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军阀割据下的中国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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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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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存在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四个争论焦点。
　　一是新旧“约法”之争。袁世凯死后，民团总统一职空缺。段祺瑞根据袁世凯一手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主张副总统黎元洪任总统。而唐继尧等西南军阀认为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均属非法，应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让黎元洪出任正式大总统。结果，段祺瑞作了让步。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时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二是“府院之争”。 1917年 2月，美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求中国政府和它采取一致行动，并提议借款给中国作参战费，企图将中国政府引向追随美国的道路。不久，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参战，同样答应借款给段祺瑞编练参战军队，而且军队练成后，可以不必到欧洲打仗，先用以清除内乱。段祺瑞认为有利可图，积极主张参战。美国见势不利己，便唆使黎元洪、冯国璋缓议宣战，以遏制日本在华影响及段祺瑞实力的膨胀。黎元洪与直系联手，又以英美为靠山，罢免了段祺瑞，黎元洪和直系军间在这一轮较量中暂获成功。
　　三是复辟与反复辟之争，也是“府院之争”的继续。在府院之争中暂时失意的段祺瑞，决心武力讨黎。别有用心的徐州军阀张勋向黎元洪提出愿进京调停。段祺瑞也想借张勋之力实现倒黎目的，加上日本、俄国、德国的支持，张勋便有恃无恐，北上天津，通知黎元洪必须解散国会，否则兵戎相见。手无兵权的黎元洪无奈照办。张勋进而抬出溥仪，复辟帝制。
　　而和张勋貌合神离的段祺瑞，看到倒黎目的已实现，便站到张勋的对立面，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借助全国上下反复辟怒潮，赶走张勋，自己则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可谓名利双收。
　　四是“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之争。袁世凯死后，和北洋政府并立的还有西南滇系、桂系军阀，山西晋系军阀等，北洋政府面临“统一全国”的任务。在统一的途径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即以直系军队为主力，消灭西南军阀和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同时使直系势力受到削弱。针对这一图谋，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孙中山利用西南军阀倒段护法也暂时成为可能。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成为战胜国，它不愿看到自己在华利益的维护者直系和西南军阀相互厮杀，于是向段祺瑞施压，迫使其“武力统一”计划破产，段祺瑞下台。同时，“和平统一”的实施，又使西南军阀抛弃了孙中山的“护法”旗号，成为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死后谁出任总统并不重要，总统选举的法律依据才是关键；黎元洪和冯国璋主张中国暂缓参战，并非反对参战；段祺瑞极力反对张勋复辟，并非真心拥护共和；“和平统一”的结果却是军阀割据的继续存在。这些光怪陆离的政治假象还告诉我们，谋求利益是推动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无形的手”，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各扶一派的最主要原因。

节录自《中学历史教学》2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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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

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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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能够继袁世凯之后，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不是偶然的，第一，他有自己的派系和军队。第二，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捞到了政治资本。但是，段祺瑞控制中央政权的能力比袁世凯当年相差甚远，从一开始就不稳定。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种种利害关系，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无法合作共事，原国民党议员们很快同黎结合起来，与段相抗衡；内阁中还有孙洪伊等不受段羁束的阁员；以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三督”又在外暗中支持黎元洪、孙洪伊等，几乎注定了段祺瑞的统治不可能稳定、段祺瑞企图利用以张勋为首的北洋督军团来制服对方，但是，张勋不是段的嫡系，且另有图谋。随即发生的复辟使政局更加混乱。后来的历史发展已表明，自段皖当政，北洋军阀集团即开始分裂，中央政府的权威日趋下降。从袁世凯失败段皖当政，中经府院之争，再到张勋复辟平息，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总统，是北洋派内部裂痕不断扩大，由鼎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

节选自《历史教学》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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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袁矛盾和段氏掌权

　　袁世凯称帝，不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北洋集团上层离心离德。段祺瑞、冯国璋都反对袁世凯称帝。段、冯不肯助袁称帝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自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内部发生分化，对他威胁最大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革命党人，而是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特别是段祺瑞在北洋内部树党植援，大力扩展个人势力，尤使袁不安。1914年5月，袁世凯撤消当时由段祺瑞控制的总统府军事处，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直接掌握军权。段祺瑞和王士珍等七人被任命为办事员，轮流在“统率办事处”值班，一切军事要务，均由值班人呈报袁世凯定夺。表面上，此举是集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削弱了段的军权。段祺瑞明白袁的用心，遂把部务交给徐树铮，不在陆军部露面，统率办事处的会议也时常借故缺席。而袁世凯本心就是要把段祺瑞打入“冷宫”，不久，即以北洋军暮气甚重为由，决定另编嫡系军队。1914年10月，先成立了“模范团”培训军官。第一期袁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以其长子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和陆都是袁克定选的人，模范团实际由袁克定一手包办。袁世凯实行家天下，使段祺瑞更加寒心 。1915年5月，他托病请假赴西山“疗养”。不久，袁世凯又授意肃政厅弹劾徐树铮浮报军火费，免去了徐的陆军次长。段的势力一度被袁从北洋军中枢机关中摒斥。
　　1915年8月，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公开，段祺瑞虽然也被迫列名“劝进”。但本人却躲进西山“养病”，不参预任何实际活动。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段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1916年2月底，他甚至不顾袁世凯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1916年3月，袁世凯在举国反对之下，被迫取消帝制后，先是请出在北洋系中被尊为“相国”的老官僚徐世昌任国务卿。但徐为文人出身，没有军权，不为护国军方面所重视。不得已，袁又改变主意，请段祺瑞复出帮助收拾残局。段氏虽答应出任国务卿，同时却又提出改政事党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责任内阁制是民国元年国民党人提出用以限制袁氏独断专行的措施，由段氏重新提出，用意明显。但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袁世凯此时已无可奈何，只好于21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次日，他下令准徐世昌辞职，待任段祺瑞为国务卿。5月8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正式宣布撤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但是，段祺瑞所要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他接任后不久，即明确要求 “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逼袁交权。对此，袁世凯不肯让步，不但“三机关之裁撤终未实行，且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从而更加深了段的不满与抵制。他当时曾致电南方独立各省说：“责任内阁已成，袁名为总统，实则虚位，请派代表来京与祺瑞等直接媾商。”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驱逐袁世凯的心腹陆建章，宣布“独立”，得到段祺瑞的暗中支持，陈树藩等北洋军人相继背离，加速了袁的败亡。5月中旬，袁病重不起，时人有“催命二陈汤”（按指陈树藩、陈宦、汤芗铭三人相继弃袁）之说。此说虽系市井流言，但亦非空穴来风。
　　袁世凯病死，为段祺瑞私人势力发展造成良机。原来与段联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军政要员，如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以上1916年7月6日任命），浙江督军杨善德（1917年1月3日任命）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1917年1月6日任命）等纷纷投到段的门下。段祺瑞通过这些地方军阀不仅掌握了大批军队，而且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这样，上述地军事实力派人物与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人联手就构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的基本班底。除这些嫡系，当时河南督军赵倜、热河都统姜桂题和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等也都依附于段。在文的班底方面，段祺瑞则几乎囊括原袁世凯全班人马。元老徐世昌从开始就属意拥段继承袁氏衣钵，维系北洋团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建立后一直为北洋系倚为财政支柱的交通系要角，除梁士诒因洪宪帝制案遭通缉外，其余如曹汝霖、叶公绰、陆宗舆、章宗祥等悉数与皖系军人合流。这些政客为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筹措经费，对外向欧美、日本银行借款，对内控制铁道，发行公债，聚 敛民财。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向日本大举外债，国内方面的幕后牵线者主要就是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
　　阎锡山、张作霖和张勋等北洋旁系和地方势力虽对中央政府保持距离，但对段祺瑞本人却异常尊重。他们不买总统、内阁和国会的账，但不敢轻易驳回段祺瑞的嘱托或命令。在北洋系中，有实力与段一争高下者仅冯国璋；但冯因在护国战争后期，企图以“调人”身份取代袁世凯遭到南北各方猜忌，且此时又远离中枢，只好暂取观望姿态，让段居于北洋领袖地位。
　　对南方各派反袁势力而言，北方也只有段祺瑞是可以接受的人选。袁世凯病毙次日，梁启超就明确表态：“收拾北方，惟段是赖。”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也表示了大体相同的意见。其他有实力的南方头面人物，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当时对段也没有特别恶感。特别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原进步党人，还指望着段能在西南地区划出一些地盘，更是不遗余力地捧场。段皖系获各政治势力支持，一时得以入主中央政权。但是段的实力比起昔日袁世凯在北洋系的声望与地位相差甚远，所以他对政权的控制力也就远逊于身败名裂之前的袁世凯。

节录自潘荣《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历史教学》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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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民主共和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维护民主共和，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结果都失败了。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的时候，国内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活动。说明当时历史发展的特点是在曲折和反复中前进。
　　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此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没有改变，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保持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帝制复辟发生和军阀专制统治出现的经济基础。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明确的反帝要求，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辛亥革命后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扩大。这是中国历史发展曲折性的外部因素。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都得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默许和支持。如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为交换，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势力和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必然成为民主共和的巨大障碍。这是当时历史发展曲折和反复的社会根源。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则是这种曲折反复的阶级根源。
　　此外，反动势力不甘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的纪律松散，脱离人民群众等等是历史发展曲折反复的具体原因。

节选自《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