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课 世界格局的新变化

戈尔巴乔夫

　　（Mихаил CepreeBичГopбачёг，1931～ ）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会议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联邦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红色近卫军区普里沃利塔夫耶村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亟需劳动人手，戈尔巴乔夫在中学读书中途辍学，于1946年到衣机站去作农机手助手，业余坚持自学，读完中学全部课程。1950年经推荐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4年当选莫斯科大学党委委员。次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共青团工作，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6年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1958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不久任第一书记。1962年起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农庄农场生产管理局党组织员、边疆区党委机关部部长。1966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在职期间，自学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农艺学和经济学函授课程，1967年毕业并获得学位。1968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年任第一书记。1971年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当选苏共中央委员。因在边疆区领导农业“作出有份量的贡献”，1978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农业。1979 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起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1985年3月10日K. Y.契尔年科逝世，次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同年7月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88年10月1日，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年5月25日，苏联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12月当选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

　　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为扭转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前的形势”和克服“严重的停滞现象”，于1985年4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具有改革思想的”、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1986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和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进一步确认并阐述了这一方针。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制定了“改革的完整构想”，指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条件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

　　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苏共中央6月全会所制定的一整套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从行政的领导方法向经济领导方法过渡；从过份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向民主化体制和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体制过渡；企业和联合公司向完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的经营机制过渡；企业向自主解决从内部生产组织直到选举企业领导人的自治过渡。这套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将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同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进行重大改革结合，自下而上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

　　戈尔巴乔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为此，1988年6月底和7月初举行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若干重大决定。其中主要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5年；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差额选举制；每隔2～3年召开一次各级党代表会议，部分更换党委成员；党、政职能分开，扩大苏维埃的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革法制，加强监督，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等。

　　在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既充满矛盾，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整体。他的“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是承认人类的价值、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他赞同H.C.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防止的观点，声明“战争绝不是社会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核时代，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公式“已经过时”。因此，各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应当进行竞赛。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不应再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1987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R.W.里根签订“中导协定”。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5～18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高级会晤，实现了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参考书目

　　M.C. 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1986年2月25日），新华出版社，北京，1986。

　　M. C.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作的《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1987年6月25日），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

　　M.C.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1988年6月28日），新华出版社，北京，1988。

　　M. C.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8。

东欧剧变的原因

　　原因1989—1991年发生的东欧剧变是由国际、国内多方面原因而促成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政治现象和政治斗争）。东欧的政局动荡，也首先源自于其经济基础。进入80年代以来，东欧多数国家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有的甚至出现严重的困难和危机，使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如波兰、匈牙利通货膨胀严重，80年代末期，波兰和匈牙利的通膨率常在两位数，人民生活降至70年代初的水平。虽然东欧各国经济困难的程度和原因各不相同，但从主观指导的失误来看有以下几方面情况：一是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比例失调，一味追求高速度，实行高积累，高投资，由此引发了经济危机，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大举借债使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10年中，东欧各国急于用外国贷款迅速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大借外债，以至到80年代进入还债高峰期后，成为沉重的负担，使人民苦不堪言，激起对政府的强烈不满。70、80年代以来，一些东欧国家虽然搞了一轮又一轮改革，但这些改革有的没有坚持下去，有的未触动经济体制中根本问题，有的则根本偏离方向，均未收到预期效果。还有的国家根本不进行改革。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87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 会动乱。东欧党内也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大批党员退党，使党丧失了战斗力。

　　第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原则为核心的“新思维”，使苏联内外政策发生根本转变，对外搞“缓和”，不断迁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内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否定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戈氏的“新思维”，对历来受制于苏联的东欧国家来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是导致共产党的分裂，有的主动让权，有的被迫交权，使近半个世纪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第三，西方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曾多次采用侵略战争等暴力手段，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但均遭失败。二次大战后，他们把战略重点逐渐移到“和平演变”上来。最早提出这一战略的是美国驻苏大使代办乔治·凯南。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和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加快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步伐，向东欧国家发动了“无硝烟的战争”。他们的策略手段有以下特点：(1)把意识形态的渗透放在首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总结多年经验后认为，意识形态在“和平演变”中起着决定作用。为此，他们利用新闻媒介造谣惑众，破坏社会主义声誉，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2)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3)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东欧各国的内政，支持和扶植东欧国家内部的反对势力。(4)利用宗教势力削弱社会主义力量和煽动群众不满情绪。这些手段致使东欧国家共产党下台，政权变色。

　　（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教师教学用书·世界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

　　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出动10余万兵力、350辆坦克、近千辆装甲车、数十架飞机和10余艘舰艇，向科威特发起突然袭击，迅速击溃了只有2万人的科威特军队，于3日上午攻占了科威特王宫，随后占领了科威特全境。科威特元首埃米尔及王室成员流亡沙特阿拉伯。8月28日，伊拉克宣布将科威特北部地区划归伊拉克的巴士拉省，其余地区划为伊拉克的第19个行省。伊拉克进攻和吞并科威特的举动酿成了举世瞩目的海湾危机。这类地区性的霸权扩张和武装侵略事件在世界史上并非首例，在雅尔塔体制下两个超级大国亦经常指使或怂恿其代理人进行这类“有限战争”。问题在于，海湾危机正发生在雅尔塔体制瓦解之际，因而它不具备美苏两霸争夺的背景，而是表现为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大国单独向世界秩序的挑战，这样势必使这场危机的处理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联系起来，展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力图利用这一机会确立起对于冷战后世界事务的领导地位。尤其是美国，更是想借惩罚伊拉克，师出有名地打一场显示其“唯一超级大国”实力的“正义战争”，因此在危机发生后立即调兵遣将，以十分强硬的姿态构筑对伊拉克的军事包围圈。8月7日，布什总统即签署了代号为“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计划，8月8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出兵海湾，数十万美军和大批先进武器装备迅速集结于海湾前线。由于耗资巨大，美国在“与盟国分担战争费用”的原则下，除美国拨款150亿外，还筹集到约570亿美元的军费，其中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168亿）、科威特（160亿）、日本（130亿）、德国（66亿）和阿联酋（40亿）的承诺，其他如欧共体国家和南朝鲜等国也答应提供约10亿美元。美国还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为其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并组成了一支以西方大国为主由28国参加的“多国部队”，其中除美国外，出兵较多的还有英、法及海湾6国、埃及、叙利亚等。

　　其次是联合国的作用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空前突出。安理会对危机的反应迅速有力，其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成为处理危机的有效措施，而国际社会在遵守决议方面表现的一致性也属史无前例。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天，安理会即通过第660号决议，明确规定了和平解决伊科争端的前提条件是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将其所有那队撤至其1990年8月1日所在据点。以后，针对伊拉克的顽固立场，安理会又连续通过了关于制裁伊拉克（第661号）、不承认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兼并（第662号）、对伊拉克进行海上封锁（第665号）和空中封锁（第670号）、要求伊拉克停止扣留并不得虐待“人质”（第674号）等决议。鉴于伊拉克无视上述决议，继续其侵略和兼并行动，1990年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决定“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会员国，”除非在1991年1月15日前伊拉克完全执行所有安理会有关决议，“否则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上述决议，“并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为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开了绿灯。

　　1991年1月17日凌晨，以“沙漠风暴”为进攻方代号的海湾战争打响，经过连续大规模的轰炸，伊军基本丧失抵抗能力。2月24日多国部队展开地面进攻，分四路进入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26日伊拉克宣布从科威特撤军，27日伊拉克宣布无条件接受安理会已通过的有关海湾危机的12项决议。28日晨5时，美国宣布停止进攻性作战行动，3小时后，伊拉克也立布停止军事行动，历时43天的海湾战争结束。3月2日，安理会通过第686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采取进一步行动结束海湾敌对行动，并规定正式停火前伊拉克必须答应的一些条件。4月3日，安理会又通过第687号决议，规定伊拉克必须在国际监督下销毁其所有化学和生物武器及远程导弹、接受1963年伊拉克同科威特划定的边界、对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给予战争赔偿等。4月10日，伊拉克同意接受687号决议，次日安理会宣布海湾实现正式停火。

　　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表现的第三个特点是：苏联已失去其原来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影响力，它在国际事务中已沦为美国的配角。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及战争进行中，苏联曾两度发起和平斡旋，试图充当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调解人，但均未成功。尽管在第二次和平努力中，伊拉克已接受苏联的和平计划，表示愿意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但美国仍无意放弃其预定的地面进攻方案甚至不愿变更预定进攻日期。2月23日戈尔巴乔夫通过热线电话要求布什再给他两天时间，并希望召开安理会讨论苏联和伊拉克达成的停战意见，但遭到布什拒绝。美国坚持“决不想给萨达姆·侯赛因以任何机会”的立场，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最后通牒把伊拉克逼上地面战争的绝路，同时也给予仍想发挥大国作用的苏联以不留情面的难堪，而苏联对这一痛苦的现实只好默然接受。

　　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通过海湾战争达到了直接的军事、政治目标，联合国也因处理这一危机而提高了威望。然而，“海湾模式”并非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范例。因为从有效性的角度，这次成功的国际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暂时性的因素凑合的结果，它并不具备牢固的体制基础”，很难设想，这样一种以美国的军事力量、西方经济大国的财力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协调一致相结合的干预模式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从合理性的角度，这场惩罚地区霸权主义的“正义战争”同时亦包含着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非正义因素。因此，英国追求的目标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目标的重合同样是暂时的，而美国的目标实质上仍然是旧格局的产物，随着时间的地移，美国目标的不合理性将会日益突出，其力量与目标的反差也会日益明显，这就决定了美国不可能象主导海湾战争那样继续主导整个世界，相反，它同世界各国的矛盾终将为其自身铸造新的制衡力量。事实上，海湾战争后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加强。

　　（选自王斯德主编：《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