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聂绀弩奴隶观之比较(人教版高一必修)

 沙市一中 邓金平
    对国人的奴隶性的挖掘和批判，在上世纪民主思想大量涌入，国民逐渐觉醒之际，就一直是知识精英讨论的一个最热烈的话题。鲁迅的《灯下漫笔》和聂绀弩的《我若为王》，应该是在论述国民奴隶性方面的两篇我们比较熟悉文章。代表着我国现代杂文最高水平的这两位作家，在对待国人的奴隶性上面，当然都是希望能够彻底将其消灭的，可是两人在对国人的奴隶性的感情和消除奴隶的方法上，却是大相径庭。通过对两人观点的不同之处作一番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对国民的奴隶性有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也可以让我们对这两位老前辈的思想情怀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聂老在《我若为王》中，对奴才是充满了强烈的鄙视和深恶痛绝的。说他若为王，“要将臣民统统杀死”，这样他将不仅不是一个暴君，“反而正是一个明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有一个净化了的“真人”的世界。这篇立意新颖，观点尖锐的文章，起初读来确实给人以畅快淋漓之感觉，那就是“杀！我要杀！我要杀死所有的人！”可是再一想，我自己身上不也存在奴隶性么？我不也是一个活着的阿Q么？要杀，最终不是要杀到我的头上来吗？虽然我还不过是个奴隶，奴才的本性在我身上可能也是根深蒂固，难道这就是我必须罪该万死的理由吗？而且“好死不如赖活”，连猫狗都有要活下去的强烈愿望，何况我多少还是“人”呢？以一个看似充足的理由，就毫不留情地灭绝所有的奴才，这难道还不能说他就是一个灭绝人性的暴君吗？西方有不少国家因为对人性的尊重，就是连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也免除了死罪，取而代之的是处以几百年上千年的监禁。我是奴才，我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但至少我不会而且也没有能力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灭绝他人的不可饶恕的事情呀！况且，如果不是因为无奈而苟活于世，谁又是心甘情愿地要争着做奴才的呢？在强者的快意杀戮的欢呼声中，为什么就没有人愿意听一听那“悲惨的弱者的呼号”呢？鲁迅说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如果真如聂老所言杀掉所有的奴才，他本身就不仅是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暴君，同时也是一个以杀人为荣的奴才！你看那阿Q当了革命党后，不也是首先要把自己看不惯的赵太爷小D王胡统统“嚓嚓”掉么？所以读这篇文章，我更多读到的是一种的冷酷和蔑视，也读出了一种虚伪和假面。这时读来的感觉就不再是畅快淋漓，而是对其作为暴君的凶残的恐惧和对其作为奴才的虚伪的鄙夷了。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的历史只能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能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初读确实让我们的心灵刺痛，感觉有些难以接受，但他对奴隶的态度，虽“怒其不争”，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是深切的悲悯和执著的呐喊。因为先生知道，中国的百姓当初并非没有去努力争得做“人”的资格，只是因为暴君的凶残，而最终不得已对主子们“心悦诚服”、“ 万分欢喜”了。所以他并不是任奴隶们如一群绵羊温顺地排队走向死地，而是希望他们是能够冲出栅栏、长出利牙的野猪；所以他并不是随喜鉴赏欢呼着奴隶们成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麻木不仁没有灵魂的看客，而是奋然而起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鲁迅先生对最底层人民的理解和同情，不正体现出他对“人”的最大的尊重和关怀么？还有在如何消除奴隶、彻底走出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怪圈这一点上，是将希望寄托在中国的青年身上，所以他不仅呼喊“救救孩子”，而且“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绝不是简单地挥起屠刀，把所有的“奴种”斩尽杀绝了事。

    所以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先生心里流露出的是悲悯的爱，是热切的希望；而聂绀弩心里流露的更多的则是无情的恨，是偏激的失望。也还是先生的一句话：“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否则，所剩的就只有“终于恨恨而死了”。当然，聂老在文革中虽身陷囹圄，倍受摧残，但仍然孤高傲岸，正气浩然，这种“真人”风范是令我们难以企及，徒有仰止的，但他二十多年前所写的这篇《我若为王》，应该说在思想上确实还是有不小的缺憾的。不过聂老生前对对他诬陷告密的“朋友”尚且以博大的胸怀予以宽恕，那么如今在天有灵，也定会为人世间竟还有小辈的唐突而甚感欣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