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课 第三世界的兴起和亚洲经济的发展

不结盟运动的特点

　　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与特点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万隆精神”的进一步弘扬光大，是许多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结果。它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形成，并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世界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两极对立的国际关系格局的一种冲击，客观上加速了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过程，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正因为不结盟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964年10月在开罗举行第二次不结盟会议，出席的国家有42个，比上次会议增加了近一倍。这次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1970年9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第三次会议，有54个国家出席，通过了《关于和平、独立、发展、合作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卢萨卡宣言》、《关于不结盟和经济发展的宣言》等14个决议。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等四次会议，有75个国家参加，通过了《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宣言》等24个文件。1976年8月在科伦坡举行第五次会议，有86个国家参加，通过了《经济宣言》、《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行动纲领》等32项决议。第六至第九次会议分别在哈瓦那（1979年9月）、新德里（1983年3月）、哈拉雷（1986年9月）、贝尔格莱德（1989年9月）举行。

　　不结盟运动的特点是：(1)其队伍和影响的扩大十分迅速。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成员国由25个增加到100个以上；占世界国家总数的2/3，人口总数的1/2，包括了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不结盟国家会议成为仅次于联合国的最大的国际讲坛。(2)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其斗争矛头由初期指向一切新老殖民主义到70年代后转向集中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正如第七次会议的政治宣言中所明确宣称的那样：“构成不结盟政策精髓的一向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在内的种族主义的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统治、干涉或霸权的斗争；以及反对把世界永远分为集团的大国集团政策的斗争。”(3)斗争从政治领域逐渐扩大和深入到经济领域。从第三次首脑会议起，每次会议都专门发表“经济宣言，提出在经济方面的斗争目标、纲领和策略。1973年第四次会议正式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不结盟运动的行动纲领。提倡南南合作和集体自力更生，为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进行不懈的努力。(4)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和各种消极因素。由于各成员国处境各异，对美苏两霸威胁的感受不同，反帝反霸斗争的侧重 点不完全一致；也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差异，邻国间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民族、宗教争端，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的压力和外部势力的插手，使冲突不断发生。有的国家面对经济困难，采取了一些偏离不结盟运动宗旨的作法。这些都不利于不结盟运动的内部团结，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从整体来看，由于不结盟国家有着共同利益，运动仍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选自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

　　综观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虽有得有失，但基本情况是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这是主流。目前，马来西亚人均收入为2079美元，制成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4%，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7.6%。据官方统计，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86年增长率为2.6%、1987年为5.2%，而1988年跃增至8.1%。

　　马来西亚发展经济的主要经验：

　　1．调整原来的经济政策。在东南亚各国开放和发展的影响下，马来西亚开放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放松了非马来资产所有的限制、在农业和工业运用了现代化技术、推行国营企业民营化的改革，解散了一些亏损的公营企业。

　　2．重视外资引进工作。到1987年底，外资在马来西亚国内投资总额中占42.5%。为了吸引外资，马来西亚注意用法律形式保护外资合法利益；并规定了减免税收年限和税率等，鼓励外资流入。

　　3．在对外贸易中，根据国际市场动态，积极开展攻势。在保持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市场。近20年来，由于西方经济衰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欧共体和日本的传统市场缩小，马来西亚的出口贸易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为了扩大出口，积极开拓亚非拉以及东欧地区新市场，开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使出口额持续不断增长。

　　4．马来西亚厂商善于利用普惠制促进出口。据报导，过去5年，马来西亚通过利用普惠制出口的商品价值逐年提高。在1987年的贸工部注册、按普惠制出口的公司增加了397家，总数达1814家，出口额由1984年的35.53亿林吉特，增至1988年的54.3亿林吉特（20.2亿美元）。

　　5．马来西亚重视智力投资。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不断提高，1987年与1980年相比，从3.2%增加到7.2%。教育为立国之本，增加教育经费，不但使科技人材不断增加，而且提高了国民的科技和文化素质，从而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

　　6．在过去四年内，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对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平均贬值近30%。导致林吉特疲弱不振的主要原因，是马政府有意以低息政策削减林吉特吸引力，以使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使当地产品更易取代进口产品。林吉特略软亦有助吸引外资加紧渗入制造业寻求发展。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1．工业的地区布局不平衡。由于出口加工区和大部分工业区集中在马来半岛的西海岸以及东马的西海岸地区，面向出口工业的发展使这些本来就比较发达的地区的工业和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因而形成西海岸工业先进，经济发展迅速，东海岸地区工业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而扩大了西海岸和东海岸之间的经济差距。

　　2．主要出口工业控制在外资手里。马来西亚利用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是比较成功的。它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于面向出口工业，对经济贸易的发展以及增加就业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马来西亚的出口工业过分依赖外资，主要的出口工业被外资控制。目前，外资控制着制造业产量和出口的70%。第一大出口工业电子电器工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处于外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这个部门占主导地位，控制2/3左右的企业、纺织业也基本受到外国跨国公司的控制，主要被日本的十几家公司所垄断，仅“东洋人造丝公司”出口的纺织品就占马来西亚纺织品出口量的70—80%。此外，外资在石油化工、木材加工和橡胶加工等方面的出口也占优势。

　　3．新兴出口工业对国内传统工业的带动作用不大。马来西亚的新兴出口工业，如电子电器工业，由于大部分是简单的加工和装配型的，工业生产基本实行大进大出。产品贸易大部分在外国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类工业与国内工业的联系很少。因此，在转让技术、推动国内工业发展方面没有多大作用。而且，在提高本国自身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素质方面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4．新经济政策的失误。马来西亚于7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将马来西亚人分为土著和非土著，不利于民族的困结。由于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当地华人资本家对投资信心不足，造成一个时期内国内投资直线下降，在经济困难情况下，公司利润锐减，企业倒闭，竞争兼并激烈，导致享有特权的马来人企业与没有特权的非马来人企业矛盾加剧，迫使部分资金外流，其后虽做了部分调整，但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新经济政策”将于1990年结束。现在看来，1990年以后马来西亚政府完全改弦更张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将会越来越多地把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在稳定的增长中求得经济的平衡。

　　　  （选自蔡北华主编：《东盟六国经济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七十七国集团的经济协调会议

　　南北对话的发展 南北问题，即发达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问题，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战后，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改善；但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发达工业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品和农产品生产；通过投资、贷款影响其经济发展的方向；向它们转嫁经济危机，使南北矛盾日益尖锐。因此，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联合行动，要求同西方发达国家对话（“南北对话”），为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斗争。

　　1963年第十八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问题，75个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一个联合宣言，由此形成“七十五国集团”。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了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制定了处理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给予关税优惠，发达国家拨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会上，75国集团增加为77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组成了“七十七国集团”（至1986年为止，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此后，在每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之前，七十七国集团都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采取统一行动，为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斗争。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成立了许多原料生产国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铝土协会、铜出口联合委员会、国际茶叶委员会、国际咖啡组织、油料生产国组织等，加强同国际垄断资本的斗争，逐步掌握了原料的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主动权。经过艰难的谈判，1971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同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了协定，第一次提高了原油价格和石油开采税率，并开始对西方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1973年，阿拉伯石油生产 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石油为武器，采取提价、减产、禁运和国有化等措施，根据西方石油进口国对阿以战争的不同态度分别对待，孤立和打击了以色列和美国。西欧国家停止了向以色列供应武器，不顾美国的反对，同阿拉伯产油国单独对话，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日本为了取得石油进口，也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权利。石油武器的运用使阿拉伯产油国夺回了长期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石油生产和油价决定权，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仅提价一项，就使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亿美元。1972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收入仅144亿美元，到1980年高达2750亿美元。石油斗争给原料生产国树立了榜样，促进了它们运用手中的原料和战略物资作为武器，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1974年4月，应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联合国召开了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规定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一切国家都有平等地参加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权利，一切国家都有权对其自然资源和国内一切经济活动行使永久主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建立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联合组织；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和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商品交换上的不合理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1974年12月联合国第二十九届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75年2月发展中国家原料会议通过了《达喀尔宣言》，肯定了上述原则。

　　1975年12月，由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19个发展中国家同七个发达国家及欧洲共同体在巴黎举行南北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1977年5月再次在巴黎举行南北对话。这两个会议分歧都很大，都没有取得结果。1977年11月，根据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成立了“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为“南北委员会”。委员会就促进南北对话多次举行会议。为了打破南北对话的僵局，1979年七十七国集团倡议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全球谈判，第三十四届联大就此通过了专门决议。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981年第十一届特别联大和第三十五届联大均未能就全球谈判问题达成协议。在墨西哥总统和奥地利总理的倡议下，1981年10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有南北政府首脑参加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会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强调应尽快举行全球谈判。西欧和日本也感到南北关系紧张对自己不利，表示赞成南北对话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只有美国态度强硬，反对全球谈判。但各国领导人在会内外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协调立场，为推动全球谈判、改善南北关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坎昆会议后，南北关系继续紧张，举行全球性南北对话仍然困难重重。但是，南北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中国家控制了世 界主要矿产原料和部分农产品出口总额约60%，西欧、日本主要矿产原料绝大部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到1982年底达1500亿美元，占其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1981年发展中国家吸收了美国全部出口量的37%、欧洲共同体（不包括内部贸易）的40%、日本的44%。1984年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总额为1750亿美元，等于它同西欧、日本贸易额的总和。联邦德国有130万就业者从事向第三世界出口货物和劳务的工作。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经济形势恶化。1979年底至1982年危机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初级产品价格跌至50年代的最低水平。发达国家实行高利率政策，利率每提高1%，发展中国家就要多付出50亿~60亿美元的利息，债务负担越背越重。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南北贫富差距在战后以来的几十年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然而，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是与第三世界紧密连在一起的。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每下降3%，“经合组织”国家的增长速度就要下降1%。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已为发达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改变。进入90年代，第三世界各组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都在不断地从多方面为加强南北经济合作、促进全球性南北对话而 努力。

　　南北对话最有成效的是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第三世界历来是西欧的原料产地、商品和投资的重要市场，且是西欧抗衡美苏可以借重的一支力量。欧洲共同体成立后，十分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与有关国家建立了联系国制度。1963年共同体同18个非洲国家和七个海外领地签订了《雅温德协定》，1967年又同三个非洲英联邦国家签订了《阿鲁沙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逐步取消关税，共同体享有投资、利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特权，并给予联系国经济援助。1973年石油斗争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不平等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达到高潮。共同体同包括联系国在内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举行贸易和经济谈判，1975年2月28日签订了《洛美协定》，主要内容是：共同体在不要求“互惠”的情况下，允许46国的全部工业品和94.2%的农产品免税和不限量进入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的商品进入46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但不免税；共同体提供一笔基金，对46国输出到共同体的主要产品因跌价或受灾减产所受损失给予补偿；共同体五年内向46国提供35亿欧洲货币单位（约合46.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79年、1984年、1989年又续订了三个《洛美协定 》。截至1994年12月，第四个《洛美协定》的签字国共82个国家，欧洲共同体12国，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增为70国。《洛美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不平等经济关系的色彩，是符合双方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需要的。它的续订和实施体现了共同体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南北对话、改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持续努力和进展。此外，共同体还积极同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对话。共同体同东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同22个拉美国家成立了协调委员会，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加强贸易、财政联系和技术合作。

　　80年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重重的十年。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供给和商品需要因而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等措施，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和资金条件严重恶化，南方经济发展陷入更大的困境。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2.9%，远远低于以往的水平，出现了拉美的“发展危机”和非洲的“生存危机”。南北贫富差距显著扩大。在南北之间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南方发展民族经济、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斗争也陷入低潮。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减轻债务负担、争取增加援助等方面更多地求助于北方。北方国家乘机图利，无视南方国家的合理要求，或以有限的让步为条件，迫使南方国家按照其利益调整经济政策。南北对话和谈判长期陷于僵持状态，南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趋于不对称和不平等。

　　南南合作的加强 以70年代中期石油斗争为契机而开始的南北对话，到80年代陷入僵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加强南南合作，才能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与发达国家谈判的地位，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展中国家逐渐加强它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1979年七十七国集团通过《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指导性纲领，标志着南南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南南合作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新发展。

　　首先，原有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扩大和完善，新的经济合作组织陆续出现。到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共建立近三十个区域性和半区域性组织、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三十多个、货币金融组织二十多个。这些组织的参加国约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3%。亚非拉各地区基本上都组成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拉丁美洲，1981年3月拉美11国改组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成立拉美一体化协会，并准备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在停止活动八年后于1983年召开成员国首脑会议，并吸收巴哈马联邦为第十三个成员国。拉美国家协调立场，力争制定一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方案。在非洲，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于1980年通过《拉各斯行动纲领》，规定了成立非洲共同体80年代的具体步骤和措施。除已有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外，新成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区（1984年达成准备成立共同市场协议）。在中东，六个产油国1981年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西印度洋三个岛国于1983年成立印度洋委员会。在南亚次大陆，印、巴等七国经过长期磋商，终于在1983年通过了《南亚区域合作宣言》《区域合作联合行动纲领》。在东南亚，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 84年已扩大为六个成员国，在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亚非拉各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均向跨区域性合作或全球性合作方向发展。全球贸易优惠谈判工作初步就绪。1984年七十七国集团专家会议通过了《南方银行纲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南方银行”的态度是积极的。它的建立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对南南经济合作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二，发展中国家积极探寻落实南南合作的具体措施。1981年七十七国集团通过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就贸易、金融、技术合作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和措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年第八次首脑会议重申建立关税同盟，实施工业品贸易自由化统一方案和建立统一货币区。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1984年宣布优惠贸易区条约生效。海湾合作委员会统一经济协议从1983年3月1日起开始生效。1982年被称为“新德里磋商”的南南合作会议，就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利用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协调了对发达国家的共同立场。1983年北京南南合作会议，讨论了经济发展战略、南北对话和经济合作等问题。同年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提出一系列南南合作的具体措施，强调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南南贸易的发展和合作领域的扩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1970~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30%，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70年的不到20%增长到1981年的近32%。1973~1981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财政援助达710亿美元，私人资金转让估计为官方援助的四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资源、能源、农业、劳务、技术和合营企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合作也取得很大的进展。发展中国家已改变了只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投资的历史。自70年代以来，主要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多。当然，南南合作在它的前进道路上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南南合作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维护国家主权，提高它们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南南合作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必将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巩固、提高和取得更大的进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在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表现出明显分化的趋势。例如，拉美经济平均增长率略高于1%，低于2.3%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由债务危机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具有“发展危机”的性质。非洲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4%，也远低于3%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更为严重。特别是它的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水平尚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必需，其经济倒退更为严重，成为“生存危机”问题。唯有东亚地区“风景这边独好”。80年代“四小龙”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东盟国家马、泰、印尼、菲律宾四国为6%，南亚也在4%以上，从而使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和要求。拉美侧重于债务安排，非洲最迫切的问题是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援助，亚洲则强调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过程中的凝聚力有所减弱，全球性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阻力增大，区域性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趋势却在增强。战后国际经济的区域化主要是由南方国家倡导的，目的是通过南南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 ，并用一个声音与发达国家谈判。而经济区域化的浪潮却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90年代欧洲加快实施统一大市场计划的同时，积极扩大同非洲、地中海、加勒比海地区、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往来，力图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92年8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接着又向拉美地区发出旨在加强经济合作的“美洲倡议”。美、日都积极同亚太地区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希望在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可见，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时，转而采取区域性安排，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作用，对于以大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南北关系区域化无疑会对发展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存在着可供选择的机会，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制定对策，推动南北关系向有利于南方国家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

　　（选自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