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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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殖民扩张与世界地名

——兼论地名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尹明明 鲁运庚

（临沂师范学院历史系 山东临沂 276001）

　　人类历史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人类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在某一地区展开的。人类到达过活动过的地方，便留下了遗迹，地名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就近代的殖民扩张给世界地名带来的变化，以及地名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探讨。
　　近代的殖民扩张是伴随新航路的开辟而开始的。1415年，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北角的休达（Ceuta，又名塞卜泰Sebta，拉丁语意为七兄弟）建立起最早的殖民据点。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因绕过此处获取印度财富的希望很大，葡萄牙国王便将其改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7年至1499年间，在葡萄牙国王的赞助下，达·伽马完成了从欧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开辟出新航路。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斐迪男五世（Ferdinand V）和伊莎贝拉一世 （Isabella I）的赞助下，率三艘船和87名船员，经过三十多天的航行，到达圣萨尔瓦多（即今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以后，哥伦布又三次西航，先后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岛屿，并到达过南美洲沿岸、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等地。哥伦布认为他所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并把当地的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其后，亚美利哥·味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15－1512）也多次远航，发现哥伦布所到达的地方并非印度，而是一块（欧洲人尚不知道的）“新大陆”。此后，人们把“新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哥洲”（简称美洲），而把哥伦布最先到达的那些岛屿称为“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这些名称至今仍在使用。
　　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与殖民活动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各国的君主、商人和探险者的贪欲。荷兰、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紧随其后，踏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但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是殖民扩张的最大受益者。
　　其后，荷兰，再其后英国和法国逐步取代葡、西，成为殖民强国。
　　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三个世纪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俄国等国“先后侵占了整个美洲，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绝大部分，马来亚的一部分，斯里兰卡、印度的一部分，西伯利亚、非洲南部、东部沿海和西部沿海的一部分，澳洲的一部分沦为殖民地。殖民制度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了，殖民体系开始形成了。
　　19世纪以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到20世纪初时，整个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殖民者以自己为中心把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过去不太为人知晓的地区）联系到了一起，并以自己的意愿来改变世界。
　　殖民扩张带来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在众多的世界地名中，有许多地名是与近代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是大量新地名的出现。在殖民扩张过程中，欧洲殖民者每到一处，往往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对新占领地区加以命名。随着殖民扩张的拓展，大量的新地名便应运而生。这在曾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地区，如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的一些地方最为典型。
　　1600年英国成立了“伦敦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英国国王赋予这两家公司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特权。1607年，受“伦敦公司”派遣，克里斯托弗·纽．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率105人，分乘三艘大帆船从伦敦出发，远涉大西洋，在北美建立起第一座城镇作为永久居住地，并将该城（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名义）命名为詹姆士城句（Jamestown，意为詹姆士的城市）。以后，英国人以詹姆士城为据点不断向外扩张，在北美建立起第一块殖民地，并以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l，1533－1603）的名义把新建的殖民地取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在英语中，“弗吉尼亚”与“处女”（virgin）一词相似。以此命名有双重的含义：一是表示该地为英国女王所有，因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有“处女女王”之称；二是以此来比喻新占领的土地有待开垦。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另一块殖民地是“普利茅斯”（Plymouth）。这是由英国的清教徒在1620年前后建立的。“普利茅斯”得名于当时已被英国政府批准建立的“普利茅斯”公司的商号名。在美国以“普利茅斯”命名的地名有许多皆源于此。从1607年到1733年间，英国在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起13块殖民地。这13块殖民地大多数是以英国人的名义命名的。1781年这13块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由于这种关系，在美国以英国人的名义命名的地名最多。可以说，在今天美国的许多地名中都能找到美国的渊源。或者换句话说，美国的许多地名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英国地名，如牛津、剑桥等等。
　　除英国外，法国、荷兰、西班牙、俄国、瑞典等国也曾在北美建立过各自的殖民地，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些国家命名的一些地名。1621年，荷兰在哈得逊河（hudson River，以英国海员探险家 Henry Hudson的名字命名）流域的曼哈顿岛上建立起殖民地，1625年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新尼德兰（New Nederland）等，这些地方后来被英国人吞并，1663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把该地册封给约克和阿尔巴尼公爵（the，Duke of York and Albany，1663－1701，即未来的詹姆斯二世），1664年前后，公爵以其爵位号将哈得逊河以西，命名为阿尔巴尼（Albany），以东命名为约克郡（Yorkshire）。1685年，公爵即王位后遂将其命名为“新约克”（New York），音译为“纽约”。
　　1513年3月29日，西班牙驻波多黎各总督胡安·庞塞·德莱昂在航海中见到了今佛罗里达（Fl0rida）地区，4月3日登陆，宣布该地为西班牙国王所有。4月3日正好是复活节（西班牙语中复活节写作Pascua F10rida，意为开花的复活节），加之当时该地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庞塞便以Florida（佛罗里达）命名了该地，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也是由西班牙人建立并命名的。16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到达这一地区时，将其称为普勒西迪奥（Presidio，意为防御堡垒）。1776年10月，西班牙人在加利福尼亚洲的西岸建起圣方济各会传教站（Mission de los Dolores de San Frncisco），早期的西班牙航海者便把这一带称为“圣弗朗西斯科”（ San Francisco），以纪念方济各会创始人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2一1226），后来改称为耶尔巴布埃（Yerba Buena），西班牙语中意为“好草”。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发现了金矿，华侨便把“圣弗朗西斯科”称为“金山”，后来为了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新金山）相区别，便把该地称为“旧金山”，汉译也作“三藩市”。
除北美外，大洋洲的地名中也有许多是西方殖民者命名的。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单以英国人的名义命名的地名就有数百个。
　　澳大利亚在古代人的心目中被称为神秘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古拉丁语意为“味知的南方陆地”）。16世纪时，西班牙人对此地探险无功而返。1605年，荷兰人威廉·扬茨到达卡奔塔利亚湾西海岸。他是第一个到达澳大利亚地区的西方人，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佩德罗·德基罗斯探险到达新赫布里底群岛（今瓦努阿图），误认为是南方大陆，遂命名为 Australia del Es-piritu Santo，指远及南极的所有地方，西班牙语意为“圣灵的南方陆地。17世纪50年代，荷兰人在殖民探险中到达澳大利亚的西海岸，并把发现的地区命名为“新荷兰”（New Holland)。164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范迪门（Anthon Van Diemen，1593一1615）派遣以塔斯曼（Abel J·Tasman，约1603－1659）为首的探险队在澳大利亚南部探险，发现了南部诸岛屿，命名为范迪门地区。差不多同时，塔斯曼航行到新西兰南岛之后，将其命名为Staaten Landt，意为“我国之地”。但其上司却要以荷兰一个省的名字来命名。塔斯曼发现这个地方四面环海，属于“新的海中陆地”，与荷兰的“西兰”省（Zeeland意为“海中之地”）相似，遂将其命名为“新西兰”（NewZealand）继荷兰之后，英国人也对神秘的“南方大陆”进行探险。1768年7月30日，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 Coo，1728－1779）率370吨的大帆船“努力”号和43名船员从英国出发，沿大西洋南下，于1770年4月19日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在植物湾登陆，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占有了这块土地，并起名为新南威尔土。1786年，英国政府决定在此殖民，并把此地辟为罪犯流放地。1788年，第一批罪犯，大约七百人到达新南威尔士，以悉尼为中心建立起第一块殖民地。此后，英国人又多次对整个大陆进行殖民探险。1814年，英国航海家马修·弗林德斯建议将Terra Austualia简称Australia，1817年这一建议被当时的总督麦奎里采纳，此后，神秘的“南方大陆”最终被命名为“澳大利亚”。　　　1788年以后的数十年间，英国又在澳大利亚建立起许多殖民地，最终把整个澳大利亚变成了他的殖民地。因而，时至今日澳大利亚的地名中仍使用着不少以英国人命名的地名。
　　在对澳大利亚进行殖民探险的同时，英国人也对新西兰进行了殖民探险，并最终把新西兰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这在今天的新西兰地名中仍可找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痕迹。
　　二是造成大量地名的更迭。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在欧洲殖民者未到达被征服地区之前，当地的土著居民有自己命名的地名；殖民者来到后，为了表示他们对该地区的征服和占领，便以本国的主要统治者及其家族，或以其他方式来重新命名，有的便沿用至今。如太平洋中的“大洋岛”（ocean Island），当地居民称其为“班纳巴岛”，1804年，英国的“大洋号”殖民探险船来到这里后，便取名为“大洋岛”。又如塞内加尔的“戈雷岛”（lle de_Goree），在荷兰人来到之前称“比尔岛”，1617年，荷兰人来到之后发现比尔岛与弗得角之间海面风平浪静，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于是起名为 Goed Reed，意为良好的避风港，后简化为“戈雷岛”
　　第二，同一地区被不同的殖民者先后占领过，后来的殖民者往往取消原先来到这里的殖民者命名的地名，重新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命名。如西太平洋的马里亚那群岛（Mariana Islands），1521年麦哲伦到达这里时称其为“盗贼群岛”（Islasde Los Ladrones）；1542年，西班牙人维拉洛沃斯来到群岛中的塞班岛后，将群岛更名为“三角帆群岛” （Islas de Las Velas Lati－nas）；1668年，西班牙人又将其更名为“马里亚纳群岛”。又如印度洋西部的毛里求斯（Mauriccius，10世纪时，阿拉伯人取名为迪纳一阿鲁比（Dina－ Arobi） 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此地后，称之为“偏福岛”（Ceme）；1598年荷兰人占领该岛后，又取名为“莫里斯王子岛”（ Maurice）；1715年，法国人占领该处后，称之为“法兰西岛”（Isle de France）；1810年，英国人占领该岛后，又取名为“毛里求斯”。再如澳大利亚约克半岛东部的“圣火森特湾”（Gulf of Saint Vincent），当地名称为 Wongayerlo，意为“西方的海”； 1802年，英国探险家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1774－1814）对此进行了勘测，随后，英国海军上将圣文森特伯爵（John Jervis Earl ofst·Vincent，1735－1823）来到这里，取名为“圣文森特湾”；其后，法国人也来到这里，并以法国女皇若斯菲娜（Marie－Josephe 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Josephine，1763－1814）的名字重新取名为若斯菲娜湾（Gulfe Josephine），使用至今的名字则仍是英国人命名的“圣文森特湾”。类似的情况在世界地名中屡见不鲜。
　　三是当被征服的某些地区获得独立后，“不仅要选用一个新的国名，而且要将其大部分的城镇，事实上是对任何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地名都要重新予以更改。这种情况在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表现得最为典型。如赤道几内亚的首都和港口“马拉博”（Malabo），1827年，英国人在此殖民时命名为“克拉伦斯城”（ Clarencetown），1843年，西班牙人占领此地后，又以当时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的名字命名该地。1973年，赤道几内亚独立后，以民族英雄马拉博的名字重新命名为“马拉博。又如太平洋中的瑞鲁（Nauru），1798年英国“猎人”号船长约翰·费恩到达这里后，取名为“舒适的岛”（PleasantIsland）；1888年，德国人占领此地后，以当地的名字“瑙鲁”取代了英国人的名称 1968年推鲁独立后沿用了这一名称。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遗迹，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称之为地名学，它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其中，历史研究与地名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地名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借助地名学，可以了解某一时期人类活动的范围、各地“交往”的程度，以及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居民的变更情况。这在研究早期的殖民扩张时尤为重要。某些地名，可以说就是殖民者殖民扩张的“罪证”。地名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地名不是任意命名的”，“地名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因某种特定的原因对某个特定的地区命名的”，“喻名的依据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命名者的文化程度及其社会、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的态度和动机。因而，通过对地名（起源）的研究，可以了解某个人或某些人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从而对其做出更全面的评价。如研究以库克、维多利亚、乔治等命名的地名的起源时，就有必要了解库克、维多利亚、乔治等是何人，为什么要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地名等。通过对地名变更的研究，还可以了解地名变更时本地区的社会状况乃至当时的世界格局。这从前述的部分地名中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一点。
　　第二，在十五六世纪的殖民扩张中，“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移民和探险家取了不少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其中大部分是圣徒的名字。情况往往是，某个地方的发现或创建恰好是某个圣徒的节日，该地就以这个圣徒的名字命名。这样就有助于历史学家确定某个地方是何年，甚至是何日发现或开拓的。如前述美国佛罗里达的命名也属此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圣迭戈（San Diego，旧译圣地亚哥）的命名也是如此。1602年11月12日，西班牙殖民者塞瓦斯蒂安·比斯依诺率战船“圣迭戈”号来到这里，因当天是圣迭戈节，故取名”圣迭戈”。圣迭戈是15世纪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信徒，以其博学、热忱和富于同情心闻名于世。借助对这类地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时期某种宗教的传播或分布情况。如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完全是由清教徒来建的。由此可知，17世纪，北美就有清教徒在活动。加拿大的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则主要与法国的罗马天主教徒有关。此外，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由殖民者命名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也很多。
　　第三，每个地名，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时代的标志。在世界地名中，以欧洲的殖民者、冒险家，以及王朝的统治老命名的地名可以说数不胜数。这类地名就是近代殖民扩张的产物。因而，通过对这类地名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各殖民国家在不同地区的殖民扩张情况。
　　历史研究是地名研究的基础，对地名研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地名研究势必涉及到历史知识，如果没有历史知识作基础，可以说地名研究就无法深入。研究地名的变更时更是如此。如前面列举的马里亚纳群岛、毛里求斯等名称，不了解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情况，不了解他们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各自势力消长的过程，就不可能对前述地名变更的原因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因此，历史研究对地名研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另外，地名研究与历史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历史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人类的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区展开的，离开地名就无法研究历史；这是说历史离不开地名学。地名作为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人类活动的结果，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要想对地名的命名。发展变化情况作深入的研究，没有历史研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地名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由此可见，地名研究与历史研究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顾、相玛渗透的，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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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

沙俄对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争夺

　　一度称霸欧洲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19世纪上半期迅速衰落，中央政权不断削弱， 被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的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或名存实亡，已成为昔日帝国的“遗产”，这为早已觊觎的欧洲列强大开了争夺的方便之门。
　　在这些“遗产”中，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对各列强最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是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金桥”，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之为“我们房屋的钥匙”。马克思在一篇论《战争问题》中指出：“沙皇的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
　　沙皇政府为获取出海口，同时挽救走向死亡的农奴制度，扩展在欧洲的霸权，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于1853年10月向土耳其开战，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为保持和扩大在土耳其的势力，参加了土耳其方面对俄作战，所以，这一场战争实际上是俄国与同盟国（英、法、土和撒丁王国）争夺近东统治权的战争。
1853年2月，俄沙皇尼古拉一世派遣他的特使科施抖夫海军上将前往伊斯坦布尔，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俄皇对苏丹统治下的东正教臣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希腊人等）有特别保护权。
　　土耳其自恃有同盟国撑腰。于1853年5月拒绝了俄国的最后通牒，并允许英法联合分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俄国遂与土耳其断交，并于1853年7月3日派兵进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1853年10月9日，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麦吉德在大不列颠和法国的支持下要求俄国归还这两个公国，并于10月16日对俄国宣战。揭开战争序幕的是锡诺普海战。
　　俄国舰队比土耳其舰队强大得多，不仅可以利用它来对付土耳其的海上力量，而且还可以利用它来协助陆军的行动。 11月，在高加索战区，双方陆上作战均无成效。但从战争一开始，俄国黑海舰队就卓有成效地活动在敌海上交通线上，将土耳其舰队封锁于各港口之内。1853年11月30日，在锡诺普港湾全歼土分舰队和俘虏其指挥官奥斯曼—帕夏。锡诺普海战的胜利，是俄国在战略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俄国的胜利就意味英国和法国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损失，因此两国很快参战。1854年1月4日，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负责护卫土耳其交通线。俄国政府遂于1854年2月21日宣布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俄国被迫以70万兵力与拥有约100万军队的同盟国进行战争，在军事技术装备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战斗在几个战区同时展开。1854年9月14—18日，盟国舰队以强大的兵力（89艘作战舰只，300艘运输船）支援和掩护一支远征部队在克里米亚半岛耶夫帕托里亚以南实施登陆。9月20日与防守在阿利马河地区的缅施科夫军遭遇，俄军惨遭失败，被迫向塞瓦斯托波尔退却。联军统帅部采取了迂回机动的方法，从南面抵近塞 瓦斯托波尔城。1854年9月25日，塞瓦斯托波尔城内宣布戒严，由此开始了历时349天的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854—1855年）。联军指望以海陆两面的猛烈炮火摧毁要塞的陆上工事，尔后一举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但是，俄军海岸炮台的还击使联军围城火炮和舰支受到较大损失，缅施科夫也曾组织兵力进行反击，使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1854年，交战双方在奥地利的调停下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俄国认为同盟国所提条件无法接受，和谈于1855年4月中断。1855年1月26日，撒丁王国参战，向克里米亚派去了一支1.5万人的军队。1855年，战事在所有战区持续未断，但克里米亚战区仍然是主要战区。在波罗的海交战的双方舰队均未取得实际成效。
　　在高加索战区，联军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最后于9月8日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总强攻，结果夺取了塞瓦斯托波尔防御配系中的关键阵地马拉霍夫岗。俄军统帅部决定放弃城市，撤到塞瓦斯托波尔港湾北岸，将弃置的舰船全部沉没。
　　1855年底，双方在维也纳恢复谈判，俄国政府被迫作出让步。1856年3月30日在巴黎签订和约，俄国被迫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和约禁止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和海军基地，不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阿兰群岛上设防。俄国将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土耳其，并归还卡尔斯，承认由各强国对处在苏丹宗主权之下的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三公国实行集体保护。在整个战争中，俄军损失52.2万余人，土军损失近40万人，法军损 失9.5万人、英军损失2.2万人。俄国为这场战争大约耗资约8亿卢布，同盟国耗资约6 亿卢布。
　　这次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确实留下了丰富的“遗 产”——经验教训。“克里米亚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列宁语）。沙皇的失败，使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国内外威信扫地，加速了1859—1861年革命形势的到来，促进了农奴制危机加深并走向崩溃。
　　克里米亚战争是兵力与兵器、军事学术与海军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对火炮枪械和水雷武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根据这次战争的经验，各国都很快摒弃了滑膛武器而采用了线膛武器，摒弃了木制帆力舰队而建立了装甲蒸汽舰队。陆军战术和海军战术、筑城学和部队的工程保障等方面也都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克里米亚战争表明，纵队突击战术已落后。随着枪炮射程和火力密度的增大，出现了一种新的战斗队形——散兵线，这就迫使军队必须在距敌较远的地方展开，这同时就使得进攻前实施火力准备的作用也大大地提高了。在进一步显示炮火重要性的同时，枪炮火力之间不相协调的现象已经显露出来。阵地战的产生以及阵地战的各种打法的出现，与克里米亚战争也是分不开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经验，为60—70年代俄国进行的军事改革所借鉴，在其19 世纪下半叶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战斗中又得到了广泛运用。英国女护士南丁格尔（1820— 1910年）在战争中赴前线护理伤员，使伤病员死亡率下降，由此导致战场医疗的改善和南丁格尔护理制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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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容易忽视的几个问题

湖北安陆市第一中学 陈仁神

　　一、交战的双方及战争的性质
　　1853年夏，俄国借宗教争端之机，挑起俄土战争。沙俄鲸吞土耳其的行动损害了西方列强的利益，震动了欧洲。1854年3月，英法对俄正式宣战。之后，英法积极争取盟友，1855年1月与撒丁王国结盟共同对俄作战。奥地利帝国对于巴尔干半岛早已怀有野心，现在，面临俄国威胁，它派遣8万大军云集东部边界，准备攻击俄军后方，并多次向俄发出通碟。俄国虽在战争期间进行过外交努力，试图与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国结盟，但均遭拒绝。因此，克里米亚战争实际上是俄国同英、法、土、奥、撒同盟的交战，即孤立的俄国对欧洲数强的较量。这也是俄国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克里米亚战争的性质，第一，对俄国和英法双方来讲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对于土耳其来说则是自卫性质的反侵略战争。第二，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落后的农奴制度之间的一场较量。
　　二、战争持久的诸多因素
　　克里米亚战争交战双方强弱分明，正常情况下，战争会在短时期内结束。然而，战争开始于1853年夏直至1856年春才结束，历时近3年之久。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　，战场范围较大。克里米亚战争有3个重要战场：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其中决定性的主要战场在克里米亚，故称克里米亚战争。此外，在波罗的海、白海和远东也曾发生零星战争。如此广大而复杂的战场范围，是导致战争持久的客观因素。
　　第二，俄国因素。首先，俄国蓄谋已久。镇压了1848年欧洲革命后，沙俄享有世界宪兵的“荣誉”。沙皇尼古拉决定利用当时的地位和时机，实现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在争霸世界的斗争中，沙俄一直把南下征服土耳其帝国、夺取近东和巴尔干作为头等战略目标，于是沙俄精心准备，调兵遣将，将大量兵力集结于巴尔干半岛附近，这为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赢得了暂时的主动。其次，俄国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自彼得一世实行军事改革后，俄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加之历代沙皇的扩张战争，使俄国积累了一些作战经验。这样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俄国已具备一定军事实力。如 1854年 10月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守战中，俄军强大的海岸炮火的有力还击，迫使联军推迟进攻。在其他的一些战役中，俄军常依仗优势兵力多次冲垮联军阵线。尽管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但它毕竟阻止了联军的速胜势头。再次，俄军在某些战役中，不时采取相宜措施。如塞瓦斯托波尔一战中，俄军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加强防御。在要塞临海一面已有强大的海岸火力的条件下，仍将五艘旧战列舰和两艘巡航舰横向沉没在北湾入口处，其余舰只随时待命，有效地阻止联军蒸汽舰迅速突进港内。上述几点，是造成联军陷入持久战的另一个客观因素。
　　第三，英法因素。对联军而言，这是战争持久的主观因素。首先，战争伊始，英法对土耳其援助不力。俄土战争的第一仗，俄军就遭败绩，而此时的英法没有给土军以强有力的援助，趁势联合攻击俄国，相反，他们却压制土耳其同沙俄“谈判”、“解决争端”，致使土耳其行动犹豫，贻误战机。沙俄重新集结军队，并歼灭停泊在西诺普港口的一支土耳其舰队，控制了黑海的制海权。1854年3月英法才对俄正式宣战。其次，联军进攻软弱，指挥失误。对俄宣战后的近半年时间里，英法的进攻是软弱的，它们力求把军事行动主要限于黑海沿岸地区而不进攻沙俄的中心要害地区。联军的舰队常常只是以远距离炮轰一些港口和据点来夸耀自己的胜利。一直到1854年秋，联军才开始真正进攻。战争指挥中，英法联军又常犯一些战略性错误。如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俄军舰队被封锁在此地，而联军未曾充分利用俄军城防甚差并在阿尔马战败之机，下令部队强攻直取塞城，而宁愿围攻，致使俄军得到喘息机会，加固城防进行坚守，于是出现了持续11个月的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再次，英法联军内部时有不和。英法联军内部因某些分歧导致矛盾，这就使他们很难协调一致，有力打击俄军。如，1855年5月法 军司令康罗贝尔将军与英军司令拉格朗不和，法军司令辞职。同年，法国由于与英有分歧，且国内局势不安便与俄国开始秘密谈判。虽然法俄私下谈判未能终止战争，但它削弱了对俄的打击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的结束。
　　三、战争的其他影响
　　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中期欧洲近代战争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除中学历史教材所述两点外，还具有以下诸多影响。
　　第一，对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根据会议和约的有关内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得到欧洲的集体保证。这样使奥斯曼帝国得以延续数十年。
　　第二，对撒丁王国。撒丁的统治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加入联军集团对俄作战，取悦了英法，特别是法国。这使撒丁王国在随后不久的完成意大利国家统一的战争中，赢得了法国一时的支持。
　　第三，对中国，克里米亚战争虽发生在欧洲，但其影响波及到中国。首先克里米亚战争使俄丧失了保持数十年之久的欧洲霸权，俄国南侵的势头被迫停止。然而战争并未给俄国以毁灭性的打击，战后的和约又一时限制了俄国的南下活动。于是战后沙俄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并把扩张的重点放在相对贫弱的东方亚洲地区。在1858年到1864年间，沙俄从中国割去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造成深重的中华民族灾难。其次，随着巴尔干问题的暂时解决，英法便把注意力重新投向中国，并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寻找借口联合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第四，对欧洲的格局。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欧洲国际力量的旧平衡，建立起法国拥有欧洲大陆优势的格局。这种新的格局基本上保持到1870年。克里米亚战争也是后来数十年欧洲大国之间斗争的新起点。普法战争、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垮台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才导致欧洲出现另一种政治局面。

摘自：《历史学习》2001.6.

扩展资料

野心勃勃的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叶卡特琳娜二世，彼得三世的妻子，原名叫索菲亚，是德国一个亲王的女儿。因为彼得大帝的姐姐也叫索菲亚，所以就给她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叶卡特琳娜。
　　1761年底，女沙皇死了，彼得三世即位。彼得三世采取了许多改善下层人民生活的措施，遭到了大地主和大贵族的反对，野心勃勃的叶卡特琳娜就趁机与1762年6月28日发动了宫廷政变，秘密处死了彼得三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在俄国历史上，叶卡杰琳娜是个非常反动的皇帝。她一上台就企图加强封建农奴制的专制制度。她扩大贵族特权，把许多土地，连同居住在上面的农民都赏赐给贵族。在她统治时期，贵族所有的农奴数占全国农民数的一半以上。
她还赐给贵族可以任意放逐农奴去服苦役的权力，而农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控告贵族地主。农奴常常像牲口一样在市场被买卖。出卖农奴的广告同出卖骡马、狗的广告的一起登在官方的报纸上。
　　叶卡杰琳娜非常虚伪、荒淫、残忍。她一面嘲笑启蒙学派的演说，一面又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通信，说她准备把他们的主张作为对政策的箴言。她总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君主”，她居然写信告诉伏尔泰，俄国农民生活富裕，每天都能吃鸡。而实际上，俄国农民只能吃粗黑面包。
　　1775年，叶卡杰琳娜二世残酷地镇压了普加乔夫农民起义，把他戴上脚镣手铐装在木笼里运到莫斯科，然后把普加乔夫砍头、肢解、焚尸。
　　叶卡杰琳娜二世还频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疯狂地扩张俄国的领土。她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攫取了波兰62%的领土，灭亡了波兰共和国，在那里建立了血腥的殖民统治。她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夺得了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使俄国船队能顺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实现了彼得大帝都没能实现的梦想。
　　在亚洲，叶卡杰琳娜通过修筑军事堡垒，蚕食高加索，侵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到18世纪八80年代，俄国完全占领了西伯利亚北部，获得了丰富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俄国还从亚洲东北部越过太平洋，占领了阿拉斯加，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一块俄国殖民地。
　　叶卡杰琳娜二世还是革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她咒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法兰西瘟疫”，发誓要予以“剿灭”。她派俄国海军到北海去封锁法国，“制止革命。”叶卡杰琳娜又出资支持普鲁士、奥地利干涉法国革命。
　　1796年8月，叶卡杰琳娜二世病入膏盲。垂死之际，她还在狂叫：“假如我能活到200岁，欧洲全部就会落到俄国脚下。我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都城的大帝国，它包括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巴黎、君士坦丁堡、阿拉斯特罕。把我的孙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吧，我希望他像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大俄罗斯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