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师说

韩愈的生平与创作

一、生平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二、创作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韩愈散文的特点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  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 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师说》教学体会

　　为了使学生尽快具备自学的能力，我们对文言文教学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革，通过引导学生质疑，解疑开拓学生的思维，变过去的教师讲深讲透为学生的学深学透，将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建立起新的课堂教学结构，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现结合《师说》的教学，谈谈我们的具体作法和体会。

一、加强预习

　　提高文言文教学的质量，要注重学生的预习。让学生预习课文，主要是要求学生去发现疑问，古人云：“学自疑始”，学生要想发现疑问，就必须对照注释认真地钻研课文。发现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发现疑问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自学的过程。学生在认真预习之后，提出的往往都是较为复杂、较难理解的问题，而一些简单、容易理解的问题在预习的过程中就解决了。学生由于有发现疑问的任务，预习课文便非常认真，记忆也就格外地深刻。学生要解决这些疑问，就需要作认真的思考，深入的研讨，这样不断地发现疑问，不断地探讨疑问，就可使学生具备自学的能力。

二、学生质疑

　　我们过去搞“启发式”教学，只是提问学生，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尽管问题设计得既有层次，又有深度，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现在我们反过来让学生质疑，教学生以方法，指导学生用质疑的方式，去探讨课文的知识内容。《师说》一课，学生共提出二十八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疑问，这主要是词语解释和文言语法方面的问题。例如：

疑问:(1)“圣人之所以为圣”中的“之所以”怎么解释？它跟我们现在说的“之所以”有什么不同？

　　(2)应该怎样划分“句读之不知，或师焉”的句子成分？

　　另一类是认识性的疑问，这是学生在学习课文时，对作者的某些著述产生了不同看法，进而质疑。例如：

　　(3)作者既肯定巫乐师百工不耻相师的可贵，可又说君子不齿，这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吗？

　　在质疑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指导学生将课文中的疑难词句揭示出来，还要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作深入的钻研，以不断提高质疑的质量。我们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

三、讨论解疑

　　学生提出的问题，主要还应由学生来讨论解决。对于知识性的疑问，我们鼓励学生争相发议，指导学生进行比较分析，择取正确答案。例如讨论解决疑问(2)时，一位同学发言说：“句读之不知，主语；或，表复指；师，谓语；之，取消句子独立性。”学生的主谓语划分是正确的，但“之”的解释错了。教师便问学生：“‘句读之不知’是主谓词组，还是动宾词组呢？”另一位同学当即站起来说：“我认为，‘之’的解释不对！‘句读之不知’是宾语前置，‘之’作标志，”这位同学的解释显然是正确的，于是教师总结如下：“‘句读之不知’是动宾词组，‘之’是宾语前置的标志；‘之’字只有放在主谓间，才起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如：‘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主要是意义上的区别，前者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后者是被陈述和陈述的关系，这一点同学们要细心区分！”

　　我们通过讨论来解决疑问，极大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使学生学得深，记得牢，而且加快了知识向能力转化的进程。在讨论解决学生提出的认识性疑问时，我们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热情引导学生发“奇思”，“创新说”，不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如学生对疑问(3)的讨论：

　　学生①：作者既肯定巫医乐师百工不耻相师的可贵，可又说君子不齿，这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吗？

　　学生②：韩愈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不耻相师可贵，又说君子不齿，说明韩愈有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但在文意上并不自相矛盾，作者这是用对比的方法来批评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不良行为。

　　学生③：我认为这是反语，是对士大夫之族的讽刺和嘲笑。因为后边还有一句，“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士大夫之族常以君子自居，可其智慧却赶不上巫医乐师百工，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我们认为对这类问题的讨论，应该搞一点“求异思维”，允许几说并存（即使是错误的说法），教师不必讲出标准答案，让学生自己去比较，去选择，去提高。当然，教师不能无为而治，任其发展，要引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四、总结提高

　　将各类疑难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指导学生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课文中用法特殊的实词和较多出现的虚词进行总结，以不断丰富学生的古汉语知识，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在《师说》的教学中，我们主要总结分析了“师”、“其”、“于”等词的用法，例如：

“师”

　　(1)古之学者必有师（名词，老师）

　　(2)吾师道也（名词用作动词，学习）

　　(3)吾从而师之（名词用作意动，以他为师）

　　(4)则耻师焉 （名词用作动词，从师学习）

　　例(1)中的“师”是名词，当“老师”讲；例(2)(3)(4)中的“师”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但含义又各自不同；例(2)(3)中的“师”后面带有宾语，被用来充当谓语；例(4)中的“师”虽是作“耻”的宾语，但从上下文看，不能理解为“老师”，而是从师学习的意思；所以，我们理解词的含义，一要看它的语法功能，二要把它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认识。我们通过进行这样的比较分析，教学生学习的方法，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进而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为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吸取其精华，我们还指导学生对课文作了简要的评析，学习和借鉴古典作品的语言和写法，从而提高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我们让学生从《师说》中找出自己最欣赏的警语佳言进行赏析，学生欣赏的主要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几句话，他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大都谈了从师学习，尊师重道的重要意义。

　　过去，我们进行文言文教学，常常是教师逐词逐句地讲，学生一字一句地记，教师一味地求所谓难点、重点，却不知学生对这个问题懂与不懂，有时学生对这个问题早已弄懂弄通了，可教师却还在那里高谈阔论，造成无的放矢，结果是事倍功半。现在我们运用质疑讨论法组织教学，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的探求知识，在知识的探讨中发展智力和能力，从而提高了文言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我们教《师说》仅用了两课时（九十分钟），学生活动时间累计达六十五分钟，而教师讲析只用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学生踊跃发言，彼伏此起，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发言达四十人次以上，有的同学发言达四次之多，形成了争相发议，探讨学问的民主教学气氛，为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师说》解构

　　文忌平淡，所以叙述总要讲究妙趣横生，波澜起伏。古人有“韩潮欧澜”的提法，正说明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是极讲究笔法的。前人说到韩愈，有“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迎享送神歌辞》）的仿例——它打乱了我们的阅读习惯，造成了时序的错位而形成了一种心理的波澜，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愉悦。韩愈不愧为文章高手，他恣肆的文笔总要显示他的独特性，一旦他找寻到的结构既符合行文需要又能合乎自然的律动与人们心中的节奏，便会在双方的审美心理上产生共鸣效应。这种结构有时更带隐蔽性，它甚至不需要经过逻辑的过滤而直观地为人所接受，同样达到移人情性的效果。清代林云铭感读《师说》正是这样的：“其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韩文起》卷一）

　　但韩愈的《师说》历来解释纷繁，综其原因不外有二：或结构的不易把握，或文意的闪烁不定，就这篇文章来说，结构对于行文的理解可能带有更根本的意义。那么《师说》结构是怎样的呢？如果要充分地解构，我们不能不考虑以下问题：

　　（一）“师者”与“学者”关系怎样？

　　（二）“从师”与“耻师”关系如何？

　　（三）“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关系如何？

　　（四）“传道”“授业”“解惑”之间的关系如何？

　　应当说这些关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就第一个问题，从矛盾的对立同一看，“师者”与“学者”有着矛盾冲突，表现在“授”与“受”的关系上。在矛盾双方的侧重上，行文显然焦点在“受”上，即在“解惑”“闻道”与“从师”上。在这一层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对应的形式应当是“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 “从师”与“耻师”也构成一对矛盾。其施事应当是“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它们的分野正如《古文观止》上所说“是否‘吾师道也’”。而这便成了“遗惑”与“解惑”的关键。“闻道”则惑解，不“闻道”则惑遗。故而“闻道”与“解惑”也顺理构成一对矛盾。在“道—业—惑”这三者之中，“业”乃中介，而真正构成一对矛盾关系是“道”与“惑”；此二者相辅相成，说此及彼，此消彼长，又可相互转化。但《古文笔法百篇》不晓其要义，对“道”与“惑”之并提或单言不明所在：“只发明‘道’与‘惑’，或只单言‘道’，至篇末又以‘道’与‘业’言，又不言‘惑’，此变化错综处。”曾国藩显然也没有弄懂，他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到好文，二者兼营，故我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收。”（《求阙斋读书录》卷八）

　　了悟如此，则我们对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以为就整体而言，《师说》的散文笔法是骈文的一个变体。在一个骈文已有几百年且仍处繁盛的时代，正如有人所指，倡导古文倒似乎是一种时髦。这种时髦虽远绍秦汉，但于时文的关系又怎么能割舍呢，而如果我们对骈文的写法有一定的认识的话。蒋伯潜、蒋祖怡在《骈文与散文》中引评骈文的写法时说：“把这一部分的工作（造句）做完，第二步就着手组成一篇文章。他（陈其年）也说出了三种办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见来融会贯通，使得这些句子和题中的本事合而为一，务使句子的意思非常明朗。二即就融会好了的句子，再加语助辞或呼唤字来化成浑然的联语，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并行而不背。三把联语融成一段，由几段融为一篇，相互连串起来，使之有明确的语意而浑然不露出什么痕迹来，一篇好的骈文就此成功了。”（第二编第五章）那么反而推之，韩愈的这篇“散文”不就可看成对骈文的增删？现依照骈偶的对称性进行补足，则全文的面目就相当清晰了：

　　（一）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后加上“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

　　（二）在“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加上“（古之）圣人生而知之者，可以无惑矣”；

　　（三）在第二段首加上“今之学者竟无师”；

　　（四）删除“夫庸”至段末，在“而耻学于师”后加“何哉？非师道也；而必计乎其年先后之生于吾也，必论其贵其贱，其长其少。如此，则道何以存乎？师何以存乎？”

　　为何要这样？原因很简单。如（一），文章第一句是“古之学者必有师”，接下来当是“学者”如何；但文章却陡起波澜，说“师者”如何；而后文又接着谈“学者”如何，这便造成前后不衔接，故作如是改。再如（四），行文至“吾师道也”文意即足，从逻辑上看这后面的几句话都属节外生枝；但把这些说法变形后移至第二段相应的位置，则行文也就文显意畅了。当然改后行文的波澜与突兀也就谈不上了。这就是互文与错综及赋排修辞的妙用。其实有人已经指出过这种用法，如将“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改为“句读之不知，或师焉；惑之不解，或否焉”，只是限于句子内而不及段落间罢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经“删削”后的样式，果然行文波澜起伏，奇崛雄劲。这就是王安石说韩愈的“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观赏而已”的效果。

　　现在再按照补足后的文意来看看有代表性的两种结构划分：

　　（一）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而作此以倡后学。（[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

　　（二）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形，子且择师，况身乎？末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医、乐师、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公以提诲后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则自然而成者。（[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

　　 例（一）“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结构虽明，但因误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作“一篇大纲领”而又坚持“总是欲李氏能自得师，不必谓公以师道自任”的认识，所以只好把“吾师道也”当作文章的主义了。例（二）把“圣与愚相形”简单地与“童子”“巫医”并列，却不知“‘师道不传’，及‘耻笑’等字，是着眼处”。（据[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七）

《师说》中心别议

　　多年来，人们都在讨论《师说》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一个中心、两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最近，《中学语文教学》刊发了多位老师的观点，讨论来讨论去，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原因何在？原来读者都上了韩老先生的大当。因为韩先生倚马可待，文不加点，信笔写来，文路杂沓，读来也就不明究里了。难怪我国有名的教材编辑家，学者张中行先生从来就不喜欢《师说》一文，说它写得空无一物（大意）。作为一篇议论文，显然这是有所不宜的。

　　那么，韩老先生究竟在文中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且将原文的要点整理如下：

　　1．古之学者必有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说明古代从师有风尚）

　　2．（且）圣人无常师。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古人从师有原则）

　　3．古之圣人，其出圣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对当时从师现状的分析，对今人耻于从师之风的评价）

　　4．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概叹从师之风之不存

　　（对时人从师与否的评论）

　　5．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的职能、从师的理由、从师的原则）

　　6．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作文缘由）

　　从上面的关键句中，我们不难看到，全文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1．古之学者必有师，且圣人无常师——主旨：论述古人从师的风尚。

　　2．今之众人“其下圣人远矣，而耻学于师”——主旨：通过对比论述今人不从师的恶习。

　　3．君子不及众人——主旨：论述不从师的恶果——其结果远在古之圣人之下。

　　4．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能也——主旨：正面阐述师的职能、从师的理由、从师的原则。

　　5．李氏所古道，作师说以贻之——主旨：交代写作文章的原由。

　　这几个要点很难用一个或两个所谓的“中心”来统摄，“一个中心”，或“两个中心”，乃至“多个中心”说都不符合原文旨意。实际上它们是通过《师说》这个大的话题，由古论今，由远而近，由浅入深，分别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⑴阐述了古人从师的良好风尚；

　　⑵批判了今不从师的社会风气；

　　⑶弘扬了古人从师的高尚品质；

　　⑷更强调了师道尊严的社会意义（从师）；

　　⑸以及如何从师的具体问题（原则与方法）；

　　⑹同时附带交代了写作的动机。

　　文题只是“师说”二字，文意则可谓一箭多雕。很明显，这是一个系列论题，不能简单用一个中心或两个中心乃至多个中心的作法来加以概括。而这个论题又有它深刻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显然不能随意切分。它要求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完成一个自我加工的过程。

　　因为作者是一位文章老手，能运用多种办法将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妙铺排，把读者引入大观园中，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体现出文章的艺术技巧。也正是因为作者将有关论点进行了前后穿插，互为干涉，因而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将读者拦在了高超的技巧之外。

　　在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并非作者不明白议论文的写作之法，而是作者技巧过于高超，使用了障眼法，把原本应该相对集中的材料分到了各自不同的地方，这样一来，无形中增加了阅读的容量，增加了阅读的困难。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白，那就是，文章虽然是议论文却并非完全按俗套而写之，而是进行了创造。如“古之学者必有师”句，自能起到开篇的作用。但假如用科学主义的办法写之，则当说，古人从师风尚就是如此，并举出事例以证明，如孔子也是这样的。并且从师之道还不只是师从固定一人，而是转益多师。只有这样，“论证”才是充分的。但作者用的是文学家法，所以他借用一个顶针法，就将读者引向了教师的职能的论述上，而在文章末尾才点师，“孔子师……”，如此，就把读者的阅读视线拉开了，读来只觉通顺而没有想到上了作者的当。

　　《师说》无异也是深孚此法的。换句话说，我们评论文章是否议论文，往往显露我们深受一个中心观点的影响。而优秀的议论文不受这个限制。它的论证内容或论证方式往往越复杂，其内涵越丰富，读者在解读时越需要进行高度的概括，一旦概括不周，可能解读就会出偏差。

　　不知是韩老先生有意为之，还是率意而为，总之，从《师说》原文中，我们不能明显体会出韩愈构思精心的特点，所以我们要讨论它的中心就犯了难。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也是考验读者阅读能力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