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有思想的历史老师

　　做个有思想的历史老师

　　有思想的历史老师，真的久违了，我们经常听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我们这个民族在“轴心时代”，一大批思想家璀璨夺目，光耀古今，但是自“天人感应”发明者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我国思想史就开始黯淡，乏善可陈，到科举制滥殇的宋明清时期，四书五经成为士子孜孜以求的敲门砖！以至于有学者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时运多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盛产”了一大批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启蒙”为己任，但很快救亡取代了启蒙，“思想家”让位于“革命家”，知识分子以投身革命为荣，以反帝反封为己任（这中间有分化、有团结、有斗争等）。

　　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悄悄开始发生变化，试看几例（仅摘录抗战时期的延安）：

　　1、陈学昭，是一位留法博士，在谈到她在延安的感受“一有空，我就在窑洞前纺线，晚上有时在月光下也纺。在纺线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一手摇着车，一手拉出又细又匀的线，感到满意和幸福。”（纺线的愉悦！）（陈学昭：《天涯归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P177）

　　2、“识字不识字吧，有什么关系呢？还不是一样革命”（革命与文化高低无关，与觉悟有关！？）（欧阳山：《圣地》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3、郭小川写道“抚摸着／发粗的肩膀／和赤色的胸膛”“就是这样／炼成了钢”（为具有农民的健壮而自豪！）

　　4、还有一位诗人写了《我生产了十七石》“我生产了十七石／用我这苍白的手／用我这握笔杆的手／拿起粗重的镢头。”“我生产了十七石／我再不是苍白的知识分子／我是钢筋铁骨的庄稼汉／世界再没有什么叫困难”。“ 我生产了十七石／比我写一篇漂亮的文章／比我发表一个动人的讲演／更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我能生产了十七石，比什么都重要！）

　　（以上摘自《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我能理解，在特殊的时期，革命的中心工作不同，但我忧虑的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会不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呢？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期待会不会发生改变呢？全国解放后，党对知识分子是相当重视的，1956年提出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双百方针”，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其后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革”，万马齐喑！文革结束后，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界在复苏！我们的时代发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科教兴国”的呼唤！我们开始追求知识，我们在奥赛上成功了！但是建国快60年，诺贝尔奖一直魂牵梦绕（美国1901-1997年共获得诺奖211个；日本到2003年11个诺奖中有4个是21世纪头三年获得）。诺贝尔奖代表了一种创新！我们民族曾以四大发明闻名世界，为何我们的创新衰竭了呢？有人开始以自己微弱的行动来唤起社会对“有思想的专业追求”（我创造的一个术语，不一定准确）：清华大学博士导师陈丹青离开了清华，以连续4年招不到一名硕士生为由，对现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体制发出质疑，“愤而辞职”。（我不反对考外语，但专业素养更重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近日又发出公开声明，决定暂停招收硕士生。(2005年6月27日《北京晨报》)；和陈丹青辞职的原因相似，贺卫方的决定，是因为痛感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是因为深恶于影响招生公平的保送制度等。他在教师座谈会等场合提出自己意见后未得到回应，决定以暂停招收硕士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没有思想的历史教师不是好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