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9.18”以后，东北沦陷，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的反动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于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资产阶级走狗文人，也一口一声狂吠“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呢？同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予以有力的驳斥。

　　国联简介

　　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读《中国人的智慧丛书》

李恪

　　写下这个题目，心中立刻便有了一种不痛快。谈中国人的智慧，常常使我激昂，不能平静。

　　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一种古老的文明赓续至今，葆有它的活力和生机，这已是绝无仅有。就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自豪。然而我们常常并不能自豪，而是有点自卑，有的人甚至自卑到极致——中国人简直要失掉自信力了。

　　自豪以致自大

　　大约明代以前，中国在许多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甚至到清初，我们还以“天朝大国”自诩。但是西方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我们并不知晓。到了晚清，他们的自鸣钟的确有点意思，那不过是匠作的巧技而已，爱不释手之余，我们还可以冷冷地讪笑那些蛮夷。但是，鸦片战争一起，我们知道了，洋鬼子船炮利器，我们纵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武艺，再加上忠义之士的视死如归，也终究无济于事。败了，割地赔款搭笑脸，不敢再惹洋大人。而仁人志士发愤而起，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兴洋务、办厂矿、译洋书、谋立宪，以至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然而“天朝大国”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曾几何时，提到中国，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地大而物并不博，人口多并不是好事。提到中国，就是“四大发明，灿烂文化”，殊不知，近代来，外国四百大发明也不止；文化有灿烂的地方，也有不灿烂、甚至鲁迅说的“吃人”的地方。说到外国，就是腐朽垂死，水深火热，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要让他们过上像我们一样幸福美满的生活——故不论失掉自信力否，首先就失去了平常心。

　　由自大到自卑

　　自大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教训。且不说清廷的割地赔款搭笑脸，“文革”中大批崇洋媚外，让我们十分“解气”之后，国门打开，我们蓦然看到，门外并不是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中华民族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勤劳勇敢善良聪明的民族，在我们战天斗地、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们一刻也没有停留地创造着同样灿烂的文化。不能不承认，在许多方面，西方远远地走在了我们前头。不是曾痛斥过“外国的月亮圆”的论调吗？到国外一看，因为他们早就注意到环境污染问题，月亮的确要更圆更亮一些。

　　于是我们开始检点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感到莫名的悲凉。“五四”时期，有人建议废除汉字，有人实行废除孔教，从师夷之长以制夷到改革开放，百余年来，仁人志士未曾一刻停止过探索真理，而崇尚西方之风，也愈来愈烈，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如果说初期的崇尚还只是洋火洋油洋布洋面的阶段，那么，后来的崇尚则几乎渗透到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人不忍一一例举。中国的确是个大国、穷国、古国，它的发展与崛起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之事，然而它毕竟是我们的祖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必须自强不息，才能扬眉吐气。

　　中国人的智慧

　　失望和放弃不是中国人的习惯。那么，中国人还能不能崛起，能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沿着历史，做一次中国人的智慧的巡礼吧。

　　《中国人的智慧丛书》共8册，洋洋大观，在不同的学科里，记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不仅有震古铄今的四大发明，而且有太多太多的不为人知的发明创造。这些成果，早已为国际科学史界所肯定，做出这些成果的科学家，也早已为全世界人民所敬仰。

　　比如关于炼焦的发明，丛书介绍：中国最早的用煤炼铁的记录，见于公元4世纪的《释氏西域记》；成书于1650年前后的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记载了炼焦及用焦炭炼铁的全过程。为了证明这项技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人，丛书（《揭示物质变化》分册）列出了8个国家的最早记录，它们都在18或19世纪，结论不证自明。

　　在记述了水稻专家袁隆平的成果后，丛书（《播撒绿色希望》分册）引用了国外的评论：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纳森博士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带来了福音！”日本专家甚至把杂交水稻和四大发明并列，把杂交水稻称为“中国对人类作出的第五大贡献”。

　　古代，中国有太多的祖冲之、李时珍、徐霞客……我们当然可以引为自豪；现代，如果中国人多一些华罗庚、李四光、袁隆平……则我们何需自卑！

　　中国人的自信

　　有这样一个故事：记者采访一个少年，问他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少年毫不犹豫地回答：“去美国留学！”有的人看了，感到有点鼻子酸；有的人看了，忧心如焚。是啊，这不是有点不争气吗？实际上，孩子向往美国，并不可怕，说明美国的确有它先进的东西，而见贤思齐，正是我中华民族的长处。

　　这样的事，只可能出现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如果还是封闭的昨天，我们将无法想象美国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总是认为外国是人间地狱，那才是十分可怕的事情。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这急起直追的年代里，发感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华民族并不是劣等民族，过去曾经辉煌，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创造新的辉煌。我们在痛定思痛，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很远之后，才会更加义无反顾地走现代化的道路——而支撑我们的力量源泉，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也许有人会问：现在已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了，再来重读过去的辉煌，是不是有点夜郎自大、自我陶醉？我不这样认为，自信，将永远是一种力量的源泉。上世纪80年代，陈景润不知鼓舞过多少人，这些人不一定都要成为陈景润，但，陈景润会成为一种观念，一直激励着这一代人，并永远给这一代人以启迪。《中国人的智慧丛书》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吧。    

　　《中华读书报》 2001年2月16日

鲁迅与佛教

胡文炜

　　一代文豪鲁迅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滋养，他的人格力量与创作成就跟佛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鲁迅生于1881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时已37岁，在此之前，主要是为日后的创作打坚实的基础，其中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正是坚实基础中的重要基石。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是1914年，我们看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他购买了《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他不仅自己看佛书，还不断地往家里寄，如4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6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7月寄《起信论》等七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

　　1915年7月，鲁迅逐句校对高丽本《百喻经》，并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1915年鲁迅为母祝寿，特地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汇款洋60元。印成后尚有余资6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以后他曾将《百喻经》用来送人，如1916年5月记“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可见佛教书籍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鲁迅在继续购买《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书外，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帖，这一年他以13个晚上抄录《法显传》共12900余字，并记入日记。《法显传》是记述东晋高僧法显等赴中印度寻求经律的事迹，法显为求取真经，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在几十年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1936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论调，指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始于1914年，不仅此前他的“书帐”中就己记载购过佛教书籍，而且他年幼时寄名佛寺，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师父赠以银八卦一件，上镌“三宝弟子法号长庚”。1936年已享盛名的鲁迅写了《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怀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感到“我们的交情依然存在的。”

　　毫无疑问，鲁迅现在也已被认作是“中国的脊梁”了，但至今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却很少提到他与佛教的关系和佛学给他的滋养。现在做学问、写文章、搞创作的人虽多，但少有像鲁迅那样先打扎实的良好的文化修养基础，而是急于“出成果”，追求作品的问世数量，对于太多的浮躁、太多的的功利观念，我们的一些作者也要像鲁迅那样多接受一点佛教思想，多得到一点佛教文化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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