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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第一节 自律的表现——自爱、自省、自控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7 22:47:21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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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的魅力
人是复杂奇怪的复合，有的人给你震撼，他就像赋有特异功能，以他特有的精神和内涵底蕴包围你，俘虏你，最后占据你的灵魂，有的人则是低俗鄙下，人格龌龊，人们避之惟恐不及。人们最难说的就是历历因缘，在我接触王自修时，就有一种如坐春风的感觉，他以他的人格魅力包围你、融化你，有时看他很远，就像瞩望苍然的远山，有时看他很近，就如蔼然的兄长。
王自修的名字是和一个品牌连在一起的，雪驰，这个用汗水智慧和心血打制的品牌，它已成为一个精神和动力，在中国服装界赢得中国驰名商标的美誉，谁能想到它的前身只是一个县办的服装厂，人们说英雄不问出处，但过往的一切毕竟还镌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1969年那个知识蒙难的时代，王自修高中毕业，大学的门已经关闭，他像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怀着热血进到工厂，他想在技术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为自己设计的道路是“工人—技师—工程师”。孟子是对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是的，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在过滤选拔着生活的强者，命运先是捉弄你，看你是否在磨难面前止步，若是那样，命运会嘲笑你，她把你打入深渊，然而另一种人却在磨难面前赢得了命运的尊重，命运会把磨难化作成功和荣誉回报，王自修无疑属于后者。王自修在工厂成为一个爱钻研的年轻人，他不是泡在图纸中，就是伏在机床前。一天，在一次操作中，八十五吨冲程力的冲床将王自修右手的四个指头齐齐的冲掉了，这是能演奏各种乐器的手：横笛、二胡，这是笔下和传统文化的气韵联姻的手，在纸上，王自修的书法让你感受到的是年轻人的灵气与执著，然而，这一切就要随着王自修的右手手指的离去而和他诀别了吗？
命运的嘴角在远处发出冷笑，是谁说的，无论什么外力都不能打倒人，打倒人的只能是人自己。王自修在命运打击中又前行了。他想到了风雪中的保尔，这个应该用纯金打造的名字，或许在王自修身上，我们能看到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个硬汉桑提亚哥，“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战胜”。英雄的血都是相通的，因为大海的水是相通的，王自修走出了阴影，他从残疾后的一个门卫的职位走到工业局，从工业局走到经委，从经委走到县人大。1985年5月，一纸调令把他任命为邯郸县服装厂厂长。
1985年的邯郸县服装厂是个什么模样？县经委楼顶临时搭建的几间栅子就是厂房，二十台缝纫机一半不转，二十三名职工五名正在调动，他们望着三十七岁的新厂长，这个账面固定资产寥寥的服装厂望着新厂长，这就是王自修最初起飞的平台。
一年十万元产值，一万元利税，这是县经委向王自修下达的任务。一个靠生产三元一件童装的服装厂何时能赚回一万元利税？
只有跳出低档次、低利润的怪圈，服装厂才能走出低谷。王自修在市场调查后发现，邯郸市场巴里纱畅销，王自修靠着借来的两千元钱走出了第一步，他从北京购回巴喱纱，然后做出夏装，获纯利润两千元，就是这一年王自修开始赢利三点二万元。
在1986年，像鹰隼一样敏锐的王自修发现中国羽绒名牌稀少，而羽绒制品却是一种领导冬季服装的时尚，于是他决定向羽绒市场发起攻击。于是一个后来服装界的著名品牌在燕赵旧地诞生了！
这是一片令人不敢小觑的土地，熟知中国典籍和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廉颇和蔺相如的土地，这里有中国的著名成语“负荆请罪”，这里有“邯郸学步”，这里更是豪气干云的地方！
十年辛苦不寻常。现在的雪驰可以说是一个服装界的巨人，他们创造了“秒管理工作法”，走出一条服装界的从“人治”到“法治”的新路。王自修秉承了燕赵旧地的神髓，他身上透着一种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业融合的气质。他喜欢书法，他把人生的悲欢、窘穷、喜怒、酣畅、进击、抱负、思慕，凡在于心而动者，都用笔墨纸砚抒写，他观于天地自然，佳山水，美虫鱼，以及日月变化，星辰草木，可记可写之事，也一并用笔墨写之。
王自修是一个造化，老天让他残疾，老天又给他奋进的毅力胆识。他曾用二胡演奏《江河水》，那是用音符诠释对人生艰难历程的回顾和赞美，我们听到了他心里的淤积，如果用沉郁顿挫形容，也许恰切，在音符里，你听到的不是悲哀，而是生命的强劲，声音是人心的直接表露，王自修的二胡演奏的是英雄的交响！
“人诚品真”，这是王自修书法的佳品，也是雪驰的写照，从华北平原深处的邯郸，雪驰开始面对蔚蓝色的大海，雪驰在青岛建起了新的工业园，雪驰的今天是雪驰人的汗水和智慧凝成的，雪驰的明天是大家的，它从深厚的黄土中走出，它要到海上去，因为大海是人类角力与成功的平台。
《人民日报》(2002年07月20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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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已经了解了自尊的真正含义，那么，自尊是怎样形成的呢？
心理学家认为，自尊是通过社会比较形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的需要，都需要知道自己在团体和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体会自身的价值。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客观的参照标准来了解，如，我们可以通过血压、脉搏、体温等可观察指标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这种可供参照的客观标准，而只能通过与他人比较才能估价自己，如，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身高、体重来估计自己的高矮、胖瘦，一个身高一米八的人是高还是矮，我们无法回答，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参照，在美国，这个人可能只是个中等个，可是在日本，这个人可能就是个高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恐怕大多数大学新生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高中时，他们每个人都是最聪明的，可是上了大学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原来并不是那么出类拔萃，只不过是平常人而已。
只有比较才有自尊，没有比较就没有自尊。一般来说，社会比较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比自己强或好的人比较，我们通常称为上行比较；另一种是与比我们弱或差的人比较，我们通常称为下行比较。人们常常认为，与比自己强的人比较会产生嫉妒、敌意、挫折等消极的情感体验，而与比自己差的人比较则会产生优越、满足、幸福等积极的情感体验。其实不然，无论是与比自己强的人比较，还是与比自己差的人比较，都不必然导致积极的或消极的效果，究竟会产生哪种效果还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在与比自己强的人比较中，如果比较目标与自己关系密切，或同属一类，那么会产生积极效果。如，有的人常常在众人面前说自己认识某位知名人物，或说某位名人与自己是同学或朋友，等等，以此来提高自尊。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我们通常称之为辐射效应，即比较目标的优良品质会辐射到自己身上，从而激发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反，如果比较目标与自己关系疏远、陌生，或不属一类，则会产生消极效果，这就是人们通常的理解。如，一个长相中等的女性与一个她不认识的漂亮女性走在一起时会显得难看，并降低自尊。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我们通常称之为对比效应，即感觉到与比较目标的差距，从而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
在与比自己差的人比较中也同样存在这样两种情况，只是效果正好相反。如果比较目标与自己关系密切，或同属一类，那么会产生辐射效应，即对方的不良品质会辐射到自己身上，从而降低自尊；如果比较目标与自己关系疏远、陌生，或不属一类，则会产生对比效应，即感到比对方强，从而提高自尊。
究竟与什么样的人比较最好呢？心理学家认为，最理想的比较目标是与自己相近并略微好于自己的人。
（文/魏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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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吸收传统道德中的精华
刘定平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秀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当前，我们在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培育长沙市民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时候，依然可以发现它的许多闪光处。
第一，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传统美德强调为公利、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崇高道德追求。从《书经·周官》中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到贾谊《治安策》提出的“国耳亡家，公耳亡私”，从孔、孟的“天下为公”，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同世界”，无一不在体现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为民族整体而献身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传统道德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在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当“以义为上，先义后利”，即把国家、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
第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传统美德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伦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说明了处理人我关系的准则。在己与人的交往中，孔子主张实行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人际关系方面，我国传统道德尤其重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抚养子女”和“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要求。“孝”被称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所有“教化”的出发点。“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对父母报养育之恩。对父母不但要“养”，而且要“敬”。对父母的赡养，只有从深爱出发，才能和颜悦色，承顺父母。儒家认为，父母有过错应当谏诤，但要注意态度。从一个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只有对父母能够孝顺的人，才能对国家尽“忠”。剔除儒家思想中“愚忠愚孝”的消极因素，弘扬“孝敬父母”的积极因素，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三，从道德主体修养的方法看，传统美德重视自省与知行的统一。自省，就是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调控和自我教育。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种自省，是用社会道德规范评价自己、观察他人、警觉自己、检点行为，其中重要的是在于自觉履行道德规范。在道德修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儒家重视理论，更重视实践。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曾子也讲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联系。在儒家看来，个体修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起点，要从自己做起，从小的地方做起，“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特别要力戒空谈，因为清谈误国害己，只有实干才能兴邦。
第四，从道德实践看，传统美德强调发愤图强。主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在艰苦的条件下刚毅力行，完成以身相许的事业，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就渊源于这种理论思想之中。我们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密切结合长沙市民道德建设的实际，有选择地吸收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古为今用，使公民道德建设成为全体市民的自觉行动。（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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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女性与“自”
《红楼梦》中的众多女性形象，林黛玉够自尊的，却似与其他“自”无缘，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自立”自然沾不上边儿；对薛宝钗常常语含讥刺，当然是对与宝玉的爱缺乏自信。晴雯够自尊自强的，身居奴婢地位而毫无奴颜媚骨，“抄检大观园”时惟有她拼死反抗，但由于无法自立，故不能从根本上自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俏丫鬟只有抱屈夭风流了结。其他各位，皆有此失彼，有一“自”而缺其他“自”。
刘姥姥，一个村姥姥。不识字，老得满脸皱纹、体无完美肤，用现代吃青春饭的女作家“女人以身体与世界对话”的观点看，她已是全无这种“对话”资本了。但就是她，在农家日子难过时，比女儿女婿都要积极，充满自信地走向大观园，以一介农家老妇，去与贵族小姐太太们对话，而且成功地“打”得“秋风”回，帮女儿家渡过难关。“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表现她“自强”的一面。她深悉“救急不救穷”的生活真理，拿了银子立马回到她那“二亩薄地”上去，辛勤耕耘，终获丰收；她知恩图报，秋后立即带着倭瓜豆角，给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公子姑娘们尝个新；在家宴上，人家拿她取笑，她不但不恼而且配合得极好，耍活宝令全场哄笑，讲故事让宝玉着迷。其实，别人戏弄她怎会不知她只是甘愿充当丑角、好为人们的生活增添笑声而已。如果说此姥姥一进大观园像个乞丐、二进时已成喜剧人物，那么三进，她已俨然是个救世主了。这时候，上次听她说笑笑得前仰后合的贾母已不在人世了，大观园里最能干的女人王熙凤竟然向她低声下气，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巧姐托付。刘姥姥与这巧姐也着实有缘，先为她起名，又为她治病她见她哭闹不已，就说“饿她两天就好了”，她知道那是吃得太多的富贵病，这回，却是要救她的小命。她老人家听了事情原委，轻描淡写地答道：“没听见鼓儿词么这上头的方法多着呢。这有什么难 的。”她把巧姐乔装改扮，领着“扔崩一走”，就把这件别人看来难于上青天的事儿搞定了。从此以后，她，就是这孤女的人生导师。
刘姥姥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最关键的是她的“自立”。自立，必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自己的世界。那，就是她的田园、她和她家的那两亩薄地。她从来没想过要离开那儿，哪怕在受了灾最困难的时候。她走了周瑞家的门路得以迈进大观园，但她没有羡慕周瑞家的，没有要步后尘也来这儿做个老奴的想头，也没有要把青儿板儿送来这里当丫头小厮。她打了秋风，便急急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她虽贫寒，却比大观园众多寄人篱下的小姐们活得“不失自我”。而那个周瑞家的，最终却被赶出贾府，衣食无着。刘姥姥实在是个智者，她的智慧来自民俗文化。刘姥姥又是个勇者，简直堪称“女大侠”，这里同样有民俗文化精神的光亮。她是粗野的，可她又有分寸感，故她能“粗”到好处、“野”得恰如其分。她把这粗野的民俗文化带进大观园去，给日子过得过于精细的公子哥儿小姐们带去了冲击、带去了新鲜感，如同她带进贾府的、还顶着花蒂的豆角倭瓜一样。
表面看来，刘姥姥似乎缺点自尊自爱。象牙筷夹不住鸽蛋，急得她满地爬着寻找；当了一回“陪酒女郎”，吃坏了肚子，急得满世界找出恭之处；醉倒在宝玉房里，放了一屋子的酒屁。但细想，她这不是对自己最本质的尊爱么她爱她的女儿女婿，爱她的外甥青儿板儿，故而才舍得老脸，出门求告；她也爱着像贾母这样的贵族太太，善解人意，知道她们的生活中缺少什么，故此才会让她取个笑、给她逗个乐。她当然更爱着巧姐，她也许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把她塑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姑娘。这样的具有广博爱心的姥姥，怎能说她缺乏自爱呢只是，在那生存都存在危机的年月里，自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罢了。
自尊自爱，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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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钟书先生谢世不觉已近两年了。我曾经几次想动笔写一点怀念先生的东西，但一直写不了，因为杨绛先生曾经对我讲过希望给钱老一些安静的时间。可前几天在梦中又见到钟书先生，依然那么慈祥那么幽默。我想有必要把我知道的先生的一些事情介绍给大家，同时也是对先生的怀念。
杨绛先生在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写道：“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的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杨先生的文字不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围城》一书的意义，而且使我更好地知道钱钟书先生的性格和为人，因为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那个《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好学深思的钟书先生。但是举凡和钟书先生接触过的，无不为他的为人所感动。钟书先生一不好名，二不好利，一心笔耕，才能创作出《管锥编》这部被人称之为20世纪中国奇书的煌煌巨著。
痴气·童心
1979年到1984年一段时间内，是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最好的时间。钟书先生正在改订他的《管锥编》第四卷和准备第五卷，杨绛先生已经写好了她的著名的《干校六记》，同时正在继续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正在这时，我和同在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英语系读书的张伟同学关系甚好，当时学校离钱先生的住处不远而且学习对我们来讲并不很吃力，我们俩人时常在下课后到钱钟书杨绛家中，因而也时常受到他们的帮助和教诲。由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所谓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大都是所谓的老三届的学生，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的看法。我和张伟女士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时常请教钟书先生特别是杨绛先生。他们时常是笑着听我们讲，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时候话不多，但很有分量。比如说当时我们学的是英语，可是没有好的教材，老师的教学方法也较陈旧。我和张伟曾向钱钟书先生请教如何学习外语，钱先生当时并没给我们讲太多，反而告诉我们学外语最要紧的是中文，特别是古文的基础。钟书先生特别鼓励我们读一读古典文学，他送给我们俩人各一部刚刚出版不久的他的作品《宋诗选注》，并在上面署名。这部书当时我 读了3遍，也曾问过钱老一些问题，每次他都很认真地回答。
八十年代初期是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当时一些年轻的学者们———大多是一些文科的研究生们开始介绍了西方文学艺术理论，在北京的一些大学里时常有一些讨论会。我由于好奇和好学时常同一些同侪好友争论。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曾经给钟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请教有关西方一些文学理论的问题。不久得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一般情况是他总是在杨绛先生的信中附上一些话，这封信他写得很长，特别嘱咐我要好好静下心，一步一步前进。在文学批评上，钱钟书先生嘱咐我多读读文学名著和作家自己写的评论，因为“任何批评方法和理论全不能代替活生生的文学艺术作品。”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我才逐渐地认识到钱老话中的真谛。
在和钱、杨二老接触中，我们逐渐地了解到他们两位老人家是热爱生活的，很有童心和个性的学者。我们时常看到他们两位老人家大笑，有时杨绛先生把自己刚刚翻译成的《堂·吉诃德》一段文字，念给钱先生听，钱先生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对我们解释。我和张伟女士也不时把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笑话告诉他们，有时钱老作出有趣的评价。也时常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见到那个写《围城》时的“痴气”旺盛的钟书先生。其实杨绛先生也是位“痴气”很旺盛的人，杨绛先生的文字十分感人，她的小书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文字似乎很平淡，但一旦读起来可以讲字字带着血泪。我看到不少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们，一面读一面掉泪。
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是有着铮铮铁骨的血性的学者，是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且不说钱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不像有些人物以出卖过自己的人格来换取短暂的平安甚至能求得官禄；就是在很多时候名利上他门，钱先生也不屑一顾。当时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协会很多，时常来敲钱先生的门，但他们很少参加，因此有人批评他们孤傲。但他们俩人从来不是孤傲的学者，他们实在是厌恶这种世俗风气。钱钟书先生的“痴气”还表现在他的不羡虚名，不理那些鼎鼎大名的中外学者们。正如杨绛先生所指出：“自从1980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后，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直担心他冲撞人。”（见杨绛著《钱钟书与围城》）
冷与热
钱老对一些“名人”不理不睬，可是对一些默默无闻的年轻后生却很关心。记得有这么个事情，一次南方———记不清是福建或浙江了———一个青年给钱老写了一封长信，对《管锥编》第一卷中的一个词条的分析提出不一样的见解，钱老不但仔细地读了来信而且回了一封很客气的书信，并给他寄去了刚刚出版的第三卷。
钟书先生对后生之辈的关怀和扶植是认识他的人所共知的，目前在美国的一些学者不少受到过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指导或帮助，包括经济和生活上的支持。我自己就可以站出来讲，没有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养育和指教就不会有我一家的今天。1982年我们正好从大学毕业，当时我同时考两个研究生，特别是考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并且是第一届的电影艺术的研究生。然而考上之后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由于我来自街道工厂，每月只有30几元的薪金，而考上研究生后首先接到的是原单位不再在经济上资助的通知。我已经结婚而且女儿也3岁多了，甚至连我的一些亲朋也劝我不要再上什么研究生了，因为比起街道工厂我已经好多了。这时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知道了我的困难，打电话让我到家中。杨老很亲切地问我的家里的意见，然后又问了我自己的打算。她从书桌上拿出一个信封，对我讲：“这里是800元，我们每月补助你50元供你上研究生，记住是供全家的。”杨老说得很认真，钱老则笑笑说，“考上了不容易，不上岂不太可惜。”我当时感动得痛哭，钱老安慰我说钱是身外之物，放着也没用。后来我知道这800元是他们刚得到的一笔稿费，结果全给我用了，当时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我正是有了这笔资助才能踏踏实实地读完研究生，成为第一批电影艺术专业的硕士。
钱钟书的热肠也表现在他对朋友的友谊上。钱钟书和杨绛先生非常重视友谊，这种感情也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关心和照顾上。张伟女士的父母是钱、杨先生的老友，因此他们对张伟很关心，包括在一些生活问题上。记得当时傅雷先生已经被平反，他的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先生也开始回国演出。钱先生不但送我和张伟女士《傅雷家书》一书，而且把傅聪先生送来的票转送给我们，让我们好好听听傅聪的钢琴，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傅雷先生。
然而钱先生对自己的女儿要求很严。钱先生的女儿钱瑗老师是很有才华的学者，当时她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英国的研究生。钱瑗学的是比较枯燥的语言学，但她很用功，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语言学专家，我曾经读过她的一篇用英语写的论文，写得非常好，评论界也认为是很好的论文。钱瑗永远是那么沉静，她有时听我们的讲话，但很少插口。钱先生对瑗瑗是很关怀的，从杨绛先生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关怀和热爱。所以我说钱钟书先生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学者，而不是像有人所讲的那样“道貌岸然”的学究。
钱钟书先生的古道热肠还表现在他对同侪好友的敬重和爱护。我看到听到很多次钱先生对一些前辈和同行的称赞。如对俞平伯先生、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傅雷先生等，钟书先生都十分敬重，谈起来十分动情。对他的好友如周振甫先生、郑朝宗先生等等，则很尊敬倾听他们的意见。就是对那些曾帮助他借书的年轻一辈的同事如董衡巽、薛鸿时、栾贵明、马蓉等，钱先生总是很感谢他们的帮助。我很少听见钱先生批评什么人，但从我和他的接触和交谈中，我知道钱钟书先生痛恨两种文人，即“文阀”和“文痞”。“文阀”者，以文求官，以官仗势，以势压众。“文痞”者，流氓成性，吹牛拍马，更无文德。对于这两种人，钱先生极为藐视，嗤之以鼻，也因此得罪了不少这些家伙们。对于海外的学者和专家们特别是华人学者，钱先生总是很钦佩地称赞他们的努力和奋斗精神。前不久我读一篇写钱钟书和夏之清先生友谊的文章。这里我想补充几句。我知道钱先生对夏之清先生是十分敬重的。钱先生当时从美国回来时，我去家中看望，他特别介绍了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情况，并谈到了夏先生的热情接待。他很幽默地谈到夏先生的那篇“祭文”，说很少有人能活着读到对自己的“祭文”。钱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出版后总不忘寄书给以上的好友。
学者的认真
钱钟书先生做学问的认真是众人皆知的，周振甫先生在他的很多文章中称赞钟书先生做学问的踏实和认真。周先生引用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的一例来说明钟书先生的认真，即对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批评。振甫先生称赞钟书先生说：“钱先生的谈诗是实事求是的。他看了袁枚的话并不罢手，还要把毛奇龄的话来看；看了毛奇龄的话，还要找苏轼和唐人的原诗来看；还要参考王运的意见。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见周振甫著《解诗二例》）。
笔者有幸见到钱钟书先生编著《管锥编》第四卷，钱先生的书案上堆满书，有中有外，同时他还裁了很多纸条，上面写着小注。钱先生看书很快，在一些书的空白中有时也写一些注解。记得他曾送给我一本英语字典。有趣的是，钱先生在这本英语字典中的边沿和夹缝的空白之处写了不少注解，有对一些词条的批注，也有一些比较分析。我常常想若有人把钱先生的这些小的东西搜集起来，足可以编部好书。
钟书先生的认真还表现在一些小事情上，如他的著作出版后他总是从头到尾读一两遍，改正一些错误。如他送我的一些书中从来都是改后给我的，如他的《七缀集》中的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最后注中，有一句：“理由是凑数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一找就到。”(原文)钱先生将“凑数”两字改为“凑趣”，还给我讲了两个字的区别。这也是一种“痴气”，也许在某些人眼中钱先生太认真了。
前年夏天笔者回国探亲，曾到钱老家中探望，当时钱老因病重住院治疗，我见到钱瑗和杨老，她们都嘱咐我继续努力，并很关心我和我家的情况。看到钱老一家依然住在三里河南沙沟那座公寓中———尽管八十年代时曾是很不错的条件———以现在中国国内的标准，只能算是中上水平。钱老家中除了书多了不少，唯一添置的是一台彩色电视。我也去过一些“文商”家中，同这些人相比，钱老的家实在是贫寒了一些。记得杨绛先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她的《春泥集》，她曾对我和张伟学友讲过她为什么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春泥”。现在钟书先生走了，但他们的“春泥精神”会永远影响到众多的受过先生教导和恩惠的诸生们！
（鲍玉珩写于美国北卡州绿堡市）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