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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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早期的法国

　　正当专制制度在英国从高峰跌落，陷入危机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时候，它在欧洲大陆却得到巩固与加强，而在法国发展得最充分。
　　亨利四世（1589－1610）登位后，采取措施加强国家的统一，巩固国王的权力。他压制高等法院的独立倾向，竭力控制省、市行政机构，开始把行政命令直接下达给由国王委任的各省监督官而不是省长。到17世纪初，他已经平定了地方大领主的反叛，使法国专制制度基本定型。
　　亨利四世将财政问题交给苏利公爵处理。苏利是个有才能的理财家，他很快平衡了收支，甚至使国库略有盈余。他鼓励生产，发展农业，认为“耕地和牧场是生活的两大源泉”。他减轻农民的赋税，引进排干沼泽技术，扩大耕种面积。农学家奥利维尔·德·塞尔根据国王的命令写了《农书》一书，广泛传播农业知识。亨利四世甚至宣称他要让法国农民“每个星期天锅里有一只鸡”，这使他受到农民的欢迎。他还奖励工商业，发展蚕桑，创办法国丝织业，鼓励开办各种工场，筑桥修路，发展贸易，建立海外贸易公司，使法国在17世纪初重新成为经济强国。
　　为加强专制统治和增加收入，亨利四世还实行卖官制，中等阶级人家因经商、放债、包税、投机等发了财，就用金钱买官。买官的人出身低微，社会地位不巩固，处处仰国王的界总行事，依靠国王的恩宠过日子。亨利四世还让当官的人每年缴纳官职税，其数额为官职售价的1/60，任何人只要定期缴纳官职税，官职就可以世代相传。这样，就造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国王的官僚集团，有利于国王的统治，而且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其长期的后果却是把发了财，因而证明是最有能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排斥于经济领域之外，这是因为，在法国当官就可能成为贵族，而一旦成为贵族，就不能再进行任何经济活动了。尽管如此，卖官制度却有助于国王与城市中等阶级结成同盟，而这正是专制王权的基础。
　　波旁王朝时期，派往各省的监督官逐渐由选自中等阶级出身的人担任，而正是他们控制着地方行政权。御前会议主要由花钱买爵位的“穿袍贵族”组成，而在世袭的“佩剑贵族”眼里，他们只是发横财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而已。由于专制王权促进了民族统一和自立，保护了民族工商业，建立了民族市场，在其初出现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此得到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拥护。
　　在波旁王朝统治下，中世纪土地分封制度已基本解体了。尽管贵族豪强仍保有自己的“扈从”，而这些人也都对主人效忠尽职，在主人召唤时甚至拿起武器反叛朝廷，但他们与主人之间已不是分封与被分封的关系了，因为他们不从主人那里领受封地。维系等级制度的往往是亲族关系，一个大领主、大贵族的三亲六戚都可能是他的“臣下”，而这种宗族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七代。为大贵族服务的级外也都有自己的手下人，由此而构成一座类似于中世纪分封制度的等级金字塔，但构成金字塔基础的土地分封制事实上已不再存在。
　　贵族和缙绅为保持自己的身份，除收取地租外不从事其他任何经济活动，否则他们就失去免税的特权。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单靠土地的收益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时常出售土地，而收买土地的多是有钱的商人、官员或富裕农民。17世纪初，大部分中小领地已落入资产阶级或富农之手，只有大地产还留在大贵族手中。领地上的劳役义务已名存实亡，在有些地方连劳役的主人是谁也搞不清楚。资产阶级收买土地后，像过去的封建领主一样向农民收取地租，而有限期地出租土地给农民这种土地经营形式也逐渐取代了纳赋永佃地（即可以世袭的纳赋土地，纳赋额往往几代人不变）。
　　缙绅阶级没落最甚的地区，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缙绅的势力仍然很大。但资产阶级在购买土地后，他自己也逐渐变成本地乡绅，可能有一天，他会最终放弃他赖以发家的工商业，而去买一个低级官职。新官员的儿子可能用家族的积蓄买一个可以成为贵族的官衔，如朝廷书记官或高等法院推事等等，不久，他就取得贵族封号。新贵族的儿子可能去参军，买下一个步兵连，从而与老贵族平起平坐，当起真正的贵族来。但这时，由于他不能再从事经济活动了，家族的衰落也从此开始。过真正的贵族生活开销巨大，耗尽了家族的财产，也许有一天它也像老贵族一样不得不出售土地，于是法国的贵族就以六七代为一个周期循环更替。1789年存在的法国贵族世家中，有一大半发家于17世纪初。
　　为了防止家族的中落，有不少贵族服侍宫廷，得到王室青睐，取得大量赏赐。这种动机为路易十四靠奢靡的宫廷生活笼络贵族、从而建立最专横的专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17世纪时，多数农民有人身自由，已不再是农奴。有些农民持有纳赋永佃地，向领主交纳贡赋，但同时又可以自由地处置水佃地，例如出租甚至出售；有些则承租按期限出租的土地，交纳货币地租。地租一般是对分制，租金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此外，农民还要向国家交纳捐税，其中包括直接税（财产税、人头税）和间接税（盐税、烟草税、葡萄酒税等），以及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沉重的负担落在农民身上，他们不仅养活游手好闲的贵族、教土，而且还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大厦。每逢灾年，大量小农破产，商人和官员则从中渔利，乘机收购地产。波旁王朝早期曾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但是这些农民起义由于难以克服的农民阶级狭隘分散的弱点，都—一被王朝镇压下去。
　　分散的手工工场在农村已相当普遍，在北部的纺织工业中更为发展。商人们把原料和工具分发给广大地区的农民，由他们在家中生产，交出成品，领取工资。这种制度使资本主义雇佣方式渗入到农村，农民为纳清贡赋、贴补家用，不得不从事家庭副业，接受商业资产者的剥削。但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在沿海及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比较流行，内地及经济落后地区则少见。
　　在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控制一切。市政事务或者由国王任命的市长管理，或者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官行使职权。不过选举很不民主。例如在巴黎以北不远的博韦市，市政会由一个选举团选出，其中商人和官员握有21张选票，工人只握有10票。因此，从1600—1655年，116个当选的地方官中有84个是商人，历届市长除二人外都是商人出身。博韦主教握有该地的主要司法及警事权，主教庄园法官还确定工人的工资，将其压在最低水平上。城市工人生活十分困苦，每逢灾年更难度日。各城市工人曾发动过许多暴动，反抗雇主及地方官，但都被资产阶级自卫团镇压下去；不过当王国政府赋税太高、抽取过甚时，资产阶级又暗中鼓励工人造反。
　　人民的反抗时常威胁专制政府的统治，但在这个阶段，专制王权还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对外利益，因此仍能够存在并继续发展。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后，贵族的分裂活动重新兴起，宗教战争也再度爆发。1610－1624年，法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1624年，路易十三（610－1643）任命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为首席大臣。黎塞留执行“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把国王和国家视为一体。他把加强绝对君主专制和把法国建成欧洲最强国视为两项基本国策，使用高压手段治理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贵族叛乱和宗教冲突再次敉平，工商业有所发展，专制王权得到巩固，法国恢复了在欧洲的重要地位。从1642年12月到1643年5月间，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先后死去，王位留给了不到5岁的路易十四。

摘录自《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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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专制制度把法国推回灾难的边缘，到路易十五（1715－1774）时，专制制度自身也陷入全面的危机。
　　1716年，政府收入只有 7000万里弗，而支出却高达23 000万里弗，还有25亿里弗的国债，国库显然面临破产。
　　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政府始终摆脱不了这种财政危机。当时，国家的收入全靠第三等级纳税，税务的主要负担落在农民头上。农民在封建地主的敲骨吸髓的压榨下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而享有特权的第一、第二等级却顽固地维护特权，不肯分担国家赋税，这就形成越是贫穷纳税负担越重，越是富裕越不纳税的不合理局面。总之，政府在非战争年代的开支中，有1/3是支付给特权阶层的闲职薪金，例如为国王掌管尿壶的官员年薪也有2万里弗。这就更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整个18世纪，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人多次试图改革税制，取消特权，削减闲职，但在特权阶层的顽强抵抗下—一失败。政府也曾数度想整顿吏治，清除贪污，节俭开支，增加收入，但做起来又总是虎头蛇尾，毫无效果。例如1716年一次就逮捕贪官污吏、投机商人等1500人，按法院判决应罚款共2亿里弗，结果多数人都获得赦免，政府只收到1500万里弗、实际上，专制制度的存在某础就是特权阶层，要想叫专制政府自己触犯特权，无异于与虎供应。
　　贵族在路易十四时期养成穷奢极欲之风，挥金如土，致使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贵族之家更加入不敷出。18世纪下半叶．他们着手恢复早已被人忘记的封建捐税和劳役，企图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出现所谓的“封建反动”。法国贵族从来不像英国乡绅那样致力于土地经营和农业改进，因此农业组织形式和技术水平长期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此外，政府还逐年增加税收，1715年至1789年政府往收的直接税（土地税、人头税等）增加了67 ％，而间接税在18世纪增加了两倍。这些都加剧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
　　对外战争的失败更加重了专制制度的危机，在18世纪欧洲各国争夺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中，法国始终处于劣势，路易十四时雄霸欧洲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七年战争中，法国几乎失尽了在海外的一切殖民地，专制政府再也不能以法兰西民族的代表自居了。
　　在所有这些危机之上，又加上统治集团本身的腐朽无能。路易十五是一个敢于亨乐的昏庸之主，据说他曾说过：“我死后哪管它供水滔天。”他喜欢打猎，生活荒唐，对国事却毫无兴趣。他追逐情妇，给她们加上贵妇封号。其中的两个—蓬帕杜尔侯爵夫人和杜巴里伯爵夫人曾对他施加过巨大的影响，在权势最大时甚至可以左右朝政、影响官员的委派和政策的制定。在国王的影响之下，整个统治阶级也都荒淫腐朽。贵族和贵妇都有自己的情妇和情夫，下流书刊在上流社会流行。奥尔尼公爵夫人曾经说：“这些年轻人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他们把不敬神和堕落行为视为高贵的美德。”所有这些都说明，专制制度的肌体已经腐烂透顶，统治阶级已没有能力继续统治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思想逐渐产生和传播，为专制制度的灭亡敲响了丧钟。这就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早产生在知识分子中间。当时，巴黎和外省都出现许多思想团体，即所谓“学院”。这些学院组织聚会，倡导讨论，还颁发各种学院奖，表彰有建树的新思想。贵族夫人和有钱的资产阶级妇女主持各种“沙龙”，在这里，甚至贵族和达官贵人都自由地批判现实，而不怕有警察在暗中监视。对“旧制度”的抨击已成为风气，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这样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专制政府对启蒙思想进行无情的压制。许多思想家的著作遭到禁止，他们的书只能在国外印刷，在国内偷偷地流传。有时，高等法院下令焚烧思想家的著作，比如伏尔泰的书就曾遭到这样的命运。但先进思想的传播是阻挡不住的，它不仅受到人民欢迎，而且被有远见的政府官员所保护。负责书刊检查的出版局长马尔泽尔布就曾保护过百科全书，使其免遭焚毁厄运。

摘录自《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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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的一些最重要的封建义务

　　法国的封建义务，名目繁多，本文只是叙述了各地普遍实行的几项最重要的封建义务。
　　地租。这是一种永久的义务，依据封建法律，是由某些土地的持有者被迫须向领主以现金或实物交付的。整个数额可向任何一个持有原来须缴纳地租的土地的任何部分的人索取。这种义务是不能赎回的，也就是说，没有可能与领主洽商任何办法予以折偿或取消。
　　售价税。习惯法盛行的那些法国地方，有一普通规矩：凡是持有须缴纳地租的土地的人，如果他要出售他的财产，必须以他所得到的售价的一部分给予他的领主，数额多少是不一致的，但往往规定为1／6。
　　生产税。这种义务是：领主可以向须缴地租的人索取土地出产的一定部分。凡须缴纳出产税的土地，不得领主允许，不能以之抵押。
　　葡萄收获税。在布尔邦内地方，领主勒索收获的1／4。
　　徭役。领主有权要佃户在一星期中替他工作某几天，或征用他的马匹和车辆。这种权利在18世纪的法国几已绝迹，虽然在欧洲的其它某些地区还是普遍存在。但法国政府要征用农民做修路工作，这种义务叫做徭役。
　　使用税。有许多采地，领主有权要住在采地境内的人到他的磨坊磨他们的粉，用他的炉灶供他们的面包，或用他的酒榨榨他们的葡萄，并给他很高的报酬。
先售权。有些领主有权比在采地内任何人早一个月或40天出售他的酒。
　　通行税。依据对封建法律有研究的律师，采地对于桥梁、河流和道路原来要苛征很多种通行税。路易十四废除了许多这种通行税，并在1724年又废除了1200项以上。
　　过渡税。对渡过采地内河流的货物征收费用之权。
　　市集税。对运来墟市和市场的货物征收的一种税。

（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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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德·艾德斯曼斯道费尔论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的商业与工业

　　这个文件叙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德意志工商业的衰落情况及衰落的原因。
　　如果认为商业与工业的全面恶化单只是由于三十年战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困难的根源存在于更深远的地方。从15世纪以来开始的世界商业全面而巨大的变化，对于德意志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是非常不利的。海洋贸易的有力的发展，从事海洋贸易各国的经营事业，德意志缺乏殖民地、作战舰队以及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贸易政策，这一切到16世纪都已经明显可见。德国人大规模的贸易活动越来越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超过。
　　汉萨同盟商人们的居留地铁场依然屹立于伦敦，但这不过是过去的伟大与优势的遗迹而已，由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法令，其重要性长期以来就低落下去了。从那时起，沿北部海岸直到但泽，到处都有英国商人冒险家们的公司渗入，他们把批发商业抓到手里，并且为英国工业征服了德意志的市场。这是英国给德意志的一个反击。
　　与此类似的是瑞典和丹麦摆脱了汉萨同盟商人的控制，而且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步骤把它们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转变为统治地位，丹麦人以其过境税控制了“波罗的海海峡”，瑞典人则以一种压倒优势加诸德意志海岸。
　　此外还有16世纪末期以来荷兰贸易霸权的发展，从莱因河口上溯，荷兰人越来越多地取得了控制权，直到整个德意志西部尽入其掌握之中；他们的强大舰队驻在波罗的海，与英国人竞争，包办了这一地区的全部商业。
这一切甚至在战前就发生了，但最坏的情况是在战后才出现的。由于德意志各邦的衰弱和德意志资本的无力参加全面的竞争，致使德意志到处都对外来的支配势力敞开了大门。
　　德意志的商人虽然退居于二等或三等地位，但还没有让自己从舞台上完全消失。即使在战争期间情况最坏的年头，汉堡、不来梅、律贝克与但泽在世界贸易上还是起着一定作用，尽管日益处在从属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地位。汉萨同盟与俄国人之间的古老关系仍然尽力地维持下来，律贝克人对此尤为热心，而彼得大帝则被称为莫斯科“日尔曼郊区”的一个学生。
……
　　至于北德意志与法兰西之间的贸易，里昂仍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而在该地古老的贸易关系也仍然保持着。在另一边，还有同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的获利颇丰的贸易，经营铁器的贸易是纽伦堡人的老生意，而战争更刺激了军火贸易，纽伦堡人和奥格斯堡人对于这方面的生意的经营特别起劲。
　　战争时期，莱比锡的商人们在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贸易上起着主要作用。莱比锡本身，由于一再被围困，加上每次被攻克后随之而来的破坏，饱受战争损害再加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缔结之后，这个城市又被瑞典人占据了八年之久。这却不是太坏的一个命运，因为瑞典的陆军元帅托尔斯廷森（并非是无关他自己的财政利益在内）向全世界宣布说：他要保护莱比锡市集。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个贸易繁盛的城市得以渡过一切风暴，而萨克森选侯邦其他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却遭害很大。通过它的世界驰名的市集，莱比锡变成了欧洲东部与西部南部贸易的最重要的汇合点。通过“大道”来自俄罗斯、波兰与西里西亚的货车涌进莱比锡，然后从这个汇合点流进汉堡、科伦、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和纽伦堡，使莱比锡人的市集在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世界性的市场。特别因为这个城市也是德意志商业的汇合点，德意志的产品从这里分送到全世界各个地区。
　　在上萨克森的这一地区，有着持久不断的活动，这种活动获得日益增长的成就，在这里，比在其他地区更快地恢复了战争的创伤；当然，那压倒一切的外国竞争所带来的总的灾难，以及与大规模远洋贸易的隔绝，还是阻碍着德意志工商业向最高的目标前进。

（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第6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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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要封建国家改革的背景、实质、共同特点和影响

　　改革的背景：第一，17—18世纪，欧洲主要国家都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封建统治和地方割据势力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因力量弱小，无力改变现状，希望借助王权的庇护，摆脱封建势力的盘剥，获得自身的发展；各国的封建君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潮流面前，也想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进行改革，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专制统治。改革的实质：改革是封建统治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行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本质是加强封建统治。
　　主要共同点：在政治上，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鼓励发展工商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在军事上，大力整顿军备，扩充国家军事力量；在文化教育上，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对文化思想的控制。
改革的影响：使各国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也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军事扩张的资本。同时，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