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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第2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8 18:31:53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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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时宰相”
唐玄宗经过两次政变才得到政权，所以他很注意从各方面来巩固他的统治。比如对于官吏的选拔使用，他就很重视。他即位的第二年就规定：在京官中选拔有才识的派到外地作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有本事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出入的人数相差不大。后来还把这种调动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唐玄宗在殿堂亲自复试吏部新选派的县令，把其中不合格的四十多人斥退回家。
曾经在睿宗的时候担任兵部尚书的姚崇，因为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到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做刺史。唐玄宗想到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就召他入朝。
姚崇奉召来到长安的时候，唐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你会打猎吗？”姚崇说：“臣二十岁的时候，经常呼鹰追兽，后来才读书。如今虽然老了，还能骑马射箭。”玄宗让他参加打猎。姚崇箭无虚发，玄宗非常高兴，约他到行宫谈论天下大事。姚崇将古比今，谈得头头是道。唐玄宗听得入神，竟忘记了吃饭。
最后，唐玄宗对姚崇说：“我早知道你是个人才，请你做我的宰相吧！”姚崇推辞不干，唐玄宗很奇怪，问他什么缘故。姚崇跪下说道：“臣有十件大事，恐怕陛下未必同意，所以不敢接受任命。”唐玄宗说：“你说说看，是哪十件大事？”姚崇说：“第一，以仁义为先，不要只用刑罚；第二，十年之内，不要在边境作战；第三，宦官不要干预朝政；第四，皇亲国戚不要担任机要职务；第五，无论什么人，犯了法都得受罚；第六，取消租税以外的一切额外征收；第七，禁止营造佛寺；第八，对待臣下要有礼；第九，允许群臣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第十，严禁外戚（皇帝的母亲或妻子的亲属）干预政事。这十件大事，陛下能同意吗？”唐玄宗十分诚恳地说：“这十件大事至关紧要，我都同意，你不必担心。”姚崇马上叩头谢恩，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姚崇当了宰相以后，没有辜负唐玄宗对他的信任，治理国家很有成绩。
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为抢夺百姓的财物，吞占民田，被御史告到朝廷。王仙童有恃无恐，通过李业，请玄宗赦免。玄宗派姚崇处理。姚崇对立宗说：“王仙童犯法，证据确凿，御史所说的全是事实，不应该赦免。”唐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见，依法惩办了王仙童，打击了那些无法无天的豪强贵族，使得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唐中宗以来，达官贵族纷纷营造佛寺。豪强窗户往往利用出家当和尚，逃避赋役。这样，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为了抑制中宗以来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姚崇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建议，唐玄宗非常支持。勒令三万多和尚尼姑还了俗，还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来往，停止建造寺院。
公元716年，山东闹蝗灾。蝗虫多得成了片，飞起来遮天蔽日，停下来密密麻麻，把田里的禾苗吃得干干净净。地方上的官员说，蝗虫是神虫，不能捕杀。老百姓吓得烧香、叩头，求上天开恩。姚崇得到报告，下令各地官员带领百姓灭蝗。他还提出灭蝗的办法，派御史到各地去督促灭蝗。有个地方官叫倪若水(倪nì)，拒绝御史的检查，不组织百姓灭蝗，还写了个奏章给唐玄宗，说：蝗虫是天灾，不是人力能够灭除的。是上应该多做有德行的事，只要感动了上天，天就会把蝗虫收回去。姚崇看了倪若水的奏章很生气，提笔给倪若水写了封信。信上说：“要是多做有德行的事就能解除蝗灾，那么，你管的地方，蝗虫那么多，难道说你是个没有德行的人吗？你眼看禾苗被蝗虫吃掉，竟忍心不救，将来闹成饥荒，你怎么办？”倪若水接到信后，不敢违抗命令，几天工夫，他就发动百姓消灭了十四万只蝗虫。
各地捕杀蝗虫的数日报到京城里，有个叫卢怀慎的官员劝姚崇说：“外头的人都议论纷纷，说蝗虫杀得太多了，恐怕得罪上天，您还是考虑考虑吧!“姚崇回答说；“蝗虫闹得这样厉害，百姓到处逃荒，能看着不救吗？要是这样做会招来灾祸，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了。”由于姚崇积极采取灭蝗措施，这一年山东才避免了大灾荒。
姚崇不害怕有权势的人，不逃避风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有一次，姚崇问一位叫齐澣(huàn)的官员说：“我做宰相，可以和古代什么人相比？”齐澣说：“您虽然赶不上管仲、晏子那样的古代名相，也可以算是救时宰相了。”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姚崇是多么推崇了。
唐玄宗的时候，和姚崇齐名的贤相，还有宋璟、张九龄等，他们为唐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唐朝从贞观初年到开元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达到了全盛时期。伟大诗人杜甫曾写诗描写当时的情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首诗的大意是：回忆过去开元年间最好的日子里，一个小的县城也有万把户人家。稻米十分油润，小米非常洁白，公家或私人的仓库里都装满了粮食。全国各地都很太平，出远门再也不必挑选好日子。齐鲁生产的丝织品一车又一车在各地畅销，男人耕种，妇女采桑养蚕，大家安居乐业。
这一时期正是唐玄宗在位的开元时期（公元713——741年），因此历史上把这种全盛的景象称为“开元之治”。
“水能载船，也能翻船”
唐太宗平定了突厥，巩固了边境，就集中力量治理朝政。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全国的民户还不到三百万，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从洛阳到山东几千里土地上，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再加上灾荒不断，社会经济十分萧条。
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但是他亲身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他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造反的农民推翻了。所以，他当了皇帝，总是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对他的儿子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啊！”他又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这些话说明唐太宗多少认识到了农民的力量，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爱护百姓，使社会安宁。
建国之初，唐太宗就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治理国政。有一次，他问大臣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古时候，把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判断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叫做“纳谏（jiàn）”。唐太宗很注意纳谏。他曾经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的时候就喜爱弓箭，得到几十张好弓，以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弓了。不久前，拿给制弓的师傅看，他们却说，都不是好弓。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虽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自己过去鉴别的不精。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识别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情，我怎么能都懂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准备自己到洛阳游玩的时候使用。给事中（专门负责向皇帝上书论述政令得失的官员）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修复洛阳它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当年，隋标帝修建洛阳宫，大兴土木，用两千人拉一根大往，从几千里以外运到洛阳，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多么大的苦难。如今，战争刚刚结束，财力不如隋朝，人民的元气还没恢复，陛下却先修缮洛阳宫，这不是比隋炀帝还残暴吗？”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比桀、纣如何呢？”张玄素说：“如果这个工程不停止，陛下一定会得到和隋炀帝、夏桀、殷纣一样的下场。”尽管这番不客气的批评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唐太宗还是做了认真的考虑，觉得张玄素的话有道理。他感叹地说：“我考虑不周到，你说的很对。”于是立即下令停工，并且赏赐张玄素二百匹彩缎。
还有一次，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罢了官。他跑到唐太宗那里求情，说自己多年在秦王府跟随唐太宗东征西讨，如今天下已定，自己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唐太宗很同情他，打算恢复他的官职。魏征知道以后，坚决反对。他对唐太宗说：“过去秦王府的人，现在官居要职的非常多，如果人人都仗着旧关系为非作歹，谁还肯做好事呢？”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对庞相寿说：“我过去做秦王，不过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做了君主，是天下的主人了，不敢偏袒老朋友。”说完便赏给庞相寿一些缎帛，打发他走了。
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个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君主看到里面记载着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唐太宗说：“有什么写什么，怎么会得罪君主呢？我很想看看国史上怎样写的，把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有什么不好呢？”房玄龄把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送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六月四日下面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还说：“史官写历史，应该去掉浮词，直书共事，这样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一个小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栎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提升了他的官职，表示鼓励。
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顶撞我，使我下不了台，真可恶：”长孙皇后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只见她穿着礼服，恭恭敬敬地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很奇怪，问她贺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进谏，今天魏征敢直言，就是因为陛下圣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道贺呢？”唐太宗听了皇后委婉的批评，马上心平气和了。
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用铜镜照自己，可以看到穿戴是否整齐；用历史做借鉴，可以知道历代兴衰和更替的原因；看别人的成功和失败，可以汲取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唐朝贞观初年，有一次，唐太宗想亲自看看考进土的情况。在发榜那天，他带着几个内侍，悄悄地来到考试进士的端门前。只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长的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内待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指射箭的时候箭所能达到的射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才全都落到我的手中了。
唐太宗为什么那样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科举这种制度对他确实很有用。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由朝廷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分科考试，把统治阶级认为合格的人推举、选拔出来担任政府的官吏。这种制度是隋朝时候创立的，到了唐朝更加完备了。
唐朝的科举考试科目很多，其中进士科和明经科最受重视。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就是把经书上的文字用纸粘上几个，让考生把它写出来，如同现在学校的境空试题一样。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写诗作赋比较自由，也便于表现考生的才能，所以当时的读书人都愿意考进士科。考进土科的人很多，录取很难，一百个人中只能录取一二个人。明经科比较容易，十个人中就能录取一二个人。当时人们把考进士比做“登龙门”。有这样一句谚语：“三十者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进士比明经难考，三十岁考中明经科已经算老了，五十岁考中进土还算年轻呢。
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是真正得到官职还要经过吏部（中央的人事部门）的考试。这个考试叫“选试”。选试合格的，呈请皇帝授给官职。选试的内容有四项：一是“身”，相貌外表要端正；二是“言”，言词要清楚，三是“书”，字要写得端正美观；四是“制”，要具有审定文字的能力。
考中了进土，叫做“及第”，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到武则天的时候，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有人把进士叫做“天子门生”，意思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
由于进士很难考，为了达到考取的目的，应考的举子就在考前和考试期间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活动。有的到处叩拜公卿，送礼物，献文章，想得到公卿的赏识，好替他向主考官推荐。有的甚至跑到官僚的车马前跪献文章，表示自己的诚意，这叫做“求知己”。有的把自己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写成卷轴，献给达官贵人或者名流学者，请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这叫“行卷”。行卷的第一篇十分重要，它往往决定看的人的印象好坏，所以举子们都十分用心。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到长安应考，向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看见白居易的姓名，开玩笑地说；“米价方贵，长安居大不易”（长安米价正贵，居住很不容易），有点看不起白居易的意思。等到他打开行卷第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念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的时候，不由得大加赞赏，说：“能做这样的诗，‘居’亦‘易’矣！”于是，到处赞扬白居易的才华。
行卷促使一些读书人在应考以前认真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努力创作高水平的作品，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不过也造成了钻营、贿赂和投机的风气。
实行科举制度，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都由中央决定，这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同时也使大批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像家世毫无名气的李义府，怕自己不能参与政权，曾经写诗说：“上林许多树，不惜一枝栖”（上林苑有许多树，没有一枝可以让我停留）。唐太宗回答他说：“我将全树都借给你，哪里只是一枝啊！”后来，李义府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最后做了宰相。
科举制度表面上看公正无私，按才能录取，其实，取谁不取谁，往往全凭主考官的爱憎。主考官的爱憎又往往是由考生后台是谁、送礼多少来决定的。唐玄宗的时候，宰相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应考明经科，考试成绩不好，主考官不打算录取他。杨国忠知道以后大骂：“难道我的儿子不能享受富贵吗？我怎么能让一个低贱的主考官制住！”主考官没有办法，只好录取了杨暄。
这种情况越到唐朝后期钻严重。唐懿宗的时候，苏州有一个叫翁彦枢的读书人进京考进士。因为家里穷，住在一个和尚的庙里。这个和尚经常出入大官僚裴坦的家。这一年，恰巧裴坦是主考官。有一天，和尚到裴坦家去念经，走过窗下，听到裴坦的两个儿子正在商量按财礼多少录取考生的事。只听一个说：“某某礼品厚重，应该进入一等。”另一个说：“某某礼品新巧，应该进入一等。”和尚回到家里问翁彦枢：“你想考第几名？”翁彦枢听他问得奇怪，心想，凭你一个和尚能让我考上吗？便笑嘻嘻随口答道：“能考上第八名也就可以了。”第二天，和尚又到裴坦家去，裴坦的两个儿子还在商量。和尚瞪大眼睛说：“你们干的好事!进士还没开考，你们就在私定名单，好大胆!”两兄弟大吃一惊，急忙答应分一些金银给和尚。和尚说；“我不要你们的金银，我要你们录取我的同乡翁彦枢。”两兄弟答应把翁彦枢取在三等。和尚不同意，说：“非第八名不可。”后来发榜的时候，翁彦枢果然是第八名。
有一个读书人，连续考了二十五次都没有考中。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他干脆开玩笑地写了几首古怪诗，其中有这样几句：“饿猫临鼠穴，馋大舐鱼砧，栗爆烧毡被，猫跳触鼎翻。”考完后他就回家了，根本没打算能考上。没料到，这几首开玩笑的诗，被主考官看上了，让他考中了进士。他手里拿着喜报，哭笑不得地说：“我一生辛苦做诗，这里托人，那里求情，都没有考上，没想到靠着猫狗反而考中了!”
凌烟阁画像
唐太宗不但善于纳谏，而且善于用人。所以，他能够团结许多有才干的人为他效劳。
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最得力的武将，他本来是隋朝大夫。刘武周叛变隋朝，任命他作偏将。后来，刘武周被李世民打垮，尉迟敬德便和隋朝将领导相一起投降唐朝。不久，寻相等降将又叛唐。唐朝一些将领怕尉迟敬德也叛变，就把他抓了起来，想杀掉他，以免留下后患。唐太宗不同意，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还把他请到自己的住处，安慰他说：“大丈夫意气相投，竭尽忠心，这些小事不必计较，我不会听信谗言，随便怀疑好人的。”说完，还送给他许多金银，尉迟敬德深受感动。
李世民当皇帝以前，太子李建成想暗杀李世民，便送给尉迟敬德一车金银，请他帮忙，并且说事成立后，另有重赏。尉迟敬德断然拒绝。他说：“秦王把我从罪恶中救了出来，我怎么能忘掉他的恩德？如果我接受殿下的礼物，那就是二心。一个见利而忘义的人，殿下要他有什么用呢？”李建成恼羞成怒，就派刺客去暗杀他，又到高祖那里陷害他。尉迟敬德一直没有屈服。后来，他和长孙无忌首先建议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在这次事变过程中立了大功，被李世民封为吴国公。
有个叫马周的，本来是“山东布衣”（古时候称平民和没有做官的读书人为“布衣”）。他在州里教书，屡次被地方官斥责，以至于不得不辞职；在州县游历，途中又受到县令侮辱；住在驿舍中，驿舍主事人见他衣衫褴褛瞧不起他，把他冷落在一边。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唐太宗居然让他做了大官。
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议。马周正好在中郎将常何家里作客。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提不出什么建议，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很奇怪；常何识字不多，奏章怎么能写得这样好，提的建议又这样头头是道呢？使问常何是怎么回事。常何只好老实说是他的朋友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听罢，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去请马周。马周一时没到，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和马周交谈之后，发现他的确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更加高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唐太宗反对靠亲戚关系、靠资格用人。他常对大臣们说：
“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该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唐太宗登基后论功行赏，把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五人评为一等。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很不服气，他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的时候，臣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辛苦。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来没有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比我高。这实在不公平！”唐太宗听了之后，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闼，仓皇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说得李刘通满睑通红，低头不语。还有一些将领，原来是唐太宗早年作秦王时候的老部下。唐太宗当了皇帝，他们没能得到高升，很不满意，吵吵嚷嚷地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唐太宗对这些人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我只能用新人，不能用旧人。你们发怨言，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国家着想。”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为了表彰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下令把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秦叔宝、程知节……等二十四名功臣的像画在谈烟阁上。这就是历史上传为美谈的“凌烟阁画像。”画成以后，唐太宗经常去观赏，表示对功臣的赞赏和纪念。
在这许多有才能、有卓识（高明的见识）的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唐太宗不但平定了中原，降服了边境的夷狄（少数民族）；而且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首先，他恢复了“均田制”，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分田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国家赋税的收入，并多少限制了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均田制”为唐朝前期的富强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唐太宗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叫卫士，由政府从民户中点集，二十一岁应征，六十岁免投。卫士平日务农，农闲时集中到一处受训。服役的时候，要自备兵器资粮，分批轮流守卫京城或边境。一旦发生战争，由朝廷下个征集。交给大将统率。战争结束以后，大将回朝廷，兵上回兵府。这种兵制叫做“寓兵于农”，就是从农民中征召，兵源比较有保证，把部分军需品转嫁到农民身上，减轻了国家的军费负担。同时，由于兵将不能长期相守，避免有野心的将帅佣兵割据。
此外，他还注意减轻赋税和徭役，提倡节俭，不大兴土木。
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的措施，在唐太宗在位的二十多年中，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空前的盛况。国内一派繁荣景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丢失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拾，夜里睡觉不用关门）。边境以外的一些部落都来归附，各国商旅来往，更是络绎不绝。这时候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历史上把这种情况称为“贞观之治”。
女皇选人才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时候，请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骆宾王替他写了一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曌檄》。武则天叫人把这篇文章拿来念给她听。文章里说了武则天许多坏话，骂她“豺狼成性”、“残害忠良”、“弑君鸩母”（鸩zhèn，用毒酒害人）。武则天听了，只是笑一笑，并没有生气。当她听到“一抔之士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两句的时候，反而连连称赞写得好。后来听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两句，更加赞不绝口，问道：“这篇檄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有人回答说是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十分惋惜地说：“有这样的人才，让他流落民间，得不到重用，这是宰相的过错呀!”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武则天是非常重视人才的。
武则天想了很多办法来发掘人才。她鼓励地方官推荐人才，还允许人们自己推荐自己。被推荐或者自我推荐的人，经过试用，如果确有才干，很快就会得到重用。武则天还改进和发展了以前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比如，过去考贡士（从地方上来应考的考生）的时候，要把考卷上的名字糊起来，防止考试官作弊。武则天认为应该信任考试官，把这种办法废除了。她还在洛成殿亲自考试贡士，表示皇帝的重视。从此开创了“殿试”这种制度。过去的科举只是选拔有文才的人，武则天专门开设“武举”，选拔有武艺的人。过去各州选送举人进京，总是把举人安排在向皇帝进贡的贡物后面，武则天把这种顺序改变成先送举人，后送贡物，表示她对人才的重视。
武则天还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她以修书为名，广泛召集有文才的读书人到宫里来，让他们对朝廷政治提出意见，处理各地送来的奏章，协助宰相工作。因为这些人出入宫廷不走南门而走北门，所以称为“北门学土”。由于武则天善于选拔人才，在她当政的时期，人才济济，文武大臣并不比贞观时期少。像李昭德、苏良嗣、狄仁杰、姚崇这些武则天选拔出来的宰相，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相”。
武则天当皇帝不久，封她的侄子武承嗣做魏玉，还任命他做宰相。从此，武承嗣的权力大得很。可是，他还不满足，还想当太子做皇帝。大臣李昭德看到武承嗣野心勃勃，就对武则天说：“魏王权势太重，很危险。”武则天说：“他是我的侄子，怕什么？”李昭德说：“侄子跟姑妈再亲，也没有儿子跟父亲亲。儿子还有杀父篡位的，何况侄子呢！承嗣是亲王，又是宰相，权力和皇帝差不多。这样下去，恐怕陛下的皇位就不安稳了。”武则天听了恍然大悟，说：“我没有想到这一层。”她立即下诏，免去武承嗣宰相的职务，任命李昭德做宰相。就在武承嗣飞黄腾达、得意忘形的时候，接到了罢免他宰相职务的诏书，就像晴天一声震雳。当他知道这是李昭德出的主意，咬牙切齿地发誓非要罢免李昭德的官职不可。一天，他进宫去见武则天，说：“陛下免了我的宰相职务，我十分感谢。但是，李昭德结党营私，别有所图，陛下如果重用他，后果不堪设想。”武则天板着面孔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能睡好觉。他能为我效劳。你怎么能比得了他！”武承嗣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退出来。
苏良嗣也是武则天后来任命的一位宰相。他为人耿直，不喜欢逢迎。当时武则天特别宠爱和尚薛怀义。薛怀义出入乘着皇家的车马，还有十多个宦官随从。老百姓碰到薛怀义的车马，必须立即躲避。躲不及的，就被打个半死，谁也不敢过问。武承嗣和武三思（也是武则天的侄子）都把薛怀义当作主子一样，情愿替他牵马。一般的大臣，见了薛怀义更是连头都不敢抬。有一天，苏良嗣在朝堂遇见薛怀义，薛怀义趾高气扬，昂首而过。苏良嗣大为生气，命令左右把他拉下去，打了几十个嘴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薛怀义跑到武则天那里去告状。大臣们都替苏良嗣捏了一把汗。没想到，武则天却对薛林义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门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
武则天保护直言敢谏的大臣，对她身边的亲近人，加以约束，尽量限制他们的特权，目的是使她的那些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有一定的限度，不至于过多地损害她的统治。
对于那些被提拔上来的人，武则天对他们的监督、控制也很严厉。发现不称职的，不是罢免就是判刑或者杀掉。
从前，武则天侍奉唐太宗的时候，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聪，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是要有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挝（zhuā），三是匕首。我先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挝打它的头，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她就是用制服烈马的这种办法来控制她的群臣。所以，她能在唐太宗去世以后局势十分动荡的岁月，稳定自己的统治。客观上起了巩固国家的统一，保持社会安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