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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3 边城（节选）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30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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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题记
沈从文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其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至于文艺爱好者呢，他们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通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他们不需要这种作品，这本书也就并不希望得到他们。理论家有各国出版物中的文学理论可以参证，不愁无话可说：批评家有他们欠了点儿小恩小怨的作家与作品，够他们去毁誉一世。大多数的读者，不问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读。正因为关心读者大众，不是便有许多人，据说为读者大众，永远如陀螺在那里转变吗？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
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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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琐记
黄伟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名篇，惭愧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对其一无所知。直到八十年代据说海外有人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于是国内兴起一股“沈从文热”，仅仅为了赶时髦，才找来一读。当时年幼学浅，初窥湘西风情，神往之至，只感觉到不可言状的美。近日重读《边城》，仍然无法将散乱、断续的思考连缀成文，只好记下一些琐碎的感受，名之曰：“琐记”。
一
《边城》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沈从文“在他成熟的时期，他对几种不同文体的运用，可说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计有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1)聂华苓也说：“沈从文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是雕塑家，在《边城》中，他成为画家。”(2)小说开始的两段：“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明丽的图画。故事就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展开，又怎能让它不美呢？
《边城》就是由这样美丽的山水构成，而其中的小说人物反而成了图画中的点缀。《边城》表现的不是人，而是自然。《边城》抓住了山水的灵性，以水作为背景，“我的作品的一切背景，都少不了水。”(3)让水的色泽浸润到文字中去，将故事置于一种翠色的基色下，具有清新、柔和的格调。
二
《边城》是一首哀婉的抒情诗。
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ea（田园诗）杰作”。(5)苏雪林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6)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7)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沈从文怀着对故乡缠绵的挚爱，描绘了牧歌情调、诗情画意的茶峒风情。“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8)那儿的空气“安静和平”，那儿的人物“聪明、正直、勇敢、勤劳”，“也爱利，也仗义”，即使对妓女也都诗化了。“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9)深情、旖旎的文字象一脉清泉在心里流过，正如翠翠唱的歌，“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10)优美中透出淡淡的哀伤。这里如画的风景，淳厚的民众，每个人都朴质、善良。由于误会，仅仅是由于误会，翠翠的如叙事诗的爱情成了一幕悲剧，一出淡淡的悲剧。沈从文先生很能节制自己的感情，让感情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鲁迅把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巴金倾泄式的热情如火山喷发，沈从文不同，他在热情中藏着感伤，平静里夹着忧郁，形成了独特的诗的意境。
三
《边城》“浓浓的地方色彩，淡淡的时代投影。”(11)
沈从文是一位高明的风俗画家。“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12)点明了湘西山城特有的自然风光；“青年男女对歌倾吐爱情，端午节赛龙船，中秋夜舞龙，捉鸭子，耍狮子，放烟火，小小的山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显示了湘西独特的地方风习。《边城》中刻意描绘的还有边城那古朴淳厚的民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睦。《边城》的语言也是地方化的，植根于湘西的生活土壤之中。湘西的山水、湘西的父老、湘西的习俗、湘西的乡音，配合着逼真的自然的风俗描写，作者“把整个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杯里。”(13)
《边城》的地方色彩是极鲜明的，时代投影却是不易捉摸的，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14)朱光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15)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16)《边城》的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四
《边城》中可爱的人物和人性美。
沈从文主张：“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17)“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8)正因为这样，《边城》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善良与美的化身，都具有作家所想望的人性美。
翠翠，寄寓着作者的理想。他不忍心她身上沾一点灰尘，犹如一线山泉，透明、纯净。竹林、竹筏是翠翠的投影。“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19)名字的来源是竹，竹林也是翠翠的避难所。傩送喊过河，翠翠认出是她喜欢的人，“大吃一惊，同小兽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20)祖父死了，渡船冲走了。于是，乡人“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用葛藤编作筏子，作为来往过渡的临时渡船。”(21)翠翠继续摆渡。竹是天真、美丽、善良、羞怯、忠贞的翠翠的自然象征。
老船夫，是边城中最令人难忘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侠骨柔肠，淳厚善良。他有重重的心事，他牵挂翠翠的将来。正由于他的谨慎和关心，增加了翠翠爱情的曲折。大老怪他，二老怪他，顺顺怪他，翠翠也不理解他。他带着委屈和寂寞死去。渡船和白塔是老船夫的化身。祖父是白塔下唯一的一家，五十年来，每天都离不开船，他就是渡船，渡船被水冲走了，白塔坍了，老祖父死了。众人捐助重修了坍塌的白塔，表示老船夫淳朴、善良的人性永远活着。
祖孙二人的心性是那样的美，同他们联系的其他人心性也同样是美的。
船总顺顺慷慨好义，豪爽正直，济人以急。
天保、傩送，这一对爱情上的竞争对手也是磊落胸襟、一往情深，天保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弟弟。傩送为了纯真的爱情，宁愿放弃碾房的陪嫁，兄弟俩都显示了高尚美好的情怀。
小说的其他人物如杨马兵、过渡客人、商人也都那样热诚、质朴、善良……
正是这些具有美好人性的人们，创造了边城和平安宁的“爱”的氛围。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的：“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22)《边城》“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23)
另外，我想把黄狗也看作《边城》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它是翠翠爱情的见证，它的可爱折射出边城独有的人性美的光辉，它应该是现代文学中最杰出的关于狗的形象描绘之一。
五
小说开始描绘的小溪“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计数。”(24)我们仿佛又读到柳子厚幽美的《小石潭记》。
二老给祖父送酒葫芦，翠翠“觉得好象是个熟人，可眼里象是熟人，却不明白在什么地方见过面”。(25)似乎脱胎于《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见面。
优秀的作家不以向民间文学学习为耻。《边城》的语言、情节固然植根于湘西的土壤，连翠翠的歌也透出泥土的气息：
六
《边城》是一曲无奈的挽歌。
边城并非世外桃源。
粗粗一看，茶峒还是尚未受现代文明侵蚀的，带几分原始淳朴气息的桃源。但是商业文明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王团总新置的碾房好象没有战胜古老的渡船，可它毕竟赫然立在了茶峒的河边。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既然产生就不止于一人一事了。小说中还多次提到 “要是爷爷死了呢？”爷爷的死似乎代表着什么。雷雨夜之前，祖孙有一段对话。
“翠翠说：‘爷爷，我害怕！’翠翠怕的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
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就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用怕！’”(27)
作者的理想王国渐渐崩溃，完美的人性逐渐被侵蚀。沈从文把民族最后一块桃源乐土表现出来，正是哀叹其堕落的不可避免。“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28)“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29)将来怎样？沈从文和边城的人渴望见到又不愿相信。“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社会的蜕变正如女孩儿的出嫁，娘家是难舍的，婆家不知究竟怎样却又总具有诱惑力。
对终将蜕变的边城、边城的人、边城的人情民风，沈从文多么的留恋和无奈呵！
七
《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
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太过完美。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批评得比较中肯，她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过于随笔化”，“于结构更疏忽了”，“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30)不少学者也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他仅是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象雾中的花，云中的月”。(31)给人以“虚”的感觉。王瑶也指出沈从文“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32)
《边城》或多或少也存在这些缺憾。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写风光景物，不昔数百字、数千言，有时给人以游离之感。更何况那不杂一丝烟火气的桃源中，人物又多不具有现实的生活感，总使人在向往之余却难以置信。用散文笔法做小说也固然可以，但如果疏忽了结构，那么就只能叫散文了。
《边城》虽然是一篇优秀的小说，但它更象一篇优美的散文，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美丽的童话。
引文参考：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2) 聂华苓《沈从文传》
(3)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
(4)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
(5)(18)苏雪林《沈从文论》
(6)沈从文《夫妇.附记》
(7)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8)雨果《莎士比亚论》
(9)(13)(15)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10)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里看他的文艺风格》
(11)沈从文《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
(12)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
(14)(17)沈从文《边城.题记》
(16)沈从文《长河.题记》
(19)田仲济、孙昌熙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20)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其余引文均出自《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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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刘洪涛
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凸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从研究《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人手，以期对它的艺术独创性及其意味作阐释。
一 牧歌作为乡土抒情形式
牧歌(pastoral)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作品中能够界定其本质因素的抒情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我们可以从题材等多个角度去描述这种倾向和品格，如把"牧歌风"或"牧歌情调"与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单纯简朴的生活，恬静平和的气氛等联系起来。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它综合了文体、风格、氛围、结构、题材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整体性、弥漫性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特别多。如刘西渭的《<边城>舆<八骏图>》一文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②。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③。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④。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朴
归真"⑤。
虽然《边城》的牧歌属性最为学者称道，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牧歌不是孤立的个案。牧歌与田园小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故其抒情特质在田园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我们可以在废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证这一点。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在何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这条线索。牧歌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性，在优秀的作家那里，这种乡土抒情形式也蕴涵了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
《边城》的确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乐园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也十分强烈。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⑥。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⑦
沈从文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诗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层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有评论家从《边城》人物、山水、意象关系着眼，把《边城》比作一幅水墨画⑧，实在是深得它的气韵和精神。
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后来，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⑨。《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⑩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人，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人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
二 文化隐喻：中国形象及其背景
当《边城》的牧歌图式指向一个文化隐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我在这里使用"形象"一词，因其作用重大，特作一些说明。我们知道，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分析倾向于个别的典型人物，而在50年代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形象学兴起后，"形象"一词的使用被泛化了，它与特定国家、民族，或某类人等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联属，形成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如"美国形象"、"俄国形象"、"英国形象"等。这一形象的范围不限于人，它还可以包括风物、景物描述，甚至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关涉民族与国家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形象学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和它必然伴生的自我民族形象，以及形象背后隐涵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相互间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恒常的，因此，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⑾。我们在《边城》研究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把牧歌的文化隐喻置于中国被动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背景中来考察。
象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中国形象"也是一个极具统摄意味的概念，它是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对自我的看法的具象表达。《边城》的牧歌属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中国想象--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成可感的艺术造型。这形象是崭新的，文坛被"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支配多年后，一个焦虑中的民族渴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边城》应运而生。
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0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我们不应该将两部作品中反映的民族的双重根性指认为一个毋须求证的事实，而应该意识到民族形象的建构性和被阐释性，它依附于不同的知识体系。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
启蒙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是后发国家对被动现代化的两种主要回应模式。按照美国汉学家艾恺所下的定义，"现代化"指"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的运用过程"⑿。现代化进程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和劳动力，为国力强盛和人民富足开辟道路，因而得到广泛拥护。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功利性和效率，这使它必定强调结果的评价，也预设了道德的相对性甚至道德真空，人的工具化和物化也就成为必然之事。由于其与人性的目标相悖，与历史所衍生的诸多文化和道德价值相悖，现代化又不断受到激烈的批判。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欧，它是一个被动的、外来的和强加的过程，并伴随着殖民者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同时又与本国传统发生尉烈的冲突。因此，现代化及其衍生的观念在唤起民众空前的皈依热情的同时，也激发了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化上的启蒙主义和守成主义是这种现代化进程在思想上的必然反应，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成了这种反应的重要表现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阿Q正传》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形象。由于"国民性"命题的特定指向，加上鲁迅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阿Q形象成为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代名词。它的价值判断是负面的。
被动现代化，如在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激起了相反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从辜鸿铭、梁启超，到梁漱溟、学衡派等，众多的知识精英为本土和传统文化张目。他们在强调差异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文化守成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萌芽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抒情之作，作为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20年代周作人的一部分散文，废名的小说，表达了作家对地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眷恋与依赖。进入30年代，新一代京派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芦焚、林庚等，更以流派的规模，对传统和乡土作诗意诠释。五四主流文学中的乡土与城市之间形成的张力在京派作家笔下获得新的阐释和意义，并且得到升华；此外，在"乡愁"的发酵，"古都"的回眸，"原始人性"的塑造，及"古典意象"的挖掘等表现新的民族形象的多角度尝试。可以说，1934年初沈从文的颠峰之作《边城》发表前后，一个整合、提升新的中国形象的文学外部环境已然成形。
三 中国形象与沈从文创作的发展
从沈从文个人创作发展的轨迹看，诗意中国形象的诞生显示了内在的必然性。沈从文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24-1927年是沈从文的试笔和模仿阶段，他受周作人、废名等影响，多写些怀乡忆旧之作，寄托对乡土的愁思，其文化意蕴浅显凌乱。1928-1931年，沈从文主要在上海，他一扫往昔作品中的感伤情调，纪实倾向，转而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他的地方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强化。1931年秋，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在青岛大学任教。佛家思想就是这一时期大规模地有机地融人他的作品，对生命的原生态进行了归纳。这种归化作用在他1933年秋到北平后仍持续着，但佛家思想逐渐淡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上升到主导地位。在佛家思想使野性的湘西受到初步的文明教化后，儒家思想把伦理情感，民族前途的思考，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把诗性人格推到了沈从文视野中。《边城》作为这种变化的产物和集中体现，显示出沈从文正走出在地域对比中表现湘西地方优势的格局，唱出了中国的颂歌。
表现苗族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沈从文创作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在他的早期作品(1924-1927)中，沈从文借苗族来夸耀地方的奇异，但对现实生活中的苗人，采取歧视态度，把他们作为异类加以严格甄别。1928年-1933年，沈从文先在上海，后到青岛，他对苗族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从父亲口中，得知了自己有苗族血统，他以苗族身份自居，写了一系列苗族传奇，如《龙朱》、《神巫之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月下小景》、《凤子》等，他讴歌传说中的苗族英雄和传奇人物，赞慕苗族狂放、野性的生活，并从现实体验出发，触及到苗汉两个民族的冲突。1933年秋，沈从文来到北平。多种因素促使他放弃了以"苗族作家"身份从事写作的念头，他逐渐丧失了对表现苗族浪漫传奇，彰显苗汉文化冲突的兴趣。而《边城》正写在沈从文到北平方以后。当然，即使是在他大张旗鼓地彰显苗族文化时，他也是矫饰的，他所认同的是传说中的苗人，而非现实中的苗人。他只承认自己与他虚构的龙朱等苗族传奇人物和英雄血脉相承，却回避与进凤凰城赶场或为一点因由就被牵来杀头的乡下苗人之间的血缘联系。他并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
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述策略⒀。当他越来越认同"中华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碍。于是，此后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到北平后的沈从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由苗族到汉族，由关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
随着沈从文在创作方面从张扬原始野性到皈依教化文明，随着个别民族捍卫者的身份弱化，整体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增强，他开始频繁地发表时论，谈论民族复兴和国家再造。在1933年秋冬到1934年春，沈从文先后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劝人读经》、《知识阶级与进步》、《打头文学》、《论"海派"》和《关于海派》等文章，虽是在议论文坛不良习气以及社会政治弊端，而用意是警示"民族特性的消失"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并探索"民族出路"，他关注的是一些涵盖性很大的命题。如他在《打头文学》中说："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如此，"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⒁他两篇论海派的文章，虽是就他引发的有关海派的论争进行答辩和发挥，但有趣的是，他附属于"海派"的主要说辞，却是针对"民族"劣根性的；也就是说，它把"海派"的地方性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看待。如《论"海派"》中说；"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⒂这是沈从文集中发表对文学、知识分子等
问题看法的时期。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不是从个人好恶和感受力出发，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前途，国家利益的角度批评文坛时弊，把文学的创新和诚实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视野更见开阔。
从1933年10月他到北平起，到他完成《边城》，这种联系是他言论的主旋律。因此，沈从文才会在《边城》出版时的题记中郑重宣布，他的这本注定要落伍的书，是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他给他设定的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⒃
从现代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发展来看，30年代，在文学中出现诗意的中国形象，是历史的必然；从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发展来看，他的抱负和思考的格局此时已经上升到一个宏阔的高度，特定的乡土和地域皈依整体的"国家"，特定的民族被整体的"中华民族"取代。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互相作用，《边城》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
四 从《边城》看后发国家文学中民族想象的本质
《边城》的牧歌属性及其文化隐喻--中国形象，为后发国家的民族抒情提供了可贵的范本。我们通过如上分析，对其形式、内涵、成因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边城》文本内外，有诸多矛盾交织着，种种情形，关涉民族想象的性质和发展前景。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集中到《边城》文本内部，加以更深入的探究时，牧歌的破绽暴露出来。我们注意到促成渡船老人之死的最后诱因--中寨人的奸诈。他歪曲二老的意思，又引发老人的负罪感，在旁敲侧击中残酷地断送了老人残存的信心。还有翠翠在吊脚楼下听两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女："她的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刀。"需要多大的夙怨，要将仇人杀十七刀!这触目惊心的事件尽管以如此平淡的调子谈论出来，对现代读者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在黄昏的河边，当翠翠暂时一个人在岸上时，她猛然想到："假若爷爷死了?"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大叫爷爷，执意让爷爷上岸来。翠翠，当然还有爷爷，这种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祥预感，在小说中十分强烈。再就是老人在顺顺一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他的赤贫，龙舟赛上势利的观众对二老婚事的议论，频繁的自然灾害，经商环境的险恶等等。牧歌并不排斥现实矛盾的介入，挽歌就是明证。但牧歌中的矛盾经过了精心修饰，调子可以是忧郁的，哀伤的，却不能过分严峻，牧歌追求理想化，因此拒绝残酷的现实主义描写。《边城》中的这些因素显然超出了抒情挽歌的范围。沈从文虽然为弥合牧歌文本中的破绽，作了不少工作，
这可以从他频繁使用的一些赞誉性词汇中看出来。在小说开头三节，这类词汇比比皆是，如"淳朴"、"浑厚"、"安静和平"、"极有秩序"等。而如果拿这些肯定性评价与边城人日常生活对照，读者会发现它们常常是是矛盾的。是叙述人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⒄，而不是事件本身令读者信服。因此，掩饰的结果实在是加强了这种不和谐感。
《边城》的文本破绽与湘西和中国的现实情形之间当然有密切联系，它提示着牧歌的现实资源的匮乏。同时它也是沈从文创作中话语转换留下的痕迹，因为原始英雄主义能包容劫掠、血腥和灾难，被文明教化浸染的牧歌则难以化解它。这种话语转换留下的痕迹清楚表明了牧歌的建构性及其过程。
同样，苗族问题对《边城》的民族抒情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沈从文的身上有苗族血统，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考虑到这两点，就足以把《边城》与苗族文化可能的表现联系起来，而具体的研究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所在地属花垣县(旧称永绥县)，据1935年人口统计材料⒅，全县15个乡总计人口116146人，苗族人口101514人，占86％，除茶峒镇、花垣镇，吉峒乡三个乡是苗汉杂处外，其余12乡皆是苗乡。即使苗汉杂处的茶峒镇，总人口6825人，苗族4550人，也占66％。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一些，它是苗族汪洋大海里汉人的一只孤舟。{边城》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左右，那时人口比例估计与1935年的统计不会有太大出入。如此的人口分布结构，很难设想《边城》会与苗族没有任何关系。
在《边城》中，杨马兵和翠翠的父亲都列身军籍，驻扎在城里；爷爷没有过从军记录，他和女儿，也就是翠翠的母亲住在城外；翠翠的父母隔河对歌相爱。从地方史志著作的相关记载中可以判定，这种格局说明了翠翠爷爷的苗族身份。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死。翠翠母亲怀了身孕，这使翠翠父亲面临要么逃走，要么自杀的二难选择。是什么禁忌使年轻人因轻率造成的过失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异族婚姻使然!种族歧视使翠翠父母的婚姻面临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们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⒆。朱光潜曾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⒇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边城》中也涉及到苗族习俗。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是三次端午节。端午节是苗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期间举行的盛大活动。《边城》中还有一个场景：端午节期间，团总母女到顺顺家相亲，翠翠本能中感到了威胁，她唱起当地神巫在还傩愿时演唱的傩辞。这傩辞虽出于沈从文杜撰．其苗族背景却是确实的。翠翠下意识中在扮演神巫的角色，她用了本土最庄严，也最有效力的形式，为自己的爱情祈福。再就是《边城》中对歌求爱的习俗：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如今，大老二老又要通过唱歌竞争爱情。二老的自信一部分来自他对自己歌声的自信。大老在唱歌上逊色，他的丰厚的嫁妆和殷实的家境也帮不了他的忙。对歌求爱不为苗族所独有，但在苗族中最盛行。
在对《边城》中的苗族背景作了一番甄别后，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苗族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地区，在一个苗族文化起支配作用的地方，作为有苗族血统的作家，《边城》涉及的人物身份和风俗，沈从文却未在族属上给予分辨、确认，也不给读者一个说法；具有丰厚苗族文化背景的《边城》，竟然找不到一处昭示其身份的文字，一切掩饰得天衣无缝。若非我们的追根寻底，读者恐难发现其中的线索。
原来，沈从文用来表现牧歌情调的重要资源是苗族文化，但他"匿名"继承了苗族文化的遗产，用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置换了苗族文化。他采取的策略是用地域性消解民族性，用地域的存在瓦解民族的存在，苗族的存在被忽视，成为强化中华民族特异性策略的一部分。苗族文化曾经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资源，当他把苗族文化当作湘西的特色向读者推销时，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沈从文意识到，湘西文化的核心和真正特色是苗族文化，傩事活动，对歌，狩猎，龙舟，放蛊，落洞……加强了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从而阻断了与汉文化的混同而保持独立，有实力与汉文化抗衡。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而现在，当他需要表达"中华民族"的声音时，苗族就被他归化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天然的组成部分，苗族特色自然成了中华民族的特色。
中华民族本是中国各民族的集合，苗族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考虑到汉族的主体地位，湘西苗汉之间历史上的紧张冲突和主属关系，这种对苗族文化的有意识消解和遮蔽，显然不能等闲视之。文明注意到，当沈从文在处理苗族与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的关系时，这种被西方学者称为"内部东方主义"的情况发生了。东方主义通常是指西方文化中有关东方的知识体系，但在后发国家被动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主义也会与东方国家内部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传统认知模式合流并相互作用。在民族形象的刻意创造中，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几乎是不由自主的选择。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人为的破坏，使得在"民族主义的核心里留下一个空白"，这就促使文化制作人"转向少数民族文化，把这些文化当作现存的真实性的源泉，这种做法给原始的和传统的东西……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把他者内在的和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点加以提炼"。（21）
也正是沈从文在处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文学实践，促使我们把《边城》中的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联系起来。移用苗族文化，说明主体民族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又由于中国形象产生在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它的成型体现了与西方有关异族想象的同谋关系。异族想象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一个常数，早在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已经有了对异域风情的描写。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西方文学掀起一轮又一轮表现异族想象的热潮。在近现代，殖民主义是西方文学中异族想象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作家们热衷于表现异族形象，并不单纯为了志异猎奇，常常有深刻的思想动机和文化背景。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中的异族想象受作家所在国整体社会想象力的制约，而这种社会想象力不是统一的。当作家依据在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族，就会对异族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当作家依据具有离心力的话语表现异族，向本国社会秩序提出质疑并试图对其进行颠覆时，异族形象就成了他的乌托邦。我们可以从夏多布里昂、吉卜林作品中的异族形象看到作家的自我优越感，而伏尔泰的(老实人)批判本国文明的腐朽和堕落，把理想寄托在异域文明上。
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学中异族想象的两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后发国家文学对自我民族的表现。刘禾在她的研究中证实，启蒙话语与西方传教士炮制的中国形象有密切关系。如亚瑟·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英国人麦多士的《中国人及其叛乱》等著作，都热衷于归纳所谓中国的国民性。几十种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概括，帮助西方人建立起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也决定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自我民族取负面认识（22）。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同样受到西方文学中的异族乌托邦激励，并在文学中找到了诗意的民族形象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把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与沈从文的《边城》来一个对比，也许对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认识得更清楚一些。在赛珍珠《大地》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后数月（23），沈从文开始写他城)。《大地》一扫西方作家描写中国现实生活时惯用的贬损态度，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被公认为是"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24）。《大地》三部曲表现的是与大地和解的主题。作者显然欣赏宗法制度下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生活方式，赋予那种生活方式以无限的诗意。她反对中国社会踏上现
代化的进程，所以在第二部中，把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描述成军阀割据，战乱不已。这与中国五四启蒙文学的主旋律相悖，迎合的是其本民族近代以来，在海外扩张中形成的对落后民族的浪漫幻想。而且，作为美国作家，中国形象始终是作为他者来处理的，她的本民族意识在小说的艺术构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她对中国习俗的浓厚兴趣：小说第一部情节的推动，基本上是一连串仪式和礼数的展开，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潜在的读者是西方人)主人公如何平生第一次洗澡，如何娶亲，怎样喝茶，多子多福的意识；染红鸡蛋，买地的冲动等等。人物的每一个行动，叙述人都把它处理成亘古如斯的习惯和风俗，并格外指点出来。赛珍珠在给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几年前的中国小说)整个格调有些暗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这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总之，它
是纯粹中国式的。"（25）这番话是理解她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很好注脚，且与《边城》中的中国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没有具体证据显示沈从文读过(大地》并受其直接影响，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背景，蕴涵了西方文学中有关东方的想象对沈从文施加影响的必然性。
后发国家在被动现代化进程中，文学中的民族想象就以这样丰富的形式，走进读者的视野。它展现了永恒的困惑，也开启了无限的希望，因为它满足了一个民族对自我认同的渴望，是可信而切题的。由于《边城》诞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它的世界意义很长时间被遮蔽着；与《边城》一脉相承的现代文学的牧歌传统也没有受到重视。斗转星移，随着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加速，一个民族越来越渴望向世界描绘自我形象，《边城》和现代文学中的牧歌传统或许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①在西方，牧歌(Pastoral)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种。远在古希腊时代，诗人们用它表现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纯朴生活。牧歌作为文类，它的高峰期在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兴起后，牧歌没有因为缺乏记实性而走向衰落，它在崇尚经验和写实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走出西方文学的范围，广泛渗透到后发国家的文学中。牧歌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涵义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学者已不再只限于从文学类型的层面上理解它，燕卜逊在《牧歌的若干形式》一书中认为，"牧歌并非由传统特征和惯例构成，它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形式的限制，并得以存在下去"，"如今，牧歌仍然具有体裁名称的功能，然而它同时获得一种引申意义，这种意义与批评家探寻文学的神话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关"。牧歌的实质，是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许多牧歌的描述与城市和乡村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满足了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朴质生活的永恒愿望。
②⑦⑩引文见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1935年6月《文学季刊》2卷3期。
③汪伟《读<边城>》，1934年6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162页，176页。
⑤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619页。
⑥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45页。
⑧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见《从司空图到沈从文》，学林出版1989年版，161页。
⑨参阅《简明大英百科全书》"elegy"辞条，台湾中华书局1989年版。
（11）请参考拙作《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2期。
（12）艾恺(GuyS．Ail~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页。
（13）有关沈从文创作中的苗族问题，详细论述请参阅拙文《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多重阐释与消解》，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10号。
（14）（15）见《沈从文文集》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157页、159页。
（16）《沈从文文集》6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72页。
（17）见方长安《论〈边城〉叙述者性格及其功能》，载《吉首大学学报》1997年3期。
（18）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杜1986年版，3页。
（19）苗汉婚姻所受歧视和阻碍，请参阅沈从文《从文自传·我的家庭》，《湘西·苗族问题》，还可参阅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07页。
（20）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5期。
（21）路易莎·沙因《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内部东方主义》，见《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三联书店1997年版，101页。
（22）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见陈平原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赛珍珠《大地》的早期中译本有1933年6月北平志远书店初版本，张万里，张铁笙译，分上中下三册，共495页。胡仲持的译本，326页，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8月初版。
（24）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转引自《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53页。
（25）转引自《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70页。
摘自《文学评论》2002年1月
扩展资料
《边城》人性美的质疑
刘永泰
一
不可否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艺术精品。就艺术手段对写作意图的准确表达，艺术要素与艺术要素间的协调有序以及作品蕴含渗透的主观情感对读者心理需求的准确定向来说，《边城》实在是了不起的作品，沈从文实在是了不起的小说家。目光挑剔的专业研究人员与口味一般的寻常读者，对这样的一件艺术品把玩欣赏啧啧称叹，也实在是事出有因。我也愿步入后尘，举双手赞成将《边城》永远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然而，环绕《边城》的最响亮最广泛最持久的赞誉太刺耳，使我疑窦丛生。诸如“《边城》歌颂人性的至美”，是“表现人性美的力作”，是“人性美的赞美诗”等等。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的夫子自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则被到处引用，几乎写进所有相关论文和专著，当做所谓人性美观点的护身法宝。
边城的人生形式真的就是那么诗意盎然吗？田园牧歌情调真的是值得人人心驰神往的生活佳境？淳朴自然真的就是优美健全人性的最高表现？迈向现代化的人们真的应该到茶峒小城朝圣，向老船工、翠翠、天保、傩送等鞠躬致敬深情凝眸？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的翠翠真的浓缩了生命的底蕴，体现了沈从文对人性卓有成效的探索？是人性美的盖世范本，是引导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永远的圣女？《边城》真的就是人性美的颂歌？
在我看来，站在今天的高度，应该对上述问题毫不迟疑地作出否定性的回答。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自身，并且在创造社会的过程中创造自身。这两个过程在性质上是同一的，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空间上是重合的。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发展和外在客观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同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史，就是人性的发展完善史。作为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客观社会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的历史”一般，也是人的心理的“公开展示”，“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这即是说，一定历史时期人的发展状况总是对象性地表现为社会的发展状况，而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总可以反观出当时人的发展状况。社会的简单，正是人的简单的表现，它意味着人的内在自然处于沉睡的几近平面的荒漠状态，意味着人猿揖别后人获得的人的规定性还很贫乏。社会结构由简单而复杂，表征着人由简单向着丰富的趋进，它意味着人的原先沉睡的处于原始完满状态的内在世界苏醒分化后各各不同地活动起来发展起来深广起来。社会复杂构成的不合理性恰好显示了人性的各要素苏醒后所拥有的伸展机会和伸展空间并不公平，因而人性呈现出畸形的扭曲的异化状态。而社会结构合理化进程的日益
深入，便意味着人的内在世界构成的有序度的提高，意味着人的发展、人性的完善正一步步地趋向于“丰富的个性”、“自由的个性”。沈从文在《烛虚·三》中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其实，人的发展人性的丰富，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深邃与广袤，必然对象性地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复杂、社会联系的繁多、社会意识的厚重，表现为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后者是前者的外化结果，也是前者的实现途径。因此，不是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恰恰相反，禁律益严，即意味着人性的更为富有，虽然其结构未必合理。
宏观的人类社会是人类造就的作品，是作为类的人的人性的镜子，微观的边城茶峒的社会环境是茶峒人活动的产物，同样可以观照出当地人性的发展状况。
对于山光水色中的茶峒人来说，家庭和天然共同体是主要的活动范围；维持个体生存和基于血缘地缘情感的日常交往是主要的活动内容；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等是调整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这一切表明边城的社会构成中有一个发达的庞大的日常生活层面，自发性、散漫性、简单性、重复性是其特征。这样的生活层面的确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给人以醇厚、安详、自然、闲适的家园感觉，按照当代西方哲学家的看法它是人性中的自在性成分的对象化表现。发达庞大的日常生活层面确证了茶峒人的人性结构中自在性成分达多。另一方面，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的社会生产和管理活动及其他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难以见到；作为社会组织化、秩序化显著标志的制度、规章、纪律乃至法律更是没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业缘性交往几乎不见；以超越性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生产活动不见丝毫。这表明茶峒的社会构成中非日常生活层面非常狭小，这样的社会层面虽然充满竞争、压力、关系复杂、快速多变，但却是人的自为的自由的特性的表现。它的狭小，说明茶峒人跟着感觉走，却没有抓住梦的手。标示了茶峒人的人性结构中自为性、自由性的萎缩，确证了茶峒人的人性发育不全。
毕竟，人在本质上不是自在的存在物，而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马克思说过，“人的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
日常生活层面的过于庞大，非日常生活层面过于狭小，显示的自在性过大过多自为性自由性过小过少的人性结构，怎么能说是优美健全的呢？
《边城》中，没有《故乡》中的隔膜、《二月》中的流言，也没有《春蚕》中的失望、《丰收》中的幻灭、《五奎桥》中的对立；更没有元茂屯中的暴雨骤雨、桑乾河边的复杂矛盾。没有大快乐，没有大悲伤，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顽强的追求，没有执着的坚持。没有分裂背离，没有冲突对立；目标的飘忽引不起热切的追想，隔靴搔痒似的关心带不来深沉的反思，生活的贫困激不起对环境的厌弃，活动范围的狭小不会导致对外面大世界的向往，恋人的生离只是在心中漾起几缕涟漪，亲属的死别不过是哭泣一阵——这难得一见的涟漪与泪水注定了很快就消失。因为它们只是与人的归属需要等低层次需要相联系，因而不可能像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得不到满足而生的痛苦那样深广强烈持久。这已见出当地人性建构层次之低。马克思说过“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这里有乖巧的少女、和气的小伙、疏财的头面人物、厚道的贫困老人，但就是没有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整个茶峒地区的社会环境如平静清澈的一池秋水，无波无澜、无沟无陵、无杂质无异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间和谐一致亲密无间，处于一体化状态。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人的外在世界和人的内在世界具有同构性。外在社会环境的平缓一致、平静安宁，正是人的内在世界的平整划一、平板一块的外在表现。那淳朴自然、喜陶陶乐融融的民风民情，不是人性优美健全的表现，而是人性贫困的同义语。它标明当地人内在主观世界各构成要素基本上还保持在原始完满丰富的浑朴状态，还没有显著的分化充分的伸展而形成鲜明的差别，或者说，当地人的差别主要是生理性的，而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周围事物不能自由地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念。隔膜、流言、矛盾、对立、冲突都是以差别性为前提的，虽然它们远不是人性优美健全的表现，但它们却标志着把自己从共同体中明确地分化出来，把自己同他人自觉地区别开来，这是人性发展完善必经的一步。这样看来《边城》中的人性水平甚至还要落后于《二月》、《春蚕》、《丰收》、《五奎桥》，更不用说《暴风骤雨》、《桑乾河上》了。因为《二月》诸篇中的人物已经迈出了痛苦的一步，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已经明显分化，以后的工作则是在历史的恢宏进程中实现高层次的整合和回归，那已达到人性较为完善的历史阶段了。
抽取一个人物作为个案来作具体分析。
翠翠，这位十七岁的山村少女，是辰河边一朵挂露的花蕾，是青山下一只洁白的羔羊，是爷爷脚前脚后的一只惹人怜爱的猫咪，纤尘不染、心机全无、乖巧聪明、羞怯温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忠于恋人，的确闪烁着动人的人性美的光亮。但仅仅是闪烁而不是喷射，是断续的光亮而不是通天的光芒。因为真正优美健全的人性具有比这丰富得多的内容。仅仅因为她显出人性美的丝毫迹象，沈从文就将她供在人性的神庙里，收取人们的赞语颂词，实在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轻率行为。
其实翠翠的生活环境并不美妙，并不诗意盎然，虽然青山长在，却没有坚实的生活依靠；虽然绿水长流，却一直生活在闭塞的空间。来来往往的商人水手没有给她单调的生活涂上绚烂的色彩，远方的城市也没有向她吹送星星点点的现代气息，让她的生活富有动感和力度感。她始终生活在贫困、单调、散漫、滞缓、平静之中。可她无动于衷，从没有对这一切不满、怀疑、厌弃、背离，压根儿就没去想是否还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外面是否还有更大的更新的世界。在这方面，翠翠甚至还不如作家笔下的另一个山村少女三三（《三三》），三三还想到过进城念书，而且“一进城里就不回来了”。
然而，“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于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4]翠翠没有查问、没有审视、没有批判，怎么能说她获得了丰富的健全的人的规定性呢？因此，为很多人称道的翠翠和周围环境的和谐融洽、亲密无间、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是表现了她的人性美，相反，是表现了她的人性贫困。很明显，三三的人性就比翠翠要富裕。
翠翠在爱情中的表现向来被视为人性美的表现。而在我看来那同样是人性贫困的表现，贫困就贫困在她始终等着而没有去主动追求爱情。她和傩送二人，一个勤快、热情、大方，一个聪明、纯朴、善良；一个健壮如小牛，一个温顺似羔羊；一个有情，一个有意，自始至终都没有虚假、没有做作、没有动摇、没有情感的分流与更移。双方的家长也没有动用千百年相沿的习俗赋予的权威粗暴地干涉，他们本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虽然渡船的附近就有虎视眈眈的碾坊，虽然有许多善意的误会和并非善意的议论以及其他种种外在的客观因素，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本该开放的爱情蓓蕾过早凋零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人固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也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人固然是剧中人，但也是剧作者；固然是受动的，但也是主动的，是主动与受动的统一。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前，更应该强调人生的长剧是自编自导自演的，强调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独立承担责任。把一切责任推给外在环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5]
翠翠爱情悲剧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虎视眈眈的碾坊，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封建宗法关系，不是已露头绪的势利化的价值取向，不是善意的误会和并非善意的传言——不是像许多专家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外在客观因素造成的不可抗的天灾，相反，它是由当事人的主体性太微弱引发的爱情责任事故。不管是翠翠还是老船工抑或是傩送，都没有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建立起为我性的社会关系，只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主体意识增强一些，翠翠的爱情悲剧就不会发生。假如翠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思想解放一点，假如她能排除干扰勇敢地追求爱情，她就一定能得到爱情，后人就用不着费神寻找她爱情悲剧的原因。可惜翠翠自始至终从没有什么能表征她主体性的行为。直到小说结尾，她还在等着，尽管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她甚至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夜晚”。这一切都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翠翠是自在地而不是自觉地，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是途径迷茫地而不是策略明确地
，是不小心滑到爱河中而还是奋不顾身地跳到爱河中。她没有能力抓住机遇，是她自己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主体性是人性王冠上最夺目的明珠，是人性展馆里最辉煌的展位。明珠不亮，展位空荡荡，能说这样的人性是优美健全的吗？沈从文及其研究者引导人们向这样的人性深情凝眸，当然不是动机不纯别有用心，但能说是对人性发展完善的负责任的行为吗？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以主体性为内容去考核一个十七岁的山村少女近于残酷，但既然她已收取了许许多多的赞美，她就应该能通过人性的每一项检测，特别是要能通过人性最重要的检测项目——主体性的形成。否则她就是滥竽充数假冒伪劣，是对不起观众，是欺骗文学消费者。何况无论是作者不是研究者，都应当提高警惕常备不懈，始终把握终极性的人文尺度，以应然衡量实然，以理想挑剔现实。
二
《边城》中的人性缺陷是明显的，但沈从文却将其供在人性的神庙，并且一直有人去烧香磕头，这有深刻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停留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是最主要的经济形式。这就决定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是狭小的封闭的而不是广阔的开放的，交往方式是血缘地缘型的而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业缘型的，社会关系是贫乏的而不是丰富的，社会构成是日常生活层面庞大而不是非日常生活层面发达，生活节奏是迟缓的而不是快速的，规范人们行为的是习惯风俗而不是纪律规章，生产劳动是重复性实践活动和重复性思维活动而不是创造性实践活动和创造性思维活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个体不可能获得充分的社会性或者说不可能充分社会化，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表露出人的各种属性。因为人从自然母体中生下来后还必须在社会母体中获得社会性，才能由自然存在物上升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的存在、发展、实现的依据和必然的形式。社会化的最高成果是主体意识的高扬和独立个性的出现；社会性的不足，社会化不充分必然导致人的二次发育不全，突出表现就是人的主体性微弱。在内在世界即是自我满足、自我抑制，而不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而在外在世界，就是与客观环境和谐一致亲密无间，物我不分浑然一体，无力也无意把自己从环境中独立出来构成对立冲突，
并把自己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也认为农业社会中人的欲望比工业社会小，比较容易满足。应该说，他对农业社会中人性的认识把握是准确的。
绵延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形式，纵横几万里的农业文明，养出了普遍的贫困型的人性形态。《边城》所及，不过是沧海一粟，自有其历史的真实性。
然而历史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合理，《边城》中的人性形态所以能入选到作家的人性神庙，与沈从文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形式。竖立于其上的除了前述的贫困的人性外，还有政治结构、社会意识，当然也有审美意识。在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冲淡、平和、自然、空灵、徐缓、轻盈、温柔敦厚、和谐恬静、牧歌情调、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一直是主导的审美意识，其间李白也曾叫过“飞流直下三千尺”，但这样的声音毕竟是少数。我们很容易从古代艺术中见到风花雪月草柳竹鸟，就是难以见到电闪雷鸣天崩地裂。深究穷追其中原因，不能不牵扯到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相应的社会结构、人性形态，也为沈从文准备了显著的偏于阴柔的审美意识。沈从文不过是这种审美意识的又一个寓所，又一个携带者，又一个传播者。别看沈从文写作《边城》时已侧身于大学教授之列，可在骨子里仍然和小农具有相同的至少是相似的审美习惯。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使得女性从社会生产活动中全面退隐到家庭事务中，男性在社会事务中取得绝对稳固的霸权地位。他们不可能只满足于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他们还要建立巩固一整套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以男权话语指点江山规范女性。沈从文全部作品中的全部女性可归为两类，即天真的少女和放荡的妓女，恰好反映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理解：是满足性欲获得生理快乐的工具；是满足眼福获得精神快乐的工具。《边城》中为很多人赞赏的对翠翠心理的精细描写，换一角度看，见到的却是作家十足的男性趣味，是作家对少女天真情态的把玩观赏，是男权意识色迷迷的嘴脸。可以说翠翠稚嫩的形象上落满了作家男权意识粗暴的唇印。翠翠不是人建筑的人的形象，不是女人塑造的女人形象，仅是男人堆砌的少女形象。笔者对此另文详述，这里不再多言。
作为男权观念的携带者，沈从文把翠翠这样的少女供在人性的神庙里，不是很好理解的吗？
然而，历史的恢宏进程早已让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透出了黄昏气息。在席卷全球的市场经济的潮水冲刷下，由自然经济孕育而又支撑自然经济的那种贫困型的人性早已现出颓败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被逐出日常生活层面而进入充满竞争和创造机遇的非日常生活层面，从而使得日常生活世界七零八落支离破碎而非日常生活世界急剧扩展发达。这便是工业文明中社会结构的情形，它意味着人的自在性缩小，而自为性自由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这种文明不会把小桥流水世外桃源视为主导的审美佳境，不会对轻盈、妩媚、娇羞、冲淡、徐缓等审美形态格外垂青。建构在自然经济之上的一整套美学体系，在市场经济中都要瓦解裂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女性在历史上的玩物地位及其不合理性，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如日中天几千年后风光不再。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独立个性等前所未有地显著地凸现出来，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人文收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它们提供最强有力的人文支撑。
在这样的大趋势前，还有必要络绎不绝地奔向茶峒？还有必要向那里纯朴而贫困的人性深情凝眸鞠躬致敬？还有必要在专著论文、在大学讲台上传扬沈从文唱给茶峒的歌声？还有必要向主体性残缺、不会恋爱的翠翠献上廉价的赞语颂词？还有必要对牧歌情调纯朴民风难以割舍？还有必要以《边城》中的人性批判工业文明中的人性？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回答了上述问题：“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8]
《边城》不是优美健全人性的颂歌，只是沈从文虔诚的守灵、痴情的哭丧、动人的挽歌。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推进，为了真正优美健全人性的生成发展，拆毁沈从文的“人性神庙”吧！
扩展资料
《边城》与沈从文
1902年12月28日凌晨，湘西凤凰县的一个行伍之家降生了第五个孩子。他学名岳焕，20余年后改名为沈从文。沈家原为簪缨世家，至祖父一辈入了军籍，父亲沈宗嗣曾是驻守大沽口炮台的一员裨将。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沈从文具有苗族血统。年幼的从文十分聪颖好动，他因经常逃学而不得不多次转学，逃学被发现时还要受到学校与父亲两方面的处罚。然而家乡的自然风物深深吸引着他，他与童年的玩伴流连忘返于家乡的山水之间，总是积习难改。
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沈从文与水确实有着不解之缘。高小毕业后，沈从文还不满15岁，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读一本大书”。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沈从文这样谈到家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5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15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增添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1921年，沈从文脱离军队去北京，“找理想，读点书”。他先报考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未被录取，此后一边去北京大学旁听，一边练习写作。1924年，他的习作初次在《晨报》发表，从此沈从文便步入文坛，辛勤笔耕几十年。在离开故乡将近10年之后，他曾经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运用自己的想像力，把这些印象写成小说，为自己也为读者复现出湘西生民朴素的生命形态，使我们了解中国现代作家最偏僻的背景里种种瑰丽多姿的场面。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像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沈从文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作品对于美国南部政治情况的体现显得更为充分。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实现了他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
1923年，沈岳焕改名为沈从文，并开始用休芸芸、懋琳、甲辰、窄而霉主人等笔名陆续发表作品。沈从文共创作了40余本书，其中，重要的短篇小说集结有《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新与旧》《主妇集》等，中长篇小说有《边城》《长河》等；此外，还有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烛虚》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在北平那些举目无亲、贫困艰难的日子里，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笔耕不辍，有对家乡的眷念，现实生活的逼迫，也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成就的鼓舞，“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此外，沈从文还得到了郁达夫、徐志摩以及胡也频、丁玲等人的帮助。1926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而后，他改执教鞭，曾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
1933年9月，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由于他和同人的勤奋努力，报业日趋兴旺，成为北方作家群的主要文学阵地。抗战爆发后，沈从文辗转赴西南联大任教，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大公报》等几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在云南生活期间，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发生了较大变化。杂文式的随感录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云南看云》《黑厣》等散文作品往往在琐记式或漫忆式中，借景抒情、寓理言志，把抽象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具体化、形象化，进行“抽象的抒情”。这段时间的作品显示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新的追求。
他提出了他的三个基本概念：“生命”“美”“爱”，力图以此统一从个体生存到社会文化建构的宏大体系。悬置一切文化存在、社会现象，从个人体验出发，确立或发现一个抽象而永恒的“生命”本质，是沈从文这一时期全力以赴的总主题。解放战争期间，沈从文认为自己的思想、生活以及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建国以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开始长期从事古代文物研究。他以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投入新的事业。除极少数诗和散文之外，他基本上中断了文学创作，慢慢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80年，沈从文应邀访美。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这部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作者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究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对读者的预设，似乎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边城》也许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对于《边城》之后的《长河》，沈从文的创作初衷更加明确，要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来作朴素的叙述”。“来提到20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
正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