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课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海明威1941年访华密晤周恩来

海明威访问中国肩负使命

    1941年初，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连天，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此时美国政府尚未参战，但是由于美国在远东有着巨大的利益，所以它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非常关注，很想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去调查一下中国政府的抗日状况，以确定美国的对华政策。

    1941年2月，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受美国《柯里尔》杂志派遣要去远东采访，盖尔荷恩鼓励丈夫一起去。海明威是个冒险家，曾经去过非洲等世界许多艰险地区，还到过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反抗法西斯。他对古老神秘的中国非常感兴趣，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报道令他神往，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美国政府获悉此事后，财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立刻召见了他，请求他以美国政府特派员身份帮助政府完成一项任务：调查中国的国共关系，并写出调查报告。此时海明威确实成了香饽饽，纽约《午报》也邀请他当记者，为报纸撰写一些重要报道。《午报》主编拉夫·英格索尔要求海明威具体了解并报道远东的下列情况：(1)中日之战打得怎样？(2)中国内战的危险性如何？(3)日苏和约的签订有什么影响？(4)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如何？(5)美国有没有同日本开战的可能性，等等。这些问题同欧洲战场的形势密切相关。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占领了许多国家，准备向苏联发动进攻，美国仍在观望。在亚洲，中日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日本尚不能脱身进犯东南亚。如果日军南下，将侵犯美国利益，美日之间难免爆发战争。英格索尔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按照美国政府要求，海明威夫妇初步确定此次中国之行的计划：主要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军队进行考察并与领导人进行会谈。当然，如果机会允许，夫妇二人也很想见见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绘的主人公们。

海明威夫妇在抗战前线访问   

　　海明威夫妇于3月下旬从香港乘机飞越日本占领区，随后坐车来到韶关的第七战区。

    此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曾致电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称，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来华，已经到达韶关，将很快到达战区进行前线考察，其此行的目的是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因此要求工作人员谨慎准备下列问题：(一)中国抗战能否坚持到底；(二)假使美国供给飞机，中国驾驶人员是否会用；(三)国共关系问题。

    电报特别强调，在谈话时要特别注意分寸。从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国民党当局对海明威夫妇访华是十分重视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政府急于争取美国援助，故对夫妇二人视若上宾。

海明威夫妇受到蒋介石的破格接待

　　4月6日，海明威夫妇搭乘一架运钞机到达重庆。他们一行到达重庆后，财政部长孔祥熙设便宴款待，菜肴之丰富，令客人瞠目结舌。盖尔荷恩追记道：“某个晚会上，我遇见了孔夫人，她很会穿着打扮。她的衣服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件，是中国古典式，黑天鹅绒的。旗袍从衣领到下摆的小扣子都是钻石。据说孔夫人还有红宝石和祖母绿的扣子，蓝宝石是因为显不出来，就不用了。”那时中国抗战已经4年，沿海被日军封锁，物力艰难，广大军民难求温饱。国家这样穷，财政部长家却这样阔，难怪海明威夫妇如此反感。

    作为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有的美国记者，海明威夫妇自然受到蒋介石的破格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国民党高级官员也纷纷出场，与海明威夫妇见面。蒋介石和海明威交谈时，连假牙都没有戴上。据说，这是对待外国贵宾的一种特殊的“荣誉”。
    当时，蒋介石刚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行为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在美国报刊上作了公正的报道，引起美国进步人士强烈反响，这使得蒋介石十分不安，他想通过海明威向美国舆论界作宣传，以改变美国人对自己的印象，所以他的话题总离不开“皖南事变”。他不但矢口否认自己制造的事变，而且指责共产党军队经常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席间蒋介石问海明威夫妇，对西方报纸上刊载有关中共的一些文章，有什么想法？海明威说他们谁也没见过，就谈不出看法来。蒋用不同的方式，四次谈到“皖南事变”。海明威都没有说什么。25年后回忆此事时，海明威夫人认为“蒋氏夫妇口若悬河般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没有起作用。   

　　其实，海明威完全听懂了蒋介石的意思，但他一直未写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原因正如他回美国后所声称的：“由于这些言论只能使国共感情冲突火上浇油，易于制造内战气氛，因此我没有发表它。”这位特派员最后强调说：“蒋委员长的很多说法与他过去的言论不一致，也与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参加抗战的事实相矛盾。”

经过调查，后来海明威在写给他的朋友摩根索的信中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国共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不要忘记蒋介石剿共十年，“西安事变”后在共产党影响下才转向抗日的。但是，国民党官员仍然把共产党的存在看成是他们的“心脏病”，把日本侵略仅仅看作是“皮肤病”。蒋介石称他拥有大量军队可以消灭共产党，用这种“外科手术”来治疗所谓“心脏病”。

秘密会晤周恩来

    鉴于国民党方面向海明威夫妇灌输的许多错误思想，歪曲在敌后战场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军民，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在争取海明威夫妇，打算与他们夫妇二人好好谈一谈。这一行动是经过周恩来秘密安排的。盖尔荷恩回忆说，4月14日，她去逛重庆的一家市场，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女子悄悄向她打招呼，问他们夫妇想不想会见周恩来。事后才得知，这个接头人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干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

    回到宾馆，盖尔荷恩转告了丈夫，海明威一直想见见周恩来，便欣然首肯。于是，她又遵嘱于次日到市场与王安娜接头，商定了会面的日期。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按事先的约定到街上溜达，甩开了密探的跟踪后找到王安娜。王带着他们七拐八拐，穿过“迷宫般的小巷”，再次甩开特务的跟踪，最后匆忙坐进人力车，用车帘盖住车斗跑了一段路。他们终于来到了一间墙壁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屋里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站在桌子后面迎接他们。

    周恩来穿着一件短袖开领的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十分朴素大方。他和海明威夫妇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周恩来有个翻译，但海明威夫妇从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眼神中知道他明白他们的谈话，无需通过翻译。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无拘束。海明威向周恩来讲了一些广州前线的情况，周恩来则谈了“皖南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还针对国民党政府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希望美国政府能仔细读读它，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

    双方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周恩来的良好风范给夫妇二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盖尔荷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惟一真正的好人。

　　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就我来说，我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正因为有了这种印象，所以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盖尔荷恩看到当年在重庆一家地下室里秘密会见他们的周恩来就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时，她并不感到奇怪。

    海明威则回忆道：“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海明威对中国现状的报告

    4月16日，海明威夫妇离开重庆飞往昆明，然后从昆明乘汽车沿着滇缅公路南下到达仰光。海明威在仰光停留了一周，然后飞往香港。盖尔荷恩从仰光飞雅加达转马尼拉。5月6日，海明威从香港乘飞机去马尼拉与盖尔荷恩相会，然后一起飞回美国，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远东之行。

    回国后，海明威写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苏日签订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空军急需加强》和《中国加紧修建机场》。这些报道分别发表在1941年6月10日至18日的纽约《午报》上。同时海明威还写给美国政府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详细报告。夫妇二人也曾一起到华盛顿去回答关于中国问题的咨询。海明威的报告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因为在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他在报告中批评了蒋介石对内排除异己的政策，把日本看作是“皮肤病”，而把“中国赤祸”视为“心腹之患”。

    海明威在给摩根索写的报告中详细谈了访华观感和他对国共两党冲突的见解，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使整个事情尽可能简单化，我想我们可以肯定一点：除非苏联与重庆政府达成某种协议，规定中国的一部分为真正的‘苏区’，并划定国共双方都遵守的可防御的边界，否则国共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我相信，如果我们的代表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对内战提供任何资助，我们就能无限期地拖延重庆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全面内战的爆发。”至于美日之战会不会开战，海明威告诉英格索尔，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时间对美国人有利，对日本人来说，时间正在消失。没有人能预料，战略决战何时到来。

    历史表明，海明威的看法极有见地。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却最终选择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到头来弄得鸡飞蛋打。

论抗战时期中、美、英军事合作

　　一、中国联美、英抑日的最初努力

　　1．抗战初期，中国向美、英提出“调停”和“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的要求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实行抗战。国民政府确定了两手准备的应变方针：“应战而不求战”，蒋介石电告宋哲元“不挑战必抗战”。7月11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有扩大可能，中央决不容再失寸土。

　　在组织军队应战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事。然而，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拒绝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交涉。中国请求美、英各国出面“调停”，欲借美、英之力迫使日本停止军事进攻。7月16日，中国向九国公约签字国送交了有关中日冲突的备忘录。7月21日至28日，蒋介石连续召见美驻华大使詹森、英驻华大使许阁森等人，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他对詹森强调：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他向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

　　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政府一面调集军队抗战，一面继续请求美、英出面“联合干涉”。

　　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也是美、英等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日军侵略上海，不仅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害，而且也大大损害了美、英在华利益。当时，驻华英舰队总司令李德尔以“负责与驻华英军协力保护公共租界”为名在上海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上海附近还停泊着克姆白伦号巡洋舰、苏福克号巡洋舰。达那号轻巡洋舰等

　　一批英舰。有的报纸还披露说：“美、英两国，据传有互商联合制裁日本的计划”，“英兵一千人，已续开上海。

　　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美、英等国在中国有着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对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是向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攻绝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于1937年8月31日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强调说：“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联合干涉之必要。”“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间整个之完全。”这番话，真实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英“联合干涉”的急切渴望。

　　2．美、英顾忌“得罪日本”，惟恐卷入中日战争抗战初期，美国政府“不愿采取得罪日本和激怒孤立主义的行动”。担心它的主动行动会引起日本的反感，害怕进行“调停”活动。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一项调解的意图只会激怒日本政府，并给予其机会以告诉日本人民，西方列强正试图干预他们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英国政府既对中日战争表示“关切以及谋求和平解决的期望”，又极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之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像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咽此，张伯伦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在“八一三”抗战期间，英国仅提出一个划上海为“中立区”的建议，但是，日本拒绝接受英国这一“调停”计划，继续疯狂扩大侵略战争。

　　对于日本的嚣张气焰，英、美颇感愤慨，但是又无可奈何。张伯伦在10月21日下院的答辩中明确说：“我觉得，假若到这次会议来谈论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使用武力，那全然是一种错误。”英军驻华总司令李特叹息道：“这对白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建立了这座美好的城市，它是远东的一颗明珠，但他们现在却没有力量阻止日本人破坏它或利用它。”

　　3．中国政府外交努力的积极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战初期中国政府期望美、英等国“调停”和“联合干涉”是一种妥协投降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政府坚持长期抗日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外交努力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向西方各国揭露了日军的侵略罪行，粉碎了日本掩盖其侵华真相和战争企图的宣传活动。这一策略，坚持了“中日问题国际化”的原则，打破了日本提出的“日中纷争孤立化”的企图，从而争取到了美、英有识之士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认识，为后来争取美、美援助，直至与美、英的军事同盟创造了条件。

　　二、军事合作方案的酝酿与受挫

　　1．美、英决策人物对中国的抗战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呼吁，未能得到国际上的回应呢？有的论著把它简单地归咎于美英的“绥靖”政策，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美、英决策人物对中国的抗战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

　　在抗战初期，尽管中国士兵可歌可泣英勇抗战曾赢得美、英各国舆论的高度称扬。但是，美、英政府的决策人物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根本不了解，对中国的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对中国政府缺乏信心。

　　美国认为初出茅庐的国民党政权举止不定，有人说它羽毛未丰，甚至有人说它已经半身不遂。中国混乱的政局，使华盛顿认为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都比较棘手。丘吉尔也曾说，不相信中国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对日作战。英国很希望亚洲的防务有所加强。但是在这一地区顶住日本主要是靠英国，而不能指望中国。在这种认识下，持所谓“中立”立场的美国和宣称“不卷入远东冲突”的英国，自然也不可能对中国抗战出面援助。

　　2．中国提出联合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

　　中国政府于1939年4月提出一个中、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中、英、法三国实行军事及经济合作，请美国作平行行动；不单独对敌媾和；中国以兵力人力物力，他国以海空军作战；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对日制裁。美国对此不感兴趣，声称行动须受中立法的束缚。英国直截了当地说，目前远东局势尚未到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对中国吁请军事合作的要求加以拒绝。法国则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合作。

　　1940年5月，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中国政府认为中、美、英关系发生转机。蒋介石致电祝贺，表示“中英两国合作之精神，得以倍增敦笃”，继续发出军事合作的呼吁。但是，丘吉尔不仅对中英军事合作毫无兴趣，还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筹码，谋求同日本改善关系。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采取了三项妥协步骤：公布英、日协定；封闭滇缅公路；与日本达成3个月内结束中日战争的秘密协定。

　　对此，中国政府异常愤怒。7月16日，蒋介石警告英国政府：“如英国果有此种行动，余敢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之祸。”“如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为了促使丘吉尔改变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国敦促美国在远东多负责任，试图请罗斯福出面，同丘吉尔制定一份合作计划，并且公布于世，使英国对日态度坚强起来。7月1日、2日，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拜见罗斯福。罗斯福除要求中国“继续持久待变”外，并没有回答实质问题。美方还通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电告蒋介石，美国在远东，虽极愿与他国合作，终因政治之束缚，不能与他国有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事先承诺。这样，中国政府的联合英、美、法军

　　事合作方案便付诸东流。

　　3．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再度搁浅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共同目标下结为一体，准备在欧洲、亚洲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国政府采用“参加美、英战线”的策略，加快了推动军事合作的步伐，把促成中、美、英三国同盟，作为中国政府战时外交的重点。11月9日，中国政府向美、英驻华大使提交了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

　　方案首先列举三项原则：

　　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原则；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

　　方案提出的步骤为：

　　其一，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声明为实践签署九国公约之义务与确保太平洋之和平起见，中、美、英三国认定上列三点原则为共同之立场。其二，由美、英两国共同声明以上三点原则为共同之立场，因此美、英两国当尽力援助中国，确立其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恢复国际（或用太平洋）和平之秩序。其三，中英两国订立同盟，并要求美国共同参加，如美国无意参加，亦须先征得美国对此项同盟之同意与赞助。

　　方案最后还提出了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四点：

　　美、英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予中国，借款总额为美金2亿至3亿元；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并由美、英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美、英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请为顾问；美、英与日本或美、英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

　　国全国之空军场所全归联军使用。

　　美、英两国对此方案仍不赞成。罗斯福表示，美国并不要和日本开战，美国也不能与他国结盟，或作军事上之承诺，对中英同盟，亦不便于促成。丘吉尔通过其驻华大使多次表达英国政府反对合作的态度，认为“中英同盟一旦成立，将立即引起英日战争”。中国提出的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又化为泡影。

　　三、推动美、英实行援华抑日政策

　　1．美、英重新思考中国的战略地位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美、英对中国的抵抗能力

　　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地位进行重新估价。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外国观察家对中国持悲观态度，以为最多两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然而战争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尽管中国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毕竟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之中。

　　1938年春夏，在华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陆续向国内发回的消息，开始显示出对中国军队战斗力和战争发展状况评价的某种变化。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日军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这份报告曾在美国国务院、白宫以及军方高级官员中传阅。担任罗斯福特别信使的卡尔逊在3月31日的报告中，表示了对中国军队比较乐观的看法。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军队正飞快地得到改善。中国士兵仍然优于日本士兵，但军官需要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他们现在正在得到这种训练。”他认为，中国只要能获得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能维持对日统一战线并平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的主和派，中国就能够继续抵抗。

　　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南京失陷后的危机而继续支持下去，这为美、英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的实践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受到一些美、英有识之士的尊重。“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可怕的人与物的代价，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有深刻的影响”。

　　在对中国军队战斗力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开始认真思考援华抑日战略必要性和可行性。其远东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由注重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卷入冲突转向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怎样尽可能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美、英为了让中国继续抗日，不走亲德路线，对华援助较前有所增加，中、美、英三国在局部范围内开展了各种合作。

　　2．中国获得美、英贷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经费。在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下，孤立主义者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的企图未获成功。1938年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向中国在纽约设立的世界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也于12月19日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购买卡车。次年，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这些贷款，标志着美、英援华的开始。1940年11月30日，在日本承认南京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同一天，美国宣布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表示继续承认“合法的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政府”。12月10日，英国借给中国1000万英镑。对美、英援助，中国政府官员们感到鼓舞，蒋介石在12月7日日记中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助力”。

　　3．中国争取美、英空军援助

　　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召见美国大使，希望美国提供飞机援助。蒋介石还写信给罗斯福，请求从美、英抽调部分飞行员，组成一支特种空军部队，同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要求美国一年内售给中国1000架飞机，其中200－300架飞机要在1940年底前运到。

　　对中国的请求，美国态度积极。罗斯福感到，当时对日本最有效的掣肘仍然是继续援助中国。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及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命令。从1941年7月，首批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抵达缅甸，开始参加运输和作战。这支由美国人组成的、最初只有3个战斗机中队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的空战和运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还同意从英国的订货单上调拨100架驱逐机来保卫滇缅公路。这一援助，从物质上说，数量很少，未能达到中国政府要求，但从精神上，却给了中国抗日军民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而英国却表现冷漠。1941年1月，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宋子文向英国政府提出两项要求：

　　其一，美国供给中国陆军之飞机100架，在仰光（在缅甸）或在加尔各答（在印度）装妥后飞赴中国。其二，英国与美国两政府以轰炸机与驱逐机组成之空军供给中国，飞机在缅甸或印度装配，其服务与战斗人员则由美、英组空军单位任之。

　　丘吉尔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后，认为“因本国军备之急需，欲求其以军械供给贵国，实多困难，尤以飞机之供给，人员、机身两者几皆不可能”，表示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坚持中、英两国军事上、经济上完全合作，必须等待英、日开战后。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翰自新加坡致函蒋介石，声明：“若英帝国与日本间之战事一旦发生，中英两国必须在军事上及经济上努力谋得完全之合作。”英国表示，由于英日尚未开战，日前还不能同意蒋介石的中、英军事合作的一些建议。

　　4．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印、马考察为了实现中、英、缅的共同防御，英国邀请中国

　　派军事考察团前往缅、印、马进行军事考察。经3个月考察，中国考察团编写出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后经修改补充，中国于1941年6月正式向英国提出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书》。

　　四、三国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

　　1．中、英联合军事行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

　　1940年9月初，日军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并于当月与德、意缔结军事协定，争夺英国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这才使英国感到绥靖政策在东亚并没有收到效果。加上美国在远东对日政策日趋强硬，英国对日态度逐渐变化。针对英国对日态度的转变，蒋介石于1941年2月至8月同英国大使卡尔和驻华武官戴尼斯在重庆举行一系列会谈，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国军方代表商震等又同戴尼斯等，就中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8月6日的第三次会谈和8月12日的第四次会谈中，双方又就给养问题、交通问题。香港防卫问题、派遣轰炸机队来华问题等进行了交谈。

　　会谈结束后，中方代表将中英联合军事行动四次会谈之结论报告蒋介石。报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英国方面：英方派游击顾问来中国；英方同意缅甸政府在缅境内应予中国以诸种权利，如中国飞机在缅装配、增借机场等；垒允、腊戍间由英方架设有线电话，便于通信联络。

　　第二部分，属于中国方面：日本进攻香港时，中国军队在该方面发动攻势，以协助英方防守香港；日本进攻缅甸时，中国军队自滇境出击侵缅敌军之侧背，此部队须在战前向滇境内普洱一带集结，并先与英缅方面取得联络；中国在缅甸机场贮备战斗机之汽油、弹药，以供中国机队协助缅甸防御之用；中国云南及湘桂路沿线指定之机场根据地，准予英方贮

　　备汽油、弹药材料，并在战时借给英国空军使用。

　　第三部分，属于双方：中国方面普洱派遣军之给养，由英、缅补给，中方照价付款，给养运输、通信联络，双方共同负责；英方利用现有仓库组织协助中方启运在缅军用物资，并代中方运输物资腊戍至昆明；八莫保山公路之修筑，由双方共同负责。

　　第四部分，一些议而未决问题。如：英国派遣志愿空军来华问题；英国借TR9D式侦察机给中国问题；中国空军在缅飞行训练的有关问题；英印政府协助中方修筑中印公路问题。中国方面供给缅方步枪、手枪反弹药问题。从上述报告可以看出，中、英双方虽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但已就军事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定。

　　2．中国战区成立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达成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当天，中、英双方在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1月3日，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后美国调史迪威任战区参谋长，中、美、美军事合作正式形成。

　　为什么原先反对三国军事正式合作的美、英两国，此时如此积极地公开宣布中、美、英三国军事联盟呢？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美、英和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一方面，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军队屡战屡败。美、英军队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连连失利，英国自称为“不可攻破的堡垒”的新加坡也被日军偷袭成功，使丘吉尔也感到“不胜惊异”，“痛苦之至”。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正当美、英军队连接受挫之时，中国却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毙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取得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这一胜利，使美、英对中国及军队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有了更新的认识。对于这一胜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

　　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美国记者福尔门氏在湖北视察后报道说：“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二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英国《泰晤士报》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美、英领导人意识到，中国是亚洲大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在同日本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是最成功的。华盛顿的决策人物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上遏制日本和建立亚洲新秩序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同盟者。丘吉尔在1942年1月21日致伊斯梅将军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3．三国军事合作迅速扭转了盟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1942年初，英军中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驻缅英军统帅遭日军重重围困。2月，英国请求中国政府军事援助，尽管中国国内战事十分紧急，中国政府还是接受了英国的请求。中国军队及时前往援救，使包括英军统帅在内的数千英军和盟国人士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中国军队凭着自己的英勇抵抗，赢得了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的尊敬。

　　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中国军民显示出的中华民族伟力，是三国军事合作得以形成并获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显示出的伟大民族凝聚力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三国军事合作得以形成并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被帝国主义列强视为可以被任意欺凌、宰割和奴役的民族。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发生巨大变化。在强敌大举进攻面前，中国军民以血肉筑起的长城去抗击侵略者，顽强不屈、前赴后继，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面对强敌的入侵，中国政府运用正确的方针策略，不懈努力，既批评和反对了美、英对日本侵华观望。妥协的政策，又始终保持同美、英的密切联系，积极开展军事合作的磋商与酝酿；开展多渠道的战时外交，有力地推动美、英对华政策由观望妥协向援华抑日再到合作抗日的转变。

　　当然，罗斯福、丘吉尔两位历史巨人，审时度势，改变了对日本侵华的所谓“中立”和“绥靖”政策，及时调整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战略，也是三国军事合作得以形成的条件。

皖南事变前后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 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⑤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⑦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⑧。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⑨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⑾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⒀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⒁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 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 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 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枣宜会战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5月至6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为解除威胁，确保武汉，于4月中旬调集第3、第13、第39师团，第6和第40师团各一部及第18旅团，在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采用机动奇袭、两翼包围、分进合击伪战术，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

　　会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1日至下旬，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1日，日军由信阳、随县、钟祥地区向枣阳、唐河发动进攻。为阻击日军进犯，中国守军第2、第11、第31、第33集团军先后在唐河、田家集、枣阳、高城等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至8日，枣阳失守。10日，第5战区对日军展开反击，从北、西、南三面对日军包围夹击，战至11日晚，迫使日军向枣阳以南收缩。中国军队跟踪追击、侧击日军，先后克复唐河、泌阳、明港、唐县等地；16日，克复枣阳。日军为打开南退之路，集中兵力在宜城东北之南瓜店附近对前来堵击的第33集团军进行南北夹击，在飞机、山炮支援下连续发动猛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和特务营及第74师主力全体官兵，在与日军血战中为国壮烈捐躯。21日，日军再陷枣阳，并北进至邓县、老河口、樊城一带。中国军队转移到唐、白河两岸。

　　第二阶段从5月下旬至6月24日。23日，日军第11军决心实施宜昌作战，并于25日下达渡河命令。31日晚，日军第3、第39师团强渡襄河，于6月1日攻占襄阳。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5战区部队反攻襄阳，并将战区部队分为左、右兵团，由李宗仁、陈诚分任兵团长。3日，克复襄阳。日军遂南下进攻宜昌。5日，第13师团及第6师团一部也渡过襄河，直取宜昌。中国军队第77军及江防军一部在荆门西侧至江陵之线竭力抵抗。10日，日军对宜昌发起进攻。守军奋勇抵抗，与日军激战至12日，宜昌失守。日军第3、第39师团由襄阳南下时，中国军队第2、第31集团军尾随其后，收复襄阳、宜城，进至当阳、荆门以北地区。16日，日军准备撤离宜昌，中国军队立即反击，于17日克复宜昌。日军在撤退中又接到其大本营确保宜昌的命令，突然回兵于24日再次攻占宜昌。此后，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地区中国军队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宜昌、江陵以北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中国共产党击退一、二次反共高潮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和英美派发生分裂，汪精卫亲日集团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则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很大动摇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它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在山西，阎锡山则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新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击退了来犯之敌，并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摩擦，后双方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南下部队相配合，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万余人。之后，八路军主动提出休战，双方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胜利打退之后，毛泽东于1940年间，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及其斗争策略。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在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党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应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而是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到新四军。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何应钦、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野心。11月9日，朱德等发出“佳电”，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中共同意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开始移动。 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少数军队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宣传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对国民党制造的严重反共事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揭露顽固派的反共罪行。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提出了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十二条解决时局的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字。在军事上，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加强华中地区及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随后将华中新四军改编成七个师，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国际上，一切进步舆论都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方针，英美的舆论对蒋介石集团也表示不满。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被迫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8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这一次斗争的经验证明，第一，“任何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第二，当时，仍然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之中，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处于从属的地位，是服从民族矛盾的，因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三，第二次反共高潮被胜利打破，充分说明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进行适当让步的必要性，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佳电”中对国民党作了适当的让步，才取得了在事变发生后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以自己的行动，让中间派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并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