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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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的深入思考

黄家龙

　　鲁迅先生的《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的考验，至今在现代文学史上仍然放射着夺目的思想、艺术光辉。然而，无论是文学评论界，还是语文教育界，对于《药》的研究虽然是富有成果的，但恐怕还算不上是深入的和富有生气的。作品问世以来，初期反应中的那些有意无意的贬损和曲解自不必说，就是目前呈现出的某种停滞状态，也是差堪忧虑的。认为《药》"采取双线结构的方式"（《论〈药〉》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写了华夏两家的两个悲剧"（《鲁迅小说选讲》南京市教育局教研室编）这种说法目前几成定论。"夏瑜是《药》的主人公之一，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在作品里虽然只是用极少的笔墨间接勾勒出来的，却依然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论药》）对这一观点虽迭有异议，似乎却并没有得以相当的展开。疑似之迹，不可不察。提出一点不同看法，以期把对《药》的研究推向深入，也许不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吧。
　　㈠"两个悲剧"？不，只是"一个悲剧"。
　　文学作品应该着重反映什么？应该采用什么结构、何种方式？这种选择并不决定于素材本身的实际情况，而决定于作家对读者的审美需要的预见，决定于作家的美学观和方法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小栓治病而终于没有治好的故事，就通常意义来说?黄梅不落青梅落"，似乎是一个悲剧。但是，素材本身的实际情况，并不等于作家的艺术构思。通常意义上的"悲剧"，只有纳入作家对读者的审美需要的预见，才能成为作家艺术眼光中认定的悲剧。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华小栓生痨病而致死亡，自然属于"不必以为不幸"之列，因而华老栓一家的所谓悲剧，自然并不是作者艺术眼光中所认定的悲剧。如果一定要把它称之为悲剧的话，那么它充其量只是构成作者艺术眼光中认定的悲剧的某些部件而已。而夏瑜的献身及夏四奶奶的上坟，也不能算作一个悲剧。诚然，孤立地看，夏瑜为革命献身的题材，完全可以写成震撼人心的艺术篇章，然而这并不是作者对《药》这篇具体的作品所规定的任务。作者心目中的悲剧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者 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鲁迅先生二三事》）夏瑜的奋斗和牺牲只有在被愚昧的群众"享用"的情况下，才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这里顺便提一下，吃人血馒头是一种“享用”，有恶意或无恶意的闲人用来作精神上的咀嚼和品味也是一种"享用"。
　　不错，鲁迅先生确曾这样讲述过《药》的创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鲁迅先生二三事》）我以为正确理解这一作者自述至关重要。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弄清"革命者的悲哀"究竟指的是什么。我认为，"革命者的悲哀"不能等同于"夏瑜的悲哀"，同样，"群众的愚昧"也不能等同于"华老栓一家"的愚昧。事实上，夏瑜献身给读者的感受是：坚强不屈则有，要说悲哀则无。就夏瑜本人来说，也没有可以被看作"悲哀"的情绪的流露。请看：他身陷囹圄还在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他被红眼睛阿义打了"两个嘴巴"，还说了"阿义可怜"这样的话；由愚昧的茶客看来，夏瑜"简直是发了疯了"。要是夏瑜有一星半点的"悲哀"流露的话，在茶客眼里也许反而成了十分正常的表现，哪里会有"发了疯了" 的忿然斥责呢？应该指出，"革命者的悲哀"不是维系在某个革命者身上的狭义的悲哀，而是整篇作品弥漫着的广义的革命者的悲哀。同时，"群众的愚昧"中的"群众"一词，应该是指华老栓一家，也指众多茶客，而且还包括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这些诸色人等的愚昧，就产生了"革命者的悲哀"，这就是"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的真正含义。因此，把"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分割开来孤立地去理解，也许就是"两个悲剧"论的滥觞吧。"两个悲剧"么？不。只有一个悲剧。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莫泊桑所指责的"只能算得上是一些普通读者"的批评家呢？（《"小说"》见《文艺理论译丛》１９５８年第３期）
　　（二）"双线结构"？不，应是"单线分层观照"。
　　夏瑜的狱中斗争和最后牺牲的情节，在作品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借以窥探作者艺术构思的一个窗户。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应该注意下列三点：（１）夏瑜自始自终没有正面出过场，对他的认识只能借助于其他人物的言谈；（２）作品中对夏瑜形象的勾勒是简而又简的；（３）在作品的第一部分"刑场买药"的情节中，夏瑜失掉了唯一的一次正面出场的机会，和读者失之交臂，这不是作者手忙脚乱的贻误，恰恰是完整的艺术链条中精心构制的一环。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艺术构思的轨迹是：以夏瑜为革命献身的故事作为背景，有层次地观照社会上诸色人等对辛亥革命所持的态度。其顺序是：华老栓一家--反动派走狗帮凶以及众多茶客--夏四奶奶。我以为把这种结构姑且称之为"单线分层观照"结构，也许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
　　其实，所谓"双线结构"的论断有着三大致命弱点：⑴"两个悲剧"的论点站不住脚，就使"双线结构"论断失去了依托；⑵明线暗线的说法，不能正确地解释作品的实际。首先，哪条明线，哪条暗线，概念含混，说法不一。按《教参》的说明，明线是"开小茶馆的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和儿子病死"，暗线是"革命者夏瑜因革命被杀"。其实，"儿子病死并没有正面描写，只是作了幕后处理。在内室吃馒头的情节里，说是"暗写革命者夏瑜的血被吃"似乎成了"明吃人血馒头"，"暗写人血馒头被吃"这样倒过来颠过去的概念游戏。其次，第四部分"坟场设祭"却又成为游离于上述明暗双线之外的情节了。（３）同时客观上贬低了众多茶客的形象的意义，把他们看成作者进行间接描写的纯粹工具、苍白的传声筒。
　　"双线结构"么？不。但愿"思维定势"不会成为进行深入探讨的某种障碍。
　　（三）夏瑜形象"栩栩如生"？"主人公之一"？不，请注意群体角度的形象刻画。
上文已经说过，夏瑜为革命献身只是作为借以观照群众对革命所持态度的背景性材料。夏瑜这个人物形象的描绘，间接而又简省，与其说难以孕育出"栩栩如生"的形象，还不如说作者无意塑造出这样的形象来。夏瑜形象不过是渺渺天际的一颗星，漠漠荒原的一盏灯。忽隐忽现，似有若无。要把他同其他的"星"和"灯"区分开来，不仅是困难的，也是徒劳的。
　　有的评论家说：夏瑜"这个形象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比生活原型更高更典型的独立的艺术形象"。（《论〈药〉》）诚然，夏瑜"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但脱离群众"，确实"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本质特征"，然而，这只能说明作者把握任务形象本质特征的非凡功力，却不能证明这个形象的本身已成为"栩栩如生的"、"比生活原型更高更典型的独立的艺术形象"。难道揭示了本质特征的形象就是丰满的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么？我们有理由瞪着迷惘的眼睛恳求我们的评论家为我们指点出夏瑜的鲜明独特的个性在哪里。我们认为，"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挨了两个嘴巴"还要说可怜可怜哩"的言行，就当时愚昧的群众而言，也许是某种个性的反映；然而，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而言，这恐怕就只能是"共性"了吧。要是连这一点形象勾勒都没有的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本质特征"又从哪里去"体现"呢？更不必说"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其实，"所谓个性--特殊性，既体现在人也体现在事。一定个性的人，干出 一定个性的事；一定事件的个性，体现着一定的人的个性"（《再再探索·望表而知里》第６４页）对夏瑜形象的间接描写，平心而论，既没有人的个性，也没有事的个性。因而它既不是作家着意塑造的典型形象，一不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样的看法，并没有贬低《药》的美学价值，恰恰是把《药》的美学价值摆到比较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来做出评估。
　　应该强调指出，我们对夏瑜形象的评论，主要的着眼点并不在作者花了多少笔墨上，而在于这个形象在作家独特性的艺术构思中所处的地位及读者的具体的审美感受上。同样，确定是不是作品的主人公，主要的应该考察他是否突出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显而易见，把夏瑜看作作品主人公之一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对此，我们不想絮絮叨叨的了。
　　那么，《药》的主人公是谁呢？相对而言，在体现作者创作意图和作品主题上，比较突出的形象应该是华老栓。华老栓刑场买"药"，是富有个性的事件之一。在这个情节及煎"药"、吃"药"、议"药"的情节中，在对夏瑜、小栓、康大叔等不同人物形象。在他身上比较突出的体现了群众的愚昧，比较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不唤起民众，不宣传民众的深刻历史教训，他的儿子小栓生的不过是肌体上的病患（当然也未必不愚昧），而他用血汗钱买来的饱蘸夏瑜鲜血馒头。却正是他自己精神上的病患的明证。这里，我们强调"相对而言"和"比较突出，恐怕还有一个群体角度的形象刻画的问题。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确实有可供指认的不同的人物形象。有谁会把华老栓和华大妈搞混呢？然而，我们还是要这样问一句：人物的性格究竟在多大的差异？其差异又究竟表现在什么层次上？华老栓和华大妈除了由性格不同而来的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为，在人物性格上到底有多大的不同，恐怕很难看得出来。华大妈如果是夏瑜的母亲，她肯定同样会像夏四奶奶那样"踌"、"羞愧"、"发怔"、"惊诧"、大声呼&quo t;冤"的。至于"二十多岁的人"和"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等等的性格刻画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贬低作品在形象塑造上的美学价值；我们认为这恰恰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群体角度的形象刻画。指出这一点来是完全必要的。这告诉我们，文学家的精妙构思往往会冲破某些习惯于按常规判断的批评家所筑起的藩篱而显示出创作方法的多样性来。

（发表于《语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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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暗示艺术举隅

曹济南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提出对诗歌的表达艺术的要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弦外有音，言外 含意”的表象艺术实际上就是一种暗示艺术。当然这种暗示艺术不只是诗歌的专利，它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作 品中，因为它能让读者产生积极的遐想，从而获取比文学表象本身要多得多的信息，从而收到寓意含蓄深远、 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鲁迅先生的小说《药》（高三册），堪称暗示艺术的精品。
　　《药》中的暗示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我引导学生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归纳。
　　1.标题暗示
　　小说的标题为何取一个“药”字？看过小说，品味思之，方知“药”字之妙。它不仅只是实指华老栓愚昧 地把“人血馒头”当作治儿子痨病的“良药”，而且更有作者匠心独运的暗示的寓意：当今急于要治的“病” 不是华小栓肉体上的痨病，而是整个国民的“精神病”，因此华老栓的药不是治病的“良药”；夏瑜的个人奋 斗也不是“治病”的“良药”；革命者只有唤醒民众，才是推翻黑暗社会、拯救国民的“良药”。可见由于《 药》的暗示艺术，便表达了极其深刻的题旨，可谓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2.线索暗示
　　《药》有明、暗两条线索，暗线主要是通过暗示手法来设置的。明线写华老栓买“药”暗示革命者夏瑜的 鲜血被群众所吃；明写茶客谈“药”，暗示夏瑜的身份和牢中的斗争精神；明写夏四奶奶和华大妈上坟，暗示 “华夏”民族悲剧的原因：两位母亲都不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一个为革命献身，母亲不理解；一个被愚昧吞 噬，母亲不知道。作者用暗示设计一条暗线，大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如果单写华家的故事，只能反映当时群 众的愚昧落后；如果单写夏家的故事，只能赞扬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斗争精神；而用明暗线索结构则说明 了：革命者只有唤醒民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才是救治民众、救治社会的真正“良药”。
　　3.人名暗示
　　小说写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华”、“夏”暗示了“华夏民族”之意。华老栓具体暗示了辛亥革命前 的人民群众。栓，是塞子的意思。华老栓、华小栓，暗示当时广大群众（从父辈到儿辈）的脑子仍被封建的愚 昧落后思想所塞住，尚未觉醒，瑜是美玉，夏瑜不仅暗示指真实的革命者秋瑾，而且暗示他是华夏民族的精英 ，即先进的革命者。
　　4.人物暗示
　　《药》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深刻的暗示意义。华老栓，暗示父辈的愚昧落后，而华小栓的命运则暗示由于 父母辈的愚昧而造成下一代的悲剧。夏瑜的遭遇，暗示了当时的革命者脱离群众，不被群众所理解的悲哀。康 大叔这个刽子手的形象，暗示着统治者帮凶是何等凶残、丑恶。华大妈、夏四奶奶，则暗示了做母亲的也不知 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悲现实！至于茶客中的“花白胡子”和“二十多岁的人”，则暗示了从老到少的群众的麻 木不仁。
　　作者用人物暗示了严峻的现实和悲惨命运，“意在引起疗效的注意”，催人警醒！
　　5.环境、景物暗示
　　小说开头写“秋天的后半夜，……什么都睡着”和后面的“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可是一只也没有叫。”这两段环境景物描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暗示作用：①这种异常单调和阴暗的环境、景物，与华老栓爽快 和充满希望的心情，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暗示华老栓希望破灭的必然性；②为夏瑜的牺牲制造孤寂肃杀的气 氛，暗示了革命者脱离群众的悲哀；③暗示当时的社会现实的阴暗、凄凉和恐怖。
　　又如第四部分写夏瑜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这不被夏四奶奶理解的花圈， 正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暗示笔法。它暗示了尽管反动派对革命者进行残酷的镇压，还是有人在纪念革命烈士，革 命者并没有被斩尽杀绝，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这样给人以希望和鼓舞。
　　可以说，全文的环境景物描写，都有深刻的暗示意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药》中的暗示艺术是多方面的，具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注 意引导学生赏析其暗示艺术的运用，对于学生理解暗示手法的艺术效果和运用暗示手法于写作实践是大有裨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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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中几个意象的分析

江苏省盐城师范学校 李天松

　　鲁迅在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毂觫的故事，成功地塑造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夏瑜在“黯淡夜色”之中那种不计及私利和个人痛苦的革命先驱者的英雄形象，揭出了中国社会当时的病苦，引起了人们高度的“药救”注意。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先生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意象，使小说的内涵和艺术氛围增强。
　　一、关于路的意象分析
　　在第四部分的十四个自然段中，有人说前三个自然段只是起为情节发展作必要铺垫的作用——华大妈与夏四奶奶先后来为各自的儿子上坟，为以后的情节作了必要的铺设。这种说法只是注意到了情节的发展，没有注意到这一部分中孕蓄的路的意象。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弄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这一段中，我们发现坟墓群被中间的路界限分明地分成了“左右”两边。左边的那是“犯人”的墓地，右边的就是群众的墓地。这实际上寓意着夏瑜等资产阶级革命者并没有和普通群众在“官方地”上站到一起去而是“各自为营”，造成资产阶级脱离群众闹革命，最终成为“官方地”中的一座座坟墓（一种失败的象征）；普通群众没有和革命者站到一起去，最终只能是在“官方地”中继续由其毒害（一种愚昧落后的象征）。一个路的意象将文章主题意义凸现了出来，体现出鲁迅先生高超的语言能力和深沉含蓄的文学艺术风格。
　　事实上，在小说其后的发展中，华大妈（群众母亲）和夏四奶奶（革命者的母亲）在上坟时也是向各自的那一半官地走去的。我们清楚地看出，华小栓和夏瑜两者的坟墓，中间仅仅只隔了这么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将华、夏两家分隔而开，是一道屏障。但这道屏障又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群众、革命者孕育者，在同时煎熬着失子的痛苦时，从素不相识最终能跨过这条小路，走到了一起。“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作为华家和夏家两条线索的最终交融场所，将华家的“可怜性悲剧”和夏家的“可叹性悲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华夏”（中国社会）的悲剧，使小说“揭示”和“赞颂”的悲剧主旨在这里得到了全面升华和开发。
　　二、关于血的意象分析
　　《药》通过“人血馒头”这一特殊的药，将“血”这一意象形象而又相当触目地凸现在读者面前，展示出文章的主题。鲁迅先生在很多作品中都用血将小说的主题反映出来——“把当时的黑暗社会看作是屠宰场”。血成为鲁迅先生揭示当时社会的残酷性和国民劣根性的一种通常手段。《狂人日记》中“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通过“血”揭示出旧礼教扼杀人性方面的残酷性和旧社会的那种吃人本质。血的意象在小说中已有初步暗示。在《药》这一小说中，以“人血馒头”这一隐喻方法，更加含蓄地而且深刻地表达了“吃人”这一基本主题。
　　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鲁迅先生保持着一种清醒而又消极的认识，认识中充满了矛盾意识。一方面通过“血”这一触目惊心的意象，以悲剧性的力量，将他的清醒的启蒙意识浮现出来，而另一方面，他对这种启蒙的效能仍然抱有很大的怀疑。
　　“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无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消极中对启蒙的怀疑。在“坟场情景”这一段中，华大妈这个群众代表只是对夏四奶奶有点同病相怜的感情，却不知道夏瑜是为了要救活象小栓这一些人而死，也不知道小栓反吃了夏四奶奶儿子的血。“血”这一意象，游离于华夏两家之间，烘托出深远的悲剧氛围，同时也透出鲁迅先生对“血”这一斗争形式有无必要的怀疑。
　　但是这种消极并没有达到绝望程度。鲁迅先生在小说结尾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安排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花环，多少有些使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看到了革命的后继力量。“血”这一意象又寄寓了他对先烈的悼念，也寄寓了自己的理想。用深沉的意象体现深沉的风格，折射深沉的思想。但这种深沉的思想是鲁迅非正常状态下的思想，与他后来的战斗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坟·娜拉走后怎样》）。从中读者感受到了这种战斗气氛，不由得不敬仰夏瑜，怜悯小栓，同情两位母亲，并且痛恨造成这两种悲剧的黑暗的统治势力。“怀疑”、“苦闷”之中透出“积极意识”，表现出鲁迅先生战斗的毅力。
　　三、关于花环的意象分析
　　《药》的第四部分和前面三部分完全不一样。前三部分夏瑜仅仅是由别人的口塑造起来的，这个人始终没有走到读者的面前来，而第四部分，我们虽没有看到活着的夏瑜，但我们仍然看到了一个浩气长存的革命英雄形象，虽然是以坟的形式出现，但小说镜头毕竟推到了夏瑜的身边，我们有机会可以端祥一番这个人物。
　　最能窥出夏瑜形象意义的就是他坟上的那一圈花环。尽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是“凭空添上”的，但我们还是以为这个花环是对革命者精神的肯定和对革命者业绩的赞许。《药》所表现的浪漫主义精神决不是仅仅在于花环的位置，在于这个所谓添上的光明尾巴，我们应该与革命者夏瑜的英雄形象联系起来考察，找出它内在的线索，看出它历史的必然。从夏四奶奶的心理活动文字中，我们发现这个花环不是自生自长的，不是小孩编着玩的，不是亲戚本家送的，也不是夏瑜“特意显点灵”，只有一种可能，即同情夏瑜、支持夏瑜的人送来的，这是对夏瑜的一个最完全的赞美，表明革命者是杀不尽的，革命还是有后来人的。鲁迅先生通过“曲笔置花环”寄寓了他对先烈的悼念，也寄寓了自己的理想。由是我们坚信鲁迅还是以一种较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小说创作中的。
　　《呐喊·自序》中说“……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呐喊》本身的意向是积极的，作为其中的一篇不应该就此消沉下去。鲁迅之所以说是“凭空添上”的，那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弱点注定他们不可能“唤起民众”，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这些人的革命精神就象闪电一样划破黯淡的夜色，打破了“五四”前夕一切使人压抑的精神枷锁，显示出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当时的“主将不主张消极”，“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自选集自序》），革命的形势也注定鲁迅这些文学巨匠不会作消极的沉默。“……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不管鲁迅当时怎样寂寞、苦闷、怀疑，但他始终没有失去希望。再说，“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为了战斗的记念”。鲁迅先生认为，沉默、忘却不是对死者的最好的记念，只有战斗、斗争才是对革命者最好的记念。同样，对于这些革命者，最好的记念形式不是消极对抗，只能积极唤醒民众，使他们加入到战斗中来，才有“毁坏铁屋”的希望。这才是鲁迅先生的一贯主张。
　　鲁迅先生用积极的心态为夏瑜这样一个革命者添上了一圈美丽的花环，这是对夏瑜英勇斗争精神的肯定和赞美，其积极性就在于寓意革命者是不会被杀绝的。虽然一个夏瑜被杀，但还有许多后继的人赶上。这样达到呐喊的真正目的——“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激励和鼓舞民众加入到推翻旧世界的斗争之中。正是《药》这部作品装点“欢容”，增加“亮色”，主张“积极”的地方。
　　四、关于乌鸦的意象分析
　　关于《药》的结尾的氛围，许多人都是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一句来理解乌鸦的，认为乌鸦的叫声增加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性，表现着两个母亲的生活的暗淡和内心的痛苦。其实这是一种脱离文章主题来理解情节，造成认识的片面性。
　　乌鸦的出现在本文来说有两种作用：
　　（1）增加了小说阴冷的氛围
　　鲁迅在1935年致肖红信中说“至于老王婆（肖红作《生死场院》中的人物），我却不觉得怎样鬼气，……安特莱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这是针对借鉴安文《默》来说的。
　　《默》写的是牧师伊革那支的女儿因其父专横而卧轨自杀，老伴因受其刺激太大，终日僵卧不语。因此周围的人都非议伊革那支。伊革那支看到老伴及女儿生前的房间，感到一阵空寂，渐生悔意。因此到女儿坟地上去忏悔。他连叫数声女儿的名字“威罗”，感觉到一阵应答的声音从坟中悠然而出，牧师感到了无穷的沉寂与恐怖，飞一样地逃回家中，跪在老伴面前请她原谅。可是女人已死去，永远保持了沉默。
　　《药》最后一部分，即第四部分情节发展上明显带有《默》的烙印，乌鸦的叫声作为最阴冷的事物象征的本义明显增强了小说氛围。尤其是小说最后乌鸦“‘哑’的一声……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哑”、“张”、“挫”、“飞”、“箭也似的”，造出一种非常阴森恐怖的小说氛围。加之第四部分描写的是坟场情节，其若有若无的声息，时缓时快、时简时繁的笔墨更是增添了一种悲凉、凄惨的环境气氛。小说是讲究氛围的，但我们不应忘了这氛围就是当时中国官地上的社会环境，也是当时华夏两家母亲生活的范围。这种凄残的小说氛围揭示了华夏两家人物悲剧的根源，有力地控诉了当时万恶的旧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革命色彩，也使鲁迅“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与安特莱夫“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者有一个显著的界限。
　　（2）是一种呐喊的象征
　　乌鸦这个意象不能仅仅从小说氛围上来理解，应该从整个《呐喊》的主旨中去理解。
　　《呐喊自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乌鸦的叫声正是这种“寂寞里的呐喊”，一种“陌生人群中的呐喊”，带有一种明显抗争的意味。
　　鲁迅先生在《坟写在〈坟〉里面》中说：“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时候为止”。这抗争的形象和《药》中的乌鸦带有极其相似的地方。《药》中的乌鸦是“缩着头，铁铸一般”“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这是一种革命者的雄姿、力量在阴森恐怖社会中的具体反映，是为了给这世界“多有点缺陷”，让“那些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舒服几天”，是一种“穿着甲”，“站着”对抗这个社会的一种战斗形象。
　　小说最后，乌鸦“‘哑’的一声大叫……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这“哑”的一声是对夏四奶奶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疑问的最直接的回答，同时也是在陌生人群中的“呐喊”。
　　夏四奶奶在排斥了花环“自生自长”、“孩子们编着玩的”、“亲戚本家送的”以后，看到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吧”。夏四奶奶已感到自己的儿子是被坑害死的，这是她最大觉悟的地方。但她把敌人的结果放在“天报应”上，想通过乌鸦“显灵”来证实自己的看法是封建迷信的，也是由于革命者脱离了群众，使群众处在相对愚昧的地步。我们可以看出群众是可以教育的，也是急切需要教育的。倘若乌鸦这时飞上夏瑜的坟顶，则夏四奶奶对自己的看法就会深信，最终达到一种“觉悟”的地步。但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战士、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斗士，鲁迅是不会通过这种唯心宿命的方式来教育群众的。
　　乌鸦没有飞到坟顶上显灵，夏四奶奶又陷入了一片迷茫的境界中了，她对自己刚刚所获得的片刻思想又感到了怀疑和苦闷，陷入了一个“这是怎么回事”的“不理解”之中。在不几步远时，乌鸦“哑”的一声叫，实际上就是在这不理解的（夏四奶奶）、麻木（华大妈）这些陌生人群中的呐喊。这呐喊正是对群众的呼唤，正是对“昏睡入死灭”群众的大嚷，借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从而达到“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之计”。因为，通过“坟场情景”，我们透过阴森发现了许多悲剧，发现了华夏两家母亲愚昧与呆滞，发现了“这人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而“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读者从中可以窥视出鲁迅的一颗炽热的战斗的心依然在跳动。

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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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的一种追问式阅读

晋泉

　　《药》对革命者的脱离民众、民众的愚昧及由此导致的两者的疏离及这种疏离所造成的革命的失败、民众解放的无望的深刻揭示多被论者所述及，但我们似乎还应再深究一下造成这一切的那更为复杂的原因所在。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华老栓一家的痛苦，是基于直接的实际的切身的生活的，那就是华小栓的肺病。是华小栓的肺病给华小栓带来的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肉体痛苦，是华小栓的肺病给华老栓夫妇的亲情折磨，是华小栓的肺病给华老栓夫妇延续香火的威胁。所以，作者要写华小栓的多次咳嗽，要写“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要写“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要写华老栓抱着人血馒头“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如此等等。就是说，华老栓的痛苦及他所关注的中心，是他直接的实际的切身的生活，至于国家政体的变迁、国势的兴亡衰败是他所不大关心的。国家这个概念，在他这样的小民百姓头脑中是不存在的。封建皇权也好，共和政体也好，只有实际地影响到了他个人、家庭的实在具体的生活，才能引起他的关注与评价，否则，就是外在于他的。虽然在最根本最长远上，这些“外在于他的”事情是与他的个人、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但在根本与具体、长远与眼前 、间接与直接之间，是有着一系列环节及这些环节所形成的长长的距离的。正是这个距离，造成了华老栓与夏瑜的疏离。夏瑜为之所献身的，正是国家的安危、命运与前途，所以，作者写道，他在监狱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还要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但是，“大清”是谁的，国家是谁的，是华老栓这样的小民百姓所不关心的，只有夏瑜的所作所为与治疗华小栓的肺病直接相关，才能引起华老栓对夏瑜所作所为的关注。而夏瑜所最为关心的，却恰恰是国家的安危与命运。
　　何以至于如此呢？
　　历史的车轮进入到近现代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命力已经枯竭，对现代文明的汲取成为中国历史向前行进的必然要求，但这一汲取，却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和有知识分子色彩的现代官员来完成的，他们与下层小民百姓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之处在于，国家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始终是以国家的主人公自居的，又由于只有他们这样有一定经济、物质基础作保证的人，才有能力、有可能首先从文化、科技、思想、政治等层面接受现代文明，他们对下层小民百姓的直接的切身的实际生存困境缺乏个人的生命体认与认同，所以，类似夏瑜这样的先驱者的悲剧之所以不能避免，还有着另外的原因。
　　在近现代，对现代文明的汲取，不是从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而主要地是从西方汲取，最初又主要地、必然地是从观念一层面上汲取，这种观念层面上的内容，在西方，是发生于、扎根于其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上的，但对我们来说，这种汲取是移植，首先表现为从观念层面移植到观念层面，缺乏相应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并且与原有的存在于自身社会现实生活土壤上的观念相冲突，所以，夏瑜这样的先驱者的悲剧的发生就是必然的了。你看，当刽子手康大叔在转述夏瑜的话棗“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时，所有的茶客不都惊诧莫名么？因为这种移植的观念在我们的传统生活中，实在是没有供其生长的土壤啊。
　　但悲剧还不仅仅止于此，即使夏瑜的所作所为与华老栓一家的直接利益诉求即与治疗华小栓的肺病直接相关又如何呢？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与治疗华小栓的肺病直接相关的最大可能只能是夏瑜作为医生为华小栓来注射青链霉素这类的药物。这又会出现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华老栓一家根本不接受这种新式疗法，因为按照传统生活的方式，治疗肺病的最好办法就是吃人血馒头：“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如此一来，夏瑜这样的先驱者与下层民众疏远的悲剧仍在以另一种形式发生。第二种可能，是华老栓一家接受了这种新式疗法，治好了肺病，但再健壮的身驱，如果精神愚昧，也仍然逃不脱被充作炮灰的命运，也仍然只能重演鲁迅在日本所经历的“幻灯事件”的一幕。而值得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这是以夏瑜用“青链霉素”代替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以夏瑜放弃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为代价的，如此一来，夏瑜就在打破与华老柱一家的疏离状态中，在与华老栓一家的沟通中，放弃了自己先驱者的立场与身份，这是对先驱者更根本的扼杀，是先驱者更大的悲剧，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人血馒头”。
　　这是先驱者无法逃脱的悲剧的宿命。
　　如果我们以华小栓的肺病象征着小民百姓的困苦生活，以华老栓一家希望治好华小栓肺病象征着小民百姓的利益诉求，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象征着国家意识，以夏瑜的努力象征着观念层面上的变革，以人血馒头象征着这几方的联系纽带，我们或许会对《药》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或许会觉得《药》的丰富意蕴实在是值得回味咀嚼的。

选自《语文教学通讯》2001 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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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药》的花环

徐永龙

　　在《药》的第四部分，写了夏瑜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坟顶。”对于这个花环，一般教学参考书及其他分析材料，都大致理解为如下两点：第一，夏瑜的死并非全无意义，还有人在纪念他；第二，给人以“热度”和“亮点”，以免太消极了。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发现这个小小的花环与整个小说至少有两处不协调的地方。
　　其一，这个花环与小说的批判性主题不协调，或说花环与主题存在冲突。
　　鲁迅在小说中以冷峻的笔调，叙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吃人血的故事。仁人志士在为国为民流血牺牲，而华老栓（群众的代表）却在买志士的血、吃志士的血，这是一个怎样悲哀而残酷的故事！写它的目的，就在于“揭出病苦”，表现批判性主题。写得愈残酷，其揭露批判性就愈深刻。其实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有意强调突出了这种残酷性。排开“吃血”这个典型的“残酷”不论，我们还发现其他几处被强调的“残酷”。小说第三部分写茶店“谈药”一段。这一段有不少人物登常如康大叔、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及花白胡子的人，他们不懂得夏瑜的事业和夏瑜的死，那还算不得残酷，那是由于他们的职业和身份所限。而“‘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曾是进化论者的鲁迅先生，竟写出了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的“气愤”来，这份残酷意味，想必不难体会。我们再看第四部分夏四奶奶给儿子上坟一段。夏四奶奶“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知子莫若母，连母亲也认为儿子死得不光彩，这是怎样一种令人心寒至极的悲哀和残酷啊！从中我们也不难体味鲁迅强调这种残酷性的深意。即：强调了这种残酷性，也就强调了小说判批性的深度；消弱了这种 残酷性，也就削弱了批判性，而这小小的花环，恰恰冲淡了从小说一开始直至结尾都被强调了的残酷性，因而也就冲淡了小说主题的浓度。
　　其实，我们知道写这个花环，并不是鲁迅先生的原意，也并不是他的原始构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解释说，是“听了将令”，“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听了将令”，“平空添上”中，看出这个花环与整个小说的不协调意味来呢？
　　其二，这个小小的花环与小说第四节的整个坟场环境、气氛不协调。
　　寒冷的清明时节，坟场丛冢累叠。冷风、枯草、秃枝、乌鸦，一派萧条冷落，荒凉寂静的景象。甚至阴森森的，令人毛骨竦然。不难看出，鲁迅在这一节是有意突出这种“鬼气”，以强调夏瑜死后的悲凉。但是这个小小的花环却冲破了这种“鬼气”，这种悲凉，而与整个坟场环境氛围发生冲突。
　　可以肯定地说，坟场的“鬼气”，夏瑜死后的悲凉，是鲁迅要表达的本意，与原始构思的主题是一致的。也正是这种“鬼气”，这种悲凉，才能使小说主题得以表现并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鬼气”悲凉的程度，正是小说主题深度的量度。也只有这种“悲凉”的结局，才能和小说前部分所展示的主题相一致、相贯通。
　　那么，没有了这花环，是不是就会显出些“消极”意味来，这恐怕是一个不能轻易断定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个小花环，在“五·四”前夕那种社会现实情况下，确能给人以鼓舞等。但是，同时也应指出，作为经典文学作品，这个花环与原始构思及小说主题是有冲突的。
　　因此，在教学中，当讲这个花环时，笔者窃以为应把握一个“度”。如果过分渲染这个花环的积极作用，大讲其“光明”，过分强调其“亮点”、“热点”，都将会使学生对这篇名作的主题理解产生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