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五人墓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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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爱国文社和爱国作家

　　明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更厉害。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是和阉党斗争的东林党的继续。在抗清斗争中，复社人物大都壮烈殉国，或退隐山林不与清廷合作，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复社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推崇“七子”，但现实的斗争使许多作家改变了作风，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作品。

　　张溥(1601—1640)是“复社”的创始人和领袖。字天如，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明末有许多文社；复社“大约本于应社”，集合许多小社而成。它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相号召，大约成立于熹宗天为末。它的规模很大，“春秋之集，衣冠盈路”。“社集之日，胥闾之间，维舟六七里，平广可渡，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七录斋集·国表序》)。参加复社的人物，自认为是东林党的继起者，很有威信。“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而“执政大僚，由此恶之”。因此不断地有人借故迫害，加以“敌天下”的罪名。复社是文社，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与政治斗争结合，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张溥在文学上，维护前后七子的主张。实际他的复古，是要使古学为现实服务，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在精神上是大不相同的。他的《五人墓碑记》歌颂英勇的苏州市民与阉党的伟大斗争，强调匹夫之死“有重于社稷”，远非“缙绅”所能及，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烈的散文。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松江华亭人。他“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经世编序》)。曾和夏允彛、徐孚远、王光承等结“几社”，与“复社”呼应。“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杜春登《社事始末》)。他同样是以复兴古学相号召，企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崇祯十一年(1638)，他和徐孚远、宋征璧选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余卷，多载“议兵食，论形势”，有关“国之大计”之作，可见其用世之志。明亡后，在抗清斗争中，壮烈殉国。陈子龙也赞同“七子”，反对“公安”、“竟陵”。但与“七子”的盲目尊古不同，他是站在现实政治的观点上来尊古的。他的时代已不允许他脱离现实，完全去模拟古人。他的早期作品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诗篇，如《辽事杂诗》、《小车行》、《卖儿行》等。明亡后，他在吴中作的十首《秋日杂感》，表达了他的怀念故国、哀悼殉国烈士的沈痛感情，兹举二首如下：

　　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夜雨荆榛连茂苑，夕阳麋鹿下胥台。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杯。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

　　直抒孤愤，豪放悲壮，是他的后期诗风的特点。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松江华亭人。父允彛，与陈子龙有师友之谊，完淳又以子龙为师。他生而早慧，七八岁即能赋诗，十一二岁“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明亡后，“揭竿报国，束发从军”，热烈地参加了抗清斗争。事败被执，英勇就义，年仅十七。夏完淳是一个少年爱国英雄，也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有一部分作品，受拟古主义的影响，内容比较单薄；明亡后，所作诗赋散文，抒写国破家亡的悲痛，一洗模拟面貌，具有饱含血泪，悲壮淋漓的独特风格。《大哀赋》指斥统治者的腐朽，卷念故国的沦亡，抒发“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的抗清救国抱负，慷慨悲歌，凄楚激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诗多怀人感事之作，如《六哀》、《六君咏》等，歌颂了许多抗清爱国烈士。又如《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

　　登临泽国半荆榛，战伐年年鬼哭新。一水晴波青翰舫，孤灯暮雨白纶巾。何时壮志酬明主，几日浮生哭故人。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

　　凭吊故国，悼念死者，更表现了乐观的积极战斗精神。《细林夜哭》，是哀悼他的老师和战友陈子龙的：

　　……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叙述他们互相敬爱，情投意合的战斗友谊，以及抗清失败共同为国牺牲的壮烈情景，声泪俱下，哀感动人。散文如《土室余论》、《狱中上母书》等，临难陈词，“恨不灭此朝食”，而“吞声归冥，含笑入地”；犹复不忘“中兴再造”，“为北塞之举”：都是千古不磨的爱国主义杰作。

　　明末的爱国作家还有瞿式耜(1590—1650)和张煌言(1620—1664)等。式耜字起田，江苏常熟人；煌言字玄着，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亡后，他们都坚持抗清斗争，特别是张煌言，以舟山为根据地，组织抗清义军，出入沿海长江，不断地给清军以威胁和打击，先后达十九年。他们的许多诗篇，也都表现了至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选自《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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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复社领袖张溥

岳岐

　　复社为明末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政治集团，它继承东林党人反抗黑暗的政治统治，激烈批评时弊，同魏忠贤阉党进行不懈的斗争的传统，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而其领袖张溥，重名节，广交游，刻苦自励，兼容并包，团结天下士人，“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反对阉党乱政，为世人所推崇。著名学者黄道周写了挽诗赞颂他：“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

一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明神宗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三月二十三日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书香门第。伯父辅之，官居南京工部尚书，位虽显，而无裨于弟，且时有凌夺事。父太学生翊之，生十子。溥乃婢女所生，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经常无事生非，凌辱他，溥曾洒血书壁曰：“不报仇奴，非人子也！”由于家庭间多隐痛，激发他自幼刻苦读书，不分昼夜。张溥六岁开始读家塾，能日诵数千言，十一岁始获“黄童”誉。他所读书必手抄，读后随即焚去，再抄，再读，再焚，如是者六七次。日子一长，右手握毛笔处，均成老茧，冬日手指皲裂，也不废辍，可见他读书用功之深，后来他把自己读书的书斋，取名为“七录斋”。

　　张溥在二十四岁前后，治学益力，竟至废寝忘食的地步。夏夜，他怕蚊子叮咬，就在书桌下放一大瓮，两足纳瓮中，常常通夜毕读。有一年冬天，他夜读灯尽，见窗外光照如天明，开户视之，原来是天降大雪，积雪盈尺，也没有发觉。一天，他的好友张采（受先）来看他，见他正拿着粽子，蘸着墨汁，吃得满口乌黑也没察觉。有人讥讽他近于迂阔，他却塞耳若不闻，好学如常。

　　张溥三十岁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文名满天下，但是他从不满足。当他得知徐光启对西欧天文、算法等很有研究，尤精历学，便邀请同年徐退谷陪同，投师徐光启门下，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徐师勉以读书经世大义，他更是早夜惕励，嗜学不懈。

二

　　明神宗后期，宦官魏忠贤专权，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加上他网罗党羽，遍建生祠，伤财害民，民怨沸腾。思宗（年号崇祯）即位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将魏磔尸，悬首河间，人心大快。二十六岁的张溥，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痛恨宦官之为患，曾以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聚众反抗魏忠贤暴政而慷慨就义的史实，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五人墓碑记》。文中感慨地说：大阉之乱，一些官僚士绅能不与其同流合污的，四海之内有几人呀？而此五人出身低微，从来没有受过诗书之训，为反对大阉之乱，激昂大义，赴汤蹈火，连死都不怕。在那“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时刻，由于吴郡的发愤一击，不敢再有株治，大阉也尚且害怕正义，结果事败而在半路上上吊自杀，这不能不说是五人的惊人之举。文中也指出，生死是大事，即使是平凡的人，如死得其所，也“重如泰山”，也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昆山人顾秉谦，官礼部尚书。天启二年（１６２２）谄附魏忠贤，遂为阉党，进入内阁。他为人庸劣无耻，奸诈已极。在叶向高、韩爌相继被罢官，何宗彦去世后，被升为首辅。凡魏阉倾害忠良，皆属其票拟，《三朝要典》之作，他为总裁，又调旨杀杨涟、左光斗等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魏阉死时，他已退休在家。后为昆山邑人所驱逐，避匿娄中，张溥等带领一群读书人驱逐他，并且写了脍炙人口的檄文。郡中五十多人还集资刻石记载这件事，从此，张溥深得人们的拥护和爱戴。

三

　　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张溥选贡入太学，廷对高等。诸贡士入太学者俱愿与溥交往，因集多士为成均大会。是时宇内名卿硕，儒闻张溥名，皆愿折节订交，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由是名满京都。崇祯四年（１６３１）会试，张博为会魁，授庶吉士。这时全国已有十六个文社，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江南应社等等，张溥倡议合诸社为一社，以“世教衰，此其复起，名社曰复”，这就是名震当时的复社组织，并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得到了普遍响应。那时复社除了操选政的权力以外，复社的同志如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都成了进士，一般在朝的要人，也来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读书人，只要进了复社，就有得中的希望，于是士人纷纷争欲入社，图得科名。本来复社仅集合太仓等七郡的人物，后来声名大震，由江南蔓延到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省，参加人数达二千多人。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三月，张溥为主盟，约社长在苏州召开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等地乘舟车到这里的有数千人，大雄宝殿容不下，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如织。游 人聚观，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未尝有也。虽然复社集会非只一次，但以此年虎丘之会为最盛，治党社史者每艳称之，可见复社成员之众，足以证明张溥声气之广。

　　当时复社还握有极大的黜陟之权，所以一般士子、士大夫都想与复社联合，而那一般够不上与复社联合的，就竭力造谣与复社作对。如求入复社而不得的太仓人陆文声，及与张溥作对的周之夔，都起来攻击复社，又有奸人托名徐怀丹作《复社十大罪檄》，来控告复社的“罪行”，又如首辅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由于不得入社，就雇人编了《绿牡丹传奇》来讽刺复社，首辅温体仁更不惜封官许愿，鼓励人们攻讦，使双方斗争日趋激烈。在那特务横行的时代，张溥等人深受威胁。为了自身安全计，乃不得不用釜底抽薪之计，通过金钱和人事的关系，终于使首辅温体仁等先后去职，而使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四月复相，重新上台，起用复社人士，准备重新组织东林党的内阁。因此，一般的人，都把复社看成是“小东林”。

四

　　张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倾立就，以故名高一时，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邑中王凤洲文宗秦汉，诗法盛唐，流风所及，对张溥的诗文影响独巨。他著书数千卷，文名满天下。他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１１８卷，书中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编，一一略见梗概，又为《宋史纪事本末》１０９卷，《元史纪事本末》２７卷，补撰论断，著称于时。诗文集以《七录斋近集》１６卷为定本，《五人墓碑记》更是世代传诵的著名散文。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五月，溥暴病身亡，死于家中，年仅四十岁。千里内外皆痛悼之，私谥曰“仁学先生”。

　　张溥的一生，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以气节为重。他生平谓：“大丈夫贵有志，昔人称三不朽，要各有类：如德，则修身及家，均乎天下；功，则为社稷臣，勒名旂常；言，则冠豸螭陛，屈轶指佞，言行道亦行。”在他的倡导、激扬下，复社诸人于鼎革之际，或杀身以成仁，或采薇而高隐，亮节清风，照耀异代。如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皆举兵抗清，事败而死，而应箕之死更为壮烈。杨廷枢因门人戴之�靼镏�吴胜兆军抗清，事败牵连廷枢，巡抚命人给他剃发，廷枢大义凛然，怒目以对：“砍头事小，剃发事大。”临刑时大呼：“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徐汧以清兵渡江，自沉于虎丘之后河。钱旃、陈子龙与夏完淳同死江宁。沈士柱古冠大带，不遵清朝服制，被杀。蒋德璟、陈之纶从容绝食死，此九人，虽然死难不同，然于外族入侵之时，誓不臣服，保持了爱国志士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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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复社简介

　　复社乃明末文社。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而以江浙一带尤其。万历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更出现了阉党擅权局面，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人甘当魏忠贤的死党。张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后继自任，主张"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吴伟业《复社纪事》），反映着"吴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该社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社会影响极大。主要集会有吴江尹山大会(1629)，南京金陵大会(1630)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这几年间，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 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为此招致执政大僚温体仁等的嫉恨，又有陆文声等上疏参劾二张"倡导复社以乱天下"。于是朝廷下严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学士，此案才未酿成大狱。不久张溥病死，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一阶段。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周钟参加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为李起草登基诏书，而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复社士子不满于阮大铖招摇过市,贪赃误国,曾联名写出《留都防乱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状,迫使他"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把持朝政，对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迫害。清兵南下时，复社不少成员仍坚持武装斗争，陈子龙、夏允□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曾领导嘉定军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复社成员又遁迹山林，顾炎武、黄宗羲等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杨□，方以智、陈贞慧等则削发为僧，隐居不出。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也有少数人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入仕清朝。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二阶段。

　　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祖述"六经",并无特别的创见。但由于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积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就有别于前后七子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

　　复社成员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张溥、张采等人曾"分主五经文章之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继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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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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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记》指瑕

（李凌云）

　　（一）一条不尽妥帖的注释

　　课文第二自然段在写了一个月中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草野之无闻者“死而湮没不足道”之后写道：“独五人之皦皦，何也？”课本对“何也”作了注释：“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赞美。下文‘亦曷故哉’笔法相同。”应该说，这一解说是未尽妥帖的，因为这里并非反问，而是疑问。作者用“何也”，旨在引人深思，启发读者思考“独五人之皦皦”的原因，即突出五人“激于义而死”的斗争精神。

　　（二）一种应予更正的提法

　　多次运用对比的写法，是《五人墓碑记》的显著特点之一。一般认为该文用了三处对比，事实上，该文中的对比有四处：

　　第一处在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作者把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草野之无闻者的庸庸碌碌、默默而死跟五人的激于义而死作了对比，旨在揭示五人之死不同一般，死得有价值；第二处在课文的第五自然段，作者把魏阉横行时没骨气变节易志的缙绅跟五义士的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斗争精神作对比，从而突出五人的高风亮节；第三处是课文第六自然段开头跟第四自然段前两句，作者将阿附魏忠贤的“高爵显位者”苟全性命的“辱人贱行”跟五人的大义凛然进行对比，从而说明五人之死重于泰山；第四处在课文第六自然段，是五人自身的对比，作者将五人激于义而死的壮举跟假设“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的死进行对比，从而突出五人死得其所：激于义而死，名垂青史。“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不然，则“人皆得以隶使之”。

　　比较这四处对比，可以看出，前面三处对比都是将五义士跟另外的人相比，而后面的一处对比，则着眼于五义士自身，将五义士的现实行为同反面的假设进行了对比。

　　（三）一个众说纷纭的虚词

　　《五人墓碑记》中“焉”共出现了三次，分别是：

　　1.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

　　2.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

　　3.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

　　我们认为，句1的“焉”未尝不可作兼词“于之”（“之”应指代“义”才准确）讲，因为跟“焉”直接组合的“死”是个不及物动词。但我们觉得没有将此字解成“于之”的必要，因为“于之”的意义已在该句的“激于义”中点出来了（“于之”就是“于义”），在同一句中没有重复的必要。再说，若去掉该句“焉”字，该句仍然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判断句，表意不受丝毫影响，这更证明了该句中的“焉”没必要按兼词“于之”解（若是兼词，去掉则表意会受影响），而应讲成语气助词。这句中的“焉”跟“者也”连用，无非是起加强语气的作用。

　　句2的“焉”置于动词“葬”（埋葬）之后，宜解作代词，代“他们”（五人），作“葬”的宾语。

　　句3的“焉”位于动宾短语“痛心”之后，是个兼词，相当 于“于之”（对他，“他”指毛一鹭”），“吴之民方痛心焉”，可译为“苏州的老百姓正对他痛恨到极点”。

（选自《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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