业，城市中有大量从事工商业的农民工。只是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这种职业结构的变迁并没有完全在统计中反映出来。

　　第五、有文化的人口比例可按两种标准计算，一是按受过9年及9年以上教育的人口计算，我国为40.3%；二是按受过12年及12年以上教育的人口计算，则我国仅为11.4%。这两种情况都与现代化的超过80%的指标相差甚远。

　　第六、我国的大学生与大专生合计仅占适龄人口的3%，这与青年适龄年龄组中上大学的人数比例现代化指标的30%相差极大，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

　　第七、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市镇人口比重为28.7%，距离现代比指标的50.7%还有很大距离。

　　第八、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我国平均每1060人有一名医生，这个比例在国际上属中等水平。当然，与现代化的每名医生负担人口800人及以下的标准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我国医生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与国际上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

　　第九、目前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69岁，这个指标在国际上属中上水平，接近于现代化的70岁指标。

　　第十、目前我国平均每人每天仅拥有0.043份报纸，也就是说大约每23人每天有一份报纸。这与现代比的每3人每天有一份报纸的水平比，差距十分明显。

　　只要我们能坚持十余年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子，继续保持十余年来的发展速度，那么，预计再有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国经济上可以达到现代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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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概况

　　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

　　先秦是指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这段历史。原始社会时间很长，但无文字记载，其间经过原始的群居生活到氏族公社的出现。原始群居生活的标志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山顶洞人，这几种文化的历史跨度从距今170万年前到1万8千多年前之间。而氏族公社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居民大多过着定居的生活。进入阶级社会后，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先秦是中国历史上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天下归家”，父子相传、兄弟相传成为制度，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奴隶社会经历过夏（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商（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0年）三个历史阶段，在春秋（公元前770～前476）、战国（公元前475～前221）之间演进成封建社会。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这一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孔子、老子等人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 文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等领域。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从分散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期的诸侯称霸和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客观上都为秦的统一创造了历史条件。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长期诸侯争战的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秦（公元前221～前206）。秦始皇着手集中权力，宣布自己为始皇帝，并以后世子孙代代相承，进一步确立了父传子的世袭制度。

　　继秦之后，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相继建立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和东汉（公元25～220），统称汉。汉承秦制，进一步完善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序。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及秦王朝的建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秦汉时期建立和完善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以及诸如建立郡县制等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一直为后世帝王的专制统治所效法。秦汉以后沿袭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基本上是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西汉出现了文景之治那样的盛世。汉武帝后，在与西域及相邻的中亚诸国的交往中，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秦汉时期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较发达的时代。董仲舒之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司马迁的《史记》，张衡的候风地动仪，以及数学的《九章算术》，医学方面的《黄帝内经》等，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蔡伦的造纸术，则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个阶段，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道教则从本土源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豪强地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加强了自身的力量，酿成封建割据混战的局面。此后历经三国（220～280）、西晋（265～316，见晋）、东晋（317～420，见晋）、南北朝（386～589），凡360余年。其间，三国时魏、蜀、吴鼎足天下，东晋时十六国纷争不已，南北朝时南朝与北朝长期对峙，除西晋实现短期统一之外，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西、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和杂处促进了融合。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至林邑（越南中部）、扶南（柬埔寨境内）、朝鲜半岛、日本、中亚诸国、大秦（罗马帝国）等地。文化方面，玄学盛行，佛、道二教在相互斗争中蔓延、发展，但统治者一般都保护佛教。文学艺术方面，建安七子、陶渊明等人的诗文，刘勰的文学评论《文心雕龙》，王羲之等人的书法，顾恺之等人的绘画，敦煌石窟等石窟寺艺术，皆为不朽之作。科学技术方面，祖冲之第一个将圆周率准确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下七位数字，领先世界近1000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则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巨著。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灭陈，南北重新统一。618年，唐高祖李渊在其子李世民(见唐太宗李世民)支持下建立唐朝（618～907）。907年，朱温篡唐为梁（后梁），是为五代（907～960）之始；约在同一时期，南方出现了或并列或相续的9个小国，加上北方的1个小国，合称十国（902～979）。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由分裂进入长期统一，而后又步入短期分裂的时期。从总体上看，这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国封建社会一度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隋唐时，典章制度方面多有建树，其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两税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隋唐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是中国历史上的高潮时期。隋唐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当时在世界上也位于前列。文学以唐诗成就最大，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下来的，有2000多位诗人的近5万首诗歌。以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元稹，晚唐李商隐、杜牧为杰出代表，名家辈出，许多名篇传诵千古。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后世影响甚大。颜真卿的书法，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的绘画，《霓裳羽衣舞》等音乐舞蹈，以及众多的石窟艺术，均光被后世。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和火药两项均出现于这一时期，其他如天文、数学、地学、医学、建筑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唐朝皇帝多尊崇道教，但道教主要在上层流行，影响不及佛教。

　　宋辽西夏金时期（947～1279）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后周立宋960～1279），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同一时期，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辽（947～1125）；党项人在宋之西北部建立西夏国（1038～1227）。

　　宋、辽、西夏成鼎足之势。1115年，女真人在北方建立金国（1115～1234）。

　　金于1125年灭辽，1127年攻入宋都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逃亡临安（今杭州），长期偏安江南，是为南宋。

　　宋和辽、西夏、金时期，是中国汉族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并存，民族进一步融合，经济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科技上的成就尤为显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三大发明得以实际应用，其中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比欧洲早400年；苏颂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的《梦溪笔谈》，在科技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文化方面，理学盛行，道教、佛教及外来的宗教均颇为流行。文学上出现了欧阳修等散文大家；宋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高峰，晏殊、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均为一代词宗；宋、金时话本、戏曲也较盛行；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著称，风俗人物画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极富史料价值。

　　元朝（1271～1368）

　　1206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大蒙古国，随后向邻境发动掠夺性战争。蒙古军在灭西夏（1227）、灭金（1234）之后，先后三次西征，兵锋直逼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札儿（今匈牙利），以及巴格达、大马士革城等地。蒙古成为横跨欧亚的大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崇尚汉法，改革旧制，以开平（在内蒙古）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1271年改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1368年明军攻入元都，元惠宗退出中原，回漠北，元朝结束。在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声誉远及欧亚非三洲。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先后派使节来到中国。欧洲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元世祖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遍游中国许多城市，并在元朝做官，他写的《马可·波罗行记》对元朝的版图、商业、手工业都作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三大发明也于元代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元朝和阿拉伯半岛交往也很频繁，阿拉伯国家的天文学、医学、算学陆续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也广泛传布。据记载，当时还有非洲人在中国居住，元朝也派遣使者到非洲。

　　元朝社会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前期恢复和发展，中后期停滞、衰落。由于各民族往来较多，农业、手工业生产各呈特点。商业比较活跃，有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文化科技面有一定成就。文艺方面以元曲成就较高，代表人物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代表作有《窦娥冤》、《西厢记》等。

　　明朝（1368～1644）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而直揽军政大权。此后，许多皇帝或昏庸、或年幼，大权往往旁落宦官之手。明朝农业较前代有所发展，丝织业、制瓷业发达，采铁、铸铜、造纸、造船等行业也有大的发展，城市商业比较繁荣，一些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达，与亚非各国、南洋诸国，尤其是与朝鲜、日本等都有往来。航海家郑和先后七下西洋，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明中叶后，中国曾历受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侵扰。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直至清朝（1662）才由郑成功收复。

　　明朝科举考试通行八股文，束缚了个人见解。明朝在文化科技上的成就，小说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戏曲有《牡丹亭》，地理学有《徐霞客游记》，医学有《本草纲目》，农学有《农政全书》，工艺学有《天工开物》，文献类书有《永乐大典》，等等，均为经典之作。

　　清朝（1636～1911）

　　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经多年征战，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军入关灭明。清入关后统治中国268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10个皇帝。

　　清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康、雍、乾三朝尤达到鼎盛时期。但嘉、道以后，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国力日衰。西方殖民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1839年，清政府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保护鸦片利益而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反清斗争此伏彼起。终于在1851年爆发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1864年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和奕一起在中国办起洋务，史称洋务运动，其政治目的是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兴办军工业，客观上却起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先声作用。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影响，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并逐步演化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维新运动。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随后，慈禧太后也实行新政。但是，腐败的清王朝已经没有回生之力。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朝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学者，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等。他们在总结批判传统学术、接受西学影响、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小说和《长生殿》、《桃花扇》等优秀戏曲，散文、诗歌、绘画也有较高成就。

　　清代官方不重视科学技术，这方面的成就不大。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戊戌变法推行西学，促进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全国许多地方兴办了学堂，至1908年全国学堂已达4.7万多所，出国留学人数也迅速增加。他们大多关心国家命运，热心变革，思想比较开放。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其骨干大多为近代知识分子。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一大批自然科学译著，促进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人才的出现，著名的有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工程师詹天佑等。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突出贡献是统一全国，巩固和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团结，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社会经济在康、雍、乾统治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产生并获初步发展。但清政府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茫然无知，被世界先进的历史潮流抛到后面，终于在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

　　中华民国（1912～1949）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历史称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缔造中华民国，这是按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权。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首领篡夺。此后北洋政府（1912～1928）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中国的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打击了封建主义。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首先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的罢工斗争次数增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董必武等12位代表，选举陈独秀为书记。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出席了大会。

　　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1928年，北洋政府的统治宣告结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针对工农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国民革命失败。全国政局十分混乱，出现新军阀混战。以后，蒋介石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南京政权。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于1927年领导了南昌起义。同年共产党人又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后，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有发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当权者逐步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在30年代以后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

　　这一时期，文化上的变化亦很显著。以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为标志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文化。此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白话文获普遍推广，教育、科学和出版，尤其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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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基本国情

　　据统计，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情况如下：

　　一、生产力方面：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154亿美元，列世界第七位，美国为75761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为663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5位，瑞士为41208美元，列世界第一位。

　　二、生产率方面：总生产率即每位劳动者创造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为1118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5位，日本为70919美元，列世界第一位，韩国为23391美元，巴西为7338美元。

　　劳动生产率即每人每小时创造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为0.55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4位，卢森堡为45.33美元，列世界第一位。

　　农业生产率即每人每年创增加值我国为328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2位，冰岛为58141美元，列第一位，韩国为9868美元，美国为9544美元。

　　三、基础设施方面：每平方千米公路长度我国为0.12千米，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36位；每平方千米铁路长度我国为0.0056千米，列第35位。

　　每千人拥有计算机我国为三台，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第44位，美国每千人拥有计算机403台，列第一位，韩国为99台，巴西为19台。

　　总之，我国工业仍然是经济总量指标方面的大国，人均指标方面的工业弱国；速度方面名列世界前茅，效率方面居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某些尖端技术方面是少数先进国家之一，一般技术方面与当代世界水平差距甚大。

　　四、农业方面：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亿吨提高到现在的4.9亿吨。但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

　　1、人均耕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短缺，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400多千克；

　　2、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民平均收入低，农村人口增长快，文化水平低：

　　3、全国有6000万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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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和平　中国外交的世纪主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着极大差异。从国际环境看，时至2001年，冷战早已成为历史，世界性的战争已变成一件多少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国内情况来看，到2001年，中国的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确立，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在不同的时间、面对完全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如此高度一致地同声强调争取和维持世界和平，并且不遗余力地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显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从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恰如两代领导人所做出的高瞻远瞩的判断，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合作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安理会重要成员国的责任之所在、道义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两代领导人都以洞察历史的敏感，深深地意识到持久的世界和平对于曾经饱受100多年战争与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能是个梦想。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拒绝以战争追求国家目标，同时，在一个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战争没有胜利者的时代，和平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实现民族抱负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中国两代领导人以近20年的外交实践向全世界昭示，超越一般的道德宣示和功利性目的，和平已成为中国外交所追求的世纪主题。

　　金融危机显我勇气与实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泰国开始。

　　7月2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投机家的暗算与狙击，泰国中央银行在遭受巨额损失的情况下，宣布放弃实行了14年之久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把泰铢的汇率变动完全交给了市场。第二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应声下跌，到10月31日，泰铢贬值了58.6%。继泰国之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市场先后失守，纷纷陷入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得手的投机基金开始转战中国的台湾和香港。10月17日，台湾弃守新台币，投机基金于是倾全力攻击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企图一举击溃香港实行已久的联系汇率制。在港府的强力狙击下，投机基金损失惨重，联系汇率得以维持，然而，香港的股市大幅缩水，尤其是李嘉诚、郭炳湘等四大家族的资产更大幅缩水50%以上。1997年11月，韩国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又一个受害者，韩元大幅贬值40%。接着，日本著名的证券公司山一公司宣布倒闭，金融危机似乎正在向日本逼近。

　　面对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似乎在袖手旁观，而某些国际组织给各国所提出的救助方案也多半像是趁火打劫。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目光都在盯着中国，人们无数次发出疑问，中国会成为金融危机的下一个牺牲品吗？人民币还能扛多久？出口受到打击的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快速增长吗？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封闭性，国际金融炒家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的股市和汇市产生多少影响，然而，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大规模贬值确使中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为了应付东南亚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人民币同步贬值，然而，对于深陷危机的亚洲国家来说，此举无疑是落井下石；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则势必影响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这种两难的抉择面前，中国的领袖人物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博大胸襟和高瞻远瞩。在国内，中国政府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外，中国领导人多次承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中国还本着“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原则，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提供了总计40多亿美元的援助，对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和经济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7年和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8.8%和7.8%的增长，然而进出口贸易却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1997年进出口总额3251亿美元，而1998进出口总额仅为3240亿美元，出现了1983年以来的第一次下滑。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但是，我们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财富》中国与中国财富

　　《财富》是当今世界的顶级财经杂志。从1995年开始，《财富》利用其全球性的影响，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财富》论坛，它邀请全球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CEO以及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学界名流，齐聚它所认定的最具发展潜力或者最具吸引力的“热点”城市，就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前4次《财富》论坛的地点分别为：1995年，新加坡；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1997年，泰国曼谷；1998年，匈牙利布达佩斯。

　　1999年，《财富》把第5次论坛的地点选在了中国的上海，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据报道，’99《财富》论坛吸引的跨国公司总裁、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有300多位，中国大企业负责人200多位，同时，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政界名人和著名学者约800多人也参加了论坛的各种活动。此次论坛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前几次无法相比的，更令全世界感到吃惊的是，《财富》论坛第一次把主题定格在一个国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关注全球性问题。

　　跨国巨头们聚会’99《财富》中国论坛，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听听各路精英人物对中国未来50年的经济发展的看法，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在实地感受一下中国过去20年、特别是上海最近10年的变化，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寻找中国财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才是他们来到上海的主要目标。

　　资料统计显示，截至2000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363885家，合同外资金额6760.9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3483.46亿美元。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入国，在世界前500强企业中，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设厂。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他们有的把地区总部迁到了中国，有的则把中国当做生产基地，特别是以摩托罗拉、微软、诺基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巨型跨国公司更是在中国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研究和开发中心。显然，中国市场已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经营的战略重点，恰如’99《财富》论坛所提出的口号，对于所有的跨国公司来说，“欲争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中国与WTO 实现双赢

　　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和23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许是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所作出的最为重大的两项战略性决策之一。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要点是中国将主要依照自己的步调、方法，按着自己确立的规则对封闭已久的中国社会进行调整。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像是举子赶考，考题由别人定，考试的规则由别人定，判卷的规则也由别人定。与举子赶考有所不同的是，完成考卷的时间和次序可以经过商量、讨论来决定。2001年10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APEC上海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我们正在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和修改。”显然，中国已下定决心，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对所有成员制定的通行规则和已然作出的承诺改变自己。

　　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同，来自外部世界的带有强制性的约束和要求，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改革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而且，改革也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法律和政府机构将比从前面临更大的变革压力。

　　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昭示，自我封闭意味着贫穷落后；20多年的改革经历则证明惟有融入世界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通途，由此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是中国过去50多年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缺乏强大的外部压力、竞争和挑战的情况下，许多领域的改革很难取得大的进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为积极的结果也许将在20年以后出现。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中国的承诺和开放按计划推进，到2020年，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将会提高三倍，达到10%，中国会大量进口各类产品，但出口也会急剧扩张，那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占世界总出口的12%）的第二大出口国，以占世界10%的出口总量，领先日本5个百分点。如果世界银行预计的年均7%的复合增长率能够成为现实，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将会由1992年的1%提高到2020年的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19%）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一位世界贸易组织的官员断言：“一个不断走向强大而繁荣的中国，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世界正在迫使中国巨变，然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的巨变也必将会影响或改变整个世界。

　　倡导并实践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分割东西方的人为藩篱逐渐消失，世界各国获得了摈弃冷战思维、走出传统安全观困境的难得机会。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复杂，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寻找实现国家安全的新方法，建构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的新体系就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中国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国家安全提出的挑战，也清醒地看到传统安全观对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强调，各国应该摈弃冷战思维、培育新的安全观、寻找维护安全的新方法。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其核心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稳定的政治基础；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为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

　　在1999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更是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把新的安全观高度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维持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的坚定信念。中国不仅是新型安全观的倡导者，而且还是新型安全观的实践者。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在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威胁基本消失，然而，如何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问题，如何遏制越来越猖獗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如何铲除跨国界的走私、贩毒等有组织的犯罪等问题，摆在了中、俄以及中亚新兴国家领导人的面前。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从1996年开始，首先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等问题展开协商，并形成了堪称冷战后处理国家间关系典范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随后，五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将合作的内容逐渐拓展到地区安全、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特别是围绕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种势力所展开的磋商与合作，更显示出五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目前，“上海五国”已成为由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随着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这个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兴区域组织必将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亚洲的引擎而不是陷阱

　　中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他们别有用心地挑拨亚洲各国，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侵蚀和抢走亚洲国家急需的资金、市场，中国低廉且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将掏空亚洲国家用以赚取外汇和解决就业的所有产业。来自西方的某些评论则充满矛盾：一些人预计，中国在亚洲逐步建立的竞争优势不仅会使日本的经济相形见绌，而且也将最终排挤、甚至取代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另一些人则预言，由于无法适应加入世贸之后的剧烈变化和激烈竞争，中国经济将会全面崩溃。

　　很显然，上述的这些看法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那么，他们显而易见是把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看成了某种一方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的“零和游戏”。从理论上讲，由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同中国一样既缺少资金也缺少技术，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又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北美、日本和欧洲当做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中国加入世贸客观上将使竞争进一步加剧。由于亚洲许多国家从总体上讲没有中国的比较优势（比如，工资水平、劳动力素质、市场潜力等），因此，一定时期内，资金、技术、市场份额以及相关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这一思路的基本缺陷在于，它首先否定竞争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否认积极参与竞争可能使地区范围内的产业革命以更大的规模早日到来。其次，这种思路忽略了中国贸易的增长不仅仅是出口的扩大，而且更可能是进口的首先扩大。高盛公司在中国香港的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进口的增长速度会从每年7%提高到12%。世界银行则估计，在未来20年，中国进口的增长将会占发展中国家进口增长总额的40%。第三，至于国际投资的流向，所罗门美邦的经济学家黄一平对1985年至1999年34个国家数据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和东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成正比例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很可能调动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那些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最后，这种想法多少有一点匪夷所思，在各国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或者巨大经济体欣欣向荣，而与其相邻的地区却是一片废墟。

　　所幸的是，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把中国经济、中国加入世贸看成陷阱，而是以一种更为开放、自信的心态把中国的发展当做一次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已下定决心与自己的邻国分享经济起飞的成果。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已经初见成效，而在10年内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已启动。中国与亚洲共同起飞的远景已隐约可见。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及美国的1/9、日本的1/4，如果以人均来计算，中国更是连许多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如。因此，从经济上讲，目前的中国称不上强大。即使小平同志为中国所设定的发展目标能够在本世纪中叶顺利实现，即使中国真的如国内外众多权威机构所预测的那样能够在接下来50年、3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日本或美国，那么，当下的中国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潜在的大国。

　　然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是核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9%……显然，在全世界人的眼睛里，中国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因此，努力树立大国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直是中国外交追求的重要目标。

　　1997年夏，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东亚，为了避免东亚国家雪上加霜，中国以极大的勇气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稳定，以自己的巨大经济损失为阻止危机的蔓延和进一步加深作出了贡献。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竞相进行核试验，一时间，不仅南亚地区核竞赛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也使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中国迅速在安理会采取外交行动，主动与美国展开紧急磋商并一起主持召开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会议，发表了外长会议公报，在安理会据此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敦促相关国家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的外交努力，获得了各国的广泛赞誉，中国作为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需要记住的是，做大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中国目前只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因此，必须牢记小平同志的教诲，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只承担与自己实力相当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底蕴与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规则和行为模式还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中国还需要潜心研究、学习，然后才可能对近代以来主要以西方文化为背景而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有所变革与完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大国，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做后盾，还要努力锻造有凝聚力的政治制度、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围、有感召力的道德体系。要想在国际社会真正确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依然是任重道远。

　　识时务者为俊杰

　　记得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看来，认清时代的潮流，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就成为制定正确外交战略的前提。

　　当今世界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化。虽然围绕着全球化本身的争论已经全球化，但有一些基本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化意味着各国联系与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增强；全球化的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些基本的事实意味着，全球化是一个无法拒绝、无法避开的历史过程，除了加入全球化已是别无选择。

　　与全球化相适应，地区一体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二个潮流。在欧洲，欧洲联盟已给全世界作出了一体化的榜样；在北美，美国正在苦心经营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可以说遍布世界的每一个地区。不管建立这些区域性组织的最初动因是什么，也不管他们的职能和作用有多么的不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们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共同的特征：对于所有的参加者来说，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既是抵御全球化风险的堡垒，也是以更有利的条件参与全球化的跳板和支撑点。

　　全球化带来了紧密的联系和快速的变化，各国的利益不仅多元而且在许多方面难以区分、难以分割，于是，决策的风险增大了，错误决策所带来的损害也随之增大。这就要求各国的决策者在作出决定时必须科学、民主、理性，必须更多地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立场。由此，国际政治民主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大趋势、大方向。

　　中国的领袖们显然已经对上述三大潮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了然于胸。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展示了自己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胆识与信心；同时，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区域性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中国是APEC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中国与东盟已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中国主导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中国还对湄公河流域、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予以极大的关注……至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中国早已是多边主义的最为积极的倡导者，而在数千年前，中国的先哲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