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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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发生在1926年10月23日，当时用、传芳受困于江西。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进攻上海。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决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仓促和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情报失误，起义失败。
　　第二次起义于1927年2月22日举行。起义前夕，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抵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2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领导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总同盟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由于蒋介石密令北伐军停止进攻上海，蓄意出卖起义，致使工人孤军奋战。起义被北洋军阀残酷地镇压下去。
　　第三次武装起义发生在1927年3月21日。起义前，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参加特委，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并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特委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加强了起义工人的武装和训练，制订了周密的起义计划。3月20日，北伐军送抵上海近郊龙华。21日，中共中央特委当机立断，及时发动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使用劣势的武器装备，经过三十个小时的英勇战斗，终于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解放了上海市。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政府委员中半数是共产党员。
　　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是北伐战争中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伐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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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迅速获胜的原因

　　1.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北伐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国共两党在北伐问题上意见一致，因而能够通力合作，进行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两党能够发挥各自的专长，调动各自的力量，为共同的目标竭智尽力。没有两党的团结合作，北伐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是北伐胜利的基础。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就组织了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等随军出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北伐进军中，沿途农民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输、救护，甚至拿起武器参战。湖南各界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认、暗探队、长矛队、敢死队等，英勇投入反军阀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支持了战争。两湖粤汉路工人破坏铁路，迟滞了敌人的军事运输。汉阳兵工厂从9月1日起举行总罢工，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来源。上海的解放，更是工人武装斗争的结果。民心所向是战争胜利的根源。
　　3.中国共产党员英勇作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的负责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影响和鼓舞了广大官兵。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觉悟程度特别高，战斗力特别强，担任北伐军先锋，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为北伐立下殊功。
　　4.北伐军出兵时机恰当，战略部署正确。当时，吴佩军主力在南口，两湖空虚。而孙传芳兵力分散，又在山东、江苏与泰军对峙，无力主动出击。北伐军集中兵力先取两湖，然后由粤、湘、鄂数路夹击孙传芳，这一战略决定完全正确。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在北伐中的正确指挥.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
　　5.北洋军阀黑暗腐败，矛盾重重。张、吴、孙三派互不统属，各怀鬼胎，不能配合行动。一些省级小军阀和大军阀亦有矛盾.为保存实力，在蒋介石争取下改换门庭。军令混乱、军心涣散、人民唾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瓦解。
　　6.苏联的援助。苏联派了大批军事、政治顾问，协助北伐军制订战略方针和政治工作制度，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1926年运来飞机、大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物资，仅步枪就有2万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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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誓词（摘录）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保我平等，还我自由。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嗟我将士，同心同德。毋忘耻辱，毋惮艰辛。毋惜尔死，毋钭尔生。壮烈之死，荣于偷生。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唯纪与律，可以吱声。生命为私，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嗟我将士，团结精神。彻始彻终，相亲相爱。毋惧强敌，毋轻小丑。万众一心，风雨同舟。……嗟我将士，矢尔忠诚，三民主义，革命之魂。嗟我将士，共赋同仇。革命不成，将士之羞。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决续，绝于今兹。不率从者着，军法无私（一九二六牛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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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胜利后，吴佩孚、孙传芳哪里去了？

　　吴佩孚、孙传芳俩人并非在战争中被击毙的。在北伐之后，吴佩孚深感杀人如麻、罪孽深重，曾一度埋名隐姓。但是，“七·七”事变之后，在对日本问题上，他却保留了一点气节。当汪精卫派人劝他投降日本时，他向汪精卫交出了自己抄录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多次拒绝日本的金钱美女的诱惑，高官厚禄的许诺。正因如此，他引起了日本人对他的百般仇视、忌恨。1939年11月24日，吴因吃饭不慎，误将一碎骨渣嵌进牙缝，刺破牙齿，这正为日本特务机关以治牙病为借口，施展阴谋而创造了良机，最终对吴痛下毒手，置吴于死地。这正如董必武先生所讲的：“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官阀，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
　　孙传芳的下场又是另一种情况。1926年，他在江西被北伐军打垮后，余部收编于张作霖所辖，皇姑屯事件后，又寄食于张学良的门下。他为了遮人耳目，掩盖罪责，后来迁到天津英国租界，最终死于为父复仇的义女施剑翘的枪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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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总结和认识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占以蔽之日：“糟得很。”即使是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和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去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夺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社会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月一是跑到乡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了。

节录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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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1925－1927年的冯玉祥及国民军

　　1．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及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国民军虽然仅存在二年多的时间，但在1925～1927年间对中国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冯玉祥及国民军代表了当时摇摆于革命战线与反动营垒之间的军政力量，其向背对大革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北伐战争之所以势如破竹，固然是国共两党的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但与国民军在北方的配合作战也有很大的关系。北洋集团的分化给北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的条件。
　　2．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此时的政治进步有较复杂的背景，并有很大的局限性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因“倒戈”行动为北洋人物所不容，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国民军一军控制着北京，由此为奉系所嫉忌而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该部所占据的地盘大多土地贫瘠，故经济十分困难，且因直隶保大地区为李景林所占据而与国民军二军地盘隔绝，在战略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国民军缺少一个对外的港口，无法从海上补充急需的军火。所以，冯玉祥为把张作霖逐鹿中原，只能向国民党进步势力靠扰，以摆脱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此前，冯玉祥与孙中山只有些书信往来，对其政治理论及事业根本不了解。此时，他希望通过国民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国民军地处西北内陆没有从海上补给武器的来源，从地缘政治考虑，只能从与之相邻的苏联想办法。而且，从苏联进口军火不用付现款，这对国民军更是求之不得。但国民军接受苏联军事援助不是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与结果。就此事而言，苏联和冯玉祥都有各自的目的。当时，冯玉祥对苏联有一定的看法，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外蒙古受其控制不满。所以，冯玉祥在此接近苏联的目的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一定的区别。
　　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军阀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由于其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这是他能够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重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改造工作，从而对国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3．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冯玉祥的转变是大革命中错综复杂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直接反映；此外，冯玉祥虽然与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易帜投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政治态度转变中被逼迫的成分仍占很大比重，其政治思想的基础不牢固。冯玉祥是在旧军阀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下投入革命战线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又迅速蜕化为国民党新军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