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父亲迫女当童工阻止孩子上学违法

　　１２岁少女小玲小学毕业后，其父亲就以其成绩差为由，不准其继续读书。母亲多次相劝，得到的却是冷眼加拳脚。

　　去年上半年，小玲小学毕业后，正准备读初中，谁知父亲却说小玲成绩太差，逼她辍学到自家开的百货店打工。看到同龄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小玲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她什么都不敢说，怕又招来父亲的冷眼和奚落。她惟一的希望就是父亲有一天能让她重返校园。

　　母亲何某早已看出女儿的求学欲望，多次向丈夫李某提出此事，但李某每次都说：成绩不好了，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打工挣点钱。何某无奈，准备存点私房钱让孩子读书，被李某察觉后一顿暴打，母女俩只有抱头痛哭。

　　本案中父亲不让小玲上学的做法，是一种违法行为。《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必须保证适龄子女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即九年制）的义务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此类规定，并特别指出：“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该法第５２条还规定，虐待未成年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按刑法规定追究虐待罪的刑事责任。

　　父亲以孩子学习不好为由，阻止孩子上学，给孩子身心健康和智力发展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应当视为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而对小玲母女进行暴打，更应承担法律责任。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国家提高人口素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国策，全体公民均应遵守。作为孩子的父亲应当依法保护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提供孩子受教育的条件，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苏州一玩具厂竟非法雇用童工
2002年4月05日

　　脚穿黑色破布鞋、身背黑色大塑料袋，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淋湿，手里攥着仅有的10元钱遥望着100多元的车票价，回家的希望在她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两名年仅13岁的落难少女开始在苏州汽车北站候车厅内相拥流泪。两名少女的出现也引起了大厅内刚被推荐为全国交通系统先进个人的该站流动车服务员陈月妹的格外“关注”，这“关注”同时也揭开了一起非法雇用童工事件的内幕……

　　车站惊见落难女童工

　　4月2日上午10时许，两名神情疲倦、衣服湿透且身背黑色大塑料袋捆装行李包的女童来回穿梭在苏州汽车北站大厅内，不久，眼神无助的她俩就只能拖着包裹在角落里相拥而泣起来。她们的异常举动被在场的服务员陈月妹发现，遂上前询问，谁知两女童均不愿开口，见她们年幼不懂事，陈月妹只好把她们带到车站办公室，车站长及其他女工作人员对两人好言安慰，并买来饮料、食品，帮她们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后，看着这些好心的苏州人，两名不幸落难少女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她们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这两名少女分别叫周艳和谢鹏云，家住苏北灌南县小窖乡，今年都才13岁，一个上小学四年级，一个上小学六年级。今年2月16日，两人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外出到苏州直一玩具厂打工“挣钱”。谁知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非法“童工生涯”后，两人因不堪忍受打工的日夜劳苦，于4月2日早晨冒雨结伴偷跑出工厂，并于上午10点左右来到苏州汽车北站，此时两人身上只有十几元钱，饭也不敢吃，水也不敢买，看到每张近百元的回乡车票价格后，两人一下子懵住了。

　　在获悉情况后，苏州汽车北站为她们准备了午饭并想办法与她们家人取得联系，由于当日苏州没有开往灌南的班车，车站为她们安排了招待所。为了怕她们走失，车站还派了一名女员工整日全陪，为她们照相留影、讲故事，想办法尽可能安顿好她们。两名少女的家长接到电话后于当日中午就焦急地动身赶来，因为大雾再加上汽车出故障，在路上颠簸了30个小时，盼女心切的家长们才于4月3日下午5时赶到苏州汽车北站。两位家长在见到自己已分别了近两个月的女儿后不禁与孩子们抱头痛哭，感人的场面令不少在场的车站工作人员眼睛都湿润了。

　　“我们不愿把事情搞大”

　　在两女童家长未赶到之前，记者在北站看到了周艳和谢鹏云，这两名一脸稚气的女孩居然不愿吐露她们“工作”的事。两人只是含糊地告诉记者说，她们在直一玩具厂“上班”，具体厂名却不愿说出。据北站办公室张女士介绍，两人在离家时各带有100多元出来，但工厂老板收了她们50元学徒费后，第一个月她们就各自向厂老板借支30元做生活费了，偷跑出来时工资一分都没有要。在记者“打听”工资时，两名女童却一脸老实地回答说“不知道”，连记者在向她俩解释工厂不允许雇用童工时，两人对“童工”一词也根本不理解。

　　采访过程中，记者觉得两女童似乎另有隐情，特别是记者要她们说出她们工厂厂名时，两人都显得很害怕，两小女孩竟说她们“不想把事情搞大”，并说如果记者要帮她们要工资而去找工厂的话，她们就一句话也不说，随后任凭记者及车站员工怎么劝说，两人都始终显得非常警惕，大都以“不知道”回答问话，并且还拒绝让记者拍照。苏州电视台特地请出一名懂灌南话的记者设法与她俩沟通，也未能得到更多的情况。

　　据车站一工作人员透露，有人曾问过两人为何不再上学而出来挣钱，得到的回答是家里交不起每学期196元的学费，原本今年要上初一的周艳春节后就求着邻居带她们出来，据说邻居还在那家工厂上班，两人偷跑时可能是受到邻居的“再三交待”，绝不能把她“拖下水去”，所以两人才始终不愿惹麻烦。但当记者提起她们在厂里干什么活时，两人均泪眼汪汪，都说太苦了，她们受不了，早上从7点钟开始干活，晚上经常要加班到12点，班组长还对她们很凶，并说工厂还有比她们年纪还小的工人，她们这点年纪，算不了什么。

　　劳动监察严查“童工”事件

　　两名落难少女的遭遇引起了苏州市劳动监察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对这家非法雇用童工的单位进行查处。4月3日晚，当两女童的父母赶到苏州时，市劳动监察支队的严主任及吴中区劳动监察大队的负责人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询问，他们在得到灌南警方两人仍不满14周岁的回复后，于当晚8时就带着两女童及其父母一同到直镇探个究竟，检查人员在直陆港湾146号发现该工厂后，并未急于进厂检查，以避免打草惊蛇，决定第二天在工厂上班后再来个“瓮中捉鳖”。昨日上午9点半，记者跟随检查人员赶到了这家名叫吴县直陆巷玩具厂的企业门口，此时工厂仍与晚上一样紧锁铁门，一听有劳动检查，众多工人很快就被安排躲到厂里的宿舍里去了。检查虽然一开始也受到了阻挠，但在铁证面前，老板很快就蔫了下来，只能乖乖配合检查。在未来得及转移的各种登记卡、考勤表一大堆材料前，老板交待说他叫陆正福，厂内共有260名工人，其中女工就有245人，90％是来自较贫穷的苏北地区。据他交待，这些工人大都是通过老工人介绍这一途径招到的，工人进厂时，他们有的查看过身份证，但有的他本人就没看到了。而没身份证的大都用介绍信就行了。至于劳动合同必须要试用半年后才签订。检查人员从考勤表上发现，经常有工人加班至次日凌晨2时，对此，陆老板没有否认，有意思的是，陆老板竟解释说工人加班一夜每人可补一元钱加一袋方便面，而最终的调查情况是工人的月工资大都只在二三百元左右。在检查人员的压力下，在厂里负责招工的一名宿迁籍男子也交待了厂里还有四五名童工的事，检查人员当场要求把其他人带来时，对方以人已跑出工厂为由回避，但他保证尽快会妥当处理好。在仔细按劳动法规定核发劳动者工资后，检查人员当场索到了童工周艳、谢鹏云两人1340元的工资所得。陆老板也签字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将按法律规定接受劳动部门下一步的处罚。据在场检查的严主任介绍，工厂非法雇用童工属严重的违法行为，最高经济处罚可达5万元，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苏州市社会劳动保障局法规处的相关人士也称，1991年4月15日，国务院就发布过第80号国务院令并颁布《禁止雇用童工规定》的专门法规，《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也都有相关条例规定，严禁任何单位雇用童工，劳动部门肯定会对此类事件进行严厉查处。

　　《江南时报》

童工作坊触目惊心
2001年08月13日

　　武汉市汉阳月湖畔的一家个体服装作坊里，来自洪湖市的“娃娃工”刘丽，在高温下连续做工１６小时后不幸中暑身亡。

　　刘丽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一直讳莫如深的汉正街“童工作坊”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呼吁：救救这些“娃娃工”。记者跟随武汉市有关执法人员进行了探察。

　　暗无天日的“童工”生涯

　　７月１３日下午３点，记者随同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硚口区工商分局、汉正街第一派出所的２０多名执法人员，悄悄进入了位于济南路２５号尚未竣工的客运中心大楼。这座连窗户都未装好的“毛胚楼”的１至８层内，竟“藏”着２０多家服装加工作坊，每个作坊都有１０来名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的“娃娃工”。近２００名本应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的女娃子，却在这简陋、污秽的“毛胚楼”里苦度暗无天日的“童工”生涯，实在令人震惊。

　　在“毛胚楼”第四层的一间约４０平米的“车间”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近２０台缝纫机，一侧搭起的暗楼就是娃娃们的“通铺”，空间低矮得让人直不起腰，几个小女孩紧贴着躺在地板上。３台电扇搁在桌上，没有转动。一位仙桃籍的女孩说：“没有负责人同意，不能开电灯和电扇。”“车间”的一角堆放着几只碗，碗里还剩一些饭团和腌菜，几只苍蝇叮在上面。整个房间内闷热难耐，气味刺鼻。布料成堆的车间里，唯一的灭火器却成了绑电线的工具，一旦火灾发生，将极其危险。花季少女的宝贵生命，在这里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五名约莫十三四岁的小女孩缩在墙角，当问到她们的年龄时，来自仙桃市的作坊经营者曾凡森连忙抢着回答，“她们都是１９８２年生的，今年都１９岁了。”孩子们也随声附和。问及每个人的具体生日，孩子们都支支吾吾地说“记不清了”，身份证也都是“忘在家里”。按规定，１６岁以上的外来人口都必须凭身份证办理暂住证。但曾凡森磨蹭了半天，才拿出他本人的暂住证和房屋出租收据，孩子们的暂住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一概没有。

　　在六楼的一个墙角边，一位正在吃中饭的小女孩在执法人员的追问下说了实话：１４岁的她是今年初经仙桃老乡介绍来这里打工的，主要负责缝制成衣的工序。这里的姐妹们都跟她一般大小，都是从仙桃、监利等地农村出来学手艺的。在两年学徒期间内，作坊经营者除包她们吃住外，不付分文报酬。由于每天上午作坊经营者都要销货到汉正街，而白天为了避人耳目，又不敢开工车衣，因此，她们的工作时间主要集中在夜里。她们基本上每天都是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次日清晨五六点才能休息。

　　不办证、不纳税的“童工作坊”

　　７月２３日，执法大队又“突袭”了汉正街艺和小区的５家“童工作坊”，查出不满１６岁的童工１３名。这些黑心的经营者赚钱心切，在小区里租几间房，摆几台缝纫机，招几名不用付工钱的童工，一个个“地下作坊”就开始火热生产，既不需要登记办证，也不需要照章纳税。这些“童工作坊”混杂在居民楼中，到了晚上，轰轰的机器声吵得周围的居民不得安宁。

　　进入租用艺和小区Ａ－６－５０２号房的服装作坊内，不足２．６米高的空间里隔成两层，上面做宿舍，下面做车间，６个小女工正在低头忙碌。来自松滋市的谢姓小女孩算是“老资格”了，前年刚来这里时还不满１４岁。她说，作坊负责人要求她们必须赶完当天规定的活才准睡觉，活多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小姐妹们实在困得不行了打一下瞌睡，免不了会挨一顿训。今年夏天特别闷热，姐妹们浑身都长满了痱子，汗一流，痒得难受，但忙起来连抓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她当了近３年的学徒，至今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当问她们知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一个小女孩嘟哝着说：“临出家门时，妈妈交待过，当学徒要肯吃苦。我们现在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很累。尤其是大热天，又热又累又困，有时累到针扎到手指头都不知道痛。但想到是为了学一门手艺，这里还管我们吃住，就觉得该满足了。我们家乡还有一些跟我们一般大的孩子，跑到城里来擦皮鞋、卖花，跟他们比起来，我们也不算什么。”

　　谁来救救这些“娃娃工”

　　“刘丽事件”引起了武汉市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从７月中旬开始，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对“童工作坊”最为集中的汉正街及其周边地带展开了大规模专项执法检查。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审理科科长段代敏对记者说，“童工作坊”在汉正街及其周边迅速蔓延，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汉正街服装吞吐量大、流通快，是“童工作坊”不可多得的天然货仓。绝大多数“童工作坊”都与汉正街的个体服装批发商私下订有契约。汉正街服装以价廉著称全国，作坊老板不可能从销价上赚得多少利润，“只求学艺，不求报酬”的童工自然成了他们最好榨取的对象。二是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儿童失学现象严重。加之农村家长和儿童法律知识贫乏，致使大量学龄儿童流向城市个体作坊，且自甘受虐。三是管理和打击乏力，导致“童工作坊”肆意蔓延。这些个体作坊绝大多数无证无照，随时迁移，且昼息夜作，隐蔽性极强，打击非法业主、救助“童工”难以收到实效，经常是“今天东边清理，明天西边再起”。段代敏说，这几百名已解救出来的“娃娃工”，也许不出几天，就会在另一地方重新开工。如何从根本上解救这些“娃娃工”，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课题。

　　谈起汉正街的“童工作坊”，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恩培极为愤慨。他说，我国法律早已规定禁止使用未满１６周岁的童工，汉正街的一些个体作坊为谋取暴利，暗用童工，是“非法、非人道”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非法使用童工已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国家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首先，要加大法治力度，对非法使用童工行为坚决依法打击。我国法律规定，单位或个人使用童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允许未满十六岁儿童做童工、职介所为儿童出具假证明均应予以处罚。劳动、工商、公安、工会、妇联等部门要联合起来，对违反法规的业主、监护人、职介所等进行综合整治。其次，要加强德治，尤其是对个体、私营业主，要进行经常化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

用爱心构建缔造未来的工程
2002年11月18日上午11:03:55

　　期盼已久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召开了。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工作者代表聚集一起，交流探讨、相互借鉴。回顾上个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展望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势，共商亚洲儿童文学的发展大计，不能不说是亚洲少年儿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亚洲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宋庆龄基金会为什么介入儿童文学这个领域呢？大家知道，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战士，是一位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崇高声誉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能够像她那样，身前身后都赢得世界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为数不多。在宋庆龄一生光辉的业绩中，保卫儿童、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1981年5月，在她逝世前半个月，社会各界筹备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她重病缠身，生命垂危，还坚持在病榻上写了一封长达五、六百字的复信，她在信中深情地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

　　宋庆龄经常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只有今天，没有明天，不能只管现在，不管未来。什么是国家的明天，民族的未来呢？就是现在、今天的少年儿童。又说：“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国家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她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以伟大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对待少年儿童工作，对待教育培养下一代的问题。

　　宋庆龄自己没有子女，但她以博大爱心把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当作自己的孩子，并为之倾注了一位慈爱祖母的毕生心血。

　　1947年4月，在解放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她来到儿童福利院和贫苦孩子围坐在一起，亲自教身边一个7岁的小朋友读书认字。这个小男孩受到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后来成长为成都一个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宋妈妈”永远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1956年，宋庆龄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访东南亚，返抵昆明时，一天傍晚她走出宾馆，在幽静的翠湖边散步。这时有位红领巾经过这里，向她行队礼。宋庆龄非常高兴，停下来和孩子交谈起来，当她知道这个孩子喜欢写作并且担任黑板报编辑时，就鼓励他向少年儿童自己的刊物《儿童时代》投稿。一年后，这个孩子第一篇作品《金八哥》在《儿童时代》上发表。从此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现在他是云南省白族作家。这两件看似平凡而又偶然的小事，是宋庆龄充满爱心的自然流露，体现了她对新旧两个时代儿童的关怀和爱护。

　　宋庆龄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关怀、热爱儿童是为了祖国的未来和人类明天。她认为：教育儿童是一项不可等待的工作，我们留给孩子的财富，不仅有物质财富，最宝贵的东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宋庆龄倡导一种大教育观，也就是说，教育培养少年儿童一代新人，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专家的事，而应看做是全社会、全民族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各界、全体公民都应该关怀、保护、帮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宋庆龄认为儿童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以及综合技术教育和心理教育。在德育方面，她倡导少年儿童从小养成“具有人类最优秀品质的人”。这些品质的基本方面是：爱、劳动、勇敢，诚实和集体主义，再加上朴素、节俭等。她还说，这些高尚的品质，“就是我们培养性格的指针。”宋庆龄的教育观，不仅有坚定的阶级性，而且有鲜明的时代性。她反对把孩子仅仅看成被动的教育对象，她身体力行、大声疾呼：还给孩子玩儿的权利，要切实保护一切应当属于少年儿童自己的正当权益。据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宋庆龄是我国加强对儿童进行素质教育的第一位倡导者。

　　在宋庆龄教育思想的宝库中，把儿童文学事业，放在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宋庆龄本人7岁时就参加学校的戏剧活动，她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文学、音乐、戏剧、美术有着丰富的鉴赏力。因此，她特别重视文学艺术对少年儿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1947年的上海，阴霾密布，宋庆龄约请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和儿童剧作家任德耀谈话，要他们设法为少年儿童组织一个剧团，她说：“不能只给他们吃饭、穿衣，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要使他们看到未来。”她亲自指定该剧团排演的第一个剧目，是鲁迅翻译、董林肯改编的优秀儿童剧《表》。这个剧团建国后改为中国福利儿童艺术剧院，被她视为掌上名珠。她要求剧院培养最好的演员，训练第一流的乐队，创作最好的剧本，甚至选择最好的剧院院址。建国后，百废待兴，她亲自指导筹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儿童杂志《儿童时代》。1950年4月，她在创刊号上题词：“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在厚厚的两套本的《宋庆龄选集》中，她关于儿童文学、文艺、读物的讲话、文章、书信和题词多达数十篇，其中专文就有《源源不断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让儿童读物更好地为培养革命后代服务》、《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为少年儿童创作更多的好作品》等等。

　　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她强调指出：儿童是世界之宝，是人类之宝，因此，“要把最宝贵的给予儿童”。宋庆龄认为，好的精神食粮可以“在纯洁的、幼小的心灵种下优良品质的种子”，可以帮助孩子们科学地认识世界，引导他们揭开自然界的秘密；可以启发少年儿童的思想，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成为身心健康的人。精神食粮如果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这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她强调我们培养下一代，“要有健康的文化艺术修养。对文学艺术要有鉴赏力，优美的音乐、美术、文学等对陶冶性情起着重要作用，能够抵制那些不健康的有害的东西，养成优美高尚的情操。”

　　宋庆龄寄语“文艺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积极为孩子们创作文学读物、科学读物，图书故事、戏剧、电影、歌曲、童谣，使他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受到教育。”她希望“著名的作家们要为儿童写作”，“文学家、艺术家们要把为儿童创作列入你们每年的创作计划中”。她对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题材、体裁、内容、语言以及书籍的装帧、封面、插图和版面设计以及用纸、印刷工艺，都提出了殷切期望。盼望着在儿童文学领域，出现创作繁荣、主题广泛、质量不断提高的兴旺发达的景象。总之，应当把最宝贵的、最好的给予儿童。

　　1980年5月，在粉碎“四人帮”几年之后，又恰值宋庆龄逝世一年前，她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要求，“各有关部门，把大力培养少年儿童文学作家、艺术家的工作，提上比较重要的议事日程。经常从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写作上和生活上关心少年儿童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支持，并创造必要的条件。”她还建议，对于少年儿童文学、文艺创作，要组织全国性的评奖活动，可以“一两年举行一次，以鼓励创作，繁荣创作。”

　　正是遵照宋庆龄的上述教导和遗训，宋庆龄基金会于80年代中期设立了宋庆龄儿童奖励专项基金。1986年，在巴金、冰心等老一辈著名作家的热心倡导下，我会与文化部、广电部、国家教委、国务院侨办等11家部委共同主办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评奖活动。该奖每两至三年评选一届，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五届。从第一至第五届评选情况看，“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已成为我国儿童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奖项。所评出的作品大体反映了十多年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成就和水平。该奖不仅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重视，也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特色也愈来愈鲜明。目前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已启动。为鼓励儿童文学新人辈出，我们设立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新人奖’”；为了肯定和表彰在儿童文学领域无私奉献一辈子的老同志，我们设立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终身成就奖’”；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加强华文儿童文学作家的合作与交流，我们又推出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世界华文奖’”。我们相信，上述奖项的设立，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繁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今时代与宋庆龄所处的时代相比，情况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宋庆龄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她的思想、她的品德、她的智慧、她的修养，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对于我们在新的世纪，发展儿童文学事业，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宋庆龄生前有一句名言：“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为了这“不可以等待的”崇高事业，让我们大家为此而共同努力！

　　宋庆龄基金会
　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