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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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者简介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015年登进士第，1041年以龙腾阁直学士身份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用“屯田久守”政策抵御西夏进攻。又辗转多处做官，多有善政，死于青州任上。主张文学应“应于风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胸襟被千苦传唱。

　　二、写作背景

　　庆历三年（1043），由于群臣交荐，宋仁宗任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深知当时“官乱于上，民困于下，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严重危机，当政以后，力举改革政事。当时，他团结了韩琦、富弼、欧阳修、滕宗谅等一大批主张革新的新锐人物，提出“明黜陟、抑挠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主张，想要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做到百姓安乐，国富兵强。但因触动了大官僚的利益，又因仁宗没有主见，遭到保守派的极力反对。1044年（庆历四年）春，好友滕子京因受弹劾而被贬岳州。1045年（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被罢免，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不久又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州）。（庆历六年）夏天，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绘了一幅《洞庭晚秋图》，派人带信和图去请范仲淹写“记”，他便在九月十五日写成了这篇名文《岳阳楼记》。

　　三、岳阳楼简介

　　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西北的巴丘山下，对着洞庭湖，其前身为三国时东吴都督鲁肃训练水兵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中书令张说被贬谪到岳州（今岳阳）做刺史时，在阅兵台旧址建造了楼阁，取名“岳阳楼”，常与文士们登楼赋诗。它高三层，飞檐画栋，气势雄伟，自古以来，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被誉为楚地三大名楼。

　　四、课文参考译文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为巴陵郡太守。到了第二年，政务推行顺利，百姓安居乐业，各种荒废了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展它旧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并）嘱咐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依我看来，那巴陵郡的美好景色，全在这洞庭湖上。它连接着远方的山脉，吞噬着长江的流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清晨，湖上洒满阳光；傍晚，又是一片昏暗，景物的变化无穷无尽。这些就是岳阳楼的壮丽的景象。前人已经描述得很详尽了。然而，（此地）北面通向巫峡，南面直达潇湘，被降职外调的官员和不得志的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景物时的心情大概有所不同吧？

　　   在那春雨连绵不断，整月不晴的时候，阴冷的风怒吼着，浑浊的浪翻腾到空中；日月星辰的光辉消失了，山岳也隐藏在阴霾之中；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桅杆歪斜，船桨折断；（特别是）在傍晚时分，湖上一片昏黑，（只听到）老虎的长声吼叫和猿猴的悲啼。这时人们登上这座楼来，就会产生被贬离开京城，怀念家乡，担心遭到诽谤和讽刺的心情，（再）抬眼望去，尽是萧条的景象，（必将）感慨横生而十分悲伤的了。

　　待到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日子来临），湖面平静，天光和水色交相辉映，碧绿的湖水一望无际；沙洲上的白鸥时而展翅高飞，时而落下聚集在一起，五光十色的鱼儿游来游去；岸上的芷草和小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颜色青绿。有时湖上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湖面上金光闪烁，月儿的影子犹如一块璧，静静的沉浸在水底，渔夫的歌声也响起来了，一唱一和，这样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这时人们登上这座楼来，就会感到胸怀开阔，精神愉快，一切荣辱得失都被置之度外，（于是）在春风吹拂中举杯痛饮，高兴到了极点。

　　唉！我曾经探究过古代品德高尚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跟上面说的那两种表现不   同，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因环境顺心而高兴，也不因个人失意而悲伤：在朝廷做官就为平民百姓忧虑，退处江湖就替君主担忧。这样看来，进朝廷做官也担忧，退处江湖也担忧。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大概他们一定会说“担忧在天下人之前，享乐在天下人之后”吧！啊！除了这样的人，我还能和谁同道呢？

　　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五、唐代名人写岳阳楼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白居易《题岳阳楼》：“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阑。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

　　六、《岳阳楼记》之“古仁人”探讨（张觉）

　　范仲淹《岳阳楼记》：“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课本注：［古仁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只是根据范仲淹此文之内容推测而来。注者不但没有深考作者的思想渊源，而且根本置字义于不顾，因而完全违背了文从字顺的训诂原则。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那么“仁”字在古代所特有的意义就完全被抹杀了。当然，这种注解，也并非一家之言，现在各种选本大多如此，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加以探讨。

　　众所周知，“仁”在古代是指仁爱，指对人亲善。因此，这里的“古仁人”应解释为“古代仁爱的人”。据我们的查考，认为这里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脱胎于《孟子》，而这“古仁人”便是特指孟子而言。下面谈谈我们的根据，供大家品评。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学派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他的中心思想是仁义。“行仁政”而“王天下”便是他的政治主张。他反复强调统治者要有仁爱之心。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仁则荣，不仁则辱。”（《公孙丑上》）他劝梁惠王“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劝齐宣王“发政施仁（《梁惠王上》）。可见，范仲淹称他为”古仁人”是名副其实的。

　　孟子“行仁政”的思想基础是他的民本思想。他多次强调与民同乐。如：“古之人与民皆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显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从《孟子》脱胎而来。当然不但脱胎，而且换了骨。“先”、“后”两字，把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就必然会把范仲淹心目中的“古仁人”误解为不着边际的“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了。当然，作者也可能是断承了前代很多人的思想，但从此文的内容、特别是从文中的词句来看，其继承《孟子》当无疑义。

　　还须指出的是，文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数句，也是指孟子而言的。孟子曰：“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公孙丑下》）孟子之言与范氏之论，若合符节，此亦可明范氏之“古仁人”乃指孟子而言也。

　　七、也谈《岳阳楼记》之“古仁人”（满园农）

　　《语文学习》（1987年第1期）刊载了《〈岳阳楼记〉之“古仁人”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文章对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岳阳楼记》“古仁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把“古仁人”注释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是没有深考作者的思想和置字义于不顾的结果。“古仁人”所指为何，这是个一向不大为人所深究，但又确有必要弄清的问题。《探讨》把它特别提了出来，以期引起语文教师的重视，这无疑对于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有益处的。

　　“古仁人”，到底应该作何解释才符合作者范仲淹的本意？恐怕首先需要弄清“仁人”一词涵义的演化。我认为这里的“仁人”不宜简单的理解为“仁人”，实则它已经过长期使用成为一个新词，且常与“志士”连用在一起，古人对其用义也不尽一致。《论语·卫灵公下》：“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朱熹注释“仁人”为“成德”之人，朱夫子是提倡修身养性的，所以着眼于“成德”的一面，所以后来释“仁人”为“品德高尚的人”或“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都没超过他的见解。《尚书·武成》：“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显然是着眼于立功的一面，而非以德见称。《左传·昭公三年》，载齐景公听从晏婴的话，为之省刑，然后称：“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表明“仁人”是济世利民的。《庄子·骈姆》：“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这里的“仁人”又是忧天下之忧的了。《汉书·东方朔传》：“故卑身贱体，悦色微辞，愉愉，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杜甫诗《古柏行》：“志士仁人莫嗟怨，古来材大难为用。”等等，则大都是把“仁人”视为志行坚贞、济世利民的治国辅君之才。因此，把“古仁人”释为“古代品德高尚的人”，固然有点以偏概全，未 能达意，可是，就如《探讨》那样，释“古仁人”为“古代仁爱的人”，也难免失之拘泥，忽视了词义发展后之丰富内涵。看来把“古仁人”解释为“古代有志济世，忧国忧民，品德高尚的人”，似较符合实际。须知范仲淹是位熟读古代经典的人，他对“古仁人”的含义不仅深刻理解，而且对“古仁人”的精神也是身体力行的。所以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中称道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①这里的“有大节”和“有志于天下”，可以看作是对范所谓的“古仁人”的特点的具体说明。自然，这一点也可从范的一生言行中得到印证。

　　至于“古仁人”是否如《探讨》所说“特指孟子而言”呢？我认为：不是特指孟子而言，而是泛指包括孟子在内的前贤而言。应该看到范仲淹并没有把孟子看作一心“与归”的“斯人”。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常常提到他所仰慕和效法的，是三代两汉以来的前代圣贤。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其《上资政晏侍郎书》里，在这封信中，当他向器重和提拔他的前辈晏殊详述自己的学行与志趣时，把伊尹、太公、仲尼、管仲、蔺相如、诸葛亮、陈汤、祖逖、房乔、姚崇这些人，都列举了出来，然后说：“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②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两点：其一，范仲淹所向往的“前代圣贤”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理想人物的“群体”，他们就是以伊尹、孔子等为代表的情怀伟大、忧国忧民的古之仁人，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中的一些优秀代表。这些人物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就是范仲淹的思想渊源所在。其二，范在信中没有提到孟子，至少可以说明，孟子并不是他心目中特别所“好”的前贤，因而也就难得出范的政治思想是“继承《孟子》当无疑义”的论断。诚然，范的“先忧后乐”的见解脱胎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不过对此前人早就说过。元代张临在《增修范文正公祠记》中说：“惟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生志也。”③可惜张临仅仅看到两人思想有联系的一面，而没认识到二者有区别的一面，那就是范仲淹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了孟子。早在南宋的王十朋在其《读〈岳阳楼记〉》一诗中，就有过评价：“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显然，孟子的“同忧同乐”是不能同范的“先忧后乐”同日而语的。再说范仲淹在他的诗文中，提到孟子的地方并不多；即使提及，也没有从正面歌颂，不象对孔子那样肯定。应该承认，孟子的“仁政”思想，确实对后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孟子在北宋时却并不怎么受人欢迎，乃至遭到非议，范仲淹的好朋友李覯（泰伯），就是一位有名的贬抑孟子的人。他曾尖锐的批评孟子只讲仁义，反对“曰利”是偏激。④对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在探究“古仁人”的问题时，也不能不考虑到。

　　总之，对范仲淹的思想渊源不宜理解得过于狭窄，更不宜把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看成是孟子个人。客观的说，范文中所提到的“古仁人”，应该是指前代那种忧国忧民，既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又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优秀人物集体，或者说，理想人物的化身。

　　注：

　　①《范文正公集》（二）《褒贤集》第三一五页，

　　②同上书（一）卷八第七○页。

　　③同上书（二）《褒贤祠记》卷一第三二五页。

　　④《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九《原文》：“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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