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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我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判什么缓期罪。迈克·沙贝拉对我很冷淡。但是，由于我不是入盟党徒，在判断上有些过失得到了原谅。我放跑了坎特，放掉了20万美元，勒菲蒂对此总是耿耿于怀。我在这一带晃来晃去，度过了几个月，假装为我和勒菲蒂找个下手的地方。
7月份我在迈阿密，勒菲蒂突然打电话叫我买纽约报纸。他说：“你会大吃一惊的。”
卡明·甘兰特被打死了。这个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在亚特兰大联邦政府牢房里才蹲了几个月。往日我和勒菲蒂在沙沙贝拉旅馆外面常常为他站岗放哨，那时我就担心自己遭到暗算。现在，卡明本人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仰面躺在血泊之中，嘴里还紧紧叼着雪茄。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维克地区，拉链活动分子经常出没的尼克鲍克大街上有一家乔和玛丽开办的意大利美国饭店，卡明·甘兰特正在那后院里吃午饭，三个人对他开了枪，把他打死。饭店老板和一位朋友也被打死。与甘兰特一起吃饭的另外两人经查明是甘兰特贴身保镖：鲍尔多·阿迈托和凯撒·邦万特。这两个人都是拉链行动分子，我在多依兰交谊俱乐部里曾经见过。在开枪以后，他们俩逃跑了。
“啊呀，”我在给勒菲蒂的电话里惊叫一声。
“形势将有重大变化。”
“那么，我们该怎么跟别人相处呢？”
“这在电话里不好谈，你立即过来。”
一个家族的老板被打死，事情并不到此就了结。如果一个派别得到家族委员会的允许推派一名老板，那么竞争的派别或效忠于已死老板的派别一定要服从，要么就被消灭。有胜方，也有败方。有时候，一派要经过好几年才取得胜利，残杀才停止下来。我现在还不知道各个派别的情况，也不知道勒菲蒂最终采取什么立场。勒菲蒂憎恨甘兰特，但仅凭这一点不能说明问题。据说，拉链活动分子是甘兰特挑选的人。但是，他被打死那时候，和他一起吃饭的主要拉链分子是两个人，这也说明了组织结构的情况。因此，我不知道各人所采取的立场，当然也意味着我也不知道自己应采取什么立场。
我在玛迪森大街糖果店外见到了勒菲蒂。
“勒斯蒂·拉斯苔尼是新任老板，尽管他还待在大牢里，”勒菲蒂说，“我们将归孙尼·布拉克管教，他是个入了盟的副官。他要接管迈克的人马。”
“多米尼克·孙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诺”和布鲁克林的布拿诺家族成员待在一起，我见过他一两次面。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布鲁克林的党徒待在布鲁克林，曼哈顿的党徒待在曼哈顿。孙尼因为抢劫而坐牢。我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干抢劫工作。
“迈克怎么样？”我问。
“他和尼基据说要被处死，但是由于许多人都喜欢他们，他们就免了难。他们作个交易，以降职代替。”
迈克·沙贝拉和尼基·马伦格罗同意降职处分。现在他们只不过是勒菲蒂手下的普通兵丁。他们很幸运。
“这些变化，叫我们怎么办？”我问。
“我们没问题，我本来以为我也要被干掉。”
他说，甘兰特死了以后，他接到了孙尼·布拉克的电话。孙尼虽然知道勒菲蒂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但还是下令要他在午夜和他相见，地点在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一个酒吧间，那是孙尼常去的地方。勒菲蒂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去向。
“我以为他们也要干掉我，因为我一向紧跟着迈克，”勒菲蒂说，“他对我的吩咐是，我到他那儿去，这事不准告诉我自己的副官。我没有办法，只好听命，因为我知道孙尼现在是个有实权的人物。我驾车到布鲁克林见孙尼，究竟干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会见的气氛很友好。孙尼向他谈到局势的变化，谁遭到贬降，谁会成为新的副官等等全都说了出来。我在交谊俱乐部里见过的那个胖子乔伊·马西诺被任命为副官；多依兰俱乐部的另外一个家伙萨尔·卡塔拉诺成了拉链行动的老板，拉链活动分子都是从西西里那边运到美国来的。甘兰特被打死那时候，一个瘦条条的拉链活动分子凯撒·邦万特在陪他吃饭，也成了副官。他才28岁，是家族里最年轻的副官。孙尼让勒菲蒂作出选择：要么跟他，要么跟乔伊·马西诺。但是，孙尼想要他。
“我就说，‘啊，我当然跟你干。’”
在党徒之间打交道，你所问的问题只涉及你个人方面。本来是很正常的好奇，对于一个老练的党徒来说也属于不正常。老练党徒不会转弯抹角去问是谁干掉了老板。看上去你过于好奇，但只注意你自己。警方如果真的披露些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告密者。我不希望人家说：“多尼怎么事事爱打听？”
联邦调查局可能从知情者那里得到凶手的消息，我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行动超出了界限。作为一个联络党徒从逻辑上说应该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知道得更多。懂得太多和懂得太少其危险程度相同。我要是知道得比自己应该知道的还多，我还得要对此进行分析整理，我不想增加这样的负担。
大街上，人们对杀害老板的凶手谈论得并不多。家族的政策并不改变。党徒内部有一条不变的政策：你弄到了钱，你就得交一部分给上面。要变的只是人品。普通的入盟党徒或联络党徒对此毫无过问的权利。你只顾干你的行当，权力由各个派别的头头们进行分配。
“等到勒斯蒂放出大牢的时候，”勒菲蒂说，“情况将会有所变化。”
他喜欢“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他们本来就是老交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拉斯苔尼，因为他犯了抢劫罪，自1975年起就一直关在牢房里。
在桑树街上漫步，经过沙沙贝拉旅馆的时候，我意识到：迈克·沙贝拉已经不再拥有权力。想到这一点，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有一次，勒菲蒂说：谁也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他还干他的支票骗局和彩票行当。他决定把那爿炸鱼、炸土豆片的店铺改成快餐烤鸡食品店，叫他女儿经营。由于附近都是住宅区，所以店铺将会有稳定的收入。他想购买拐角处的一家酒吧，但我们要拿出6万块钱。联邦调查局根本不想出这种钱，我也不想待在一个酒吧里把自己束缚住。
这时候，我的行动已经有些自由，可以到处转转，还可以参与别的破案行动计划。别的特工可以把我作为联络党徒和他们在纽约的朋友向别人介绍。这样可以提高他们在同歹徒共事的那些人中的威信。我对勒菲蒂说，我想要挣一些大钱，因此要到四周对一些情况作点了解。我为调查局各种不同的特工搞调查研究作过一定的工作，地域上涉及到新英格兰和西南部一带。这些地方的行动计划有的还在继续，有的一无所获，有的我还不便讲。
拉里·基顿是在洛杉矶外执行任务的特工。他的破案工作在一个城郊的城镇上，涉及到一帮黑人。他们从事对政府官员的政治腐蚀、赌博以及毒品交易。他想向这些匪帮表明他与党徒有联络关系，要我到拉斯维加斯去，扮演一个代表某个老板的黑手党党员。他让另外一个伙伴扮成这个老板。
要我担当的作用是：看看这帮家伙所干的一些项目中有没有值得向老板汇报的东西。如果有，我就安排他们和老板见面，教他们言谈举止。
我来到了沙漠旅店，我们租了一大套房间。他们来了四条汉子，个个长得结实，衣装入时，都是滑头滑脑的花花公子。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房间里，叫他们坐有坐相。有个家伙把双脚搭在咖啡椅子上，我把它踢下去，说：“像你那样跷着脚，你以为能同老板谈话？你不尊重家具？”我教训另外一个家伙说：“哪能像你那样躺在沙发上！坐好，要表现出会见老板很有兴趣的样子。”
拉里说：“要明白，这位伙计真的难得转到这儿来。要是老板来了，你们弄得不成体统，那就是叫我脸上无光，因为这里一切好坏都与我有关。”
这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斯文地坐在那里，显得思想很集中。我对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话：“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活？”他们告诉我：他们运可卡因、大麻，开赌场。我说：“我们要确保你们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和司法官的保护。”我要他们讲一讲自己能干些什么，因为我要计算老板花多少时间。他们说：“我们买通了城里一些政府官员和司法官。”他们真想要我相信：他们有资格和老板见见面。他们向我说了姓名、年龄、人数及计划。
“嗨，慢慢讲！”我说。“老板进来以后，你们要慢慢讲，一件一件地说清楚，因为老板不想对任何事还问个再说一遍。他没有同黑人谈话的习惯，也不想听黑人的乱七八糟的谈话。”
另外，我们在房间里安了窃听装置，我们就可以确保得到所有的情况。
我说，老板进来，他们要站起来，表示敬重，别指望要同老板握手，任何人都不得碰一碰老板。没有问到他们就不准说话。他们不该期待老板对他们讲话，因为老板不直接同普通人说话。老板只是到这儿来走一走，表示对拉里的喜欢，因为拉里非常尊重他。我们大肆渲染了一下气氛，叫他们一个个专心致志，特别要他们注意行动无误，好端端地坐着，说话要慢、要清楚。
接着，我到隔壁房间去叫老板。
老板就是化名为史蒂夫的特工，装成老板真是天衣无缝。他身穿一套黑西装，白色领带，翻领上系一棵白色康乃馨。身体敦实，黝黑的脸膛，浓密的短须，样子就像电视里放的老片子《不可捉摸》里的弗兰克·尼蒂。
我耀武扬威地把他领进来，端了椅子让他坐。
“啊，好，唐纳德，”老板说话了，“给我介绍介绍这些先生们啦。”
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了他们。我说：整个情况我已经告诉了老板，你们一心一意在干，还能有大的行动，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很看重拉里。他不想看到拉里处于对他不利的任何环境。
啊，不会，他们说：我们不会那么干。
老板史蒂夫一声未吭，只是点点头。他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问问老板。没有，没有，没有。接着我问史蒂夫：“老板，可有什么话对这些先生说说？”
他说：“你告诉他们，这儿事事都干得不错，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说：“好了，就到这儿了。”我送老板出了门。
整个活动用了大约40分钟。
这件案子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工作要干了，因为拉里把他们全都定了罪。
我和勒菲蒂在迈阿密一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度假，在赛马场、赛狗场里输钱，找交易。迈阿密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多少是个开放的地方。各个家族的党徒，只要不干扰别人的事，大家都能干自己的行当。勒菲蒂总是在打着主意，想着怎么样挤进赚大钱的地方——佛罗里达。我们一有什么活儿，手头有些现款，他就想着要买个酒吧或娱乐场所。他常常说：“要是抓到个像样的娱乐场所，那你就发了大财。”
我们常常待在悌维尔旅馆或雷鸟旅馆，因为他知道那里住着许多老练党徒，他不时地把我向他们介绍介绍，其中还有一些布拿诺家族的成员，他们就住在这一带。勒菲蒂非常喜欢到悌维尔旅馆，因为经理尼克是个坚定的党徒，是他的朋友。勒菲蒂老是同他谈起要搞个娱乐场所，或是在一家旅馆里搞一间赌室。尼克听他说话总是睁着骨碌碌的眼睛。
8月份我和勒菲蒂待在迈阿密，那时候有一批党徒带着妻子或女朋友从纽约到这边来度假。他们老是谈论着，要是有一艘船在海面上游弋一番那有多痛快。勒菲蒂因为自己的那艘船已经没有了，也一直巴望到水面上观光观光。
这一时期，隐蔽的“螫刺行动”，即人们熟悉的代号为ABSCAM行动正在进行。此案最终将有几名议员被逮捕，因为他们接受了装扮阿拉伯富翁的特工的贿赂。联邦调查局为实施这一行动，用一艘轮船招待目标中的人员。这艘船名为“左手”，是中国制造的一艘白色汽艇。当时这种型号的汽艇世界上只有两三种。船上有一名全天工作的船长。
巧得很，从事这项ABSCAM行动的隐蔽特工我认识，他的隐蔽姓名是：托尼·戴维塔。我和他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的要求：如果我能借用一下气艇，让一帮老练党徒和他们的女人在海上游弋，他们将会非常感动。我问他：ABSCAM行动是不是即将破案，如果不是，可否借用一下。他说：此案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对外公开。他在行动日程表上找了一个公开接待的日子，为我们借用“左手”做出了安排。
我对那伙党徒说，我在劳得戴尔堡那里和一个女人玩在一起，她对我说，她的兄弟很有钱，还有一艘很漂亮的船。这位兄弟住在加利弗尼亚，但那艘船停泊在劳得戴尔堡的66号码头。她兄弟来的时候，她介绍了我。我们很谈得来。他让我见到了船长，并且说：欢迎我用他的船。因此，我要求借用一天。
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共有十几个人，包括勒菲蒂和116号的荷里得酒吧店里的一名招待。我们出去买了意大利冷切肉、面包、橄榄、腌渍食品以及配菜。女人们制作了三明治。冷冻箱里塞满了啤酒、红酒和苏打。东西都堆到车上，大家开往66号码头。
他们一看到船，个个都高兴得像发了疯似的，尤其是勒菲蒂，他为自己的伙伴能为大伙儿弄到船感到非常自豪。他说：“真他妈的漂亮船！多尼，你真棒，弄到这么一艘船。”大家上船的时候，一个个欢呼雀跃。
“你那位女人呢？”勒菲蒂问我，“你不是说那女人有个兄弟，她人呢？”
“她不能来。”
但是，我的确带来另外一个人。对于从事另一项破案工作的那位特工，我为了感谢他，我带了一名搞隐蔽工作的警察，让他跟这伙黑手党人混在一起。这位警察的化名是罗基。带罗基一道游玩，这样他以后在办案中若碰到歹徒还可能与他们拉上关系。
我们向海洋游弋。玩了一天，又吃又喝，大家玩得很痛快。有几个人还带了照相机，挺高兴地相互拍照。
然后我们返回，把船停在一个小码头旁边，又吃喝了一顿。大家说：“游艇这么大，真没见过！乘这样大的船，航行到巴拿马都没有问题！”
这天真是痛快。事后，我把ABSCAM行动以及船的事全都置于脑后。
勒菲蒂把他妻子露易斯带到了迈阿密。我和他们一道去雷鸟旅馆吃饭，然后观看表演。我们去得很晚，尽管我们紧催店老板，但我们还是坐到了舞台正中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因为那场子已经挤满了人。
一个喜剧演员登了台。我以为他是澳大利亚人。他开始对观众表演，对坐在靠近舞台的观众闹点玩笑一类的表演。很快，他就注意到了我们这一边。
勒菲蒂挥手要他离开，说：“别在这儿打扰我们。”
那位演员以为自己善于取笑，走到勒菲蒂面前，接二连三地说些俏皮话。
“我告诉你了，叫你拿着麦克风到那边去，”勒菲蒂边说边指着舞台的另一端。
那位演员还不肯罢休。突然间，勒菲蒂跑上舞台，从演员手里夺走麦克风，跑到了另一端，扔在地下，然后回到演员这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勒菲蒂对我说：“如果这家伙再要到我们这儿，你就上去，把他妈的从舞台上拖下来。”
那演员到了那一边，但仍然对着我们说些讥讽话。观众都以为这一切是演出的一部分。
演出结束以后，勒菲蒂对我说：“去对那家伙说说，下次表演别往我们这儿来。”
我追上了那家伙，抓住了他的胳膊。“嘿，伙计，下次你可得注意一点。我们还要进来看，你就当作我们不在这儿，当作根本不知道我们。”
“你听着，”他一面说一面挣着要走，“我一向对观众就是这样，不能因为你们不喜欢就改变我的演出。”
我随手就给他肚子一拳，打得他东倒西歪，然后把他又拉了回来。
这时候，经理已经来到了我们这里。他问：“多尼，出了什么事？”
“你看清楚了，我们尽量叫他别惹我们。”
“是啊，我也一直在对他使眼色。真对不起。”
我放了那个家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泽西那边一个老练党徒的电话，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①的一个伙计，负责解雇了那个演员，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表示歉意，并且邀请我们还到那个地方去，他当天晚上要设宴招待我们。
①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号“堵漏”。
我们去赴宴，所有费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赔礼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说。“那家伙简直是个混帐。多尼已经教训了他一顿。”
在我搞隐蔽工作的初期，隐蔽特工查克曾经办理录音机和音乐会方面的案子。现在，查克在迈阿密办理银行案子，因为有些银行为哥伦比亚和古巴顾客用瞒汇漏税法在犯毒资金上打掩护。联邦调查局立此案代号为“班克舍尔斯”。歹徒们总是寻找各种方式瞒汇漏税。查克以为，我可以把布拿诺家族的人引进来。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这件事，向他建议：我们或许可以指派一些顾客进去，参与分利。他决定，我们应该打进去，要与背后策划人相会。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见面，因为多年前，他在纽约市里曾以“作证”特工而不是隐蔽特工与勒菲蒂见过面。我们引进来尼古拉斯·J·罗尔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亚工作过，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以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扮演的是搞大买卖的自由职业者，是一切活动的总后台，各银行之间的交易都由他来总负责。
我在无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们那天在海上游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的兄弟。把一个有亲属关系的人带入伙，比单纯带一个普通人入伙，就会使我们这一伙的买卖更具有真实性。
我们接着就和尼克见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个大款。他在基·比斯凯涅酒店请我们喝酒吃饭，还向勒菲蒂介绍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为各银行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托尼和迈阿密一家银行的总裁一起工作，那位总裁是个古巴人，在他的银行里为贩毒钱财瞒汇漏税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银行里瞒汇漏税的业务与纽约取得联系。他还想走私可卡因买卖。在那个时间，你在哥伦比亚买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纽约出售大概高达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对毒品的态度是：什么中间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们自己干，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伦比亚弄到货。他说：“我在纽约不需要任何人，多尼进去干，谁也搞不清他的买卖。”弄到了钱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么使你发财，要么就使你掉脑袋，要么又发财又丢脑袋。由于我们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里的党徒，甚至还不是美国人，勒菲蒂认为值得冒险去干。
佛南德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那个古巴人、银行家，说他要与纽约来的老练党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干买卖。银行家立即表示同意，并在他的银行里安排和我们见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
我和勒菲蒂与佛南德斯来到银行家的办公室。那位银行家却要讲西班牙语，因此佛南德斯就当了翻译。我们坐下来，开始就价格等问题进行细节上的讨论，以及买卖如何实施。那位银行家突然躲躲闪闪，对于毒品买卖的事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瞒汇偷税的事。很显然，交易很难做成。对于这个家伙采取跳踢踏舞的态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这个银行家，勒菲蒂想从可卡因上赚大钱。
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那家伙为什么那么鬼。勒菲蒂是个很吓人的党徒，可能是他吓坏了对方。
其实吓坏了对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后来，佛南德斯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位银行家说：“我看多尼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个杀手的眼睛。如果在哥伦比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回头来会砍我的脑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家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说：“在党徒里，我是真正的杀手，可他却怕你。”
我们失去了在哥伦比亚的毒品联系，这对勒菲蒂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他对尼克说：“要找人同这个银行老板谈谈，对他说一说：你答应了的事怎么又反悔，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这哪里像意大利人干事的样子。”
一个隐蔽姓名叫托尼·罗西的特工，在佛罗里达设法打进赌博行业，因为那行业有可能使他接触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动了25年之久，是佛罗里达州黑手党最大的首领。他在哈瓦那开办过卡西诺赌场，一直办到卡斯特罗掌握了古巴政权。肯尼迪执政期间①，他因为同意参加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而名噪一时。
①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国第一35届总统（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杀。
罗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内为维护纪律而设的执法杀手，是个保护纸牌赌博的铁腕人物。干了几个星期以后，罗西和其督学员托尼·丹尼尔斯都认为：那种差使对于破案工作进展不够快。
托尼·坎特参与了罗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尔沃克从事“木材行动”的经验。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开夜总会。利用夜总会作为行动场所，以此来打进特拉弗坎特家族。这个行动代号叫“冷水工程”。
办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们和隐蔽特工进行联络。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杰克·凯斯、比尔·加纳和迈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们在帕斯科县的荷里得一带租了一家俱乐部，离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于繁忙的美国19号公路上。这是一幢八角形大楼，围地有5公顷，一直是一个网球俱乐部，有六个网球场，他们称为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
罗西被推为俱乐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无权从事卖酒的营业，这是私人的“饮酒俱乐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为会员。人们自己带酒，收在酒吧后面的小锁柜里，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钱。
罗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网球场的经理，几个酒吧招待员，女服务员，一名钢琴演奏员，还有一名俱乐部经理。谁也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俱乐部全部装修一番，酒吧换上新颜，窗帘、橡木桌子、带垫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焕然一新。大门上有个窥孔，门上的招牌上写着：第一流网球场属私人娱乐场所；他人不得入内：会员和客人进门要按铃。
他们开始在俱乐部的后室里搞扑克赌博，房东收5％的利。他们给帕斯科县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付钱，请他保护。他们引诱那些搞小型的贵重赃物交易、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诱进来的有几个人是干垃圾行业的，他们就提出个点子：成立一个“车夫协会”，这样会员就可以控制这一带，不准外人进来。
一些乱七八糟的党徒开始在这儿溜达，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纽约的党徒。他们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种联络，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坎特建议，我或许能把布拿诺家族的成员带进来，如同我们往日在密尔沃克所做的一样。我们说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与佛罗里达老板联络的人员允许他们在这一带活动，他对于我们这儿的兴趣如同对布拿诺成员的兴趣一样。正如我们在密尔沃克一样，我们在这儿说不定也能与特拉弗坎特举行会谈。当然，坎特不能参与这样的行动，他无论如何要回避，因为他过去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了他行动的障碍。
10月份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传下来命令：要我撤回去，结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调查局发现，密尔沃克的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已经知道，托尼·坎特是个特工，按照党徒的准则，他下一步就要把情况告诉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们眼看着就会把矛头对准我。
这个决定是总部的上层人士作出的，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们讲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基础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我乘飞机到了芝加哥，会见了迈克·鲍特肯杰克，他是“木材行动”的专案特工。我陈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里显然没有把情况传到纽约那边。我们估计，即使他最终会传过去，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方面获得情况以后，要干掉我，的确事先不一定有什么警告。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是我把坎特引了进来，这也是事实。但是我在引他进来时非常谨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作了担保。如果勒菲蒂问到我，我会说：“你看，我不是同你说过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干过一些事。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要么他10年前就是特工——还是怎么的？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也并不知道多少。”勒菲蒂会相信我说的话。再说，他也感到左右为难。当时他为了使巴里斯特艾里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亲自对巴里斯特艾里说：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还有，在“活跃气氛”那次宴会上，巴里斯特艾里曾经介绍过坎特，说坎特是来自巴尔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鲍特肯杰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还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他是纽约犯罪组织工程的协调员。不过，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抓紧工作，而且全靠电话交谈。我们说服了总部的吉米·耐尔森。他是“木材行动”的督学员，也是我早先在纽约工作的同事。
他们在总部的高层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许我继续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华盛顿那里仍然顾虑重重。从那以后，人们不时地为我的安全担心，认为我应该要撤退。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说服：我应该隐蔽干工作，我会安然无恙，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对。但是从那以后，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家族里有人打电话要会见我的时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里斯特艾里终于把情况透露过来，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儿乘飞机到了新泽西，要和亲戚们在一起度过圣诞节日。
圣诞前夕那一天，所有的党徒都四处活动，到各个交谊俱乐部去向别的党徒表示节日的祝贺。凡是你认识的人，你都同他喝一杯。我和勒菲蒂到了各个场所，包括沙沙贝拉旅店以及党徒出没的其他饭店。
圣诞前夕，我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与他及露易斯一起吃了晚饭。桌上放了一棵圣诞树，我和勒菲蒂交换了礼物：他给我两件衬衫，我也给他两件衬衫。
大约在11点的时候，我回到了泽西市，“要见一见我的女朋友。”
圣诞节那天，我回到了小意大利区，和勒菲蒂一起度过节日。我们又一次到各个旅店、娱乐场所转转。下午4点左右，他回家了，我也回到了泽西市，和家里人一起度过了节日。
圣诞节的第二夭，我们全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大家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活。
勒菲蒂终于把儿子汤米改正过来，让他改掉了吸毒的恶习。他把汤米送到了夏威夷一家康复中心。接着，他给他在富尔顿鱼市场上搞到了一份工作。汤米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还有了个孩子。
一天下午，我来到116号荷里得酒吧，勒菲蒂也在那里，满脸怒气。他告诉我，汤米的女朋友打电话对他说：汤米最近一直不回家，不给她钱买小孩子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看样子，汤米可能又犯上了吸毒的毛病。
勒菲蒂气得没法说，因为汤米没有照顾孩子。
“多尼，他说好了要到这儿来，我好同他谈谈。可他还没来。我想叫你去找他，把他妈的狠狠揍一顿。然后，你再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我不能揍他的儿子。因此，我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出了什么问题？”
“妈的就那个问题，不是对你说了嘛。”
“嗯，可我是说，是毒品，是女人，还是什么？”
“多尼，给我把他找到，耍个计策，带他到我这儿来。”
幸好，汤米这时来到了酒吧，朝我们这边走。勒菲蒂破口大骂，数落他的恶习，不照顾孩子。汤米想解释，勒菲蒂不听，只想把他儿子骂出门。
从1979年秋天到1980年2月份这一段期间，我渐渐培养了勒菲蒂对第一流网球场的兴趣。我对他说，我在皮茨堡认识的一个朋友，来到了坦帕市一带，来势很凶。来了以后就开了一爿夜总会。他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受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党徒的凌辱。我们可以乘机打入进去。勒菲蒂很感兴趣，叫我注意动向。与此同时，罗西对人们介绍我，说我是他在纽约的亲戚。
最后，我给勒菲蒂打电话，对他说：我认为，与这个家伙结伙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眼下正是宣布进去的恰当时机，免得其他人乘虚而入。
“我们从他那里能弄多少钱，多尼？”勒菲蒂问我。“我们第一趟去至少要弄到5，000美元，因为我首先要征得孙尼的同意。如果他同意，我要给他2，500美元。另外2，500美元，我给你一份利。”
“好，我去落实。”
但是我对罗西说：“托尼，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给他5，000美元，最多只能给他2，000美元。他会催要，但不用担心。”
我和罗西的关系，正如我同坎特在密尔沃克的关系一样。我是党徒的代表，他是地方商人，尽管他的作用还不像坎特那么“直接”。我要处理好勒菲蒂，或者纽约方面的其他老练党徒。
在3月份，勒菲蒂第一次来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我和罗西开车带他到坦帕市西边的塔彭斯普林斯市，市内有色彩丰富的希腊人居住区。
勒菲蒂说：“多尼，叫托尼对我说说情况。”
我叫罗西向他讲。他对勒菲蒂说到了俱乐部，赌牌室，以及不三不四的党徒出没的情况。他说，一个叫吉米·伊斯特的党徒，是卢克彻斯家族的副官，答应他在这一带搞赌博场。两个前纽约党徒，名叫约-约·弗塔佩里和吉米·阿瓜弗里达，给俱乐部帮了点忙，说他们和大人物有联系，正在设法成立垃圾工的垄断组织。
“我对那帮党徒很厌恶，”罗西说。“他们谈自己是纽约的党徒，可是什么也拿不上来。我想干些事——可能还要在奥兰多那边干，因为我在那边买通了一名地方检查官。可是，我不想让这些家伙缠着我，因为他们搞不出什么名堂。”
“还有没有人在俱乐部投资？”勒菲蒂问。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钱。”
“没人合伙？”
“没有伙伴，就我自个儿。”
勒菲蒂说：“既然没有别人投资，你又没有伙伴，这就是说，我和你可以合伙。如果有什么人问你，你就说，我在俱乐部里投资了15，000美元。”
党徒之间的章法是：一旦某个党徒在俱乐部或是别的行业里投了资，他就是伙伴，别的党徒就不能挤进去，因为他要从别的党徒那里获利。因此，你和党徒合了伙，你就得到了保护，也就是说，你花钱买了“平安”。
我们回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坐在后面的罗西的圆桌旁。女招待员根本不知道那桌子旁坐着什么人，除非要她们进来。室后有落地窗，通向后面的网球场。罗西指了指阿瓜弗里达，他坐在酒吧里。
勒菲蒂说：“托尼，你去告诉他，叫他见一见你的要好朋友勒菲蒂，是纽约市的老练党徒。”
罗西把阿瓜弗里达带到桌旁，把他作了介绍。他看样子像个硬汉，可是坐在勒菲蒂的对面脸都变了色，显得很紧张。阿瓜弗里达说：他认识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及那一伙人中其他几个党徒，他正在搞一种“车夫协会”。
勒菲蒂说：“我在这儿要待几天，看看我这儿的老朋友托尼，我的伙伴。我刚刚给俱乐部投进了一些钱。这情况托尼可以告诉你。我不时地要到这儿来看一看，保证这里一切平安无事。在迈阿密——劳得戴尔这一带，我有16个弟兄，他们也会照管这儿。这里一旦出什么事，有人会和我在纽约联系。”
阿瓜弗里达毕恭毕敬点点头，回到了酒吧里。
约-约在门口值班。门上有窥孔，还有进门时按的门铃。勒菲蒂要罗西把约-约叫过来。
我最初几次到这儿时，就知道约-约很想对俱乐部尽快采取什么行动。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不痛快，因为我和俱乐部有联系，可能影响他的计划。
经过介绍以后，约-约说：他在纽约有个表亲，最近成了卢克彻斯家族的入盟成员。这位表亲下个星期要到俱乐部来，对这儿作一番了解。
勒菲蒂心平气和地说：“既然我是托尼的伙伴，你的表亲就没有理由到这儿来，除非他是来度假。如果他要就这儿的俱乐部有什么话要说，他可以和我联系。我就在玛迪森大街或桑树街。只要问一声勒菲蒂就行了，那里个个都知道我。”
弗塔佩里点点头，回到了门口。
“现在，谁也不会干扰你了，”勒菲蒂对罗西说。然后他对我说：“好吧，多尼，现在我们谈一谈钱的事吧，问问托尼，他打算给我多少？”
我正要问托尼，可勒菲蒂马上就说：“不，多尼，带他到外面谈去。”
我们走过了落地窗。
“这究竟是干什么？”罗西问。
“这就是他们干事的诺，”我解释说：勒菲蒂同大多数党徒一样，这就是他的思想方法。他要是听不到谈论抢劫、谈论搞什么阴谋的时候，他不会打破这一套规矩。“关于钱的事，我们得坚持我们的，我把你答应的数字告诉他。他听了会多要的，我们再到外面来商量。但是，我们不能他要多少就给多少。坚持2，000块这个数，不管他怎么说。”
我们回到桌旁坐了下来，罗西正好坐在勒菲蒂的对面。我说：“勒菲蒂，我知道我曾对你说过，他打算给你5，000块钱，可是他现在只有2，000块。”
“多尼，我对孙尼说过是5，000块，我要和他一起平分。我约了这里的人，叫他们关照这里的形势。我拿了钱，还要给这些人意思意思。你同他谈谈。”
“勒菲蒂，他说他一共只有2，000块。可能在你离开这儿时再拿1，000块出来。”
“多尼，你问问托尼，他一个星期能弄多少钱，我作为他的伙伴，他肯给我多少？”
我们来到外面。我们无论怎么说，托尼一个星期弄多少钱，勒菲蒂反正是要一半。我们不想给他太多，也不能给他太少。最终在法庭上审案的时候，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在拿国家的钱往这些党徒身上撒。但我们给的钱数要使他保持兴趣。诱惑人的东西是钱。你要表明：这个交易能吸引人，俱乐部在赚钱上有很大的潜力。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我认为勒菲蒂会把孙尼·布拉克引进来，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我们待在外面倒很痛快，待到讨论这个问题所需的那么长时间才进去。
在桌旁坐下来以后，我说：“勒菲蒂，他说一个星期能弄到500块，说每星期给你250块。”
“那好，对他说，我每星期收250块，他每个星期三给我汇去，我星期五就能收到，加上这次要给的2，000块，还有我临走时的1，000块。”
我重复了这些话，算是合了伙，谈话也就显得自然了。勒菲蒂对罗西说：“现在你高枕无忧了。”他说要和“对路的人”联系一下，为罗西扫清道路，使他能把买卖扩大到奥兰多以及佛罗里达的其他地方。他想了解俱乐部在赌牌上能弄多少钱。
罗西说：“赌博的业务我们才开始。上一次赌场净收247块钱。”
“不，不，那算不了什么。你们要干的是，一次赌注限额是20块，三次加叫，这样一个晚上就能收个千儿八百的。因此，这笔营业要干下去。”
勒菲蒂还想把俱乐部的外围扩大：搞一个像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4个短网拍墙球场，15个更衣室，另外还要搞许多风景游乐场所。
“找个建筑设计师来，”勒菲蒂说，“叫他造个计划。打电话找一个来。”
“明天一早就办，”罗西说，因为此时已是夜里2点。
“不，现在就办。翻翻黄页簿①，找家庭号码。对他说，你叫托尼，是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老板。他会知道你。对他说，你招待他吃牛排，还给他100块钱，他马上就会来。”
① 黄页簿（the Yellow Pages）：专载公司、厂商等电话用户的名称及号码，按行业划分排列，并附有分类广告。
我说：“勒菲蒂，我们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交道，在坦帕市一带开展经营，你看有没有问题？”
“这用不着担心的。你们只管集中心思，好好搞业务就是了。”
我和勒菲蒂回到19号公路上西堤希提旅馆的房间里，他为没有得到5，000块钱还在抱怨。
我说：“勒菲蒂，事情刚刚开头，别对人家逼得太紧，我们的事情还顺顺当当地进展嘛。”
“对。不过，多尼，如果孙尼到这儿来要说上什么，你可一定要把我拿了多少如实告诉他啊，因为我可不要使他以为我在克扣他的钱。”
“我会为你说话的。”
他在房间拨了个电话号码。“是孙尼吗？这里一切都很好，我对这里情况很满意。”
勒菲蒂回到了纽约。一个星期以后，即复活节后的第一天，孙尼派他回来传达一份正式合伙协议。协议签定的日期比实际生效要早一个月，杜绝了别的家族的任何非难。协议重申：他们是一半对一半的伙伴关系；第二位伙伴向俱乐部投资了15，000美元。他们去了公证处。罗西签名是：“E·安托尼·罗西”。勒菲蒂的签名是：“托玛斯·斯巴诺”，是他儿子的名宇。
勒菲蒂打电话给自己在迈阿密那里一个手下人叫约米·斯巴格提，叫他开车到荷里得一带去看看，以防我和勒菲蒂到了纽约以后，罗西与人发生纠纷的时候，约米·斯巴格提可以从迈阿密那里赶去解决问题。
那天下午，约米·斯巴格提去了那儿。他生得虎背熊腰，身高约6英尺，体重220磅，满头银发。他曾在纽约的码头上工作过，后来伤了背，开始拿工伤补偿费，搬到了迈阿密，继续为家族干活。勒菲蒂叫罗西给斯巴格提40美元，作为他从迈阿密跑一趟的汽油费。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坦帕市郊的得比巷那家赛狗场。罗西给了勒菲蒂一周的薪水250块钱，加上最近赌牌场上的200块，他全输在赛狗场上。
第二天早上，在旅店的咖啡馆里，勒菲蒂说：“我应该同罗西谈谈，原来要给的5，000块钱，还有一部分没给。对他说，他要平平安安地营业，还得再给2，000块。对他说，多尼，如果不是因为你与这事有关，而你又是我的伙伴，他没拿出5，000块钱，我本来就摆手不干的。我还要另外2，000块，和原来的钱凑在一起带到纽约去，多尼。”
那天晚上，我和罗西讨论了这件事，认为这事值得：勒菲蒂让孙尼有兴趣，我们可以和孙尼·布拉克与桑多·特拉弗坎特联系上，再给他2，000块钱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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