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我与地坛（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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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公园简介

　　地坛公园位于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东侧，依邻北二环与雍和宫隔河相望。占地面积37.4公顷，年游人量五六百万人次，是一座历史悠久，庄严肃穆，闻名遐迩的皇家坛庙园林。
　　公园前身的地坛，又称方泽坛。建于明代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帝祭地的场所，也是我国最大且是唯一现存的祭地之坛。始建时，坛外辟有护坛一千四百七十六亩，坛内总面积六百四十亩。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地坛的整个建筑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端庄、雄伟、别具一格。从整体到局部都遵照我国古代“天圆地方” “天青地黄”“天南地北”“龙凤”“乾坤”等传统观念和象征传说构思设计的。地坛现存方泽坛、皇祇室、宰生亭、斋宫、神库等古建筑。
　　西门牌楼高大雄伟壮观，是根据清代乾隆时所建式样重新修建的，建设规模属北京市牌楼之最。绿色的琉璃瓦面，绘以单凤图、双凤图和牡丹图案，正面中心有地坛二字，背面核心有广厚街字样，是地坛公园的主要景点之一。
　　方泽坛也称拜台，是帝王祭祀“皇地祇神”的主建筑，占地面积为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九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这样宏伟、宽敞的祭地之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近年来新增月季园、牡丹园、集芳圃等新的园林景点。由艺术大师刘海粟题写名识的月季园是一个集展览、观赏、科普于一体的月季花园，内有月季花300余种。幽雅别致的牡丹园中喷水池、石拱桥、亭廊、水榭相接，集芳圃则是别具特色的园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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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生命的沉思

　　《我与地坛》是一篇在当代非常难得的、值得人反复吟读的优美散文，作家史铁生以极朴素动人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所思。全部讲述所围绕的核心是有关生命本身的问题：人该怎样来看待生命中的苦难。这问题的提出首先是由于他自身经历中的残酷事件，即 “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种并非普遍性的事件落到了个体的头上，使他的命运顿时与他人判然有别，而他对这命运的承受也只能由他独自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对生命的沉思首先是属于他个人的心境内容。

　　在整篇散文中，这沉思大致是历经了前后两个阶段。在最初的那个阶段中，史铁生观察与反省个人的遭遇，渐渐地看清了个体生命中必然的事相。这是在地坛里面默坐呆想出来的：他在腿残之后，有一天无意中来到了地坛公园，感悟到自己心里与这荒园产生了神秘契合， “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从此他几乎天天都要来到这里，摇着轮椅走遍了园子里的每一处角落，他在这里度过了各个季节的天气，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生命的难题。置身于“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人或许就渐渐达到了物我合一的从容，于是“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 这样的结论便引出了无法反抗的命运的观念：人生就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的造就，包括生命中最不堪的残酷与伤痛也都是不能选择的必然，人对于由超越个体生命的外在力量所设定的事实显然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接下来，史铁生将视界稍稍越出自身的范围，写来到这园子里的其他人，去看看别人都有什么样的命运和活法。先是写到他的母亲。他自己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了倍的，她兼着痛苦与惊恐祈求儿子能好好地活下去， “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母亲完全是在这苦难的折磨中度完了她自己的命运，史铁生伤心而怨恨地想，“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 看来，命运的造就也就决定了角色的分配和承担的方式，有些人仿佛生来就是为了承受苦难，在苦难中默默地忍受着命运的重压。他在园子里又遇到一个漂亮但却是弱智的少女，再一次感受到“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就是一个因苦难而有差别的世界，如果你被选择去充任那苦难的角色， “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既然如此，事情也就变得非常绝望了。不幸的命运已经为你规定了承受苦难的角色，那么你还能有什么别的方式来度过你的人生呢？或者说，你还能有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吗？很显然，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那个想不透的方式：人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自己的苦难。

　　思路到了这里，史铁生个人的问题其实早已变成了众生共同的问题，“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有论者从“平常心和非常心”的关系来看史铁生的写作，  所谓“平常心”的根基所在，是指“他把内在的痛苦外化，把具体的遭遇抽象化，把不能忍受的一切都扔给命运，然后再设法调整自我与命运的关系，力求达到一种平衡”。 这种在根本上认可了苦难的命运和不幸的角色，却不是看轻生命自身的残酷和伤痛，而是把这生命的残酷和伤痛从自我中抽离出来，去融入到一个更大也更恢宏的所在之中。这个所在就关系到了“非常心”，它是指“以最真实的人生境界和最深入的内心痛苦为基础，将一己的生命放在天地宇宙之间而不觉其小，反而因背景的恢宏和深邃更显生命之大”。这就是史铁生在这篇散文中最后画出的自我形象了，他静静坐在园子的一角，听到有唢呐声在夜空里低吟高唱，“清清楚楚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就在这融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会了死生的时刻里，史铁生看到了包容任何孤独的个体生命在内的更大的生命本相。底下一直到文章结尾是一段绝好仿若天成的文字。史铁生写出了自我的三种不同样态：刚来到人间时是个“哭着喊着闹着要来”的孩子，一见到这个世界便成了“一刻也不想离开”的情人，而在时光的流逝之中，他又变成 “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的老人。在时间中的自我就是这样处于稍纵即逝的无常，但是这无常却又仿佛太阳永远的轮回往复，“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史铁生因而想到自己“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这是生命永恒的最动人心魄的画面，他因而向自己问道：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由个人严酷的命运上升到生命永恒的流变，史铁生终于超越了个体生命中有限的必然，把自己的沉思带入到了生命全体的融会之中，这时所体现出的个人对苦难的承受已不再是偏狭的绝望，而呈现为对人类的整体存在的担当。他在反复说着欲望不息（写作的欲望也就是活着的欲望）使个体生命的延续得到了最充分自明的理由，而这理由使他对残酷和伤痛的忍受都成为一种阔大的境界，因为个人已不仅仅是个人，个人的局限也已不再成为问题，个人的苦难都已为全体存在所包容。与此同时，有关于怎样活着和怎样达到自我救赎的困扰，也终于为所有生命永恒的欲望所涤净，当投入到永无终结的生命之舞中时，对于个体苦难以及一切不幸命运的自我超越就都变成了一种必然。

　　这样一种洋溢着生命本色之美的境界，既成就了史铁生内心的希冀与不舍的探询，也完成了他为文的寄托。为文与为人在此才是真正的一体，整篇《我与地坛》都是那样的和美亲切，而又内蕴着一种实在的激情。所以成其为艰难的是真正完全地投入到那生命本身的舞蹈，而这一点唯独还需经过真正的苦难才能做到。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史铁生写《我与地坛》所体现出的个人心境的痛切之处以及他对自我所执的真正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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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

　　“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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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启示——《我与地坛》解读

　　史铁生曾这样解释过自己的名字：心血倾注过的地方不容丢弃，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的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不是不断地看这些文字，而是借助这些蹒跚的脚印不断看那一向都在写作着的心魂，看这心魂的可能与去向。由一个在二十岁时患恶疾而双脚残疾的弱者，成为当代最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之一，这其间的“蹒跚的脚印”与“这心魂的可能与去向”都清晰地反映在《我与地坛》之上了。

　　一、地坛——时间的历史见证

　　北京地坛大约建于明嘉靖九年，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从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用于夏至日祭地——可以推断出，它曾有过何等的辉煌！但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它却“荒芜冷落的如同野地一般”，只有那“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还隐约地显示着它那逝去的光彩，但“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硬是在时间的流程中刻上自己的印记。这时，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  了双腿——正需要一个地方去面对人生的一个大转折，而地坛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个园子满是时间的痕迹，时间又是对变故最有发言权的，可以说乐与悲、荣与衰、生与死都从时间里经过，于是我在十五年中清楚地看到了时间：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扬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 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 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 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 孤零的烟斗。

　　可以说时间是那么的虚无，人们总是说它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在地坛，这一切都有了形状，有了颜色，有了生命。那么，很自然的，生与死的问题就被提到了我的面前。于是，就有了我这样的悟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也慢慢地摆脱了残疾的阴影，也有心思去考虑身边的人与事，甚至是人生宇宙。

　　二、母亲——生命的现实范例

　　一个母亲在给了我们生命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全部给了子女。母亲最大的幸福就是子女能够健康、快乐；母亲的最大不幸就是子女遭受痛苦。“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加倍的”。但这一简单的道理，我却只能在许多年后才能体会。因而我不仅不能让母亲舒心，相反的却无意地不断折磨着母亲，让母亲成了一位“活得最苦的母亲”。面对这一切，母亲以自己的坚忍的意志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苦难，用毫不张扬的爱为我支撑起一片天地，为我展示了生命的存活之道——

　　她不是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在我遭受厄运的初期，她只能让我出去，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是她所知道的，但“她只是不知道 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她只能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这安慰的是谁？我多年后才明白，“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最后，她只好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尽管如此，母亲有时却还是受不住苦难的煎熬，“曾有过好几回，我在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可是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得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这园中不单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最终，母亲以自己的生命历程，来告诉我，生活就是一个默默忍受、不断坚持、无论顺逆都要所准备的过程。“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此外，我们也看到了母爱的高尚与纯真：母爱，至真至纯的境界，贪婪、自私、虚伪、懒惰无法企及其高度；随便写进哪片天空，都能交汇出传奇般的故事，让我读作历史。

　　三、我——轮椅上的悟道者

　　我是不幸的，在二十岁时，我突患疾病，最终我不得不在轮椅上渡过我的一生；但我却又是幸运的，因为在最困苦时，我到了地坛，是它给了我思索的空间；我还有一个疼爱我并且理解我的母亲，是她为我展示了生活的真谛。我在历史与现实中，最终悟得了生命的涵义：

　　——关于我的残疾，作者是这样描述：“ 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那么由谁充当苦难的角色？谁去体现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呢？“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我已经由一个怨天尤人、悲世愤俗者变为一位坦然承受苦难者和悟透生命存在形式的思索 者了。既然，我成了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的和谐的牺牲者，那么，我的生命意义何在？“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关于生与死。为什么生与怎样死，都不是我们可以撑握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这么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活？从时间上说，生命是永恒的时间流程的一段；从空间上说，上帝则安排了一个参差不齐的世界，以达到整体的和谐；从个人来说，每个人都被分配了角色，而且最终都只有一个结果。并且这一切都是处于被动状态的。那么一个人，他在生命的进程中，能主动地去做些什么呢？史铁生选择了写作，“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上帝把他安排到这儿来，就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可即使是这么一个瞬间，也该善始善终把它完成。至此，“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扯。”生命就是如此，我明白了。一是死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死是必然的，又是难于言传的。但真的要给“死”下一个定义，可以这样讲：“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这就是死亡。我们每一个人“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么人的最终结局又可如何描述呢？“&nbs p;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从中我们看到，生命不是孤立的，而是人与人连成的一个整体，时间也是一个整体，“我”是里面很小的一个角色，很小的一个瞬间。尽管“我”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我还是从中受惠。我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欢颂，由此可见一斑。

　　世纪老人巴金曾指出：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那么，作为文学作品的《我与地坛》也应该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有所启迪的。（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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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里的残疾与爱情

史铁生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

　　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有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

　　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呵，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

　　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他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呵！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熄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