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促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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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故居

　　蒲松龄故居 位于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蒲松龄性颖慧，文冠一时，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第子员”。但自此以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的古稀之年，授例成为“岁贡生”。他一生秉性耿直，愤世疾俗，常借狐鬼故事对当时腐败现象进行谐谑，其文章诡诙块垒，自成一家。主要著作，除誉满中外的《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13卷400多篇，诗集8卷900多篇，词1卷100多阕，以及俚曲14种。戏三部、杂著5种。

　　蒲松龄故居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院落座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为蒲松龄的诞生处和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外文版本。聊斋正房后为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李桦、戴敦邦等书画家为故居所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泉　又名满井，在淄川区蒲家庄东侧约百米的山谷中。据载，早年井中清泉涌流，外溢为溪，大旱不涸，古称满井。最初蒲家庄也由此得名满井村，至明朝末年，蒲姓日繁，因而村始易为今名。当年井四周有翠柳百株，故后人又称之为“柳泉”。相传蒲松龄曾多次在此设茶招待过往行人，搜集创作素材。蒲松龄酷爱此地，自号“柳泉居士”。1980年，柳泉旁新建草亭、凉亭，井口围加了栏杆，井旁“柳泉”石碑为著名文学家沈雁冰所踢写。柳泉北面原有一座龙王庙，也叫满井堂，庙西庑原有《新建龙王庙碑》一块，碑文系蒲松龄所撰。现庙已无存，碑已移存蒲氏故居内。

　　蒲松龄墓　位于淄川区蒲家庄东南约500米处。墓地四周系砖石砌围墙，内松柏树10株古木阴翳，郁郁葱葱。墓院系蒲氏老林，内有古墓几十个，蒲松龄墓在墓园北侧，封土高约两米，墓穴呈头向西南，足向东北之势。墓前立清雍正三年（1752年）同邑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1954年建立了一座四脚碑亭，1979年又在亭前建立沈雁冰撰写的《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碑。

　　聊斋园　位于淄川蒲家庄村东，建于1987年，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聊斋园分为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观狐园六部分。艺术陈列馆共三个展室：第一、二展室陈列反映蒲松龄生活的诗词、文稿及颂扬蒲松龄的图画、诗歌、书法等艺术作品；第三展室展出了18组蒲松龄生平塑像，形象逼真。“狐仙园”内建筑错落有致，小巧美观，包括共笑亭、留仙桥、柳拉碑、奇幻门、聚仙峰、卧狐、独眼狐等景观。“石隐园”内建有远心亭、同春堂、迟月亭、九回廊、文梓树、蔓松桥、霞饴轩及各种石景等，并有假山、怪石及花草。“聊斋宫”内有《罗刹海市》、《席方平》、《画皮》、《娇娜》、《尸变》等聊斋故事艺术雕塑作品，并采用灯光、音响、电影特技等现代科技表现手法，再现了蒲松龄笔下神鬼狐妖的艺术形象。“观狐园”内有各种狐狸1400余只，具有极高的观赏及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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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人，他出身于一个久已衰落的世家，其父因科举不显而弃儒从商，却仍不能忘怀于光复门庭。蒲松龄从小随父读书，十九岁时以县、府、道试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得到学使施闰章的称扬。自此文名大振，而自视甚高。但他此后的科场经历却始终困顿不振，一直考到六十多岁，才接受老妻之劝，放弃了仕途幻想。又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得到一个已经无意义的岁贡生名义。在蹭蹬科场的数十年中，他先是做过短期的幕宾，后来长期在官宦人家为私塾教师，以为糊口。大致从中年开始，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志异》，一直写到晚年。书未脱稿，便在朋辈中传阅，并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常识。除《聊斋志异》外，他还存有相当数量的诗、词、文、俚曲等，今人编为《蒲松龄集》。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
　　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两类在篇数上约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两者之间。这些作品的材料来源，据作者于书前的《聊斋自志》中称，一是他“喜人谈鬼，闻则命笔”，一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如此长久积累而成。另外，相传蒲松龄常在路边备烟茶供行人享用，趁机与之闲谈，搜罗记录异闻传说（见邹弢《三借庐笔谈》），这不太可信，但《聊斋志异》中内容，有许多来自民间传闻，则是无疑的。
　　蒲松龄的思想感情是很混杂的，这也造成了《聊斋志异》内容的驳杂不一。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他才华出众而毕生潦倒，在科举中经历数十年的精神折磨，而又以低贱的塾师身份坐馆于缙绅富贵之家，这一切造成他心理上极大的压抑。这种压抑经常表现为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尖锐抨击，但有时也表现为对某些野蛮、阴暗现象的兴趣（如《犬奸》就是显著的例子）。其二，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性的看法实在并不高明，因而，当他以现实人物为小说主人翁时，每每宣扬陈腐的礼教，如《耿十八》、《金生色》等篇，都对妇女不能守节大加鞭挞，甚至认为她们活该得到悲惨的结局，而《杜小雷》又写一妇女不孝顺婆婆而化为猪，县令捆之示众，亦立意殊恶。至于宣扬轮回报应，更是处处可见。但是，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想象力出众的艺术家，当他在完全是幻想的境界中描写狐鬼的形象时，却又写出了本属于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向往。当然，《聊斋志异》中占主导地位的作品，是批判社会现实和幻想美好人生两类，这也是人们喜欢此书的原因。
　　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每言及此，百感交加，辛酸无比。书中有《三生》篇，写名士兴于唐被某考官黜落，愤懑而死，在三世轮回中与该考官的后身为仇。篇末作者议论道：“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这位名士三生不解的“怨毒”，也正是蒲松龄自身心态的反映。所以，书中涉及科举的地方特别多。只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本身并未提出否定，他所特别加以攻击的，是考官的“心盲或目瞽”（蒲松龄《试后示箎、笏、筠》）以致良莠不辨。如《贾奉雉》篇，写贾奉雉每次以好文章应考，总是名落孙山，最后把“不得见人之句”连缀成文，却高中第一名。又如《司文郎》篇，写一神奇的瞎和尚能用鼻子嗅出烧成纸灰的文章的好坏，他嗅糊涂考官所作的文章，竟立时“向壁大呕，下气如雷”，真是所谓“屁文”。这一类故事中，作者主观情绪的宣泄最为强烈，尖锐当然是尖锐的，但难免夸张太过。书中攻击科举弊端，写得最有意义应是那些反映考生在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灵魂被扭曲的作品。如《王子安》篇，写王子安屡试不第，在一次临近放傍时喝得大醉，片刻间梦见自己中举人、中进士、点 翰林，于是一再大呼给报子“赏钱”，又想到应“出耀乡里”，因“长班”迟迟而至，便“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酒醒之后，始知虚妄。这一种描写，确是入木三分，包含了作者深刻的心理反省。篇末“异史氏”的议论总括秀才入闱前后，忽异想成狂，忽沮丧欲死，神昏志迷的情态，令人感慨不已。
　　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作品。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
　　但《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写得十分动人。这些小说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气，敢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满足，少受人间礼教的拘束。像《婴宁》中的狐女婴宁，永远天真地笑个不停，嬉闹玩耍，绝无顾忌，丝毫未曾受到人间文明法则的污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树叶制作锦衣，每当情郎意有旁骛，便不动声色地让他的衣衫变回片片黄叶，当场出丑。作者艺术创造力的高超，就在于他能够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国古小说中渊源久长，而蒲松龄特别注意于此并擅长于此，颇有值得推究之处。作为一个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从明末到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而蒲松龄也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截止。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这应是蒲松龄对狐鬼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还是会对小说产生影响。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
　　前人或将《聊斋志异》比之于竟陵派的诗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这种比拟不无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那么，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在体式上，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
　　但《聊斋志异》毕竟是富于才华之作，也毕竟承续了前代小说中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小说史上仍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一些优秀篇章中，作者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善于在这种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惚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文言，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虽亦以文言为主，但较为浅显，有时还巧妙地融入白话成分，既不破坏总体的语言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说的对话难以摹写人物神情声口的毛病，这是很难得的成就。以《翩翩》为例，在落魄浪子罗子浮为翩翩所收留后，有一位“花城娘子”来访：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
　　“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
　　此后写罗子浮二度偷戏花城，均“衣化为叶”，吓得不敢再胡思乱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肠断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写二女相为戏谑的口吻，十分灵动，对旧时稍有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了。
　　由于结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性又推进了一步。此后虽然还有不少类似的作品问世，但都已无法与之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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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创作历程和创作动机

　　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个人意见不一，有人说作者四十岁成书，也有人说作者五十岁脱稿。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成功的优秀的作品，作者必然花费较长时期汲取提材、剪摘、布局，然后着手写作，决不可能不假思索，一挥而成。尤其像《聊斋志异》那样题材多样化、内容丰富文学加工精致的几十万言的短篇小说集，更需要一个长期的创作过程。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抄》中引述鄒弢的《三借廬笔谈》一段说；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与人。作此书时，每清晨，携一大磁甖，中聍苦茗，具谈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蘆襯 ，坐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至于语，搜其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其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分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成故笔法超绝。
　　这话显然是有意敷衍夸大的，不足征信。但指出作者博征广询民间传说，“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经过长期辛勤的脑力劳动才写出成《聊斋志异》一点却也不无事实根据。作者在本书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多”。这段话已简单扼要地说明题材来源和创作过程。毫无疑问，作者撰写此书是大费经营，赵起杲在《聊斋志异例言》中所谓：“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完全是指的实际情况。
　　《聊斋志异》的开始创作，大约在顺治十七年庚子（一六六○）前后，那时作者十十岁左右。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谓：“文名藉藉诸生间，然入棘闈，辄见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决然舍去，而益肆力于古文辞……而蕴结未尽，则又搜抉奇怪，著为《志异》一书”。可见作者开始写作聊斋志异是在屡次入棘闈失败之后，总该在二十岁以后。
　　成书年代约在康熙十八年已未（一六七九），亦即作者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他的自序是写于这一年春天的，而在通常情况下，序总是在脱稿后写的。这样推算，本书前后恰巧化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才写成。
　　应该指出，一六七九年写成的只是初稿，决非定稿；内容也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因为我们发现聊斋志异中有若干文字是写于一六七九年以后的，祝翁、狐梦两短篇中提到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的事，花神一开始就点明：“癸亥岁，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癸亥岁是康熙二十二年，亦即公元一六八三年，离开作者写出序已四年之久了。特别是韩方篇结束“异史氏曰”中，有“犹忆甲戌、乙亥之间”一语，甲戌、乙亥正是康熙三十三、三十四年之间，也就早公元一六九四--一六九五年之间，离开写序的时间已在十五六年之后了。
　　《聊斋志异》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每一篇均自成一个独立故事，题材来源是多方面的，写作过程是漫长的，内容随时可修改，篇幅随时可增删，故作者完成大部分初稿后，当时主观上想告一段落或结束，因此写上一篇自序以自志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但日后发现了新的题材，或有了新的感触，再增加几个独立的短篇（如《狐梦》、《祝翁》）或在旧文结尾加上一段感想和评论（如韩方后的“异史氏曰：”）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说一六七九年本书脱稿不过指其大概情形而已，并不 说每篇文章都要在一六七九年前写成，此后不许有所增益。这原是十分明白的事，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的地方。
　　《聊斋志异》虽然在一六七九年就基本上完成，但正式出版却在八九十年后。蒲立德书跋中谓：“初藏于家，无力梓行”，其后，“人竞傅写，远邇借求”，靠抄本流傅当然受到限制，不会很广。直到一七六五年，始有湖南王氏的刻本；次年即一七六年，浙江严州太守赵起杲又刊行新刻本，即青柯亭本。赵刻本在"弁言"中说明主要是根据闽中郑荔薌先生所藏原稿会印的。又在“例言”中指出：
　　是编向无刊本，诸家傅钞，各有点竄，其间字斟名酌，词旨简严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疏岩，有一种粗服乱头之致，往往不逮原本，兹刻悉仍原稿，庶几独得廬山之真。
　　是书傅钞既屡，别风淮雨，触处皆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顺者，间为更定一二字。
　　卷中有单章双名，意味平浅者，删之计四十八条，从张本补入者凡一条。
　　赵氏虽然是以相当严肃负责的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但已有不少地方凭个人主观加以取舍。“更定一二字”，“删之计四十八条”、“补入者凡二条”。删去的四十八条内容如何，已不可知。但我们可从这段话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作者的原著一定不止赵刻本所包括的四百三十一篇。解放后在东北西丰发现，一九五二年送交“中央文化部”，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上半部聊斋志异原稿中，非但很多篇文字与内容和赵刻本有出入，甚至整整有二十五篇为原稿所有而赵刻本没有收入或被删除的，其中包括具有高度思想内容的《白莲教》、《乱离》等短篇。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后半部原稿翻刻时被删去或未被收入的遗文一定也有。《骨董琐记》引《梦阑琐笔》云：“《志异》未刊者，尚数百篇，藏于家”。这里所说未刊的数百篇，当是指刻本未收入或被删去的遗文。赵起杲在刻本"例言"中有段话特别什得我们注意：
　　闻之张君西圃云：济南朱氏家藏志异数十卷，行将访求。倘嗜奇之士，尚有别本，幸不吝见遗当续刻之，以成艺林快事。
　　这段话可旁证梦阑琐笔所记绝对不是子虚，而是有根据的。赵起杲这段话说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离开蒲松龄死（一七一五）不过五十年左右。他当时已肯定自己所刻的"青柯亭"版聊斋志异四百余篇并没有包括作者的全部原稿，因此在卷首特地郑重提出，向读者公开征求“别本”，以便函“续刻”。
　　据此推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原稿决不止四百三十一篇，实际上远较此数为多，可能在六百篇以上。
　　关于原著分卷问题，记载也很不一致。张元的《墓表》指明“八郑”，蒲立德的《书跋》却又说是“十六卷”。此外，也曾一度分为二十四卷。我们认为只要肯定了原著内容，至于分卷多少并不重要。《聊斋志异》自成书到最初刊布，中间相距八九十年，在这期音，辗转傅钞，各人又凭主观好恶，任意取舍点竄，更动编排队目次，装订成帙，卷数自有出入。
　　蒲松龄为什么要创作《聊斋志异》？过去有人认为《聊斋志异》的内容不外谈狐说鬼，只是游戏之作，由于对作者创作此书的深刻动机缺乏认识，因而阅读时也往往抱着猎奇思想或作为茶余酒后的消遣，对本书的评价也只停留在形式上，惊叹激尝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变幻诡谲，引人入胜，或至多欣赏作者描写出技巧的高超，文字的纤巧古语,笔法的苍劲超绝。此外，对于《聊斋志异》的思想性，它的真正价值所在，以及作者写出作本书深刻寓意，反而没有乇底理解。甚且有人曲解了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动机，用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正统观点来衡量《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说什么“其义则窃取《春秋》显微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可谓有功名教，无忝著述”；说什么“扶风翼谷”；说什么“警发薄俗，扶持道教”。发生了这样多的曲解，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一件事。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显然含有愤世嫉俗、不满现状的深刻用意。他在文章中毫不掩饰自己内心这种真实的感触：
　　披罗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僻。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託旷怀，疑且不諱……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 ，萧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 幽冥之録；浮白载笔，谨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 霜寒雀，抱树无温； 月秋虫，偎阑扑克热。知我者其在表林黑塞间乎？（聊斋志异自志）
　　段话已十分清晰地写出了作者创作本书时的辛酸、沉重和愤慨的心情。他甚至以屈原被放逐后情景自况，指明这是“孤愤之书”。他在自已写的诗中曾经谈到：“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正可为他写本书的动机的说明和注脚。
     　　作者为什么对现状感到不满呢？这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来分析研究。
　　《聊斋志异》主要成书阶段是自一六六○到一六七九年间，亦即作者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壮年时代。当时玷是明末清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代。清朝统治阶级在全国建立统治权后，就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迫害，同时还推行愚民政策，摧残启蒙的民主思想，箝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接二连三的造成文字狱，企图以专制和高压政策来消灭广大劳动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当时说话或写文章稍不留心，就会招致杀头灭族的危险。顺沼十七年庚子（一六六○）满清政府下令严禁士子结社俯；康熙、雍正朝又兴一连串文字狱，对具有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衽恐怖的血洗政策，蒲松龄经历的就有好几次。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有浙江乌程人庄迁鑨的《明史》之狱，被杀者七十余人，非但已死的庄迁鑨本人被从坟墓中掏出尸斩，庄氏家族遇害，就是所有为《明史稿》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和他们的部分家庭均处死；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又有沈天甫之狱，被按上“伪造明末诗集”罪名处死；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又有朱方旦之狱，湖南人朱方旦被按上“造谣惑众”罪名处死，亲戚家庭也都被累及；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又有戴名世 南山集之狱，被残害和充军的有数百人之多。这几次屠杀都是作者所亲历目观的。这种血洗政策一直继续到作者死后雍正、乾隆两朝。
　　作者临死前一年，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统治阶级又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摧残文化行动，清朝皇帝亲自命令礼部销毁进步的小说作品，“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以“正人心正风俗”。
　　蒲松龄正是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满腔积忿感触。不吐不快；但客观条件又不允许他自由说话、自由发表意见，因此不得不借题发挥，通过鬼狐花神的事迹的措述，来反映现实生活，来透露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正如余集所说：
　　嗟乎，世固有服声被色、严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蔓，出门触逢，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中情状，镯镂决基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性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谍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闾被放，彷徨山泽，经历陵庙，呵壁问于，神灵怪物，琦玮僪佹，以泄愤满，抒写愁思……然则是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闾宅傺之思，禹化人能服之意欢？
　　这段话已深刻地揭示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用心：“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作者正是借鬼怪狐魅的故事反映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的。

--摘自 杨柳《聊斋志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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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促织》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一开始，做着便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荒唐的情境，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荒唐有四：一、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二、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三、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四、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人，不成其为人，人连一只蟋蟀的价值都不如，人可以随意被践踏，被凌辱，这就是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这样的情形可能是司空见惯的。）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询问。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香于鼎，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旁一蟆，若将跃舞。展玩不可晓。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折藏之，归以示威。（在加上一点巫术的东西，这更是中国最常见的民间故事了。只有当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时，我们才会去求助于巫，求助于这些迷信的东西。这是人的可怜啊！）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备极爱护，却仅仅是为了“塞官责”，真实荒唐之极。）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俱，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这又是一次人的价值与蟋蟀的价值的较量，人又一次显得没重量，人之不成其为人啊！）

　　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幅图画，叫人心酸！当提醒学生品味、体会。）

　　……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人邑庠。……抚军亦厚赍成。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这一段点出了问题之所在：在这样一种病态的社会中，人的价值的贵贱，完全是权势这好恶而定。）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这是为最高统治者的一种辩解，不知道这是作者的无知，还是作者的无奈？当然我们不能强求作者能够直接将矛头指向制度本身。在这一点上，他是远远不及黄宗義的。黄在《原君》一文中曾经说过多么智慧的话语，“今也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相形之下，蒲松龄显得有些迂腐了。）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倒是最后这一句，将抚臣、令尹 之流骂得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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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促织》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