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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纳兰性德的词学观 (人教版高三备课资料)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11-10-29 17:07:3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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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孝感高级中学  周雁

纳兰性德的词,因其真切自然地风格和悲凄哀婉的情调,一直受人关注,在清代词坛乃至中国词史上都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他的词中找到感情的共鸣,获得清幽纯粹的心灵感受。纳兰的一生是一个充满怪异的矛盾体,与出生不相称的行径及伤感,引起无数人研究追问的兴趣。他充满哀伤的行吟动人心弦,凄楚悱恻。纳兰像长于汉学土壤之上的异域之花,清香素雅,以其不是雕琢、自然纯粹的美独自绽放三百多年,“别样清幽自然标格”呈献给读者无数美好的美感享受。淡妆素裹的风格,“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不尽深情,赋予了纳兰词独特的魅力,使其在词史不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
纳兰性德生于1655年,当时满族入关君临天下仅十一年,满族作为一个马上民族,骑射为其根本。入关前,汉文化对“后金”的影响渗透微乎甚微,满族奠基人努尔哈赤能读汉文小说,努尔哈赤的近臣子侄中惟皇太极略通文字,同族中甚少有人识字。自建立清朝后,出于政治及社会发展需要,清统治者开始重视学习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满族文化的建设是从清朝建立之初逐渐起步的。如此文化背景下,纳兰性德无疑是“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学而卓有成就的文人”。满清子弟中,性德为其间翘首,“八旗词家,首推纳兰容若《饮水》《侧帽》二词,清微淡远”。在清代词史里,纳兰之成就也举足轻重,“依声之学,国朝为盛,竹 、其年、容若鼎足词坛”,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叙述清代词人,当以纳兰性德为始,词最有名,为清代词人之冠”。纳兰词的文学地位已是毋庸置疑,以一初入中原的满族贵胄公子,能在名家辈出的词坛占得一席之地,除去天赋禀性——即诗人气质,顾贞观曾说他“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并不能善怨……容若天资超逸,攸然尘外”,也有时代大背景的原因,康熙重视学习汉文化,并且当时满汉之防有所松动,而汉族文人对纳兰性德创作成就及词风形成更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纳兰是一位早慧词人,“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在童子时已语出惊人,十四岁通六艺,十五岁入太学就读,十七岁中举后由国子监祭酒徐元文引荐给其兄徐乾学,这段师生缘持续至容若去世。徐乃清初大儒、明末清初著名汉儒大师顾炎武的外甥,这种师承关系,对性德接受汉儒文化传统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执经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语以读书六要,众经史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而《通志堂经解》的编撰更是直接得益于徐。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加之名师教诲,使得纳兰对华夏文化掌握娴熟,“谈经史源委及文体正变,老师宿儒有所不及”诸多文体中,又尤醉心于词,“喜作诗余,禁之难止”,其词被认为“哀感顽艳”、“纯任性灵”,而中国的诗歌传统是悲且雅,“自屈原以降,特别是汉魏六朝时期怨幽悲之音不绝,所谓无怨不成诗仿佛成了诗歌创作的底蕴,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情调特点了”英国作家利顿•斯托雷奇也在读《中国文学辑萃》后说“读了这诗集,发现中国的古典诗中普遍地有一种感伤、忧郁的气氛……中国人的忧伤是很细致很深沉的,忧郁似乎是中国诗歌的基调”。
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中,汉族文人逐渐形成了以悲愁为美的艺术心理,强调诗穷而后工,悲愁方感人,“无怨不成诗”成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普遍倾向。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性德,自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受到这种情调的影响,从而使这种哀感流于笔端。纳兰性德又与江南落魄才士,如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秦松龄、陈维崧、朱彝尊、吴兆骞、张纯修等相交,诗词唱和,他们学问淹通,却多潦倒失意,有志难伸,有才难展,因此多有感时伤时、悲怆哀抑之语,纳兰置身其中,不能不受到他们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他在七古《填词》诗中阐述了他的词学思想:“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醉醒,美人香草可怜春”。他认为词的内容应与诗一样,“欢娱工”不如“忧患作”,这与“穷而后工”、“悲愤出诗人”之意相近。纵观他的350首左右词,正是这一观点的实践。词人张德瀛称“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为容若自道甘苦之言。由此可见,纳兰词作中的愁苦之音颇受汉文学家感伤情绪的认同之影响。
纳兰词又非豪门公子哥的闲愁,也非为赋新词强说愁,他的词自然真切,笔端字里尽是真情吐露,有评“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以口写心,决不再用理论去加以斫削模造。所以清新秀俊,自然超逸,情词俱胜,无懈可击”,“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严迪昌在清词史中也说“赤诚醇厚,清真意挚,几乎将一颗哀恸追怀、无尽依恋的心话拔拔地吐露到了纸上。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他以真情人词,坚持词应抒发感情、表现感情之理论的结晶。纳兰于词推崇南唐李煜,他的词也常被人同李后主词相联系,“饮水词人,重光后身也”,他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绕烟水迷离之致。”贵重和适用构成了他词学主张的主要方面,纳兰曾说:“仆少知操觚,既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他认为致语、言情、音调三个方面是《花间》的贵重部分,抒发感情、寄托性情心志是宋词的适用部分,他的词也因此被认为才气不足。确实,纳兰词以真情入词,绝少晦涩费解的典故。如《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国无此声。”纯以自然之语出之,却真切动人,写尽了远处边塞的寂寞和思家的悲愁。
这种直抒性灵的词学观一定程度上受到晚明情观,特别是李贽;“情感自然论”和汤显祖“唯情论”的影响,“强调情感的自然性,既主体情感的自然特性和自由表现”。他的挚友顾贞观的词学理论无疑对他也有深刻的影响。顾贞观,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晚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曾孙。康熙十五年时入京,馆明珠家,与纳兰性德交,成生死之友。顾词追求清新自然的,自出机杼的境界,曾受业于顾的杜诏在《弹指词》序中说:“若《弹指》则极情之致,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顾贞观赠予吴汉槎的《金缕曲》(季子归来否)声声血泪、肝胆俱透,正是“极情之至”的产物。纳兰的艺术特点与顾词的“极情”不谋而合。这一点,前人早有察觉,“纳兰容若深于情者也,固不必刻画花间,俎豆兰畹,而一声河满,辄令人怅惘欲涕。情致与弹指最近,故两人遂成莫逆。”顾贞观自康熙十五年由徐乾学引荐于纳兰,二人相交十余年,其间诗词唱和、书信往来、煮酒吟诗。作为清初重要词人,有江南三绝之称的顾贞观对纳兰的影响自不待言,顾也不讳言这一事实,在致陈聂恒的信中说道:“容若尝从容问余两先生意指云何,余为述倦圃之言曰;“词境易穷。学步古人,以数见不鲜为恨;变而谋新,又虑有伤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欧秦辛陆何多让焉.”客若盖自是益进。”
纳兰词的哀婉有传承汉儒文化的悲凉基调之处,这与他苦学汉学、刻意追求相关甚密,师从汉学大师、结交江南文士、耳濡目染各家之言,对他词风形成也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内有情才可以发乎于外,否则就失之于空洞叫嚣。纳兰词自然不雕琢、能纯抒性灵,“未染汉人风气”、“无矫饰之弊”,恐怕是因为他有赤子般深情的缘故。
 

周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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