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一）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贾思勰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编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技术著作，是我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

　　贾思勰，益都（今属山东）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其祖上就很喜欢读书、学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对贾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却拥有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他开始走上仕途，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请教，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生产知识。中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54年）期间，他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询问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分析、整理、总结，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另外，书前还有“自序”、“杂说”各一篇，其中的“序”广泛摘引圣君贤相、有识之士等注重农业的事例，以及由于注重农业而取得的显著成效。书中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的饲养和疾病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如酿造）以及食品加工、文具和日用品生产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囊括在内。因此说《齐民要术》对我国农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时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大约公元466年或472年诞生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叫郦范，做过不少地方官，最后升至平东将军，并进爵为永宁侯。由于郦道元从小就跟着做官的父亲到处旅行，祖国各地的明山秀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郦道元成年以后，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经历仕途生涯。当时，正值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这位五岁就继承皇位的小皇帝，在宫中受过良好的教育，成年以后，对国家前途逐渐关心起来。他感到祖先连年南征北战，消耗财富，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只重视武略，而不注意文教，是无法使国家繁荣起来，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因此，当他掌权以后，锐意要进行改革，首要的方针要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汉化——向汉族学习，他甚至下令从平常的生活方式开始实行，譬如禁止穿着鲜卑服装，改穿汉服；禁止用鲜卑语通话，改用汉语；甚至将鲜卑的姓氏也改用汉姓，并从皇帝开始，他自己就改姓元，意为元首。其他则有长孙、穆、奚、陆、贺、刘等等；他鼓励鲜卑族青年男女与汉族通婚，从血统上与汉族结成更为亲密的关系。进而改革国家机器，向封建化发展，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封建秩序。与此同时，他决定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往洛阳，从此，以中原地区的丰富物产，中心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条件为保证，依靠自古以来的中原文化使得北魏更加兴旺繁荣起来。

　　郦道元青年时代做官的时候，尚未迁都，仍居住在平城。这里，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以来，已营造了100多年。城内有富丽豪华的宫殿楼阁和整齐热闹的市井街道。在城外，云冈村前、武州川岸雕刻了石窟寺，规模相当庞大，气势十分壮观，凝聚了千万工匠们的毕生心血，他们创造的石窟艺术，可算是首屈一指的精华。郦道元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自然也比较顺心适意。特别在公暇之时，游览之余，颇多感慨。他曾写道：“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巨大的佛像从岩石上雕凿出来栩栩如生，这是举世珍稀的艺术杰作）；山崖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佛殿傍山依水而建，林木掩映于水中，风光格外秀丽，成为新的景点）。”当时，他几乎踏遍平城郊外的武州川和桑乾水两岸，详细地考察了那里的火山、温泉和煤田，并作了纪录。

　　郦道元平常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是有关地理方面的文献，诸如前代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以及三国时代佚名作者所著的《水经》等等。在阅读过程中，每有感触，或作眉批，或作笔记，他对《水经》一书尤感兴趣，但他认为写得过于简略，仅记干流137条，不符合我国地大物博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不少地方，与前代各种著作的记载颇有出入，譬如同一条河流，对其发源地或河道的变迁很不一致；对同一地区山川形势的描述，也有大相径庭的；还有沿河城邑兴衰的记载，或不明其来龙去脉，或相互矛盾，无所适从。总之，经常碰到不满意的论述。由此，他萌发了一种心愿，意欲亲自对华夏河流及其地理特点作一番细致的考查研究，然后整理出符合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文字来。他认为这一工作如能圆满完成，对今后如何开发利用国土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肯定会受到后世人的赞扬。应尽量利用出门办事或旅游的机会，有意识地去搜集第一手材料，为写书作充分的准备。

　　正当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孝文帝有意到外地巡视，郦道元本是皇帝身边的侍从，故得以随行。先从平城出发，太和十七年（494年）八月到达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九月到达洛阳，十月到达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太和十八年（495年）正月，又从邺城返回洛阳，二月，自蒲地（今山西蒲州渡口）渡过黄河，北返平城。太和十八年七月，又从平城出发，先到朔州（今山西朔县），八月，北行，直达阴山之麓，到达河套地区的五原城。

　　在这两次历时两年的岁月里，行程万里，郦道元不仅考察了沿途的山山水水，而且还学习司马迁写《史记》前的准备工作，所到之处，拜访许多耆老宿绅，参观了许多历史遗迹，使他大开眼界，头脑里充实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新鲜材料，为他日后撰写《水经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漫长的旅途中，特别是在山西境内，几次反复路过，印象最为深刻。所以，境内的汾水、文水、晋水等查看得比较仔细。况且这一带既是平城的外围地区，也是洛阳的邻近，无论其经济情况、军事要冲或者交通条件都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郦道元当然更在心了。不但如此，对若干著名的景点，还特别着力描写。

　　比如他在蒲地横渡黄河时，特地专程溯流而上到龙门天险察访当地形势，他看了以后，对这段黄河天险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孟门（今山西河津县禹门口），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天险）、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夏禹治水时所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山上的地层斜插入河水中），巨石临危（巨石突出于河岸），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水蒸气）云浮，继往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越看越可怕）。其中尚崩浪万寻（浪涛很高），悬流千丈，浑洪赑怒（浑浊的洪流像发怒的样子），鼓若山腾（浪涛奔腾像山倒下来），浚波颓叠（急浪一个紧接着一个），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水经注·河水注》）。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叙了黄河禹门口的地理特点，流水侵蚀岩石可使石穿，岩层倾斜与河道深切的关系诸道理以外，将此处万马奔腾的波涛倾泻记述得惟妙惟肖，把它当做一篇散文来朗读，也会令人动情不已呢！

　　孝文帝去世后，宣武帝元恪和孝明帝元诩相继即位，郦道元也离京城，到地方上任职。先后担承过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郡守，东荆州（今河南泌阳县）刺史。当时朝政腐败，皇室成员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竭尽骄奢淫逸之能事，皇帝自己不大亲理朝政，下属官吏也跟着腐败；而老百姓生活困难，投诉无门，怨声载道。郦道元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秉性刚直的知识分子兼地方长官，比较了解民情，自然看不惯这种衰败的局面，与孝文帝在位时相比，颇有江河日下之危。作为个人的力量，他自己只能恪守节操，为政清勤。企图从法治开始，重整纲纪，对那些依仗权势犯罪的人，严格依法从事，绝不通融。史书上曾称颂他“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但痼疾根深，个人的力量毕竟难以力挽狂澜。于是，他把从政的目标转移到兴办教育方面来。他想，如果人的素质提高了，治理国家也就有希望了。在鲁阳设立学校，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一地做好了，再向全国推广。

　　公务之余，郦道元仍醉心于搜集舆图方志，研究学问，并结合自己多年来的野外考察纪录，开始整理有关我国河川山脉的分布特点及其来龙去脉，用他自己的话说，进行着“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缠，访渎搜渠，缉而缀之”。决心写《水经注》。

　　在此期间，他还到过虎牢关（今河南汜水镇附近），观看雄伟险要的山川形势，缅怀前朝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大战吕布的悲壮情景，凭吊古战场的遗迹。他也到滍水（今沙河）之滨，细读秦碑汉碣，从中寻找有关当地往昔山川景物的记述，为撰写新著充实佐证。同时，在撰写整理《水经注》过程中，更多的时间则花在已有书籍的考证博引上，他阅读过的古籍达437部之多，此外，还大量采用了汉魏以来的各类碑刻、民间谚谣、老人的记忆口述等。这些资料，往往未曾在书籍中见到过，而这些记录，却是郦道元悉心收集的对象，他认为其价值不仅可以印证古籍上的记载，而且还可以将大量失传的资料重新发掘出来流传后世。所以，他所撰写的《水经注》内容特别丰富，资料特别翔实，牵涉到的地域也特别宽广：北起阴山、南达汉水和淮水、西至华山、东到山东半岛。在这些地区，有亲自调查考察累积起来的笔记，也有前人文献中整理出来的论证。至于绝大部分的南方资料，则全部采用前人的记载，经过校勘以后整理而成。

　　毕生心血的专著《水经注》，共计40卷，约30万言，记述了大小河道计1252条。使原先仅记述137条河流，仅一万余字的《水经》扩大了20余倍。所以《水经注》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比较系统地采用了以水记山、因地记事的写作手法，探究了祖国大地上河道的源流及其变迁的情况，这里包括了水文学、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学等多学科的内容。书中还历述了各地的民情风俗、经济生活、前朝古迹、奇闻逸事之类。所以，《水经注》确实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不可多得的世界名著。甚至有不少篇幅超出了地理学的范围，而涉及到其他学科。例如，有关湖南湘乡石鱼山的鱼化石（埋藏于当地第三纪地层中）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鱼类化石材料中比较早的纪录，受到古生物学家们的重视。郦道元的研究工作与写作态度都极为严谨、认真，他经常根据确凿的材料，订正了前人的记述错误，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例如，提到有关陕北黄河段（今黄河故道）时写道：所谓“悬水百余仞，水涌起方数十丈”的情景，并不是秦始皇铸铜人沉没于此处所致，而实际情况诚如《史记》中所说的，在魏文侯二十六年（公元前443年）此间发生强烈地震，虢山崩坍，堵塞河道所致。这一科学论断，澄清了长期以来的讹传。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并不是单纯做河流的描述工作，而更重视水利工程，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例如，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战国时期的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希望国家今后对水利工程给予重视，因为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他的见解，和我们经常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语多么相似。由此出发，郦道元还进一步阐述农产品加工、煮盐业、酿酒业以及冶炼业等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在书中都作了一定篇幅的论述。当时正值胡太后专权，皇帝的兄弟与亲族们滥用职权，为非作歹，国家与老百姓都遭到莫大的祸害。而郦道元的刚正不阿的性格驱使他不畏强暴，敢于挺身而出与皇帝据理对抗。皇族们对郦道元“敢于犯上”的行为深恶痛绝，把他视为眼中钉。当时，适逢雍州（今西安市）刺史肖宝夤叛变，皇帝就借机指派郦道元前去镇压。当他来到阴盘驿（今陕西潼关县东）时，叛兵将郦道元围困起来，断粮断水；而朝廷又故意不派兵前往救援，在此困境中，郦道元被叛军俘虏，壮烈牺牲。郦道元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道德和文章名垂青史，为后人所钦仰。特别是他的《水经注》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地理学名 著，也是一部难得的旅游文学巨作，留传千古！

祖冲之于圆周率

　　祖冲之（公元４２９－５００年），字文远，祖籍范阳（在今河北涞水县），他生活在南朝的宋（公元４２０－４７９年）、齐（公元４７９－５０２年）两个朝代，年轻时候没有上过什么学校，也没有得到什么名师指教。但经过刻苦勤奋的学习，使他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成为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

　　祖冲之对圆周率（π）的研究，便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从《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来看，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贡献有三点：第一计算出圆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到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推算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在国外直到一千年以后，十五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计算到小数十六位，才打破了祖冲之的记录。第二，明确指出了圆周率的上限和下限，用两个高准确度的固定数作界限，精确地说明了圆周率的大小范围，虽然未指明，但是实际上已确定了误差范围，在我国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提出约率七分之二十二和密率一百一十三分之三百五十五。这一密率值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所以有人主张叫它“祖率”。在欧洲，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得到这一结果，是在一千年后的十六世纪。

　　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音更，gèng）在我国数学史上第一次导出了正确的球体积公式。求证的过程中，又得出了“等高处的横截面积相等，那么二个立体的体积也必然相等”的结论。这个结论国外在一千年后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提出，被人称为“卡瓦列利定理”，其实我们有权利称为它为“祖暅定理”。 祖冲之父子的数学研究成果汇集在一部名叫《缀术》的著作中，后来还传到朝鲜、日本，可惜的是，在宋朝中叶以后就失传了。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４６２年）编成大明历，时年三十六岁。遗憾的是，大明历在祖冲之生前，始终没有能够施行，到了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５１０年）――编成以后近五十年，才正式颁布采用。

　　大明历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历法，其中有不少创造。如最早把“岁差”（ 是指春分点在黄道上的西移）引进历法 ，由于考虑了岁差，才使回归年（周岁，即我们所说的年）和恒星年（周天）有了区分。祖冲之提出在三百九十一年中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月的新闰法，使大明历的准确程度有了提高，按照他的推算，一回归年的长度是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远比前人的数据准确，误差只有五十秒钟表左右。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１１９９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

　　祖冲之在历法计算中第一次引入了交点月，即月亮沿白道（月亮在天球上运行的路线）运行的时候，由一个黄白交点（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上运行的路线，黄白交点就是黄道和白道的交点）环行一周的时间。他推算出一交点月是二七·二一二二三日，和现代数据二七·二一二二二日相差不到一秒种。由于日食和月食（统称交食）都发生在黄白交点附近，准确求得交点月，就可以准确预测日月食，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４３６年）到大明三年（公元４５９年）这二十三年间发生的四次月食的时间和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结果完全符合实际。

　　此外，祖冲之测定木星（我国古称岁星）的公转周期是 一一·八五八年，和现代测定值一一·八六二年很接近。在大明历中，还给出了太阳系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

　　 还可以说祖冲之是著名的机械专家。他重造了当时已经失传了的指南车；创制过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水礁磨，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粮食加工机械；又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能日行百余里的“千里船”，在我国造船史上谱写出了引人瞩目的一页。另外，祖冲之对音乐也有研究，还撰写过文学作品《述异记》十卷。

　　 总之，远在一千四百年以前，祖冲之在天文和数学上所取得的这些光辉成就让我们引以自豪，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