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爱国情操——高尚的道德情操

爱国爱教　言行一致
——回忆居里·却吉隆措活佛

泽旺仁增

　　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川康定县居里寺著名的居里·却吉降措活佛，不幸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了，终年７４岁。他的逝世是藏传佛教界的一大损失。我与居里相识数十年，他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爱国爱教，平易近人。现就我所知，回忆一些往事，作为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

　　居里·却吉降措，藏族，１９２０年（藏历铁鸡年）生于四川省木里县。三岁时，被认定为四川省康定县居里寺第三世居里的转世灵童。十二岁去拉萨哲蚌寺求学深造。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他与同伴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向往的哲蚌寺。居里在经师的严格教授下，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成绩卓著，年仅十九，即考取了藏传佛教中最高的学位“拉让巴”格西，受到僧俗群众的尊敬。

　　居里从拉萨回到居里寺后，曾先后到昌都的察雅、云南的中甸、甘孜州的稻城、乡城等地讲经说法，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他在佛事活动中，不分民族、教派，对信徒热情接待，一视同仁。汉族地区的信徒都亲切地称他“西康法海活佛”。

　　１９５６年，居里从云南到北京参观，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宗教界代表，又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同毛泽东主席等合了影。他了解到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尊重宗教界人士的宗教感情，实行民族平等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通过参观活动，受到了教育，开阔了视野，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在参观中，他看到了解放后祖国建设的成就，看到了新中国的美好前途，提高了对党和政府的认识。他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英明正确，所制定的政策全是力图把国家尽快治理好，让各族人民摆脱贫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在历史上没有见过这样为人民着想的政府，有这样的政府领导，我们的祖国能振兴，民族有希望，宗教也有盼头。我们佛教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这个大家庭，谈不上弘扬佛法。”

　　１９５７年以后，居里历任甘孜州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州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常委，甘孜州佛协常务理事、会长、名誉会长，四川省佛协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咨议委员会委员等职。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０年先后出席四川省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被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全国全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居里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典范。他平常所做的都是平凡的事，但在平凡中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显示出一种崇高的而又是实实在在的爱国爱教精神。他说：“宣传宗教政策，是我份内应该做的事。”他向僧俗群众宣传要爱国守法、维护安定团结，不要做偷盗、打架斗殴等坏事；要保护森林资源，爱护道路桥梁设施；要听政府的话，努力搞好农牧业生产，建设好家乡。这些话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由于他的话真挚诚恳，群众都心悦诚服，乐意听他的教诫。所以在群众中流传这样的话：“居里给群众做的好事数不清，开导人们走正路的话说不完。总之，居里为稳定社会、安定人心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二）

　　居里几十年来，衷心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长期与党合作共事，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即使在“文革”中遭受冲击时，他也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拥护全会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拥护党的十三大路线，拥护改革开放政策。他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参与州、省、全国性会议等活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他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地向党和政府反映民意，积极参政议政。别人提醒他发言要留有余地，他说：“我相信党和政府，我们爱国就要向政府说真话，讲实情。”在拉萨发生骚乱时，居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反对动乱，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居里长期以来，致力于佛教事业，忘我地工作，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宣传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寺庙和僧人的合法权益。为顺应社会发展，引导藏传佛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还对寺庙管理提出了一套规章制度。他认为寺庙要自觉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僧人要遵守教规戒律，不做与身份不符的坏事；要学文化、学政策，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要提倡以寺养寺，争取自食其力，减轻群众负担；要绿化美化寺庙环境，把寺庙建成肃穆、清洁、优美，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团结文明的寺庙。居里重视培养爱国爱教的人才，为普及文化知识，在居里寺创办了一所学校，按照正规教材，汉、藏文同步进行授课。他还亲自对年青活佛进行重点培养。居里本人道行高洁，持戒精严，勤于修持，具有很深的佛学造诣，为弘扬藏传佛教做了不懈的努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僧，深受广大僧俗群众的崇敬和爱戴，都称他为“爱国爱教、严持戒律的好活佛。”

（三）

　　居里严于律己，从不为自己求安乐着想，更不图名利。他日常生活极为简朴，以素食为主。平日盘膝端坐，晚间不倒单。州政协给他一套三居室，他选用没有装饰的最小一间作住室，室内除常用经书和法器外，身无长物。圆寂前，居里对青年活佛云登嘉措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今后该怎样弘扬佛法，靠你们这一代了。”接着他指着身后的经书，对徒弟说：“我去世以后，很简单，寺庙把我这些书收去就完了，后人不必为遗产争吵不休。我除经书和穿的袈裟外，什么也没有。哈哈哈！”但是居里对公益事业则可献出一切。他一颗利乐有情的心，时常关怀他人之所急，处处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心中只有国家和群众。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害，他总是慷慨解囊相助，将十几年来群众自愿供养的数十万元人民币，本着在哪里收的捐在哪里的原则，维修寺庙和佛塔，为寺庙添置经书法器等。余下大部分奉献给社会办教育、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筑路修桥、修建电站，给农村贫困户购买良种等。他教育僧侣们不要向群众索取太多。他说：“这些布施是群众用劳动换来的钱，如果据为己有，是不符合教义的。”他对施者说：“你们的钱用在你们身上，比我用好百倍。好比树叶落下来，为树根提供养料一样，好 得很。”有人问他：“你每到一地总忘不了给学校捐钱，这为什么？”他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发展，首先要重视教育。在教育上花点钱值得。再说，我们这一代人一天天老了，希望下一代有文化。办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才有科学文化知识，才能真正建设好国家和自己的家乡。我把群众布施的钱，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是完全应该的，也有意义。”他劝告孩子们的家长要把眼光看远点，把子女送到学校去读书。鼓励乡村教师们要安心教好书，育好人。

　　群众朝拜他时，要求他摸顶、念经，为他们祈祷除病害等。他就想，如果我默认不加解释，万一真有病，会使小病拖成大病。于是他就对群众说：“我给你们摸顶、念经可以，但不能除病害。我病了几次，都是靠医生治好的。你们要相信科学和医生。”经他这样一讲，很多群众既找他摸顶，有病也请医生治疗。

　　居里外出，不白吃群众的饮食，住宿从不提特殊要求。食宿费用如实结算，不拖不欠。凡是群众替他服务，他都要付给报酬。１９８７年他在云南德钦县期间，乌波寺请他去讲经，那里不通公路，骑马也不方便，当地青年们自愿用“滑杆”抬他到该寺。当他付费时，抬“滑杆”的人不肯收钱。他再三说服，直到他们把钱收下为止。群众和干部称他是“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大公无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好领导。”

（四）

　　１９８１年，居里路经康定、雅江等县，得知不少群众听信谣言，惶恐不安，担心灾难降临。他问：“你们这种担心有什么根据？”群众说：“这是‘天书’上说的，今年是灾年，一村一村的人都要死绝。”当时春耕季节临近，不少群众无心耕作，都往寺庙里求神保佑。他想如不把“天书”的谎言揭穿，群众的思想稳定不下来，就会严重影响春耕生产。他就在当地停留下来，做群众工作。他明确指出：“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天书’，这全是骗人的。即使出现什么大灾大难，也能克服。死人是正常的事。目前的生活、医疗条件，绝不会整村整村的人都死去。”在区、乡干部的配合下，经他工作后，消除了群众中的恐惧心理。居里最后说：“不要误了农时，要抓紧播种。农民不种地，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康定和乾宁等县有些群众担心党的宗教政策改变，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居里和区乡领导先后利用群众集会和个别谈话等形式，讲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说：“共产党能够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绝不会再走回头路。要说党的政策变，我说只会变好，不会变坏。我信得过党的宗教政策。你们还疑虑什么？应该放心，相信政府的政策，对政府不要三心二意，你们要把‘担心’换成‘放心’”。居里还对群众说：“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做，但不要妨碍农牧业生产。”

　　１９８７年居里去云南途中，听说拉萨一小撮人制造骚乱的消息，当地一些地区受到影响，人心浮动不安，有些人蠢蠢欲动。他不顾个人安危，在信徒和群众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他在群众中表明态度，说：“这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行径，我是坚决反对的。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企图只不过是鸡蛋碰石头，成不了气候。”他提醒人们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替坏人传谣，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事，是不得人心的。安心在家搞好生产，不要做违法的事，才能过安定的生活。事后当地群众说：“我们听了居里活佛的开导，没有人上山叛乱，保了一方平安，真该感谢他。”有少数叛乱分子散布说，居里是替汉人说话的亲汉活佛，他听到后说：“这种煽动性言论，对我毫无损伤。”同时，他尖锐地指出，这是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他警告那些人：“谁妄图同人民政府较量得逞，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唯一的出路只有安分守己，及早悬崖勒马，归向人民政府。”并奉劝群众不要听信煽动，以防上当受骗。

（五）

　　居里圆寂后，甘孜州党政领导极为重视，立即成立以州委书记为主任，州人大主任、州长、州政协主席为副主任以及州县领导共２５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同时，通过州电视台和甘孜报社发讣告、公告。由寺庙喇嘛、州县各级领导、职工及居里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将地的遗体从泸定县迎请到居里寺时，沿途各教派喇嘛组成仪仗队，烧香礼拜，群众手捧哈达在公路两旁排成长龙，迎灵车，献哈达，都为失去这位爱国爱教的高僧而悲痛！

　　居里圆寂后，中国佛教协会、四川省有关部门、凉山州政协、云南省迪庆州、木里县、甘孜州和有关的县共６０个单位和居里活佛的生前友好分别发来唁电，表示深切悼念。他的追悼会在居里寺隆重举行。参加追悼大会的有州各级领导，甘孜军分区、州县各单位和凉山州、云南省迪庆州、昆明市等８８个单位及各族群众四千余人。州政协主席致悼词时，对居里生平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居里活佛是我们党忠诚的德高望重的老朋友，是同党真诚合作的挚友，为甘孜州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根据居里生前的影响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愿望，居里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关怀下，在他的遗体火化处，为他正筹建纪念灵塔，供佛教信徒瞻仰和朝拜。

（六）

　　我与居里·却吉降措相识于１９５８年，但对他的才学和为人的品德，早有所闻。因此，初次相见时，彼此都十分喜悦。他身体健壮，神采奕奕，谈话和善，风度文雅，令人敬佩。正如所闻，他不但富有才华，而且是一位爱国活佛。当时他赠我一张照片，从此就有了交往。我自调离康定来京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后来他每次出席中国佛协全国代表会议，我们在北京相会的机会又多了，并回忆起一些往事。他还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再到北京，我去宾馆拜访了他。在寒暄中他情绪很好，他说：“我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佛教界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甘孜州民族、宗教界人士，在全国、省、州、县的人大中都有代表；在政协各级委员会中都有委员；还有人在政府部门中任职。我们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要爱国，否则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次他又送我一张签名的照片。先后两张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现在成了我怀念他最好的纪念品。

　　居里活佛一生爱国爱教，言行一致，知识渊博，胸怀坦荡，助人为乐，淡泊名利，圆寂时两袖清风，身无长物。他的高风亮节，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爱国华侨陈嘉庚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镇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他早年随父去南洋经营工商业，先后开办了30多个工厂，100多个商店，垦植了橡胶和菠萝园10000多英亩，雇佣职工达到几万人，可谓家资万贯。但身居海外的他却念念不忘祖国。

　　早在青年时期，陈嘉庚就亲眼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国家的危难，因此他决心献身报国，救民于水火，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剪去长辫，置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他先后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募捐20多万元。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陈嘉庚认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遂立志“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尽国民天职”。

　　从1913年起，陈嘉庚开始在他的家乡集美捐资兴学，陆续办起中小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业等许多学校。1921年，他又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大学。仅1921年到1937年这16年中，他就负担了厦门大学的开办费和经常费达400万元。他逝世前在国内存款共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家，用作发展教育事业。他一生为教育事业捐献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他经济困难的时候资助的，当他办的公司已经被迫停业的情况下，他仍向银行借款，来维持学校的生存。

　　陈嘉庚个人生活很俭朴。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夕，他在集美村的私宅两次遭到破坏。但他用了800万元去修理和增建集美校舍，却始终不肯重建他的私人住宅。陈嘉庚晚年住在集美学校办事处楼上一间很普通的房间，办公桌椅及其它用品都非常简朴陈旧，没有一件奢侈品。他的工作室里有一张旧沙发，他坚持不换新的，只让换一换坐垫，还亲自找来一块小木板，需要时搁在扶手上，作为活动书写板，他晚年常在这块木板上写作。

　　1950年，厦门大学开始扩建，陈嘉庚常到厦大了解和指导工作。在那里，他同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菜。即使有中央领导同志到来，他也不设华筵，仅备“炒米粉”等地方风味的菜饭招待客人。

　　陈嘉庚是第一位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集于一身的华侨，毛泽东曾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

1956年，廖承志（右一）和著名华侨爱国人士陈嘉庚（前）等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