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有关资料(人教版高一必修备课资料)

                    《胡同文化》有关资料
一、题解
    什么是文化？比较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看法：“广义而言，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意识、习惯、观念等的集合。
    本文作者说起胡同文化，并没有很严肃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读了这篇文章，许多读者也许会感觉到，文化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可以这样探究。
    这篇文章，是作者给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序。作者久居北京，非常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对在现代文明进步的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没落，充满复杂难言的感情。摄影艺术集一书名是《胡同之没》，序言自然围绕“没”字下功夫。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谈胡同的起源、发展，再谈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闲散漫，但其中的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二、有关资料
1、自报家门（汪曾祺）——祖籍江苏高邮
    我是1920年生的。3月5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才能被选为“拔贡”。他有相当多的田产，大概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却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他同时又是一个免费为人医治眼疾的眼科医生。我们家看眼科是祖传的。在孙辈里他比较喜欢我。他让我闻他的鼻烟。他教过我读《论语》，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说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那年我才13岁）。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于孙子的偏爱，也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
    我的生母姓杨。杨家是本县的大族。在我3岁时，她就故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个人住在一间偏屋里，和家人隔离了。她不让人把我抱去见她。因此我对她全无印象。我只能从她的遗像（据说画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写的大楷，字写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她嫁给我父亲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可见她还过着一种闺秀式的生活，不为柴米操心。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来不常作画，以“懒”出名。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几乎所有的中国乐器我们家都有过，包括唢呐、海笛。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细。他会糊风筝。我父亲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本县读的。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佛像塑得很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了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我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A）。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我读的高中是江苏省江阴的南菁(jīng)中学。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我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相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常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之。
     1939年，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到昆明，得了一场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士给我注射了强心针，我问她：“要不要写遗书？”我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了考场。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天保佑，发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沈从文”（指书）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多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我成不了语言文字学家。我对古文字有兴趣的只是它的美术价值──字形。我一直没有学会国际音标。我不会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或文学理论专家，我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我只能从兴趣出发，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地看一些书，白天在茶馆里，夜晚在系图书馆。于是，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了。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安德烈·保尔·吉约姆·纪德(1867-195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活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性恋癖，与表姐结婚，却不幸福。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纪德爱玩人生这副牌，根本不按即定的规则。他说：“我决不走完全划好的一条路。”(《如果种子不死》)这是他的人生宣言，他向家庭和整个社会宣布，他的人生准则，就是拒绝任何准则。只因人人都遵循的规则，在他看来就是生活在虚假之中。 萨特在《纪德活着》的悼念文章中写道：“纪德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一场认真从事的试验…… 他亲身经历了他的种种想法……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 堪称法国现代文学丰碑的最重要作品：《人间粮食》(1897)、《背德者》、《伪币制造者》、《如果种子不死》，以及游记和日记）；后来是萨特（让一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提倡文学作品要如实地、赤裸裸地，一览无余地把世界和人类表现出来。存在主义的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生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萨特有句名言：“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萨特的著作除带有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恶心》<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以外，著名的还有短篇小说集《墙》长篇巨著《自由之路》三部曲：《懂事的年龄》《弥留期》和《心灵之死》等。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但萨特没有接受这一奖金，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 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欧·亨利齐名。小说有《万卡》、《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套中人》），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西班牙随笔体小说家、散文家。被很多有名的中国作家推崇为当时世界上散文作者中“几乎是最好的一个”“文笔清新，疏淡中略带忧郁，如云林山水””，“词少意多，文短情长，淡得出奇，又有余味”。汪曾祺对阿索林“终生膜拜”，特别推许其《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我很喜欢阿左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茀金妮·沃尔芙（1882-1941英国20世纪初著名的意识流女作家，生活对她是艰辛充满崎岖的，她只能通过写作得到灵魂的解脱。沃尔芙一辈子都不会也不可能忘记一句让她振作的话：对每个人来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命。沃尔芙太太发现每次只活一天并不困难。她学会了忘掉过去，也不会想将来。在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上都卓有建树，一生创造作颇丰，重要的长篇小说有《远航》《夜与日》、《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岁月》、《幕间》等）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法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意识流小说流派的开山鼻祖。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1948年初春离开。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
    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自1950年至1958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像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的比喻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已。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1958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4年。
    这4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1962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
    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75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过了60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两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座下人渐多”，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我算个什么样的作家呢？
    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50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说得严重了一点。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写得实在非常的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我很喜欢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说得更实在的是：“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许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2、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怀抱。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屡次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可见，汪曾祺亲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伦道德的践履中，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这构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

    这一现世品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的广泛乐趣，一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
    汪曾祺对生活的热爱，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先谈他的第一兴趣点。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让人大开眼界，饱尝“口”福。简直可以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相提并论。如《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chē)螯、螺蛳、蚬(xiǎn)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xiàn)”，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xiàn)菜”。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风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笔下乐意表现的另一个话题。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风情名物所弥漫的民间，后来在北京工作，他还曾编过几种“民间文学”的刊物。因而，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像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的再现。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写风俗，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个现世品格就是对生老病死的通脱旷达态度。在儒家先哲看来，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觉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绝讨论怪力乱神，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讲的即是死的自觉，更是生的自觉。正因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死亡的可以无所为甚至不屑一顾。汪曾祺写的《对口》《疟疾》《牙疼》等“旧病杂忆”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对待疾病的通脱态度。他在小时候，颈上长了一个“对口”，有“莲子盅”大，医生施行手术，他父亲给他嘴里“衔”一颗蜜枣，惹得医生对他父亲直夸：“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他每年都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来了，等着吧。”这种病甚为厉害，但汪曾祺却引杜牧诗云：“忍过事则喜”，倡导对疟疾只有忍之一法。对患牙病，他也是抱着这样通脱的态度。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他去看牙医，恰巧不在，乐得“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拿着这笔钱上牛肉馆，美美吃它一顿，从他描述这些对待疾病的经验看，他的确是一个苦乐随缘、安时处顺的人。他说：“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牙疼》）真是个没治的乐天派。
    《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这些文章都流露着汪曾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晚境心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脱的。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云：‘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这样的态度很可取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人之所以能够知得“天命”，乃是对世间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对于人生能看得通脱和深入，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于中正和平使然矣。

三、北京的坊巷胡同
    北京建城的历史虽然可以远溯到3000余年前的周初蓟城，但今北京城的基址却始于720年前兴建的元大都新城。元初奠定的坊巷胡同制度。
    北京街巷中，称胡同者居多数，称街者次之。俗称北京“有名胡同三千六，无名胡同赛牛毛”，此并非夸张，而是基于事实的概括。截至1949年末，北京城区有名的街巷为3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街274条，巷111条，道85条，里71条，路37条。之所以呈此数量，是因为有大批街巷直接以标志物或依据物为名，如称“院”者有115条，称“庙”者为68条，称“园”者为57条，称“营”者为55条，称“门”者为55条，称“厂”者为54条，称“寺”者为53条，其他称“井”“桥”“湾”“沿”“坑”者也都各在30条以上。由于胡同是北京街巷的主体，因而习惯把“街”“巷”之类归于胡同，既简化，又符合北京特色。就笼统而称胡同言，说“有名胡同三千六”，应属接近事实。至于“无名胡同赛牛毛”，亦非虚语。
    除数量众多外，北京街巷胡同的另一特色是历史悠久。二三百年者并不稀奇，三五百年者所在多有，六七百年者亦非罕见。个别如今宣武区之南线阁、北线阁街，可溯源至已有千年的辽南京燕角楼，法源寺街更可溯源至1300余年前的唐贞观间所建愍忠寺。还直接或间接地使用着，仍有生命力，这在世界范围内均属奇迹。
    惟其群体庞大，历史悠久，致使北京坊巷胡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想要了解北京，无妨自北京的坊巷胡同始。
    若综合北京街巷胡同之历史变迁，仅其前后名称，即可列举七八千个。本卷旨在对北京街巷胡同的文化表现作概括介绍，既非名录，也非大全，只能择要略述以勾画轮廓，难作详叙。因以原城垣内为范围，城门外者不计。北京街巷胡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大举更改，因本书重点在介绍传统文化，故对此期间的更名，多从略。
四、作者的感情
    作者一生对传统文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可以从作者许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某种传统文化的没落，作者的感情态度——
    首先是豁达，不保守、不顽固，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作者是相当留恋的，对于北京胡同文化的许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并融合其中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胡同文化日趋没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时世交替。
    其次，作者对胡同的没落，是深怀叹惋之情的，毕竟对多年生活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过胡同文化许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许多和胡同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经过那么多政治风波和人生挫折，还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
    其三，作者对胡同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趋扩大，人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封闭”意味着思想保守、意味着行动落后。而“易于满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四、语言特点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本文语言平白、朴素，口语性强，富于表现力。
    比如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几句话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没有什么文辞的修饰，即使打比方，也充满生活气息，“像一块大豆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但是说出来却让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把事物的特点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简字约，但是准确、生动；“城里有大街，有胡同”这样的短句，表达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上下句子连贯起来，让人觉得像北京艺人说书一样，充满韵味。这样的语言特点在本文中到处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举。汪曾祺作品的语言，还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如“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四句，语如连珠，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将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巧妙地融合贯通，给人一种别致的感受。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苏高邮，但久居北京，也算是个老北京了。这篇序文便显示出地道的京味儿。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条斯理，不火不愠的劲头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则俗白相间，韵味十足。如“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一句，情感内涵之丰富，表情达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

五、解题指导
一、这道题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课文，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方方正正的，居住在胡同、四合院中的北京人，表现出一种封闭性的胡同文化，“易于满足”“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对北京人心态的看法”一问，要让学生各抒己见。
二、这道题主要是让学生对本文的语言特点有所了解，培养他们的语感。
1．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所以有虾米皮熬白菜，他们已经很满足了，感叹词“嘿!”表现了他们心满意足的良好感觉。
2．北京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就是对他们这样能“忍”的文化根性的最好注解。“北京人，真有你的!”表现了作者对北京人这样的个性的调侃，既有佩服也有嘲讽的意味。
3．化古人意境，描写胡同衰败颓唐的景象，满怀怀旧、感伤、无可奈何之情。
三、这道题主要是引导学生扩展视野，了解一些相关的文化现象和问题。教师要积极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