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课 民国时期的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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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说"桥"

　　我国人民尊敬的科学家，一代桥梁建筑大师，北京市科协第一、第二届主席茅以升（1896，1，9-1989，11，12），每当说起桥来，都是精神焕发，滔滔不绝，他曾说："要说桥，它的含义很广，有物质的桥、精神的桥、友谊的桥|……"，茅老不仅在架设物质的桥上造诣很深，而且在爱国联谊、科学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更有许多深入浅出、寓意深刻、富于哲理的"桥话"，堪为后世学习的典章。

　　爱国-征途之桥。茅老是一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动力就是热爱祖国，抗战前后他对钱塘江大桥的建桥、炸桥、复桥的史迹，就是最充分的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余年峥嵘岁月里，他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矢志不移的追求，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当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楷模。

　　他特别关心祖国的统一，并为之默默工作，他在世时常说："台湾和大陆应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奋斗。"为了台湾的回归，他对在台湾的许多老友、学生、相知，做了许多工作，为架设祖国统一的桥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科普-育才之桥。茅老学术精湛、著述颇丰，除专业著作外，写了大量的科学读物，如《五桥颂》、《二十四桥》、《人间彩虹》、《中国的石桥》等，毛泽东称赞茅老说："你的《桥话》（载于是1963年〈人民日报〉）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呢！"这些科普读物在青少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成为了毕生的志愿，据统计，从1978年到达1981年之间，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先后为孩子们做报告30场，直接听众6万人，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科普文章，1985年，他亲手给中小学生复信30多封，极大地鼓舞了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热诚-友谊之桥。有人问老茅，你为什么长寿？他笑着说："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多。"茅老的朋友，上至高龄学者，下至6岁幼童，情达海外友好。在茅老的客厅里经常有许多客人聚会，以青少年居多，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晚上来造访，向他请教有关学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不仅非常仔细地给解答，而且还当场为他拟就了一个必读的书目，那青年人十分感动，他也感到一种满足。1985年他曾同一位9岁的小学生背写圆周率小数点头100位数的速度，并意味深长地说："圆周率后面的数字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不满足现状，要不停地努力向前。"

　　茅老还是一位沟通海内外友谊桥梁的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访问过14个国家，他每到一处都接交了不少朋友，他长于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来宣传我国的成就，为祖国争取了许多友人。

　　探索-未来之桥。在谈到未来的桥梁时，他说："明天的桥一定会造得更美好，人们到野外游山玩水，随身就可以带上如同携带雨衣一样的'袖珍桥'，这种'袖珍桥'也许是用一种极轻、极软、强度极高的特殊塑料制成的极薄管子，预先造成桥的形状，把它折叠起来放在身边，遇到小河时把它打打气，就架起一座桥"茅老对明天桥梁的预言是美好的，也一定能够架起人间无数的彩虹。

茅以升造桥炸桥

　　钱塘江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一九三四年始建，不但极大地方便了钱塘江南北的交通，而且与六和塔一起构成了西湖风景名胜区南线一处宏伟壮丽的景观。

　　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建造主持者是茅以升博士。为了完成建桥重任，茅博士毅然辞去北洋大学教席，只身来到杭州。由他主持制订的建桥方案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比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的方案可减少投资约二百万元，终于被当局采纳。

　　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并且正积极备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妄图亡我中华。茅以升尽管不是政治家，但他热爱祖国，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他决心为国为民造大桥，但也做好了自己造成的桥绝对不能为敌人所利用的思想准备。为此，他在大桥第十四号桥墩预先设置了一个可安放炸药的孔洞，以备万一外敌入侵，大桥宁可炸毁了也不致落入敌手。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了。九月，钱塘江大桥通车。十二月下旬，上海失守，侵华日军逼近杭州，十二月二十三日，茅以升亲自指挥炸毁大桥。炸桥时间原定于下午一点，但由于桥北岸仍有大批难民如潮涌般通过大桥，茅以升挺身出面与军方交涉，愿由自己承担责任，延迟炸桥。直到傍晚五时，江天暮霭中已发现沪杭公路上有日寇骑兵奔逐而来，才断然制止行人过桥。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

　　钱塘江大桥炸毁了，距它建成通车还不到四个月。透过苍茫暮色，茅以升先生凝视着由他一手炸毁的大桥残影，还看到了江北岸愈来愈亮的火光，他悲愤满腔。

　　如今，钱塘江大桥依然巍然屹立，南北畅通无阻。大桥北堍，竖起了茅以升全身铜像，人们永远怀念这位中国杰出的桥梁专家、爱国主义者。

竺可桢（1890-1974）

　　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地理学家。我国近代地理学和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所从事的科学教育、科学组织领导与科学普及工作，都有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关于台风眼的机制、台风的分类、东亚天气类型、中国季风气候、高空风向与天气预报的关系，中国气候区划、气候与农业丰产的关系，物候学、气候变化以及天文学方面的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等研究，都有重大创新，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有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和实际领导经验，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重要著作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物候学》(合著)、《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气候概论》等300多篇，并留下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共38年又37天的日记，约900万字。记有自己的言行、感想，工作上的主要情况和科学界的重要史料，体现了正直的为人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逝世后，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相继按年份出版日记，共分5册，约320多万字。这在我国科学家中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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