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遭遇了几个不同的“鲁迅”寻找鲁迅！

　　我们遭遇了几个不同的“鲁迅”

　　寻找鲁迅！

　　——这个吁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它竟然成了一个新话题，要知道，“寻找”与“瞻望”，指涉一位伟人，那境遇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近年来我们愈来愈觉得六十年代至今我们遭遇了几个不同的“鲁迅”。

　　寻找鲁迅自然得在上海。近读陈丹青先生《荒废集》中关于“鲁迅选择上海与上海选择鲁迅”的文字，殊觉心有戚戚焉。

　　可我在上海一点方向感也没有，幸亏有在那儿工作的外甥陪着。

　　我对上海的印象一是人多二是楼高。这似乎是个悖论——蠢动在我眼前的是数不清的面孔和匆匆的脚步，而那些面孔大多倦怠，或迷茫。我穿行其间却要寻找前一世纪关于世相尤其是“沪上”的思考者、书写者或曰言说者。在我，这是一种宿命。

　　我之“寻找”缘于上海师大与语文学习杂志社的一次活动。活动上得以见识中语界的几位宿儒和力腕，比如韩雪屏先生和王荣生教授。王教授编的高语必修新教材也编入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等篇什。讨论时也有涉及鲁迅文章该如何重新理解之类的问题。可惜每人发言只限三分钟，因为要留下时间推介他们的新教材。大家便兴致锐减，某位女教授对此也颇不以为然。我于是琢磨起次日如何“寻找”的问题，晚宴也没有参加，只窝在宾馆里看书和看电视，——想到生活里某些会被认为崇高的东西往往被物质矮化，那偶像便会在我心中“小器”起来，这也许是我的不入流之任性作怪。——只是又无从说起。

　　“寻找”终于启程。次日午后乘地铁去虹口附近的南站——记忆中鲁迅墓是在虹口公园。地铁在时间之流中逆向穿行，光影迷幻，我又遭遇了太多的面孔，便想起庞德关于“地铁”的那句诗——只是那些面孔的花瓣在这里却不再鲜艳。

　　虹口公园已改为“鲁迅公园”，见出先生已是这里的标志性符号，但符号未必就是切入生活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召唤者，前驱的寂寞，先生早有过内省的伤痛。——微雨中进入园内，却是我所去景点尤为寂寥的地方，除了休闲者，游人格外的少。

　　离下班时间只剩下十分钟。索命似的奔跑。几乎是冲进鲁迅纪念馆。于是我得以亲睹那些提示着历史场景的实物。手稿，著作和期刊的原版封面，木刻作品，还有一些图片。那些原著和期刊比如《坟》《野草》或《莽原》《萌芽》的封面设计与装帧印刷，令人意外的稚拙与质朴，那些图片或文字以其毫无伪饰而抵达了文学与艺术，相对于今天期刊的奢华，那是一茎茎坼裂土地上和肆虐风霜中的嫩芽，凛然而且纯粹。

　　——呵呵，金不换！就是这支毛笔，似乎刚写出凌厉的文字，笔尖仍润泽而饱满。我的外甥揿下相机的快门，呼应那文字，一道电光亮过……

　　“不许拍照——”一道断喝的鞭影从背后飘来，飕地打了一个寒噤。

　　馆内有一“内山书店”，可以购书和拍照。购了一套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和外甥坐到椅子上，留下一帧很做作的影像；然后去寻找鲁迅墓。

　　墓在一处建筑的后边，两旁植着高大的广玉兰——和我们校园里的几株一般的高大。我很诧异鲁迅墓的构思：黑色大理石基座上放了一张似乎并不稳固的藤椅，让先生有些做作似的倚踞其上，接受着烈日或淋雨。这样的造型十分地令人不安。我知道先生逝世后先是葬于万国公墓，肩着覆盖“民族魂"大旗之灵柩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主要来自民间和社团，先生获得过热血贲张的国民和文学青年的拥戴。林贤治先生在《人间鲁迅》中如是描述：

　　“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定的目光，俯视着人群……人们手拉着手，围在墓穴四周，歌声和哭声绕在一起。墓穴填平了，伟大的地之子终于回归了大地。可是，当人们陆续走散，便只余一片苍茫，沉寂的荒原……”

　　“这时，西天竟出现了一弯微红的新月！”——我知道这里引用的是郁达夫当年的记述。而林先生却加上了一句：“陪伴他的只有这一弯新月！”这里记述的是1936年10月20日的场景。而这里的鲁迅墓则是1956年10月柯庆施等的上海市政府以国葬仪式迁来的，于是才有了这座在大理石基座上藤椅里的鲁迅。——民间的先生终于以合乎规制的审美的姿式被纳入体制之内。这种姿式所引起的观瞻感觉中的不安，莫非便是今天先生被边缘化甚至被诅咒的谶语？陈丹青先生在长沙谈鲁迅的访谈中说道：“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连鲁迅也不知道。”真是点中了“穴位”。——因而对“鲁迅”之要再去“寻找”，的确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

　　鲁迅墓的一头，大理石矮墙上有毛泽东铁硬的瘦金体书写：鲁迅先生之墓。看来写得笔墨实在不够饱满。偌大的墓园里，微雨霏霏中，只有撑着雨伞的我，和我的外甥。问及青年们对先生的感受，似乎比较淡漠——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计，不断地换老板，四千元的月薪房租要用去一千二，而房价更是破天荒地贵，我就看到广告牌上标着7万/平米。

　　寻找的脚步无以休止。绍兴路上，我们终于来到了大陆新村九号——先生生命的最后一个依靠站——一套极普通的三层小楼门前。

　　我的所见与林先生的描摹基本一致：“弄堂入口处，满地铺着大块水泥砖”——只是先生的邻居已不是白俄巡捕和日本人了；前排的住户正在装修，窗后，即先生故居的门前，堆着些装修材料。“铁门后面是一个小花园，种着他喜欢的桃树、石榴树、夹竹桃、紫荆花。”——印象中白色的花还在开着，但至于说是“复制的百草园”，则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栅栏内的空间太逼仄了。故居管理人员业已下班，院内和房间的情景只能隔着门栏瞻望与猜想。先生1936年大病后站着照相的门前，我与外甥分别留影一帧——只是身边多了一块写着“鲁迅故居”的牌子，枣木的，绿色的行书体。我知道这里储存了太多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战士横站生涯的信息——《且介亭杂文》及其《二编》《末编》，三十年前一直是我枕边的必修课程。然而在今天我感受到的是熟稔的民间和家居的气息：站在那儿仿佛听见先生艰难的咳嗽和呻吟，许广平的关切和叹息，甚至萧红很宽袖子的火红色上衣给人的惊鸿一瞥……林先生的《人间鲁迅》虽然未给我太多新鲜的东西，但是“人间”二字我以为命得是极为精准的——它给了我人间的亲近的而非基座之上矜持高踞的鲁迅先生；但是又是这样一位先生，直至1936年10月19日他生命的出口处，还写下“星期”两个字……

　　出了故居的胡同，转几个弯，不一会便来到一处工商银行门前，只见墙壁上镶嵌着一个匾牌：内山完造书店。想像中当年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我要是生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也许此刻能巧遇先生与内山饮茶的场景，说不准我们从故居出来时兴许会和先生撞个满怀呢！遂想起先生题赠邬其山（即内山完造）的诗句：“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又想到，内山书店而成为工商银行，这实在是如今的沪上对先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何等的精明和淋漓尽致——真是取其一点，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啊。我是说何止是将先生的面孔弄得模糊难辨而已呢，即使他在晚年连“左联”的“盟主”地位已被实际取消，已是“腹背受敌”的境遇，说出“到死一个也不宽恕”的狠话，可以想见其孤绝心境了。但是，进入了“体制”之后——就像孔子的身后一样——地位就不同了。忽而又记起了陈丹青的几句剖析：“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这几句令人颇费思量，难解其意。然而他又指出——

　　“在这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使我们不怀疑，使我们盲从意识形态教条。我应该说，我们几代人都被成功地利用了。现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过头来诅咒鲁迅。”是耶非耶？然又绝非先生的过错啊。——于是又想起那位题字者，也就在他题写后的第二年（1957）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罗稷南有先生要是“活着”将如何之问，他的回答颇有令人脊后生凉之惧。对此事我是很不愿相信的，但又据说事之有据，可参看周海婴的摄影与撰文云云。真个是我之寻寻觅觅又堕入五里云雾之中耶？

　　就在镶着“内山书店”的工商银行的阔大的台阶上，举目之际，忽见雨止天晴，东方天空惊现两道明艳的彩虹，遂取过相机，定格难得的瞬间，时为2009年9月30日下午6时许。

　　补记：当晚和外甥又游玩了上海最繁华的去处——南京路。只见街道两旁店铺的时尚招徕光怪陆离，而宽阔的街道上流光溢彩中人流摩肩接踵，境内外的旅游团队衣饰各异，语言混杂，当然也不乏衣香鬃影的丽人招摇过市……但秩序却井然，往往不到几十步即有警察或列队守卫或携枪巡行。行至外滩，却被告知因“六十大庆”已到，为安全起见已然封闭。与先前鲁迅公园里游人的寥落相比，真是恍若隔世。不禁又记起陈丹青先生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中的一句话：是的，鲁迅在我心中，而我心中鲁迅当年住在上海。——姑且算是我上海之行而寻找鲁迅之所得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