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为了忘却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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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先驱。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七岁入私塾“三味书屋”，读诗书经传，但他更喜欢野史、杂记，同时又喜欢美术和民间文艺。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顿。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况味，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封建道德的虚伪。鲁迅幼年及祖父下狱后常住外婆家，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孩子，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勤劳朴素的品质。所有这些，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1898年5月鲁迅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江南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四年，鲁迅从维新派变法中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决定去日本留学。次年1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为了表示与满清统治斗争到底、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决心，鲁迅毅然剪掉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存照题诗，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1904年鲁迅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以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借此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使他醒悟到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尤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1906年6月，鲁迅回到东京，积极参加反清爱国的革命活动，翻译与介绍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外国小说。1907年，他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以进化论为主要武器，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进行猛烈的批判，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
　　1909年夏，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非常兴奋，热情地欢迎、支持这一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部迁往北京，先后任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他亲眼看到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在寂寞和苦闷的心情中抄写碑帖，整理古籍；同时考察中国的历史，思索中国的前途。《唐宋传奇集》和《嵇康集》等大多是这个时期辑录整理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沉思、探索的鲁迅以强烈的震动，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鲁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从1918年起，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四月，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这个社会的号召。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优秀短篇小说和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以彻底反封建的思想和犀利冷峻的艺术风格，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
　　1920年秋天开始，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中国古典文学，并坚持文学创作。《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教课讲义整理成的文学史专著。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1923年和1926年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展示了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阔的生活画面。散文诗集《野草》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925年，围绕“女师大风潮”，鲁迅同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尖锐的斗争。1926年1月，在大革命高潮声中发表著名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打落水狗”彻底革命的口号。在“三·一八”惨案中，面对反动军阀的血腥暴行，鲁迅愤慨地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同年八月，因受反动军阀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执教，著有《汉文学史纲要》和优秀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五篇。这些散文笔调优美、含蓄，感情深沉、激宕，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发表了著名文章《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热烈赞颂革命，发出“永远进击”的号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进步学生，鲁迅因营救中山大学学生无效，愤而辞去该校一切职务。血的事实使鲁迅“轰毁”了进化论思想，认识到“青年必胜于老人”的偏颇，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
　　1927年9月底，鲁迅到上海定居。从此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在1928年文学论争中，鲁迅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刻地进行自我解剖，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长期阶级斗争的磨炼和艰苦的自我教育，使鲁迅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最后的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文学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他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并先后参加了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他还主编和与人合编过《语丝》、《奔流》、《前哨》等革命刊物，倡导过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新兴木刻运动，培养了不少革命作家。他以杂文为武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人进行英勇、坚决的斗争，揭露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走狗的丑恶嘴脸。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怀着极大的喜悦，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发了贺电，表达了对党和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
　　鲁迅为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但谢绝到国外就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坚持在中国战斗到最后一息。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六岁。鲁迅的“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宋庆龄、茅盾等人组成。上海各界敬献的“民族魂”旗帜，覆盖着他的遗体。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唁电，谨表哀悼。当鲁迅遗体在虹桥公墓安葬时，成千上万的群众赶来送殡。解放后，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主席亲书“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出版了《鲁迅全集》二十卷，《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各两卷。鲁迅著作已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广为传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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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笔，饱蘸激情写下的篇篇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鲁迅先生一生中创作的杂文共编为16个集子，这些集子各具特色的名称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无不被打上了特定时代的烙印。这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艺术。下面分别对中学语文教材涉及到的鲁迅杂文集的名称的由来作一介绍。
　　《坟》（高中语文第三册的《灯下漫笔》选自此），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杂文。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鲁迅先生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他时时在否定自我，更新自我。这也是他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
　　《华盖集续编》（高中语文第一册的《记念刘和珍君》选自此），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6年创作的杂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续编》（此前鲁迅曾编有杂文集《华盖集》），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成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先生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面对敌人的攻击迫害，毫不畏惧，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充分表达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南腔北调集》（高中语文第二册的《为了忘却的记念》选自此），1934年2月编写，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杂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并索性将编于此年的杂文集命名为《南腔北调集》，以作为对那些无聊文人攻击的回答。
　　《且介亭杂文》（高中语文第一册的《拿来主义》选自此），1935年12月编定，收了1934年创作的杂文。在这本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先生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过租界范围以后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创作于“半租界的亭子间”，表达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的愤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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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背景

　　本文写于1933年2月7～8日。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现代》第二卷第六期。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1931年1月17日，左翼青年作家柔石、殷夫等和其他共产党员共23人在上海东方旅馆开会，由于叛徒的出卖，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月7日，鲁迅为营救柔石等捐款百元。可是就在当天深夜，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和何孟雄、林育南、尤大道、王青士、欧阳立安等其他十八位青年共产党员，在上海龙华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活埋和枪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名作家思想家书》日文本，曾较详细地记述了这五位左翼作家以及其他18位共产党员的被害经过：
　　“1月17日，上海英帝国主义的巡捕逮捕了24位（按：应为23位。--引者）年轻的革命家，其中包括一位孕妇和五位左联的成员。英国官宪把他们引渡给中国地界的国民党军宪--淞沪警备司令部。在这里，国民党为了要逼他们交代出自己的同志，把他们折磨得半死。由于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国民党便于2月7日深夜里把他们抓出来虐杀了。国民党先强迫他们掘好自己的墓穴，然后命令士兵将他们活埋了。士兵们看到这做法实在太残酷，因而就把余下的牺牲者都改用了枪决，他们的尸体都被丢在埋葬那五个人的坑里面去。
　　据狱中其他囚犯说，这23人是7日深夜不久之前被提出去的。当士兵们来到的时候，男女同志一起唱起国际歌来。歌声透过了墙壁，不断地传到监狱里面来，过了一会儿之后，就响起了枪声，歌声也减少了几分，大约还有六个人的声音在唱着，接着又响起了枪声，于是就只剩下一个人的声音了，这个人似乎受到了重伤，因而他的歌声是时断时续，在六发枪声的最后一声响过之后，这个声音也沉默下去了。”
　　2月28日，当鲁迅回到旧寓得悉左联五烈士已于8日深夜被害，无限悲愤，当即写了“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著名的悼诗。3月，又为美国《新群众》杂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同月，左联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亲题刊头“前哨”两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柔石小传》，对反动派抗议和对烈士哀悼。
　　本篇是在烈士牺牲两年以后，追怀烈士生前的印象，记述烈士被害的经过，再次表示对烈士沉痛的悼念，并由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剧的法西斯政策，“夜正长，路也正长”，鼓舞革命者继续进行斗争，这不仅是一篇对烈士满怀哀痛之情的悼文，也是一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罪行的战斗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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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写作特点

杜学忠

　　鲁迅先生一向主张作品“内容的充实”必须“与技巧并进”，因为忽略了“技巧修养”，也“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思想性很强、艺术性很高，并且二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为纪念柔石、白莽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遇难两周年而写的一篇悼文，也是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的战斗檄文。这篇情文并茂、感人最深的文字，把对革命同志的爱和对敌人切齿的恨交织在一起，使文章的政论性与抒情性熔于一炉，形成了“释愤抒情”的独特风格。它是一篇杂文，但是又和《朝花夕拾》、《野草》中的某些篇章相近，成为介乎杂文与回忆性散文之间而又兼有散文诗特点的特殊文体。它是具有浓烈抒情成分的散文诗式的杂文，也是具有杂文战斗锋芒的回忆性散文。它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诗人与战士一致的产物。在这篇文章中有记叙，有议论，有抒情，引用典故，插入诗歌，时而哀婉沉痛，时而慷慨悲歌，音韵和谐，激情迭荡，层次清楚，结构完整，比喻贴切形象，语汇准确生动。而本文最为突出的写作特点，则是记叙、议论和抒情的有机结合。
　　记叙，就是记实，把事件叙述出来，它是议论和抒情的基础。议论，是对事件进行分析，表示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这是思想的升华。而抒情则是由所记之事自然引出的感情迸发，表示作者强烈的爱憎。只有记叙而无恰当的议论和抒情，文章就会呆板、平淡，缺乏灵魂和战斗力；只有议论和抒情，而没有生动具体的记叙做基础，文章就会干瘪、空洞，缺乏血肉。《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则是把记叙、议论、抒情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就全篇而言，前三部分是以记叙为主，后两部分是以议论、抒情为主。就局部而言，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地方很多。
　　例如，第二部分在记叙了柔石积极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借钱作印本、亲自跑杂务、拼命译书准备还借款、在路上照顾鲁迅等一系列充分体现柔石高贵品德的事情之后，作者紧接着写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几句议论就不是柔石在某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某一方面的优点了，而是柔石崇高人格和高贵品质的总概括，是对柔石舍己为人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更集中的高度赞扬了。
　　文章的第四部分，在抄录了柔石的原信之后，作者议论道：“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这些话并不是对柔石的批评，而是强烈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是表示了作者的革命义愤。没有鲜明的立场和爱憎，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阶级斗争经验，没有深邃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是很难使议论成分如此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
　　再看记叙、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的另一个例子。第四部分在记叙了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一同遇难，他身上中了十弹之后，作者写道：“原来如此”，接着是一个出离愤怒的“！”，一个竟无语凝咽的“……”，语句短促，四个字独立成节，真使人感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然而，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满腔的悲愤是压抑不住的，于是沸腾的热血和郁烈的悲愤，像突然打开了心房的闸门，一下子涌泻出来了：“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下面便是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诗。言之不足，则歌咏之，这是情绪激昂，达于高潮的标志。接下去，是由“吟罢低眉无写处”引出的议论：“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这又是情绪渐次平复下来，转为冷静的分析和深刻的揭露了。
　　上述这段浓烈的抒情，是洋溢着昂然的诗意的。不要认为分行押韵才叫诗，那只是形式，诗的生命是激情，而这激情又不是见月伤心、见花落泪的剥削阶级的哀伤情绪，而是胸怀壮阔，气魄雄伟的革命战士充盈着战斗精神的革命激情。为了增强这种战斗抒情的感染力量，作者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又采用了排比、复沓的手法，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感情。这种段落与词句的重叠、排比，完全是诗的感情的激荡与回旋，是一个战士深沉的挚爱与刻骨的仇恨的不可抑制的流露和宣泄。一个战斗的诗人当着悲愤或喜悦的情绪达到高峰时，总是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内心世界。同时，这种感情上的复沓，语句上的重叠，也使文章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文章的组织结构更加谨严了。因此也使读者的感情与印象格外的强烈和深刻。这些音调铿锵，具有音乐美和节奏感的诗句，构成了本文的抒情成分，而这种革命的激情是不可能藏在虚伪与卑琐的灵魂里的。每当我们读到这些从高尚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诗句，总是禁不住要反复低吟和咏叹，为之惋惜，为之悲愤，而更主要的是深受其战斗情绪的激励和鼓舞。这就是鲁迅战斗抒情的鲜明特色。
　　我们再看《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记叙部分的特点。平铺直叙或堆砌事件的记叙是最容易令人厌倦的。这篇文章记叙部分的比例很大，但是我们读后却没有丝毫厌倦之感，这是因为鲁迅善于选择最能表达作者意图的典型事件，并且带着鲜明的爱憎和真挚的感情，用生动洗炼的语言来写这些事件的缘故。比如，作者是这样记叙自己和白莽第三次相见的：
　　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
　　这件事情本身是最能突出白莽几经被捕，而革命之志不稍衰减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的，而作者的叙述，又栩栩如生。白莽在大热天穿着厚棉袍，汗流满面地跑来敲打鲁迅家门，以及他们相见之后彼此“不禁失笑”的情景，都逼真地跃然纸上。白莽的形象，他和鲁迅不寻常的相见，以及他们之间那种披肝沥胆的融洽亲密关系，都如此鲜明地浮现在读者眼前，如此深刻地印入我们心田。而下面的“欣幸他的得释”，“赶紧付给稿费”，“很为我那两本书痛惜”，“真是明珠投暗”等等，这些洗炼而带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语言，也使我们和作者一起欢乐，一起惋惜，一起憎恨，随着作者的喜怒哀乐而随时变化着的自己的情绪。而这事的叙述，是先说白莽在大热天穿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地跑来打门，后说白莽为什么这么狼狈：是刚由被捕而释出，衣物都被没收了。这种因果倒置的叙述，显然起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如果反过来，先写白莽刚从狱中释出，衣物都被没收了，只好穿一件借来的棉袍跑来访鲁迅，这些都是交代清楚了，那么，他们见面之后，彼此也就很难“不禁失笑”了。文章的生气也就荡然无存了。
　　柔石和鲁迅一同在街上走路的那段叙述也是很精彩的。这段叙述先用对比的方法突出柔石对鲁迅的尊敬、热爱和照顾：“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而柔石和鲁迅一同走路的时候，却近得多了，简直是“扶住”他，因为怕鲁迅先生“被汽车或电车撞死”，而在鲁迅一面，则又为柔石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所以“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读了这段文字，我们的确是要“不禁失笑”的。尤其是读了“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这些幽默、俏皮、隐含着无限挚爱，似乎是用词不当，其实是饱藏着哀婉深情的语句，我们的心里总是隐隐跃动着一种难言的激动之感。我们仿佛亲眼见到这一老一少正在相互帮扶着通过车水马龙的闹市的情景。柔石“迂”得多么可爱，他的性格多么淳朴、善良，他简直是把鲁迅当做慈父一样热爱。然而，这样一个纯朴善良的革命青年竟被国民党反动派无辜杀害了，谁能不为之愤恨呢？鲁迅先生失掉了这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这么好的青年，谁能不为之悲痛惋惜呢？所以，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细节，一件私人间的小事，但是鲁迅先生把它生动地、饱含深情地记叙 出来，确实起到了怀念战友和控诉敌人的有力作用。
　　总之，《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不仅把记叙、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它的议论、抒情、记叙又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这些地方，在教学过程中，是应该指点给学生，启发他们仔细体会，并且可以通过片断练习等方式来进行模仿的。如果忽略了这些语文因素，而单纯地把这篇文章作为思想教育的教材，那是片面的，也是十分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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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类比手法

傅勉文

　　茅盾先生1941年10月16日作《最理想的人性——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该文用一句话概括鲁迅毕生的文学事业——“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中的芝兰”。《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提到的五位“中国很好的青年”，该是鲁迅“培养人性”中最出色的几棵“芝兰”吧。这五株“芝兰”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感召力，我以为与作品恰当的类比手法不无关系。
　　柔石“台州式的硬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起了方孝孺，觉得很有些这模样的”。这是文章的第一次类比。方孝孺是一个固执的具有正义感的人，因为不肯替燕王朱棣起草即帝位的诏书而被杀害。燕王威胁道：“你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豪迈地说：“即诛十族何妨？”当缚其弟孝友至，他潸然涕下。孝友作诗曰：“吾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鹤，旅魂依旧到家山。”方氏家族被杀数百人。这段文字表现了方孝孺、方孝友兄弟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硬骨头精神。“台州式硬气”，并非专指孝孺一人。鲁迅只提到他的名字，不过以他作代表罢了。方孝孺深深地知道顶撞皇帝是要砍脑袋的，燕王已明确告诉他：“诛九族”。他毫不在乎地说“即诛十族何妨”，使亲友做了无谓的牺牲，这确实“颇有点迂”。朱棣主政，“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病后杂谈》）而“闻名”天下，鲁迅用孝孺类比柔石，以朱棣类比独夫蟊贼蒋介石，虽没有明指蒋介石“以剥皮始，以剥皮终”般凶残，但懂得历史的读者，看了这个类比，蒋介石何等人也，也就不难想见了。这就是“台州式硬气”要告诉我们的内容——这无异给国民党当头一闷棍，无情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让他露出刽子手青面 獠牙的真相。
　　再看第二个类比。当作者受到反动派追踪，通缉，作品引用了《说岳全传》里高僧坐化的故事。高僧即道悦和尚，他力劝岳飞出家，免遭秦桧毒手。这便触犯了当时不成文的法律，被官方捉拿。“当追捕的差役刚走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一方面说明了被捕者的无辜，控拆了当权者的可耻，另一方面，作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斗争方式：“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逃走”是反语，是“壕堑战术”的形象化，“打仗就要象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躲在自己的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前进。”一个“躲”字，形象地说明与国民党作战，必须有坚韧的精神。要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敌人用激将法说‘你敢走出来’，你居然走了出来，那么，这就象许褚的赤膊上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这一类奸计的人，总也不肯，也不会韧战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段话正是鲁迅对敌作战以退为进的具体表现。
　　为了讲清鲁迅的“壕堑战术”、“韧”的精神，《两地书》里有两段话说得很精辟，其一是：“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6页）其二是：“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下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1页）
　　这两段话把鲁迅“我不是高僧……我于是就逃走”的心思和盘托出了。从而在读者面前耸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智勇兼备的英雄形象——鲁迅！
　　第三个类比，即用德国进步的版画家比拟作者，鲁迅为了纪念失去的“中国很好的青年”柔石、白莽，为了表达对柔石母亲的无限敬意和景仰之情，在《北斗》创刊时，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名为《牺牲》的版画登出来，“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鲁迅十分尊敬这位革命母亲，对她失去儿子柔石表示深切哀痛，“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是的，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化悲痛为力量，猛烈攻击这群食人者，才能结束这苦难的历史。
　　这个类比，是用版画家类比作者，用版画中“悲哀地献出她儿子去的”双目失明的母亲，类比柔石双目失明的母亲，用那“献出去”的儿子比柔石。然而木刻中“双目失明的母亲”尚知道“她的儿子”已经“牺牲”，而柔石的“双目失明”的母亲，“还以为她的儿子仍在上海从事翻译呢！”作者强调指出：“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意思是他的——革命的母亲仍蒙在鼓里，这真是莫大的悲哀！作者心头的悲哀，中国社会的悲哀，透过这幅木刻全说清楚了！
　　第四个类比，用斐多菲《生命与爱情》的思想境界比拟革命者白莽即殷夫的革命高于一切的伟大品格。诗人以生命、爱情、自由三者之间的抉择，突出他酷爱自由的性格，不自由毋宁死的强烈感情。用生命与爱情来烘托自由的珍贵，意义多么深刻。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里，肯定能引起失去自由的人们强烈的共鸣。这首诗从匈牙利走到中国，证明它有多么大的普遍意义。诗人写下这首诗，不自觉地在制造自己的形象，不是用色彩和线条，不是用文字描绘，而是凭直抒胸臆的感情来显示。一个来去无牵挂，光明磊落的革命志士的高大形象从壮怀激烈的境界中升起！这诗中的形象就是斐多菲！就是殷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作者在第二节里提到的“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事，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样的好青年，“他的身上，中了十弹！”难怪作者要质问，要怒吼——“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第五个类比，鲁迅在不能继续写下去的悲愤中，引用了《思旧赋》：“青年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这是何等复杂而真挚的感情。《思旧赋》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子期的作品。他的好友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他悲愤地写下这篇文章来纪念他们。由于当时处在司马昭政权的高压下，不能畅所欲言来表达自己的哀思，文章写得短而隐晦，这种无法写下去的情感和鲁迅当时“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心境多么相似，鲁迅在这苦难的，梦一样的日子里想起了向子期。这是用向子期比自己，用司马昭比蒋介石，用嵇康、吕安比五位被暗杀的青年作家。
　　作者心里尽管悲愤，社会尽管黑暗，但作者深深地知道：“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焚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唐弢《琐记》）。因此，作者说：“我不如忘却……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起他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