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课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一）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西方世界称，杂交稻是“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创始人，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他于1964年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用九年时间于1973年实现了三系配套，并选育了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为此，他于1981年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八项国际奖。

“超级杂交水稻”横空出世

　　今年4月3日至5日，全国“863”计划两系法杂交水稻’99海南年会在三亚举行。会议安排在三亚警备区农场基地。这里主要是湖南、江苏、新疆、四川等地的杂交水妥研究中心基地。这是来自全国20多个农业科研单位杂交稻的大比武，60多名专家、教授、学者、研究人员亲临现场。

　　袁隆平谈笑风生，在一块块试验田前认真查看各指示牌的技术参烽、指标，不时用英语询问并纠正一些国际技术术语和指标。年长的叫他“老板”，年轻的称他“老师”。他作为国家“863”计划“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重大项目的主帅，率领着一支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在这里。他平易近人，幽默风趣，随和得就像个小孩，走到哪里，哪里就热闹。一些沟沟坎坎，年轻人也过不去，他却身轻如燕，一跃而过。

　　他在湖南中心一声培矮64S/长粒爪标牌前停下，但见稻秆挺拔，稻叶如剑，稻穗甸甸，粗壮饱满，他指着一个中年矮个子说：“这是湖南中心唐传道的杰作！这一个组合理论产量亩产可达公斤，米质可达国家一级米标准。”他接着神秘地说：“但我告诉他们，我还有一个更好的，现在保密！”

　　记者几次向袁隆平打听，那个“更好的”在哪里？亩产可达多少？他都不说。一次，在吃饭时他悄悄告诉我，那个“更好的”理论亩产可达975公斤！

走进水稻王国

　　袁隆平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1960年，罕见的人祸天灾降临中国。大饥荒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袁隆平新眼目睹了这场遍布神州大地、来势凶猛的灾难。严酷而沉痛的现实使他感到深深不安。他开始了他的水稻高产育种研究。

　　最初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进行教学和科学试验。按照他们经典的理论，以及当时国际上的普遍观点，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实验没有任何意义。袁隆平对这些学说产生了怀疑，而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休学说进行探索，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964年，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优势非常强，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他设想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方法，来代替人工去雄杂交，生产杂交种子，并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讯》1966年第4期杂志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对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

　　袁隆平迈开双腿，与他的助手们走进水稻王国的茫茫绿海，去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1970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野败”。到1972年，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继而育成了恢复系。1973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获得成功，并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623公斤，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

　　袁隆平与同行们历经9年的艰难探索，走过了困境，取得了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育成了适合长江流域作双委早稻的优质、高产双委早稻组合；二是选育了超高产亚种间苗头组合，这些苗头组合达到了每公顷日产量100公斤的超高产指标，比曾经轰动一时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制定的超级稻育种计划提前了6年达标。

“一系法一定要搞”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分为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品种单间杂和优势利用；二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水稻育种更高层次的发展是通过生物技术利用远缘杂种优势。

　　目前，我国普遍种植的杂交稻是三系法品种。由于品种间亲缘关系较近，杂种优势有较大的局限，增产幅度一直在20%左右徘徊，很难再上台阶。因此，三系法杂交稻研究开发成功后，袁隆平即开始了两系法杂交稻的探索。国家把它列为“863”重大项目。

　　二系法因发现了光敏核不育特性，在夏季长日光和秋季短日光下分别表现为雄性不育和雄性可育，可用来制种和自身繁殖，养活了工作量，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优质、高产、高抗，是一大进步。而一系法不再需要年年制种，种子优势没有变异，更是一个由繁而简，由低级向高级进步的过程。

　　虽然一些种子经营部门包括有的科研人员都反对一系法，但袁隆平认为，一系法一定要搞！科学应该是不断进步的！

　　1995年，袁隆平与其助手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用分子标记的方法，结合田间试验，在野生稻中发现了两个重要的QTL基因位点，分别位于1号和2号染色体上，每一位基因位点具有比杂交稻增产18%的效应，将常规育种手段与分子育种技术结合起来，利用水稻的远缘杂种优势，预计在下世纪初将会取得又一次重大突破。

　　为此，去年，朱容基总理批给他们1000万元研究费用。

千亿身价尽在笑谈中

　　1950年我国水稻的平均亩产只有141公斤，1998年达到450公斤，增长了3.2倍。在当今中国，有一半的水稻种植面积和60%的水稻产量是袁隆平及其助手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从1976年到1998年累计增产粮食3.5亿吨，按每吨1000元计算，累计增收3500亿元；按人均口粮每年450公斤计算，每年解决了解情况500多万的吃饭问题。

　　1998年6月25日，湖南长沙爆出了我国目前最大一宗无形资产评估价值额项目----“袁隆平”名字品牌价值1008.9亿元的特大新闻，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余波未平。

　　对此袁隆平泰然面对：人的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脑袋里的知识！我这么个糟老头子，才1.69米高，六十公斤重，连骨头卖了都值不了几个钱。我把这事看得很淡。我们家里从来不谈钱，我一个月工资1600多元，外加院士补助、其它津贴、顾问讲学费，掐指一算，也有三四千元，够了！

　　袁隆平，比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像农民，瘦小的身子，高高的颧骨，背微驼，小平头，古铜色的脸庞爬上了些许老人斑，岁月抽象霜刻在了宽阔的额上，晒得黝黑的手臂被稻叶划上了一道道伤痕，穿着10年前报纸上曾描写过的那种白色褐色线和花纹短袖衬衣，一条灰裤，老式黑皮鞋上沾满泥巴，手上戴着一块黑色手表，乍一看，以为是一块儿童玩具表，他却说这是一次在美国讲学因原来的表不见了，临时花45美元买的卡西欧表，造型很不错。

　　袁隆平每年手里多的时候掌握着几千万元科研经费，生活却极其简朴，他没有名车豪宅，没有海滨别墅，他就与50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基地。基地坐落在三亚市东郊荔枝沟警备区农场，没有水泥公路，一条机耕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两层楼房像普遍农舍一样，掩映在椰林丛中，椰子树之间扯起一根铁丝晾晒衣物。在这里没有职位高低，院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一律下田。袁隆平的儿子、儿媳大学研究生毕业，跟大伙一样，天天下地，默默工作。

　　袁隆平今年69岁了，每天工作到凌晨一点，早上七点半起床，做一会儿运动，吃过早饭就进入实验室，中午稍稍躺一会儿，上午、下午各去一趟田里，晚饭后到海里游一会儿泳，然后与大家一起看新闻联播。他房里就是一张简易大床，两把竹椅，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中心给他买了一台彩电，他把彩电放在会议室，与大家蹲在凳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看完新闻后，继续工作。

　　他肠胃不好，有过敏性肠炎，自己做饭炒菜，清茶淡饭，饭前爱吃一点花生米，从不用筷子，手拈了往嘴里送。

　　袁隆平是家喻户晓的大科学家，通晓几国外语，出国从不用带翻译，英语、俄语水平一流，一些年轻人看他不修边幅，笑他老“土”。他说：“我是在重庆长大的，重庆过去是国民党的陪教，比上海还繁华。但是，我现在天天和农民在一起，如果穿得像个城里人，就会让他们觉得生分，他们就不会和你交心了。我国农民有很丰富的水稻种植经验，应该向他们学习。再说，穿得挺挺刮刮的，怎么下地？”

“我没想那么多”

　　众所周知，在我国，杂交水稻的成果基本上是无偿使用的，甚至有的人买了种子而把种子名称也改掉。种子开发和经营部门都赚了大钱，全国经营杂交稻种子年产值上千万元的单位不少于5个。然而在美国，买一磅常规稻种也要付给科研单位5美分。

　　这就引出一连串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杂交水稻研究要不要与市场接轨？知识产权息样保护？袁隆平为什么不申请专利或者垄断经营？那样的话，他将真正成为世界大富翁。

　　对这些问题，袁隆平的回答是：我没有想这么多。谁想种都欢迎，而县越多越好。

　　把科研成果当作全社会所有袁隆平，当年刚刚发现“野败”最新材料的时候，就及地地毫无保留地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报告，又慷慨地把辛勤培育的宝贵“野败”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全国有关单位协作攻关。到1971年，全国共有13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名农业科学工作者来到海南参加试验。

　　多年来，袁隆平把自己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合作所得的每年1.5万美元顾问费全捐献出来，设立了“袁隆平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一有科研人员取得较有希望和潜力的苗头时，他都给予扶持，几乎每年都有近十个课题组获得5.8万元的资助。

　　袁隆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挂了号的，有人盯着他的脑袋，也有人盯着他的口袋，因为都能来钱。他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有几十个头衔，按道理应该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可他没有秘书，没有保镖，一个人来去自由，也不怕别人绑架，他说自己没有钱，也不需要钱。

“我不在乎那些名利”

　　1991年袁隆平获得了我国颁发的至今第一个特等发明奖，1982年，他被国际水稻所称为“杂交水稻之父”，1985年获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多质奖，1987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1988年获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1993年获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1995年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1996年获日本“日经亚洲大奖，”1997年获世界“先驱科学家奖”，1998年获“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国际水稻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评价袁隆平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他认为，袁隆平一量解决了远缘杂交水稻优势的利用，就有希望解决整个世界的饥饿问题。

　　袁隆平的论文和著作也多次获奖。其中《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被学术界公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传统经典理论的重大突破。他的著作《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1993年获国家图书一等奖，该书还被列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十大著作”之一。

农民的奖重于“诺贝尔”

　　在袁隆平的心里，农民的奖重于“诺贝尔”，有谁能赢得农友们那么多的“奖赏”呢？

　　在湖南郴有一个名叫曹宏球的普通农民，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使他和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于是，他拿来出自己多年辛勤劳动所得的近5万元钱，请人雕刻了一尊几乎和真人一样大小的袁隆平汉白玉雕像，按当地风俗，在雕像胸前披红戴花，在竣工时乡亲们放鞭炮，扭秧歌，还在雕像前供上象征长寿与祝福的寿桃果品，每天都去雕像前参拜。

　　在东南亚，杂交稻使那些种植鸦片的山民看到了希望，很多人改邪归正，改种杂交水稻。

　　罗霄山脉中段的炎陵县，是神农氏炎帝安息的地方----炎帝陵所在地。1996年首届湖南省公祭炎帝陵活动在那里举行，他们请来了袁隆平当主祭人，让他点燃公祭圣火。他们把最高的荣耀给了袁隆平，把袁隆平当做了当代神农氏炎帝。

　　一位老农说：“袁隆平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救了那么多人的命，做了功德无量的善事，是要成佛臧仙的！”

“学农的只会做植物切片吗？”

　　袁隆平事业卓有成就，业余生活亦情趣盎然。

　　他是有名的“浪里白条”，还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时，他就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的西南区运动会上夺得过游泳第四名。每年到海南三亚“南繁”，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大海中一显身手，每年总有一批“旱鸭子”成为他的徒弟。

　　在湖南中心，他每天要到试验田里去，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播种到收割为止，从不间断，这是他的职业习惯，来回一圈大约有4公里。所以，他虽然已经69岁了，却还身手矫健，能骑摩托车。现在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有了一支摩托车队，大家一起骑摩托车跟着袁主任到田间去，真是不亦乐乎！

　　袁隆平还有一个爱看电影的笑话。那年在南京看《魂断蓝桥》，正碰上日本轰炸机轰炸。电影结束一看，电影院只剩下他一个人。

　　看书和听音乐是袁隆平的两大爱好。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睡觉前要读半个小时的书。他爱听音乐，激情来了还拉小琴，或舒伯特的《小夜曲》或舒曼的《梦幻曲》，每每兴致所至，夫人邓哲也愉快地随他一起弹起电子琴。

　　他与邓哲有一则“以琴为媒”的佳话，至今传为美谈。

　　袁隆平的祖父在段祺瑞政府任过广东琼崖行政长官秘书长、文昌县县长，父亲任过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由于“出身不好”，加上不修边幅，34岁了仍光棍一人。然而，他在安江农校任教时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是师生皆知的。尤其是他会拉小提琴，每当夜深人静，小山村回荡悠扬的旋律，深深吸引和打动着他的一个学生----邓哲。邓哲是班上的文体干事，1959年毕业后，分配在黔阳县农业局工作。“心有灵犀一点通”，5年之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

　　“文革”中，袁隆平被扣上了“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走白专道路”等帽子，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他却说还要加一个字：时。因此被打成“反革命”。他精心培育的不育试验秧苗被人扯掉丢在井里。袁隆平对邓哲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还要进牛棚。”邓哲却劝慰和鼓励他：“顶多是双开除，你去当农民，我跟你一块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还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

两大心愿

　　袁隆平有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

　　这是袁隆平的心声，一种博大的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从成绩与荣誉两个“包袱”中解脱出来，超然于名利之外，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袁隆平把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他还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记者离开三亚基地的时候已是4月7日的黄昏，北国还是春寒料峭，这里已经袁隆平把记者送至路口，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满载着袁隆平的梦想与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地上播种和收获，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厅迹。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中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引种杂交稻，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转内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90年代以来专门立项支持在世界一些产稻国家发展杂交水稻。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这些年他每年都出国指导，还派出了许多专家担任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并为这些国家培训技术专家。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38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15个以上国家的100多各科技人员。

　　1998年，越南和印度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10万公顷和20万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吨----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邓稼先——两弹是他的勋章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而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生平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背景

　　■杨振宁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回答：“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激动得流出泪水

　　邓稼先的一生，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长大，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声中走上科学之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强国的宿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同时，他在党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如何发动群众进行科研攻关，为此而终生奋斗不惜个人的生命。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故事

　　■他从美国归来，带了几双尼龙袜子送父亲，还带回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

　　■岳父支援的一点粮票，他都用来买饼干与同事们分享；他在基地度过10年单身汉生活

　　邓稼先于1950年夏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完全可以留在那里并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但他毅然回来建设仍一穷二白的祖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邓稼先还强调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亲临第一线。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他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检验，自己受到致命的辐射伤害

　　■得知患癌症，他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航天精英钱学森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是与钱学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大。1935年赴美留学，1938年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著名专家冯·卡门指导下获博士学位。1943年，他与马林纳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为美国40年代研制成功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设计思想被用于“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二等兵A”导弹的实际设计中，所获经验直接导致了美国“中士”地对地导弹的研制成功，并成为后来美国采用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北极星”、“民兵”、“海神”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的先驱。

　　此后，钱学森又在超高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方面对航空工程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和卡门一起提出的高速音速流动理论，为飞行器克服音障和热障提供了依据，以他和卡门名字命名的卡门一钱学森公式成为空气动力计算上的权威公式，并被用于高亚音速飞机的气动设计。

　　由于他对火箭技术理论卓有建树，并于1949年提出核火箭的功能设想，因而在当时被公认为火箭技术方面的权威学者。

　　1955年，钱学森冲破美国当局的层层阻挠回到了祖国，投身于创建中国航天事业当中。1956年2月17日，他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最光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10月，他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接着，他长期担任航天研制的技术领导。在他的参与下，1960年11月我国发射成功第一枚仿制火箭，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飞行试验取得成功。1965年钱学森建议制订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列人国家任务，最终使我国第一颗卫星于1970年到太空邀游。

　　在50年代初，钱学森把控制论发展为一门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为飞行器的制导理论提供了基础。他还创立了系统工程理论，并广泛应用。

　　由于钱学森在中国航天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1989年6月，国际理工研究所向他颁发了小罗克韦尔奖章；1991年10月，我国政府授予他“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

谁第一个完成了胰岛素的合成？

熊卫民

　　1963年底，美国Katsoyannis实验室宣布他们已合成具胰岛素活性的物质。

　　1964年前后，德国Zahn实验室宣布自己完成了胰岛素的全合成。

　　1965年9月17日，我国科学家初次得到人工胰岛素结晶。

　　自然科学不象社会科学，不能只宣布一个结论，得发表文章谈关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做得最仔细，我们的证据最强，我们最早发表全合成论文。我们确实可以毫不犹豫、当之无愧地光荣宣称：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胰岛素！

　　但Katsoyannis等人也的确有资格不服气，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个人单独研究，而我们动用了全国的力量。

　　9月17日马上就要到了，37年前，也即1965年的这一天，中国科学家极其兴奋地拿到了人工胰岛素的结晶。一年多以后，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为什么在胰岛素前面要加“结晶”两字？是不是我们底气不足，不敢宣称是自己最早合成了胰岛素？

德、美都说自己是No.1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咨询了多位参与了此项工作的科学家。当年领导过胰岛素拆、合工作的邹承鲁院士说：

　　“这是因为德国科学家在较早的时候，大概是1963、1964年吧，发表了一个简报，说他们已经合成了[胰岛素]。但他们[的产物]没有纯化，没有结晶，所以我们加了‘结晶’二字以示区别”。

　　德国的相关研究由亚琛羊毛研究所（Deutsches Wollfforschungs Institute, Aachen）的Helmut Zahn教授领导。据其学生Dieter Brandenburg回忆，他们“在1962年时合成了胰岛素的A链，1963年时合成了胰岛素B链，1963年快结束时把人工A、B链结合了起来”。同年12月，他们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ür Natürschung）上发表了一条短讯，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1964年7月3日，Zahn 在哥廷根举行的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生物学讨论会上发表演说，宣布了同样的消息。该消息被收录入1965年的《生物化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被认为是1964年多肽和蛋白质合成领域最重要的成就。1964年7月底，他们在纽约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生化大会上又宣布了这个消息。但他们所得产物生物活性很低，只有0.2-1%。

　　在1965年前宣布自己已完成胰岛素合成的还不止德国一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Panayotis G. Katsoyannis副教授也于1963年11月25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他没有说出活性比的具体数值，甚至也没有说出活性比的级别，因为相关测定还正在多伦多进行，有关数据还根本没有得出。他还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

我们才是真正的赢家

　　从宣布的时间上看，似乎是美国、德国的科学家最早完成了胰岛素的合成。但我国的相关科学家完全不同意这种提法。在胰岛素拆、合工作中有重大贡献的杜雨苍研究员说：

　　“美国人[Katsoyannis]……开记者招待会，说自己已经合成了胰岛素，我们拿他发表的文章一看，他根本连大肽的合成都没有完成，他哪里来的胰岛素？A、B链都还没有，他拿什么连……关键性的文章没有发表，他前面说的话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自然科学不象社会科学，不能光讲我想什么什么，我有一个什么观点，把一个结论、一个看法发表就可以了,不能向媒体宣布一个消息就算完成了。自然科学不是这样的……[宣布前]必须要谈关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必须要有一篇一篇正式的论文发表……从后来的工作来看，许多关键大肽的合成他后来还是做了，而且用的是我们的方法。他用我们的方法来做，做出来了，有一定的活力，但那是以后的事。”

　　邹承鲁院士也说：“退一步讲，就算那时他[Katsoyannis]做出来了，他也没有正式发表论文，而国际上是以发表论文为准啊。”

　　其实从宣布时间上看，我国也没落后于美、德两国，因为我国早在1960年就已经宣布过胰岛素合成的完成。据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相关档案记载，1960年4月28日，复旦大学生物系有关实验室就曾声称自己已经合成了人工胰岛素。这项“成就”很快引来了全国各地大批参观者，并被拍成电影放映。对此工作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Wai-ling Vivian Tsui还介绍说，没过多久，上海市市长在上海市最大的公共集会场所——人民广场——向人们宣布了这项“成就”。

　　当然，复旦大学生物系当时并没有真正成功，他们的检测方法不正确，同年6月底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就指出了这点。

　　虽然在检测产物的活性时并没有犯和复旦大学生物系相同的错误，但德、美两国的相关实验室也很难说自己真正成功了。他们的产物未能提纯，不能结晶，检测到的活性极低，实验过程可重复性极差——他们自己也难以重复，所以在宣布之后还在更换合成路径。

　　但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说他们当时是在讲假话，至多只能说他们有点鲁莽。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确实是因为合成胰岛素的难度太大，在判断是否完成了合成方面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同时各国实验室间的竞争太激烈，发表时间稍微推迟一点，就可能落到别国的后面。

　　我们在这方面是吃了大亏的。由于当时我国特别强调原创性研究必须对外保密，强调一定要尽力保证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最先得到研究的最终成果，所以我国科学家没能在1959年及时发表天然胰岛素A、B链的拆开、重新合成胰岛素、产物的结晶等重要阶段性成果，结果别国科学家在我们之前发表了相同或类似的成果，把优先权和相应的荣誉抢了过去——A、B链的拆开由Bailey于1959年在美国《生化杂志》（J.B.C.）上最先发表；重合成由加拿大科学家Dixon和Wardlaw于1960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最先发表；美国科学家C. B. Anfinsen等人于1960年发表了一项与天然胰岛素拆、合、重结晶类似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工作，即核糖核酸酶的二硫键的拆开和重新连接恢复酶活性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但在胰岛素合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这点国际上确实是承认的。据B链合成功臣龚岳亭院士回忆，在1966年4月举行的华沙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上，我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成了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的中心话题，“美、英、法、意、荷、比、挪威、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著名科学家都祝贺我们取得了伟大成果。” 时隔不久，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A．Tiselius教授来到中国参观了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对在场的中国科学家说：“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据邹承鲁院士回忆，Zahn教授本人曾当面向我国相关科学家承认是我们取得了这场国际竞赛的胜利。不但如此，“他还多次在国外公开场合也这么说”。美国的科学界也承认中国科学家是这场竞赛的赢家，他们在1966年7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载有数页长的评论，介绍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领先于美、德两国这件事。

　　但Katsoyannis一直不承认是最后的胜利者是中国人。他确实承认自己在结晶工作上落后于中国的竞争者，可他同时认为结晶不过是“糕点上的糖霜”，对于确定产物的身份并不关键。他本来可以做，事实上在1966年[我国的全合成论文发表后]也确实做出来了，但觉得这种工作不过“按菜谱烹饪”，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以前不屑做。但他的这种辩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公认做出结晶是最后确定合成物身份的关键指标,只有在做出结晶后才能确认最终得到了胰岛素。

　　我们国家最早做出了人工胰岛素结晶！其形状和天然胰岛素结晶完全一致，生物活力也和天然胰岛素基本相当。年届九十的邢其毅院士一提到此事就非常兴奋，指着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结晶照片对记者说：

　　“你看，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后来每次报告时都提到它——就是这几块结晶。这是无价之宝，国外的那两家，不管是德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没有照出这样一张照片出来。”

　　除结晶外，我们还有其他非常强硬的数据。在A链合成中有重大贡献的徐杰诚研究员回忆说：

　　“[在胰岛素合成过程中，我们得到的]每一个中间体都要通过元素分析、层析、电泳、旋光测定、酶解及氨基酸组成分析，其中任何一项指标达不到，都要进一步提纯后再进行分析，力求全部通过。当时我们戏称这叫‘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做得最仔细，我们的证据最强。我们确实可以毫不犹豫、当之无愧地光荣宣称：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胰岛素！

德、美也难说是输家

　　但Katsoyannis也的确有资格不服气，其实Zahn同样也可以不服气。他们只是出于个人的科学兴趣，才领导少数几个人，和少数几个人合作进行这项研究。而我们把这项工作当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关心者不但有相关科学家，还有北京、上海的市长，国家科委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参与工作的研究人员也远远多于他们。他们得担心科研经费问题，而我们有国家为后盾，根本无须考虑相关花销。对于必需的合作，他们主要凭私人交情进行；而我们可以动用而且确实动用了行政命令。

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简介

　　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合成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和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人造卫星的上天一道，被誉为新中国科技工作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的“代表作”。

　　该课题于1958年下半年由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提出，1965年9月17日由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单位协作完成。前后共花了大约七年的时间。中间经历过一个短期的“大兵团作战”阶段，除上述三单位外，还牵涉了复旦大学生物系、北京大学生物系、北京大学化学系、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科院药物研究所、中科院生理研究所、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等单位。但是只有在调整了参加单位至三个，参加人员压缩到二十余人时，工作才真正走上轨道，取得进展。

　　这项工作的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国家的科学声誉，对我国在蛋白质和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永恒的骄傲——怀念邓稼先

杨振宁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100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巨大转变作出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微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读理论物理，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被任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再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1904-1967)。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包括奥本海默，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20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Bom,182-1970)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奥本海默的演讲十分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听者往往会着迷。1964年为了庆祝他60岁的生日，3位同事和我编辑了一期《近代物理评论》，在前言中我们写道：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Los Alamos)武器实验室做费米(Fermi)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五四”时代的一首歌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天阴则闻!”

　　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心情?

　　“精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能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沙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仍陷于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道歌曲。

永恒的骄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的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