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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5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29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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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问题的正式提出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访问，香港回归问题才得以正式提出。原因是香港和英国政府在批出土地契约时碰到了一个年期问题，对于香港在1997、6、30日是否回归于中国政府管辖，他们已经心中没准了。于是土地投资商对于土地的兴趣和价格问题都不好解决。麦理浩到北京访问，其实是投石问路，但我们的人民政府当即抓住问题不放手，与英国政府展开了不下于22轮的艰苦谈判，但都没有什么进展。英国政府开始是要求继续管理香港，后来，又要求保留治理权，这实际上是以主权换治权，这也是中国人民不会同意的。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我们的外交政策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现在的中国政府再也不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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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早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产生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在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的初步设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迅速崩溃，在台湾岛一隅继续同人民政权对抗。1950年6月美国政府派兵干涉中国内政，侵占我国领士台湾。这是造成台湾海峡两岸分裂局面的根本原因。为了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探索能否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4月，周恩来在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期间，代表我国政府阐明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包括不排除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宽恕，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5月中旬，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汇报万隆会议情况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7月下旬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这一方针，并且指出：“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即将进入全面的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人都要团结。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站在爱国立场上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欢迎他们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3月，周恩来谈到国共和谈问题说：和谈不排除任何一个人。蒋介石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7月，周恩来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安排的。10月，毛泽东进一步表示：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
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还具体指出：蒋介石、蒋经国都可以在中央政府、人大或政协中来安排嘛！1957年春，我有关方面明确表示：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政务仍旧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至此，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个国家可以有两种制度并存的思想已具雏形。
1958年炮击金门是我国政府围绕台湾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决策。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斗争对策，实行联蒋抵美、维护“一个中国”方针，对争取台湾当局，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周恩来没有使用“一国两制”语言的“一国两制”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1958年10月，毛泽东表示，台湾如果回到祖国来，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还请人转告台方：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一起整他。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还说：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可以让他去搞三民主义。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1960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提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我们要逐步地创造一些条件。到1963年初，周恩来进一步将毛泽东的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l）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周恩来表示中国整个是社会主义，有那么一块地方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末尝不可。
这以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变化，和平统一台湾的工作没能推进。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这一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毛泽东、周恩来播的种、开的路，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提出“一国两制”论作了重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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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方针的时代特征
张 宏 志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当今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重大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式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制定的一项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继承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许多成功的实践经验和优秀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有许多新的发展和突破。与当年的“一纲四目”等设想相比较,今天的“一国两制”方针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深远的意义,已经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单项政策,发展成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飞跃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当今时代的国际、国内环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以下三点重大变化:
第一,时代的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
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急剧上升,使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固有的各种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但它们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获得了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阶段,现在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正在为加快已经趋缓的发展速度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社会主义国家在获得重大发展之后,逐步暴露出了一些内部体制上的缺陷和弊端,遭受了一些挫折,许多国家开始探索新的适合自身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完成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之后,也在积极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以改变自身的贫困落后状态,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发展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首要任务。这种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以经济、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了当前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将在相互交流又相互斗争中长期共存下去,直至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超过并战胜资本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快步走向世界。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国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了优越性,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政治、经济体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党在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科学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据此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行对外开放,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我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增加了对外经济交流在我国经济发展因素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通过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经济交流,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三,香港、台湾等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相对比较发达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区,经济生活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在冷战时期,香港、台湾等地区借助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发展了自身的经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这些地区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经济转型的有利时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确定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龙头、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逐步完成了从原来带有一定封建残余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地区的所谓“四小龙”的行列。其中,香港作为自由港,更成为了世界的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因此,“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使得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用何种方法来统一祖国的问题,而且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并使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相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实现统一的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坏,不仅影响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而且会影响我国与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来的。
这一构想的核心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作为国家主体部分的祖国大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高度自治,长期不变。它与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类似的设想和实践相比,有两点重大的不同:
第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专为具有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港、澳、台地区而设计的。因此,实行“一国两制”,不是为改变这些地区原有社会制度而采取的短暂的过渡性措施,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要坚持的长期性政策。只要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仍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余地,就不会改变其原有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曾经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正是为了强调“一国两制”方针的长期性。
这一点,与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我们党和政府同意暂时保留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逐步推进民主改革的做法相对比,是有原则区别的。与此相对应,中央政府也不派行政官员到港、澳、台地区工作,而由当地人士实行高度自治,这与当年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设想相比较也是不同的。
最近,达赖叛国集团和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图谋借用“一国两制”的口号,把西藏从祖国变相分裂出去,这完全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一种恶意的歪曲。由于西藏的历史情况和现有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旦离开国家的扶助、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所能建立起来的绝非是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能是复活极端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主义僵尸,使西藏沦为外国势力的政治、经济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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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奋斗。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构想
。同时，随着一九九七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在同她会见时作了重要谈话。邓小平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表示“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并“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定，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
题”。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一九八三年三月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四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 ，由于英方仍然坚持一九九七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十月英国首相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一九九七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得以排除。
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驻部队，负责其防务。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由当地人组成，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在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英方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一九九七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变，等等。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
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
从一九八四年四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点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的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提法，先后提出的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的含意，中方坚决不能接受。最后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以下表述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解决了主权归属的表述问题。
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讨论了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并对协议的措辞进行了反复磋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九月二十六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历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过渡时期。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过渡期总的来说合作是好的，解决了许多重大的问题。但英方为了达到从香港“光荣撤退”的目的，以“扩大民主”为幌子，竭力要改变香港的政治体制，并将此强加给中方。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的“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就是英方这一意图的集中体现。中国政府对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证了香港实现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获得了成功，标志着中国统一大业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的重要贡献。
江泽民主席在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江泽民最后表示相信，有全中国人民作坚强后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管理和建设好香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香港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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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五周年：霍英东回归五年忆小平
“邓小平先生是中国一代伟人。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经在香港变为现实。”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今天下午接受中央驻港媒体采访，在回答本社记者提问时作上述表示。
霍英东说，邓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还保持了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为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树立了样板。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霍英东与邓小平有过多次面谈，交情非浅。这位率先投资内地的香港实业家说，在邓先生的倡导下，中国逐步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上富强之路。祖国的富强，也带来了香港的回归。
霍英东说，香港回归五年来，“一国两制”确确实实从一纸文件变成现实，不但全体港人认同，全世界也看到，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特区政府落实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对于台湾个别人士至今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霍老不以为然。他说，祖国统一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海峡两岸同文、同宗，拥有许多割舍不了的共同点。此外，祖国大陆经济近年快速发展，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市场，台湾经济也已经离不开大陆。
霍英东说，以前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香港人出外旅游也有失落感。因为旅行证件不能填写中国，也不能填英国，只能填香港。结果人家把香港二字划掉，说你“无国籍”。“香港回归那一刻，看到国旗、区旗升起来，我感到自己真真正正是一个中国人。这是我五年来最感动的时刻。”
说这话时，霍英东用右手指着自己的胸囗，声音有些颤动。
当记者问及经济，霍英东说，同世界许多大城市相比，香港经济并不差。香港回归后，董建华先生领导的特区政府不但要应对亚洲金融风暴，还要解决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高工资、高地价、高福利问题。在董先生的领导下，在六百七十多万港人的共同努力和中央的支持下，香港安然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这很不容易、很了不起。
“香港人的应变能力比较强，使香港从昔日的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大城市。这次，香港也一定能够走出经济困局，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展望未来五年，霍英东信心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