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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第一节 生活需要友谊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7 22:47:21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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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休息与娱乐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节选）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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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和林庚
徐志啸
北大中文系不久前曾先后为两位海内外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游国恩先生和林庚先生，举行了“百年纪念研讨会”和“九秩华诞祝寿会”。
游国恩先生和林庚先生，有着不少契合之处——他们同治中国古典文学，毕生的心血与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事业。他们都研究楚辞：游先生数十年如一日钻研楚辞，成果卓著，早年问世《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楚辞论文集》，晚年编就《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在楚辞研究领域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的大家之一；林先生对屈原情有独钟，以自身的诗人气质领悟屈原作品，出版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精见叠现，深为楚学界所推重，尤其《天问论笺》，集论、笺、释、译为一体，被誉为清末以来研究《天问》的集大成之作，迄今无过其右者。他们又都是文学史研究专家，声名享誉学界：游先生领衔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并亲自编撰其中第一卷，这套文学史著作六十年代问世后，成为国内权威的文学史代表作，许多高等院校均将其作为中文系文学史课程的必修教材，至今它仍一版再版；林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即已问世厦门大学版《中国文学史》，五十年代又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册），到九十年代，在助手协助下推出《中国文学简史》全本，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独到见解与精辟概括，曾博得包括朱自清先生在内的诸多专家学者的称赏，在文学史研究领
域堪称独树一帜。他们还共同主编了广受称道的文学史参考资料，其中游先生领衔《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编纂，林先生负责《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套文学史参考资料兼顾了教学与研究，资料详备，注释精当，其间充分体现了两位先生的学术眼光和深湛功力，行世以来，屡获好评。
有意思的是，游先生与林先生曾长期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且同为教研室的主任，游为正，林为副。漫长的岁月中，两位先生融洽共事，合作默契，友情甚笃，同事学生中为此传为美谈。曹道衡、沈玉成在为《游国恩学术论文集》所写的“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和闻一多先生、林庚先生的友谊。”“1952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合并于北大，先生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是林庚先生。两位先生团结一心，前后合作十余年，从无间言。前辈间的道义风范，至今仍是后学的楷模，令人心仪神往。”曹沈两位学生对自己先生的生动回忆，活画出了游林两位先生令人钦敬的人格风范，这在老一辈学者中实属难能可贵。
季羡林先生特别赞赏林先生的“童心”，他说林先生自少到老都充满了“少年精神”——季先生与林先生自“清华三剑客”（另一位是吴组湘先生）以来，友情长达七十年，他对林先生可谓知之甚深，因而描画也最真切。
有幸躬逢两个会的我，深感两位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大家，他们在治学的方向与内容上有着不谋而合的“形似”，又在作为学者教授的道义风范上，有着如出一辙的“神似”，正由于此，他们才会在昨天、今天，乃至明天，始终为学术界的众多学子们所敬重、缅怀与尊崇，是他们的人格与学术成就，铸就了令人敬仰的丰碑。�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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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高棠与何振梁：
两位奥林匹克功勋人物的非凡友谊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８日，北京申奥代表团最后一批人马载着胜利与光荣抵达首都机场时，出现了动人的一幕：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何振梁一走下飞机，一眼就在欢迎人群中发现中等个儿、头发花白、身穿白色短袖衫的荣高棠。与此同时，８９岁的荣高棠步履矫健地向他走去。两位老人忘情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夺眶而出。
求贤若渴，荣高棠借东风挖人才
１９１２年出生的荣高棠是河北霸县人，１９２９年出生的何振梁是江苏无锡人，两人相差１７岁。１９４９年团中央成立时，荣高棠是第一任秘书长（后很快提拔为书记处书记），何振梁则是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三年级大学生。
１９５０年，团中央因外事任务需要到上海选拔外语人才，何振梁所在的大学全部课程都用法语讲课，法语好、品学兼优的何振梁被选中，调到了团中央。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央人民政府第１９次会议正式决定，在政务院下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主任。为成立中央体委一直呼吁奔走的荣高棠也由团中央调到体委任秘书长。
年轻的何振梁当时热衷搞技术，于１９５２年底抓住一个机会调到二机部，被分配到四局机械动力处电机组工作。
何振梁与体育很有缘。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他被团中央借调回去参加国际农村青年大会，会后与团长吴学谦一起离开维也纳回国，在火车上遇见中央体委国际司副司长张联华。一路上，他们山南海北地聊。张联华发现何振梁是人才，回到北京后就打报告给荣高棠，说要调何振梁。
荣高棠在１９５１年任副团长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和１９５２年率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时，都是何振梁任法语翻译，他对何振梁的才干和严谨作风颇为欣赏，所以立刻批准了。
没想到，何振梁却不愿离开自己钟爱的技术岗位，认为搞翻译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创造性，遂向组织表示：还是愿意留在二机部。四局机械动力处一直对何振梁寄予厚望，也帮他说话，表示不放。
荣高棠思贤若渴，见公事公办行不通，就请贺龙亲自给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写信要人。赵尔陆是贺龙的老部下，见老首长亲自写信来要人，不想为一个人的调动伤了与老首长的感情，只得忍痛割爱。
此时，何振梁刚入党不久，对组织的这一决定只好服从。到中央体委报到后，他被分配到国际联络司，分管国际奥委会方面的工作，从此与国际奥委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这样，何振梁又成了荣高棠的部下。他上任后不到３个月，就奉命随荣高棠、张联华、董守义一起去巴黎出席国际奥委会第５０次巴黎全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及各国奥委会联席会议。这一会议使何振梁终生难忘，也一下子拉近了他和荣高棠的距离。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３日是国际奥委会全会开幕的日子。那时由于国际上反华势力很强，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不久，参加国际奥委会这样由美国人布伦戴奇当主席的会议本来已是如履薄冰，又加上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荣高棠、张联华惟恐犯立场错误也在情理之中。开会前，荣高棠叮嘱参加会议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及翻译何振梁说：“我们对国际奥委会情况摸不清，没有经验。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开会时要和他们坐在一起，有问题要和他们商量，千万按总理的指示办！绝不允许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
下午，董守义和何振梁汇报说，在布伦戴奇的支持下，台湾来的委员王正廷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委员在会上极力鼓吹“两个中国”，他们商量后曾三次准备站起来发言，但苏联委员安德里昂诺夫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奥委会中占据少数，惹出事来对我们不利”为由，加以阻止。
听了他们汇报后，荣高棠气鼓鼓地说：“这是原则错误！回国等着挨批吧！”
回国之后，荣高棠如实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阅后果然提出严厉批评。
何振梁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十分紧张和沉重，觉得自己是党员，却没能在关键时刻捍卫原则，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委托。刚调到体委第一次参加外事工作，就犯了这么大的政治错误，他真是悔恨莫及，感觉抬不起头来。
出乎何振梁的意料，荣高棠在各种场合汇报时都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他像看透了何振梁的心事似的，安慰何振梁说：“无论在何时何地，原则问题是不应让步的。你们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发言是错误的，但也不要太难过，在这种场合谁也不容易掌握好。错误由我来承担，我是团长，我已给总理写检查了……”
秉公讲话，荣高棠保护何振梁
１９５９年秋天，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的批判对象就是国际组织科科长何振梁。
了解内情的人说，这次的确是何振梁被抓住了辫子，而且证据确凿。在下放到陕西商县西涧大队劳动锻炼期间，他曾给党支部写了不少信汇报思想，这些信对人民公社、大跃进颇有微词。更为严重的是，他被临时抽回来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时，竟带回一块当地农民吃的糠饼给国际司的同事们看，还说：“农民生活这么苦，我们搞外事的花国家钱时要想到基层老百姓还在吃糠饼。”
何振梁成了边缘人物，他的“错误”说小可小，说大可大，拉一下就是错误认识问题，推一下就可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荣高棠当时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听说何振梁的情况后很关注。他自信了解何振梁：他是品学兼优的人才，而且有着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执著与痴情，组织纪律性极强，绝不会对党存有二心。
荣高棠在一个关键场合明确表态说：“何振梁的信是向党支部反映情况，这是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他并没有到社会上对党实施攻击，所以不要无限上纲上线，批评帮助一下就行了……”
正是由于党组副书记荣高棠给何振梁定了调子，何振梁才得以过关，并恢复了正常工作的权利……
心底无私天地宽，荣高棠力排众议推举何振梁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中国的体育史上是闪光的日子：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一致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案。从１９５１年准备参加第１５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到１９５８年中国因当时国际奥委会搞“两个中国”而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再到１９７９年回到国际奥委会大家庭，这场为维护中国合法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历经了２８年。
这是中国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从１９４９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以来，就开始与国际奥委会打交道的荣高棠和何振梁的兴奋心情更是难以言表。
１９８０年初，国际奥委会致信中国奥委会，要求提供中国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及有关情况。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建议中国提出３名候选人，并请中国注明哪一位候选人是最佳人选。
经过反复斟酌，广泛征求意见，在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王猛主持的党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３名候选人，他们是荣高棠、牟作云、何振梁。当然，第一名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大家听了这个名单后都表示理解和赞同。
荣高棠，可以说是新中国体育的拓荒人，对新中国体育的发展，特别是对乒乓球运动的崛起功绩卓著。他以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与国际奥委会打了多年交道，后来又多次率体育代表团参加各种国际运动会，经验丰富、反应敏捷，无疑是很好人选。
牟作云，１９３６年曾以篮球运动员身份参加第１１届柏林奥运会。新中国成立后，受荣高棠力邀，毅然离开清华创立中央体训班，培养出郑凤荣、陈镜开等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为发展新中国体育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何振梁，法语水平非常高，通晓英语、俄语，有多年在国际体育界交往的丰富经验，充满智慧的工作方法，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他的工作总是高效率，但资历最浅……
讨论这个名单时，荣高棠正在外地出差。他回京获悉这一信息后，没有涌起即将获得殊荣的巨大喜悦，而是认为自己毕竟已经６８岁了，不是最佳人选。他甚至想到，中国进入国际奥委会后，必将极大地推动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将来不仅要参加奥运会夺金牌，说不定还会申办奥运会，如此任重道远，应该派年轻些的人担当才合适。他还认为，当此任者不仅应该外语好，而且要有对外政策、国外体育事务等方面的广泛知识。这个人选，非何振梁莫属！
为了使大家认识到何振梁的价值和潜力，他还举了许多例子：６０年代初何振梁曾多次参加党政代表团的工作，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外语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外交部一些法语干部都自愧不如。外交部一直想把何振梁调去，在与体委人事部门联系时，体委说外交部要用３个翻译来换何振梁才行，可等到外交部调去３个翻译，体委又迟迟不放人。有一次，周总理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会谈，何振梁当翻译，会谈后，周总理让何振梁到他们领导人的小食堂用餐，乔冠华见周总理和贺老总一起吃饭，亲自出马展开外交攻势：“我们外交部愿用３个干部换何振梁，３个人已经去了，希望贺副总理同意把何振梁调到外交部。”乔冠华以为贺
龙不好当着周总理的面反驳他，不料贺龙一磕烟斗说：“就你们外交部需要人才，我们体委就不需要人才啦？”乔冠华大失所望，忙用目光向周总理求援，周总理笑了笑，没有说话。何振梁被留在体委。
讲完了这些往事，荣高棠明确表示：“把我的名字拿下来，把何振梁排在第一位！”
在荣高棠的坚持下，国家体委把已上报国务院的文件追回来重新起草上报。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中国奥委会给国际奥委会的复信中，候选人名单排列次序是何振梁、牟作云、马启伟，并注明何振梁是最合适的人选。
由于中国抵制１９８０年莫斯科奥运会，萨马兰奇主席为确保何振梁当选，将推荐新委员的日子延至１９８１年９月（国际奥委会第８４次全会）。何振梁顺利当选委员后，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要职的第一人。
心底无私天地宽，荣高棠让贤让出了一位世界级人才，推举出一位奥林匹克功勋人物，而他自己在１９８３年被国际奥委会授予奥林匹克银质奖章，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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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话友谊
中柬两国情谊深，自古就是好近邻；
亲王侃侃谈友谊，患难之交备加亲。
柬埔寨发生朗诺集团的政变后，西哈努克把他的总部设在北京，而没有设在莫斯科或巴黎。对此，许多记者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在政变之后马上就去北京呢？”
西哈努克回答说：“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他们这样决定的。拟定政变时间表的正是这两个阴谋家。我的日程是早就定好了的。他们选定那么个时间和地点动手，使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莫斯科以后的停留地点本来就是北京。考虑到我很快就下了决心要进行反击，而北京又正好在我旅行日程的下一站，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机“我本来是可以顺路到半打以上的首都之一去的。”西哈努克说，“可是，金边阴谋家们的行动促使命运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知道我马上能获得北京的支持，我同周恩来总理的友谊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我表示过的感情，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由莫斯科抵达北京时，我从机窗先看到欢迎的群众，后来看到了外交使节们。等到飞机停止滑行时，我又看到周恩来同一群政府显要们走向机旁，我就知道事情同我所想象的一样。周总理拥抱我并说：‘你仍然是国家元首。我们永远下承认其他人。’这只能证实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是正确的。”
谈起他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谈到他对周恩来最初的印象时，西哈努克亲王说：“我是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会见周恩来的。那真是所谓一见倾心啊！就像我在此以前对戴高乐将军以及在这以后对毛泽东一样的倾心。世上只有这3个伟人！究竟他们有哪些共同之处能那样吸引着我？他们有伟人的朴素本质，他们尊重弱小者。他们尊重一个小国和这个小国的领导人。他们3个人都对民族和个人的尊严有高度的评价，而且也是对别人的爱国主义很尊重的爱国者。尽管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同戴高乐的背景和思想不同，我发现他们有这些共同的特色。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这两位中国领导人也高度评价戴高乐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在万隆会见周总理以前，”西哈努克说，“我曾向我们出席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打听过有关他的情况。他们对我说，周是个很吸引人的人物。他知道怎样把事情讲清楚，怎样去圆满完成他的任务。他说他只希望同柬埔寨友好，就中国人来说，只要柬埔寨保持独立就足够了。’他说过，‘不过，别再落入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如果你们能保持独立，我们就支持你们，而且我们就能成为朋友。’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包括桑·萨里、狄潘以及其他类似人物在内的极右翼的代表团。所以他们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他是个共产党，因此你得小心点。正是因为他有吸引力，他就更是个危险人物。”
“在我们头一次见面时，我就发现他豪爽、友好而且非常直截了当。他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感的架子，但我感到他在我面前是个‘大人物’。他那朴素而谦恭的风度同有些打着美帝国主义旗号而又趾高气扬的小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马上对我的中立立场表示祝贺，并说中国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独立和中立的。”西哈努克说，“我们只直率地交谈了几句，可我们在万隆结下的友谊从那以后却得到了日益发展和加强。周恩来邀请我访问北京，我第二年去了。但自由世界对此惊惶失措了，特别是美国和我
的一些邻国。甚至来自北京的英国代办也居然认为有必要给我来一点长辈式的警告，说什么‘他打心眼里并不希望我去访问北京’。他这话是在1955年香港英国总督宴请我的时候讲的，而他自己的国家却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谈到他和毛泽东主席的交往和友谊时，西哈努克说：“当我1956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1个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我，而且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较小的国家感兴趣并且对它们尊重的象征。这总使我感到.具有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比社会背景和形式上的思想标签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对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对我也这样。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慢慢感到他对我有了比较深的感情，就像我对他那样。”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重点讲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的问题。他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毛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一直履行了它的诺言。”
西哈努克又说：“1958年8月，毛泽东在我到达后不久就在主席官邸接见了我。那时北京天气很热，我们第二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搭的一个帐篷下继续我们的谈话。后来又到海滨避暑胜地继续我们的会谈。赫鲁晓夫几个星期之前也访问了北京。毛主席的一个侍从人员对我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我是唯一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主席多次会面的政治家。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我到海滨避暑地。”
“难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洗我的脑筋？”西哈努克说，“对这类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毛主席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同邻国的关系，我们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是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他也很想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国的亲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不过，从我们一开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认真地对待我。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
“譬如说，英国就曾建议我对英国进行一次正式的访问。”西哈努克说，“但它的建议含含糊糊，还得加上诸如日期方面的限制，提醒一下英王陛下和大臣们在活动方面有许多承诺等等，所以我宁接受社会主义世界，特别是中国发来的直截了当得多的邀请。”
1960年，英同首相麦克米伦在那届联大会议上，曾邀请西哈努克访问英国，并保证说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他。第二天，他用书面形式把这项邀请肯定下来，但加上了这次访问“将不是正式的”这么一个条件。西哈努克鉴于这种情况，就很不客气地说：“我可不是一个旅游者，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参加皇家花园宴会上。由于我也答应了许多其他的正式活动和邀请，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了英国的邀请，使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一霍姆爵士不得不亲自登门造访，设法弥补一下过失。我从那以后从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
“我得立即加上一句，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大国才出过这类丑事。”西哈努克介绍说，“1965年，我应邀前往包括亚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以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进行正式访问，先后次序是根据这些国家提出的日期和日程定好了的。但到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时，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来看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份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说什么由于苏联领导人在原定访问期间‘突然很忙’，因此粗暴地要我推迟访问，而且对新的访问日期只字不提，我苦思冥想，是不是我在北京或平壤说过什么得罪他们的话呢？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也未曾要求苏联人对此作出说明。我取消了对其余国家的访问，直接回金边。”
西哈努克在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指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类行为是完全不符合他们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概念的。我早在1958年3月22—29日这期的《柬埔寨现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这个方面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发现他们是真正尊重国家和个人的尊严的。”
西哈努克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周恩来总理谈到了大国沙文主义，共产党政府深知亚洲和其他小国对于它们应享有的尊严和联合国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能否落实是特别敏感的。在对待国宾的礼仪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构成了这方面的大部分幻想被破灭的基础，而亚洲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确存在这种做法，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声望的亚洲人，对他们的荣誉问题比对金钱问题重视得多，要是重物质主义的西方人真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准会大吃一惊。”
文章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我们保持中立作了对比，而且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西哈努克继续写道，“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让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把这些人当作炮灰……但是，搞一支雇佣军队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支军队愿意为付钱的人打仗的话，那么它不是也很可能背叛他，跑到肯付更多钱的新主人那边去吗？”
西哈努克说：“我用不着对这段后作任何修改，因为它在今天对尼克松主义以及什么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等等仍然适用，而且适用得更加维妙维肖。尼克松之所以最后遭到不光彩的失败，恰恰是由于雇佣军到了面临真正考验的时刻是毫无价值的缘故。”
“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从未说过：独立嘛当然可以，不过它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嘛当然也可以，但它必须是‘左派的’中立。只要独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带任何条件：对柬埔寨是这样，对整个东南亚也是这样。毛主席或周总理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西方领导人及其在亚洲的仆从们则总要对我来这一套。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并且通常先加上这么一段话：‘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得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施加这类压力。”西哈努克说，“我们经常从西方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而中国领导人则从来不主动地这样做。要是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时加上以下的保留：‘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种办法对你们也适用。”
西哈努克回忆道：“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柯西金总理那热情支持的表示声犹在耳，我曾天真地设想过抵抗政府可以在国外有两个中心。如果中国人同意的话，一个中心设在北京，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距离我国比较近并与北越接壤，而我们又必须依赖北越来转运供应品。另一个中心设在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由于莫斯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比较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是个很理想的地点。我曾打算在这两个首都各住一半时间。可是，后来莫斯科不愿意再见到我。苏联政府宁可同朗诺保持关系。……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中国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泽东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帐。司是军人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帮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西哈努克说，“中国政府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抵抗政府使用。为我们提供极为方便的工作条件和一切设备，从临时的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
在1970年5月1日西哈努克与毛泽东会见时，他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毛泽东诚恳他说，“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在这里亲王回忆了和毛泽东主席一次妙趣横生的谈话，转引如下：
毛泽东：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毛泽东（大笑道）：你很聪明，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西哈努克：我獭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毛泽东：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大武断，而且事情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主席的东西是会站得住的。因为你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
“像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西哈努克说，“在我们1970年5月1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1956年、1958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的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态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5月1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
西哈努克对毛泽东对赌场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些腐化透顶的家伙。”西哈努克说，“这家赌场是1969年开设的。就像许多国家经营国家彩票的目的一样，都是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我国的政党们把它作为一大‘丑闻’来大做文章，并把它作为废黜我的理由之一提了出来。其实，他们自己才是一伙为了自己发财致富的贪污能手呢！”
当时，有个工作人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
“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西哈努克说，“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7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是，毛主席对这两个3月18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西哈努克说：“毛泽东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24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在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3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主席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
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西哈努克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1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所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
“美国和西贡的高级将领随心所欲地在柬埔寨进进出出。要是阮文绍‘总统’想飞往柬埔寨，他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征求朗诺的同意。阮文绍甚至可以跑到柬埔寨的领土上来召见他的下级傀儡朗诺并对之发号施令。”西哈努克说，“在北京，没有任何中国官员（或任何其他人）会不通过礼宾程序就进入我的抵抗政府所在地，而礼宾程序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在北京，柬埔寨的主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文字上，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受到最严格的尊重。我的住所像柬埔寨领土一样受到认真的尊重。”
西哈努克说：“尽管我显然要长时期留在北京，但是包括礼宾方面的尊重在内的一切待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而这种礼宾方面的尊重是我作为国家元首——1956年与1958年则作为首相——进行访问时所一贯享受的。关于我在北京的长期逗留，我收到了不知道多少几乎千篇一律的问题：为什么我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我的一些疑心比较重的大臣们，在研究了那些没啥名气的新闻记者们所提出的这类千篇一律的问题后，认为这是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我的影响的新动向。也许他们希望，我那容易感情冲动的性格会驱使我往南到解放区去，以证明我自己是勇敢的。当法国记者提出这类问题时，我有时总想这样回答他们：
“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3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
西哈努克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上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补充一句话：让我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鼓舞的源泉。它至少是我们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和将来在重建我们国家方面的部分保证。任何抵抗运动都不敢想象能够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要是朗诺一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们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扩展资料
匈牙利人山德尔寻找冯玉祥将军的子女
自左至右：山德尔、冯洪达、冯理达、罗元铮。
自左至右：冯洪达、冯理达、冯颖达、冯小达兄弟姐妹四人。1948年摄于美国。
他至今珍藏着与冯理达、冯洪达、冯颖达、罗元铮的合影，经常拿出来细细地看，并陷入美好的回忆和深深的思念中。他还常把照片给别人看。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中国姑娘特别可爱，我希望你们至少有一个人能够娶到中国姑娘为妻。
有关“友谊地久天长”的诗和歌已经多得不胜枚举，而一个真实鲜活、经过半个世纪考验的友谊故事，近来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它使那些华丽的诗和动听的歌都黯然失色。
外交官夫妇连接莫斯科旧情缘
那是去年6月，我家夫君刚从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任满回国，又赶上使馆的文化参赞也回国休假，就约了几个朋友小聚一次。席间，自然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侃。侃着侃着，刘参赞忽然问大家：“你们谁能帮助找到冯玉祥将军家的子女？”在座的都说不认识，却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个匈牙利老头儿跟着了魔似的，一直在找他们家的人。”刘参赞就给我们讲了如下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能到苏联去留学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梦寐以求的事情。匈牙利青年山德尔(音译)有幸进入苏联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那里，他又先后与冯玉祥将军的几个子女冯理达、冯洪达、冯颖达，还有冯理达的丈夫罗元铮成了好朋友。他和冯洪达同窗共读，而且住在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在皑皑白雪中追逐着打雪仗玩。山德尔还特别喜欢冯家妹妹颖达，怀揣一段甜甜的心事。
以后，战争威胁到了莫斯科，学院迁到了列宁格勒。谁知他们仍然在那里相聚，又一起学习和生活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互相了解着彼此的国家、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他们相约永远做好朋友；他们相约，哪怕万水千山，哪怕灾荒和战争，绝不忘记这份情谊，到老也要互相找到对方。
后来，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国家。若干年后，各自的国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岁月流逝，那个朝气蓬勃的匈牙利青年山德尔一眨眼便垂垂老矣。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他却始终忘不了他的中国朋友，忘不了他们关于友谊的誓言。他很遗憾自己没能娶到中国妻子，他就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中国姑娘特别可爱，我希望你们至少有一个人能够娶到中国姑娘为妻。他至今珍藏着与冯理达、冯洪达、冯颖达、罗元铮的合影，经常拿出来细细地看，并陷入美好的回忆和深深的思念。他还常把照片给别人看。一旦遇到中国朋友，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官，他会拿着照片请人家帮助寻找旧日的中国朋友。大家也帮着他找，但不知为什么，寄回国内的信件阴差阳错地都没了下文。
当我听到这些故事后，被山德尔老人深深地打动了，我决定帮他。于是，我连夜写了一篇数百字的小文：《一位匈牙利老人急寻冯玉祥将军的子女》，刊登在《北京晚报》上。两天里报社接到热线电话一百多个。有的人还直接找到我，提供线索。
我终于和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冯理达同志——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和新中国第一个女部长李德全的长女通了电话，她非常高兴，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聚一聚。
我们夫妇和刘参赞一起去拜访了冯理达同志。大家刚刚握完手，便一见如故地打开了话匣子。冯理达同志说：“民培你真行，你立了一大功，把失去联络五十多年的中匈两国的好朋友联系起来了。”我笑着，心里由衷地感到欣慰。
冯家五姐弟沧桑人生
我们问起山德尔关心的冯家姐弟的情况。
冯理达略有点伤感地说：“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五个：我是老大，下面依次是妹妹颖达、小妹妹小达、弟弟洪达。本还有一个弟弟小光，一岁就失踪了。四个兄弟姐妹到今天就剩下我一人了。”
冯理达说：“最先去的是小妹妹冯小达，那是在1948年，毛主席、周总理邀父亲全家回解放区参加解放斗争。归途中，轮船行至黑海时起火，发生了惨烈的海难事件。这次海难事件，父亲和妹妹小达遇难去世。”冯理达非常悲哀地对我们说：“全都烧成漆黑，认都认不出来，惨极了。颖达和妈妈也负了伤。冯小达是父亲冯玉祥将军和母亲李德全最小的女儿，深得父母疼爱。爸爸在诗里都说她‘……小达瘦中娇，真不愧是小辣椒……’可见对她的宠爱。
“山德尔喜欢的是我的大妹妹冯颖达。她自幼好学。1947年，她和我们父母一起在美国。1948年黑海海难时，是颖达从烟火中冲出来，大敲我夫妇所在舱室的门，唤醒我们起来逃生的。在这个事件后，颖达和妈妈受了伤，她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刺激和伤害，留下了后遗症。1949年，颖达赴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学习。就是在那儿，她认识了山德尔。在苏联她始终体弱多病，还患了结核症。1950年，周恩来总理访苏时，把她带回国内养病。1952年康复后，她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自1956年始，颖达一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
“她和丈夫——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增菲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都在美国，挺有出息。她自己牢记父亲冯玉祥的教导‘要自爱，要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她熟练掌握俄语、英语两门外语，把西文图书编目工作搞得非常出色。解放后妈妈李德全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是颖达妹妹精心照料着母亲的生活和身体，做出了默默的奉献。
“颖达于1990年去世。她的去世使我悲痛之极，同胞五人，我与颖达情谊最深。我忘不了与颖达在美国共同支持爸爸妈妈的日子；忘不了与颖达在苏联一起学习的艰苦岁月；更忘不了黑海海难事件中，是颖达妹妹冒着滚滚浓烟冲过走廊，声嘶力竭地敲打我的门，唤醒我们火速逃生，那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啊！
“她去世时，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披衣起来，在灯下给妹妹颖达写祭文。写了一篇《思妹》，又写《念妹》；再写一篇《悼妹》，最后写了《哭妹》。‘……颖达爱妹，颖聪达观，颖丽过人，正义慷慨……情谊最深，骨肉情真……妹先去，姐心碎……。’
“弟弟冯洪达，是父亲最小的儿子，他也曾随父母到美国，也曾到苏联学习，在那里他和山德尔同班读书，又住在一个宿舍，结下了深情厚谊。洪达的童年和少年，正是父亲冯玉祥将军‘从一个旧军人，经过了曲折的道路，转变成一个民主军人，最后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时期，他自幼从父亲那里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志。他长得高高的，方圆的面庞，酷似父亲。魁梧的身材、坚毅的面容，让人一看就是标准的军人风度。1948年黑海海难事件发生时，洪达还不满18岁。然而，在大难当头之时，他却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轮船起火，他冒着浓烟烈火，勇敢地破开舱门，先把已经昏迷的父亲背了出来，后又跑进去把母亲也背了出来。当时，父亲经抢救无效去世，年方66岁；母亲经抢救从昏迷中醒来，但也受了伤。一家人两死两伤的厄运，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不可磨灭的创伤。
“我始终认为，父亲和小妹妹的死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是一个卑鄙的阴谋。此后，经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自批准同意，洪达赴苏联学习，并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他于1953年毕业回国，投身于新中国的海军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之际，他正担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副院长，亲自组织和训练海军军官方队。他与大家同吃同住同训练，身体力行，从严要求，不顾烈日炎夏，不怕连续作战的疲劳，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军委首长的赞扬。国庆节那天，我们的海军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显示着国威、军威。那一刻，冯洪达就走在海军方队的最前面！
“1993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的冯洪达病逝了，年仅62岁。他要在世，能再见到半个多世纪前的异国老朋友山德尔，该多高兴啊。
“冯洪达的妻子余华心是余心清之女，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获得人民大学硕士学位。她和洪达同甘共苦数十年，生有一儿一女。女儿目前是辉瑞公司的亚洲总代理，非常能干。儿子继承爷爷和爸爸的事业，为国从军，而且已经是我军最年轻的师长了！”
“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
我们又请她讲讲她和丈夫罗元铮的故事，他们可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半个多世纪的终身伴侣！在冯理达介绍中我们得知，早在抗战时期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在成都认识了，而且还曾在一个合唱团里唱歌，宣传抗日救国，志同道合使他们早已心心相印。后来冯理达随父亲到美国，罗元铮成为冯玉祥将军的秘书。那时，因蒋介石发动内战，冯将军极为愤慨，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毅然决定与共产党全面合作。为此，他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并吊销了出国护照。
在美国，冯将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常常被便衣特务盯梢。此时的冯理达和罗元铮就成了冯玉祥将军的左膀右臂。他们患难与共地承担了司机、警卫、秘书、翻译、勤务……等项任务。1947年中秋节，他俩在前排开车，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坐在后排，驱车向美国东部进发。走着走着，父母在后面发话了：“你们结婚吧！”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结婚就结婚。他们把车子停下来，就在路边的草地上举行了婚礼。没有教堂，没有婚纱，没有风琴伴奏。但那是怎样的纯洁、隆重。父亲给他们拍了结婚照，又请过路的美国人给全家拍了合影。冯将军还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赠给他们：“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
罗元铮后来也留学苏联，1953年，成为最早归国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冯理达是免疫学专家，老两口至今恩爱如初。冯理达虽然已经76岁了，但看上去至少要年轻10岁。她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免疫学博士，虽然因年纪大已不担任海军总医院的副院长了，可还兼着许多职务，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
这次会面后不久，刘参赞回到了匈牙利，直接和山德尔老人取得了联系。山德尔看到了带去的冯理达的信和近照，非常高兴，感慨万千。他还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照片翻拍下来，寄到中国给冯理达，可惜他因中风，无法来中国见老朋友。
“友谊地久天长，友谊地久天长！”我从心底里为他唱起这首歌，为山德尔，为冯玉祥将军的子女，为纯真的友谊！(《中国妇女》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