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课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是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脖。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上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早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

　　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 。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半尺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 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象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 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

　　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帐，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

　　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需用七十 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

　　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 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

　　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

　　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的主要区别

　　应从两次政治运动背景和内容入手，区分它们的不同属性。

　　第一相同点。中共中央发起两次反右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影响相同。50年代末中共中央对国际和国内形势认识有误。1956年，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帝国主义借此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对整风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面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彭德怀为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和改进措施。这些不同之声被视为“反党”行为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加以批判。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严重背离现实。两次反右斗争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良结果。“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第二，不同点。两次反右倾斗争领域和属性不同。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针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而发动的（但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意见是诚恳的，正确的，是有益于党和国家建设的）。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这场最初仅表现为思想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很快发展成为具有全面性和社会性的急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反右倾斗争严重扩大化，打击面过大，人数过多，影响极坏。“反右倾”斗争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行为。它最初就带有政治性和路线性，并且是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反映。“反右倾”斗争把不同意见定为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提意见的人成为反党集团成员，这种“空穴来风”的政治斗争从根本上讲就是错误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反映，其后更使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政治民主制度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加速了“左”倾错误的发展、泛滥。

关于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和超过英国工业水平的资料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

　　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将英国的工业发展情况，和我国的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的在十 五年后超过英国的有关资料简单介绍如下：

　　（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我国和英国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二）英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最早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工业化的时期（一七三○——一八六○）

　　早在16至18世纪，英国就利用扩大海外贸易，和残酷地掠夺殖民地及贩卖奴隶等手段取得了高额利润；在国内通过发行大量的公债，征税和信用制度积累了资本。同时还由于实行了圈地运动和劫夺寺产运动，一方面使大量土地集中在“新的贵族”手里。另一方面，使农民丧失了所有的土地，成为无产者，给新兴的工业提供了劳动后备军。这一切都给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准备了条件。

　　从一七三○年开始到一八六○年止，约经过13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并以纺织工业为重点。直到18世纪中叶，广泛采用了蒸汽机，英国才开始发展重工业。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实际是从一八一○年开始到一八六○年完成的。由于建立了机器制造业，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在工农业生产中占了主导地位，工业品输出量也在激增，英国逐渐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国。

　　第二个时期是英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一八六○——一九一四）

　　英国的垄断资本和财政资本是首先在从事开发殖民地原料的企业中形成的。在一九一○年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最大股份银行的小集团。它不但影响着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全部国民经济，还部分地影响着全世界的经济。英国工业垄断要慢一些，直到一八九○年才在化学、烟草等工业中建立了若干垄断组织。至于重工业的垄断组织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形成。此时，英国已逐步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一位，英国生产的生铁、煤、布匹比美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的产量加在一起还要多。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期，英国工业发展速度已呈递减的趋势，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未超过2﹪。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逐渐衰落。它已逐渐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德国赶上并超过。

　　第三个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时期（一九一四——一九三八）

　　这个时期，英国的“唯我独尊”的经济地位已经动摇了，经济危机爆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渐露头角，并且占到了优势。这表现在英国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急剧下降。在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从未有过工业高涨。只有很少几年高于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绝大多数的年份则是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九二九年，美国工业产量增加70﹪，而英国却还未达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在一九三二年的生产水平比一九二九年还要低15﹪。特别是采煤工业、炼铁工业、造船业的生产水平在所有这些年份中都低于战前水平。采煤量一九一三年是29200万吨，一九三八年降低到23100万吨。钢的产量一九一三年是766万吨，一九二一年降低到370万吨。

　　第四个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一九三八——一九五六）

　　战后，英国的经济由于德、意、日等国退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舞台，以及英国的经济军事化，使得英国工业处于所谓“繁荣”状态。英国工业生产量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仅次于美国，高过西德，居第二位。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英国的经济已开始显著地恶化。其具体表现，许多工农业部门生产的绝对量缩减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在加剧，英国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削弱了，它的外汇财政状况恶化了。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六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不到50﹪，平均每年增长额只有２﹪。钢的产量由1320万吨增加到2099万吨，每年平均增长2.5﹪。除了冶金工业、金属加工工业的产量一九五五年较一九五四年增长８﹪，化学工业增长５﹪以外，在其它所有部门中，几乎都出现了生产停滞或生产缩减的现象。英国从一九五四年年底开始，特别在侵略埃及以后，经济情况非常不妙，工业生产不断下降。例如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一九五四年同期比较，生产的增长额只有3﹪。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量只较一九 五五年同期多1.5﹪。一九五六年三月的工业生产指数，不仅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以来第一次没有较上年同期有任何增长，甚至还减少了1﹪。这种情况正是经济趋于萧条的一个重要迹象。

　　（三）英国工业发展情况和我国工业发展情况作下列几方面的比较：

　　1．在工业化的速度方面：英国化了130年的时间，我国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外，只要化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2．在工业生产的速度方面：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总产量预计将增长1.32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3﹪；而英国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六年的19年中工业的总产量只增长了50﹪，每年平均的增长速度只有2﹪。从主要产品的产量来看，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增加了近三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31.8﹪，煤增加近一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14.1﹪；而英国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43年中，钢只增加169﹪，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3﹪，煤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2.8﹪。再看：英国在一八八○年就生产130万吨钢，到一九○四年才生产511万吨钢，我国一九五二年生产135万吨钢，到一九五七年生产524万吨钢。这就是说他们用了一八八○年——一九○四年二十四年时间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七年五年时间就达到了。再从我国和英国同样时间的速度来比较：一九四九年我国钢的产量是十五万八千吨，英国在一九四八年钢的产量为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吨，比我国多将近一百倍；一九五二年英国钢的产量还比我国多十二倍以上；一九五七年英国只比我国多三倍。

　　 3．在资源方面：我国地大物博，有很多资源还未开发。

　　据有关部门初步提供的材料，煤的远景储量有一万亿吨以上，铁矿有一百二十亿吨以上，我国的水力资源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估算的资料，就有五亿千瓦以上的蕴藏量。英国资源贫乏，据第五届世界动力会议公布的资料，英国煤田可能总埋藏量只有1739亿吨，只及我国煤田储量的17﹪，英国铁矿已经探明的工业储量只有24亿吨，远景储量也只有38亿吨，只及我国已经掌握的铁矿储量的31.6﹪。英国的水力蕴藏量也很小，枯水季节只能发电九十万匹马力。英国本土资料这样贫乏，因此许多重要原料完全依靠进口，国内生产的原料只有百分之十，铁矿在本国开采的只能满足60﹪的需要，每年要从外国输入大量的铁砂，现在殖民地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英国丧失了许多重要原料市场。

　　4．英国的市场一向依赖于海外。战后英国工业产品中有20﹪以上是出口的。目前，民族独立运动迅速高涨，使英国失去了很多重要商品市场。特别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日益尖锐，而西德已成为英国工业可怕的劲敌，这就不得不影响英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英国的资本投资大多投向国外，对本国工业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资本积累也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有最广大的国内市场，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和大量增加就提供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同时也使我们有可能较大量地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

　　（四）十五年后我国和英国的钢、煤、水泥的产量的比较。

　　关于钢的产量：按照英国几十年来钢的增长速度来推算（英国必然发生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不计算在内）。到一九七二年，大概达到3600万吨；我国的钢产量，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达到1200万吨，如采取积极精神，各方面配合得好，可达到1500万吨左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产2500万吨—3000万吨，到一九七二年可达到4000万吨—4500万吨。

　　关于煤的产量：一九五六年我国产煤10，592万吨，英国为22，560万吨。我国不及英国一半，但是这时期我国的速度每年增产14﹪，以后能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而英国四 十几年来煤的生产呈下降趋势。因此，在一九六三年就能超过英国一九六五年的生产量。

　　关于水泥的产量：一九五六年我国水泥产量为639万吨，也是不到英国（1，300万吨）的一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速度每年平均为18﹪，第二个五年计划为14﹪，第三个五年计划为10﹪。而英国在一九三八——一九五六年的十八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2.8﹪，一九五四年后逐年下降。

　　这样，我国可以提前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前半期赶上英国。

　　关于化学肥料的产量：英国现产350万吨，我国67万吨。

　　估计十五年后，英国还限于500万吨左右，我国可以赶上去，数字还会超过。因为我国农业的需要量很大。

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的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 ，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

　　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预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 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 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