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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第二节 爱国情操的表现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7 22:47:21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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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著名爱国侨领――胡克林
在荷兰侨界有位深受华人华侨尊重与爱戴的老人，在温州侨乡，一位“华侨佬”负有盛名而妇孺皆知。他，就是被赞誉为有“拳拳爱国之心，敦敦爱乡之举”，两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的著名爱国侨领胡克林先生。
远涉重洋
20世纪之初，浙南有个被称为“千年没听锣鼓声，万年不见划龙舟”的既偏僻又人烟稀少的山村叫黄坦坑（现为瑞安市桂峰乡）。清光绪34年，一个男婴降生在一间姓胡农家的茅屋里，他就是胡克林，在5兄妹中排行第二。由于失母和家庭贫穷，他从小就学会砍柴、牧羊、干农活，但与书无缘。17岁时，目不识丁的他开始拜师学石匠，不久成为当地手艺精湛而出名的石匠。
1934年，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国民难以聊生。当时在贫困深渊中挣扎的胡克林萌发了出国谋生的念头。4月，适逢其堂叔从西欧回国，在堂叔和亲友的资助下，踏上了西欧的旅途。经过一个月的漂泊，他与家乡的108多名中国人一起抵达意利。
一个生长在偏僻山村目不识丁的山里娃，初到异国又该如何谋生呢？意志坚强的胡克林在米兰当起了小货郎，整天起早摸黑，穿街走巷叫卖领带、小皮夹等。他寄住在贫民窟靠小货郎谋生，生活十分艰苦。
二战爆发后，德军占领了荷兰又攻打法国。胡克林和无数同胞一起被捉到法国建筑碉堡，战后只有胡克林等少数同胞死里逃生。为了生存，胡克林只身在法国作苦力。1943年，他返回荷兰寻找新的生计。
在异国他乡漂泊8年，胡克林没有固定职业，过着不安定的生活，而且与家人隔绝音讯。他父亲在他离别故乡的第二年就离开了人间，年幼的儿子全靠妻子含辛如苦抚养成人。
创业西欧
二战宣告结束后，和平年代到来，这给胡克林的西欧创业增添了希望和生机。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几千荷盾作为开拓事业的资本。1946年，他与一位荷兰姑娘结婚。从此，他不仅在异国有了生活伴侣，在事业上也有了得力助手。50年代是胡克林事业崛起的时代。那时，西欧市场走向繁荣，这为他的事业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而10多年侨居国外艰苦奋斗的历程和经验也为自己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祖国国际威望的提高，更使他在西欧的创业有了坚强的后盾。1950年，他和夫人经过精心策划，在荷兰Einderhoven开设了“蓬莱酒家”，7年经营餐馆积累了丰厚的基金，也丰富了经验。然而事业的起色，更使他牵挂原在故里的妻儿，1952年，他回乡建房，举家从瑞安迁往瞿溪。
胡克林并不满足事业的初步成功。1958年他到德国开设了一间比蓬莱酒家大4倍的餐馆，并连开十多年生意红火。如今，胡家亲属已有100多人分别在欧洲经营餐饮业、旅馆业、皮革业等。
团结华人
胡克林在西欧侨居60余年，克勤克俭，乐于助人，深得广大旅荷侨胞的信赖。1945年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荷兰，充满爱国激情的胡克林和一些爱国华侨一起带领组织了一次华人在荷兰最大的上街游行庆祝活动，并联名写信致日本驻荷兰使馆要求当局向中国人民道歉，震动了整个荷兰。1947年，他和温州籍旅荷华侨余忠、杜仲毅等一起倡议，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了浙江籍华人华侨在荷兰的第一个侨团--旅荷瓯海同乡会，并成为当时生长在瓯江两岸的华人华侨爱国爱乡和政治进步的组织，胡克林连任四届副会长。1949年新中国诞生那天，旅荷瓯海会同乡组织华侨举行庆祝活动，胡克林等侨领亲自在同乡会所在地――阿姆期特丹升起了第一面5星红旗。1953年，瓯海同乡会会员发展扩大到其他省籍的侨胞150多人，并改名旅荷瓯海华侨会，胡克林继任五届副会长。1963年瓯海华侨会以旅居欧洲之意改名瓯海华侨总会。时至70年代旅荷华侨华人人数激增，总会于1977年正式定名为旅荷华侨总会，胡克林又连任副会长（曾任代会长）至1986年主动让贤，以后担任名誉会长。去年旅荷华侨总会建会50周年庆典时，唯独创始人之一的胡克林尚健在人间。
从旅荷瓯海同乡会诞生至今的旅荷华侨总会，胡克林既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华人华侨权益的维护者又是侨团促进活动的主要筹措者。几十年来，他把团结广大侨胞，促进华人事业发展，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争取华人华侨的正当权益作为奋斗目标，几十年来，每逢“十一”都牵头组织华侨举行国庆活动，曾两次通过旅荷华侨总会发表致台湾当局的公开信，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他积极致力于侨团事务，服务侨界，使华侨总会成为祖国和旅荷华侨加强联系的桥梁。1965年、1970年，他作为旅荷侨领之一被邀请回国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爱国爱乡
胡克林侨居西欧60余年的亲身经历，更深刻地体会到祖国的繁荣富强就是华侨事业发达、生活幸福的后盾。
早在50年代，胡克林就组织旅荷侨胞筹集10万荷盾，支持温州家乡建设，1957年，当他得知家乡没电灯时，又在旅荷华侨中筹资在家乡兴建了发电厂。1972年他退休后，仍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出面筹集资金并亲自捐款，为唐山地震、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苏皖水灾、温州台灾、希望工程等筹募资金，显示了他那颗“款款桑梓情，拳拳赤子心”。同时，1957年他捐资建造了温州华侨中学，并担任学校董事会董事，名誉董事长。1984年，他还带头捐资与其他爱国华侨一起筹资60余万元兴建了温州教学楼；1986年，他和旅荷、意、德等华侨捐资38万多元建造了瞿溪华侨中学。1987年，他带头并由长孙出资12万建造了三溪中学图书馆；1994年，他又参与发起支援国内希望工程，资助国内失学儿童1000多人，并向洞头、文成捐赠两所希望小学。他还筹资援建浙江省华侨大厦、瞿溪侨联大楼等，并出资建造了一批道路等，80年代以来，仅他个人就为家乡建设捐资115万元，筹资160万元。
如果说落叶归根是每位海外游子的心愿，而胡克林对此更深信不疑。他说，中国、温州，我生于斯，长于斯，荷兰是我事业成功的地方。我爱中国，爱温州，也爱荷兰，但祖国和家乡更令我终生情愫。近年来，他常常回国居住，并要求子孙们也回国看看变化。
1998年5月，享年91岁的胡克林先生骤然在家乡与世长辞，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这位令人称颂的爱国侨领。一代爱国华侨，一代爱国侨领，他虽然已经走了，但旅欧华人华侨和家乡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位爱国爱乡而受人爱戴的淳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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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老人马相伯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祖籍江苏丹阳，1840年3月17日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他父亲以教书、行医为业，也开过药铺、布店及米店。
由于父母信奉天主教，所以马相伯出生不久便受洗礼，教名若瑟。他5岁入学，先学天主教经典，后学儒家书籍。马相伯对儒家经典的烦琐考据不感兴趣，而对天像运行，则喜欢寻根究底。12岁时，经友人介绍，进入天主教耶稣会开设在上海徐家汇的依那爵公学(1927年改校名为徐汇公学，现名徐汇中学)读书。
马相伯在依那爵公学读书期间，学习勤奋，对自然科学与数学尤其有兴趣。15岁时他开始学习法文和拉丁文，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嘉奖。18岁时法国领事馆请他去当翻译，他拒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20岁时学习西腊文。
1862年，耶稣会在上海设立初学院，马相伯进院当修士，接受“神修”训练。初学院学习期满后，他进入大学院学习哲学与神学，31岁时获得神学博士，并加入耶稣会，授职为司铎(即神甫)。
1871年马相伯奉命去安徽、江苏等地传教，他请求父亲出家产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所阻。1872年耶稣会调马相伯为依那爵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他在教学之余，继续研究数学和天文，同时又对学生讲解四书五经，学生中考取秀才的很多，引起耶稣会的不满，他们害怕马相伯把学生变成异教徒(孔教)，于是1875年调他专门研究天文，但还不放心，1876年又调他去南京任数理编撰。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不可能对国家有贡献，毅然脱离，但仍然信仰天主教。
马相伯大哥曾在淮军办理粮台，深得李鸿章的信任。由于大哥的介绍，他进入政界。1881年为驻日公使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的认识；1882年奉李鸿章之命，赴朝鲜办理新政；1885年马相伯奉派清查招商局帐目，发现弊端累累，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1887年赴美国接洽借款，筹办银行事宜；随后去欧洲考察，有了办新式大学救国的想法。后又曾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长崎领事等职。
1889年马相伯为其弟马建忠删定《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书。
1900年8月，马相伯将属于自己名下的祖遗家产----松江、青浦良田3000亩，捐献给天主教耶稣会，把办新式大学的愿望寄托在教会身上。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却并不办学。这时马相伯居住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在上海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常去向他请教拉丁文。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集体退学，蔡元培介绍部分退学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若，遂创学院，定名“震旦”，其意为中国之曙光。他亲自出任院监。
马相伯办学之目的，在于救国。震旦学院以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为办学方针。他亲自授课，于右任、邵力子、马君武等人都是该院学生。
1905年天主教耶稣会篡改震旦的办学方针，学生大哗，纷纷离校，马相伯召集离校学生，与严复等另办复旦公学，是复旦公学首任校长。该校后来发展成为复旦大学。
1908年震旦学院拟在法租界建设新校舍，向马相伯募捐，他为震旦购买了卢家湾基地100亩共捐现金40000元，又捐英、法租界地基8处，约值现金10余万元。马相伯将全部家产都捐给了震旦。他还将自己历年所积薪金10000元捐献给启明女中，晚年一度靠翻译为生，后来在震旦领取生活费。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积极参加救国工作，坚持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号召团结抗日，呼吁人民自救，因而被尊称为爱国老人。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组织救国会，由于马相伯的社会地位和救国热情，被公认为救国领袖，一切通电、文件均由他领衔。后来组织的全国各界救援会一切文件也均由马相伯领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马相伯撤退至昆明途中因病滞留越南凉山。1939年11月4日在凉山因病逝世，享年100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都发表的悼念唁电。重庆《新华日报》刊发的悼念文章。
1952年人民政府将马相伯灵柩从越南凉山护送回沪，择地安葬。1984年迁墓于宋庆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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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民主人士宋泽夫
宋泽夫（1873-1942年），江苏省盐阜地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为兴办地方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又写了大量文章，歌颂革命，抨击敌人，尤以杂文为著。陈毅将军称誉他为“苏北的鲁迅”。
他原名宋殿康，字泽夫，后改名宋润。1872年生于盐城宋村（今盐都县秦南镇）。童年失去双亲后由伯父宋翰西抚养成人。少年时就学于西汉张（地名）俞墨之先生门下，勤奋读书，才智出众，1895年赴淮安会试名列第一，中秀才。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他萌发了革新之志。1906年，毅然放弃科举仕途，考入南京宁属师范，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在校期间，相识了淮安人周实丹，结为盟友。毕业后又怀着为故乡培养人才和教育救国的愿望，回到盐城，在沙沟创办小学。1910年，又发起成立以地方士绅为主参加的“西南乡自治会”，团结有志之士，积极响应革命。
1911年至1922年，盐城屡遭水旱灾害，农民生活极端困苦。但是，向农民摊派的苛捐杂税依然十分沉重。对此，宋泽夫非常气愤，上书盐城县府，要求澄清吏治，革除积弊，取消苛捐杂税，以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斗争。这一正义行为，遭到江北都督蒋雁行电令通缉。1913年初，盐阜一带盗匪猖獗，为使百姓免除侵扰，盐城设清剿分局，宋泽夫毅然出任副办，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坚决镇压，没有几个月，土匪就销声匿迹了。同年3月，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并策划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宋泽夫为宋教仁追悼大会写了一副挽联：“杀不尽宋渔父，忙坏了曹阿瞒”，揭露了袁世凯窃国专权的罪恶。为此，又遭当局通缉，被迫逃离盐城，避居南通。1913年底，在云南的蔡锷组成讨袁救国军，宋泽夫在南通竭力规劝担任镇守使的同乡人管继青响应蔡锷倒袁。1918年，宋泽夫出任盐城县劝学所长，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宋泽夫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写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的罪行，呼吁爱国救国。并反对复古、奴化，提倡白话文，主张男女同校，推动了盐阜地区新文化启蒙运动。
为了发展地方教育，宋泽夫在家乡宋村创办“亭湖中学”，自任董事长。由他的儿子宋我真（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生）任副校长，负责起具体教学工作。他经常结合时事，借题发挥，抨击时弊。在经济上缺少支持，政治上遭受迫害的困难情况下，仍兢兢业业办学，使亭湖中学校风成为全县的模范。亭湖中学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不少是后来成为共产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
1924年国民党“一大”以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宋泽夫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寄于莫大希望。在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上，写出立场鲜明的对联“渔父在天，忽逢知己；列宁死后，几见斯人？”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外不抵抗，对内迫害进步人士。宋泽夫对此痛心疾首，在《新公报》发表文章，有一篇题为《青天白日哪里去了？》嘲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是乌天黑日，“中华民国除了一面旗子而外，却从何处再去寻青天白日！”写出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1933年3月，又有《聪明亡国》一文，巧妙地讽刺了蒋介石，无情地鞭笞蒋介石政权。宋泽夫因而多次遭到当局的明文通缉和特务暗算。但他始终恪守自己的誓言“头可杀不可磕，腿可断不可屈”。陈毅十分赞赏宋泽夫的爱国情操和顽强斗争精神，尊称他为“苏北的鲁迅”。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出任第五战区盐城县抗日同盟会会长，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1940年，新四军到达盐城后，他热烈欢迎新四军，并担任盐城县临时参议会会长。与陈毅军长一见如故，深信“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希望”。1941年夏，日本侵略军大举扫荡苏北，在盐城一带也推行伪化。当时，日伪到处建立据点，横行乡里。宋泽夫毅然返回离敌据点秦南仓只有二里路的老家宋村，出任乡长，领导乡亲们抗敌锄奸反伪化。他不避艰险，不畏强暴，经常乘着小船到处活动，积极配合抗日锄奸铁血团的工作，揭发检举汉奸，由政府给予应得的惩处。周围群众非常担心他的的安全，劝他躲避躲避，他激动地说：“新四军中，年轻小姑娘尚且不顾任何危险，与敌周旋，我已年老，有何畏惧，岂能贪生怕死，不如一个小姑娘。”他始终坚持在原地斗争。并写书预嘱家人，“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12个大字，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一身正气。
1942年3月18日，天朦朦亮，从秦南仓来了一群日伪军，突然包围宋村北舍一户农民住宅，从被窝里抓走了被敌伪视为眼中钉的宋泽夫。面对穷凶极恶的日伪军，他怒目圆睁，昂首挺胸地走去。路经宋村，他停步看了一眼流泪的众乡亲，并凝视了他创办的亭湖中学。敌人将他押到秦南据点，当天下午进行审讯，问他：“为什么帮助新四军？”他慷慨陈辞：“因为新四军为我们抗战，为我们锄奸，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因为他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若不是新四军做我们的救星，我们早当亡国奴了，我信仰他们！”并破口大骂日本侵略军，痛斥周围汉奸。敌人被激怒了，对他严刑考打，将他倒悬在木柱上，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面。他死去活来，仍然“汉奸！”“强盗！”骂不绝口。在禁闭室，顽强不屈，决心以绝食进行斗争，送来的饭菜一连三天倒掉，颗粒不进。共产党组织闻讯，多次设法带信给他，劝他保重身体，将来再为国家民族效力。他才放弃了绝食。4月8日，宋泽夫被100多名荷枪实弹的日军，押往泰州。路经兴化、高邮、江都，都受到毒打。日军驻泰州司令南部襄吉，与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深知酷刑无法降服宋泽夫，便一反常态，用"德高望重"来恭维他，要请宋泽夫当盐城县县 长，要代他重建校园。宋泽夫拍案而起，严辞拒绝，当面痛斥。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押回盐城，软禁在盐城亮月街。又送来“苏北行营顾问”的聘书，附一包特殊聘金。聘书被宋泽夫撕得粉碎，金钱拒不接受，笔记中他这样写着：“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的意志绝不为之动摇，我的毅力绝不为之消失！”后来，在共产党和乡亲们多方面营救下，终于脱离虎口，回到了民主根据地。
宋泽夫出狱后，仍积极从事抗日工作。他忍着伤痛，伏案写了《被俘记》。重新整理了旧作长诗《呆子吟》，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恶和汉奸卖国贼的无耻。1942年10月，他以"德高望重"被举为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副议长。不料因伤痛复发，病势日重，移往时扬庄疗养。在养病期间，见到来看望他的人，他都谆谆嘱咐：“走一条路，跟共产党。”直到病危时，还猛击板壁大声呼喊：“抗日杀汉奸！”不幸于1942年10月10日下午4时离开人世，终年70岁。
宋泽夫先生逝世后，各界人民沉痛举行追悼会。中共盐城县委敬献挽联：“敢说敢言，敢怒敢骂，嫉恶如仇，临终犹高呼杀敌；有气有节，有爱有憎，刚毅可风，遇难竟不屈寇庭。”《盐阜日报》发表“社评”，高度赞扬他爱憎分明的立场，号召全区人民学习他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为纪念宋泽夫，盐城中学定名为“泽夫中学”，并修建了“宋泽夫纪念亭”，募捐“宋泽夫奖学金”，编纂宋泽夫遗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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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敏永远跳动中国心
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生活的地方，人们都熟悉《我的中国心》这首动人肺腑的歌曲；凡是飘荡着《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的地方，人们都记住了那位戴着眼镜 、穿着西装把这首歌唱遍神州唱向世界的香港著名歌星张明敏先生。现在，张明敏先生就坐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独家专访，以他那极富磁性的嗓音忆昔话今谈笑 风生，不乏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唱了一万多遍的经典歌曲
张明敏永远难以忘记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张明敏”这个名 字和那首《我的中国心》的歌曲就是通过这次晚会被人熟知被人喜爱的。虽然已经过去16年了，然而一提起这桩往事，他依然激动万分，他说：“没想到一首歌一夜红遍全国，对我一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将永生感谢新华社香港分社、感谢中央电视台、感谢春节文艺晚会”。
当时，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已经出现喜人的进展，香港九七回归已成定局，有关方面明确要求把这一内容列入收视率最高的春节文艺晚会，并很快达成了“邀请香港歌手演唱”的共识。
从那以后，《我的中国心》几乎成了张明敏的代名词，凡是有他出场的演唱 会，人们都会异口同声地高呼《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已成了他每场必唱的保留 曲目。张明敏非常自豪地对我说：“虽然我没有准确地统计过唱了多少遍，但是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我的中国心》已经成为一首经典歌曲，我在正式 场合演唱它的次数不会少于一万遍”！
张明敏始终把“展示中国心，呼唤爱国情”作为自己的宗旨，举办了几次相 当漂亮的大型活动，主要包括：为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而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达 154场，足迹遍布32个省会城市，宣传、造势的同时筹得款项60万元捐给了亚运 会组委会；组建香港青年联会，创作出《青年人，中国心》等一批歌曲；组织大 型活动，联合全港青年为香港、澳门回归而忙碌。《我的中国心》伴随他东奔西 走越传越广，他为所有歌迷的签字也都是“中国心：张明敏”。
给儿子唱歌打70分
张明敏的演艺生涯证明了他是个歌坛的强者，打从1979年开始他的演艺生涯 以来，他一直注重勤学苦练，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好的歌曲、最佳的演艺 奉献给亲爱的听众和观众。他接受过戴思聪、宋迟、魏秀贤等许多位老师的严格 训练，并深得他们的好评。常常是每练一首新创歌曲，总是如痴如醉地反反复复 地练唱，不断设计新的方案，又不断地自我淘汰和选择，最后选定一种最佳的演 绎方案。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或旅行袋里，总不会忘记放入新创歌曲的歌页， 一有空就拿出来练唱、琢磨。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家中练唱，他的在银行任职的太 太和正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就成了他的每一首新歌的首批听众。张明敏告诉我： “我的太太好像对唱歌并无多浓的兴趣，倒是我的儿子还有音乐方面的天赋，他 不但喜欢听、唱流行歌曲，而且我在家中反复练唱的新歌最先学会的并不是我自 己而是他”。我因此要他给他的儿子的唱歌水平打打分，他略思片刻后给了个70 分的回答。我发现这个分数与他刚才眉飞色舞一副陶醉感的夸奖有些差距，看来 他在家中一定是个严父。
张明敏告诉我：现在在香港办有“张明敏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办有一千平方米的“敏club”（俱乐部），他要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身于文化娱乐 事业，用歌舞文化娱悦大众。
永远跳动中国心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的话题是张明敏预料之中的，然而他的回答却让人心 情激动不已。除了专程到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录制《同一首歌———相聚 2000大型歌会》再唱《我的中国心》向海内外播放及参加春节晚会最佳节目评选 揭晓晚会并演唱《青年人，中国心》之外，他还应邀抽空到浙江温岭市和安徽芜 湖市等地为晚会演唱《我的中国心》、《青年人，中国心》和《新世纪的太阳》 等歌曲。但最近他最主要的事儿则是为他的新专辑选歌、写歌和录制，到目前止 ，该新专辑里的歌曲已经选定并录制了《澳门，澳门》、《新世纪的太阳》、《 尘缘》和《凡人恋曲》等四首，另一首《忏悔》则于近期在南京录制。我知道好 多内地歌手都喜欢到香港去录制歌曲，为什么他却要选在南京录制？张明敏告诉 我：《忏悔》是一首为了回击日本某些当权者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以 支持东史郎义举而最新创作的歌曲，选在南京录制并于东史郎抵达南京时首唱更 有史实感更有说服力更有深刻的意义。他说：“我要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用这 首《忏悔》之歌，来支持东史郎、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一番话让我怦然心动， 感受到他那一颗爱憎分明、永远跳动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