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

　　我回到了坎特那里。我们把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搞得还真像做买卖的样子。我们订了几台机器，并且在四五家酒吧和旅馆里安置了这种机器。我们的主要时间还是在搞调查研究。

　　我们要办的此案是：使坎特挤进秘密团伙里，好在密尔沃克经营业务；巴里斯特艾里把其他的买卖商人挤出去，他就可以采取威胁手段，对这项业务实行垄断，从事跨州商务活动。

　　我们想从他身上看看能否获得其他东西。比如，我们获悉：他拥有大规模的比赛赌注登记业务；在拉斯维加斯的卡西诺赌场，他参与分利；他从事非法的联盟活动。我们随时有机会澄清一些谋杀案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

　　勒菲蒂于星期五晚上乘飞机到了这里和巴里斯特艾里会谈，以便使我“悄悄挤进去”。我们3人乘车前往弗兰克那繁忙的大旅店的雅室。

　　勒菲蒂事先对我作了指示；让巴里斯特艾里先开口。这次会见是交谊性的，不要讨论业务。弗兰克和我们在一起搞买卖，他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内情。你只回答他的问题，对任何事都不要打听。

　　勒菲蒂说：“多尼，你就帮我一个忙吧。我真的喜欢你。我宁可待5年的牢房也不能失去你的友谊。在这儿干事处处都要无误，因为你能打出自己的牌。请相信我。”

　　我和托尼来到了酒吧间，等候召见。勒菲蒂立即就被带到巴里斯特艾里的桌旁，那儿靠着前面的大窗户。大家忙不迭地向他表示问候，互相接吻拥抱。

　　一个小时以后，旅店老板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陪同我们来到了桌旁。他60岁刚出头，生得矮敦敦的，一张皮肉松弛下垂的脸，黑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他身着深蓝色服装，整洁干净，像是影片里的老资格的黑手党党徒。

　　托尼已经和他一起见面谈过话，就介绍了我：“弗兰克，这是多尼，他是我的人，也是和迈克打交道的。”弗兰克介绍了围坐在桌旁的人。在场的五六个人中，有他的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此人身材矮小，一脸凶相，只在两耳旁长着头发，头顶光秃。

　　弗兰克要了70美元的酒，和勒菲蒂交谈，谈到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所认识的各方面的人，比如像我们的老板卡明·甘兰特，他称呼卡明的绰号“气垫”。他受过一些教育，还不是那种“话语不连”的粗俗之辈。

　　他在佛罗里达的福特·劳得戴尔的酒店里有销售业务。在谈到那里出现的事故时，他声色俱厉，拳头把桌子敲得咚咚响。他说，他上一周待在那里收钱，经营酒店的伙计拿出45，000美元的现金放在桌上。弗兰克说，他呼啦啦把钱从桌子上扔下，对那伙计说：“去你妈的45，000美元，我至少要有25万。”他说他在佛罗里达那里需要有个像勒菲蒂这样的人，好管理那里的销售业务，使情况好转起来。

　　我心里在想：这个家伙能把你哄睡觉，可是你决不能轻易惹他。

　　弗兰克干干脆脆，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时间在第二天晚上，星期六。

　　我们离开旅店的时候，勒菲蒂欣喜若狂。他说：“多尼，你可还记得，以往我们到沙贝拉旅店，‘气垫’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只好站在外面？我们连进都进不去。他出来时，对你连招呼一声都没有。托尼，在纽约你根本不能与老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这儿，我们不仅能和一个大老板同坐一张桌子，而且明天晚上还能去他家赴宴。多尼，你说说，在纽约会有这样的事吗？根本不可能。”

　　“他真不错，托尼，”我说。

　　“不过要注意。弗兰克喜怒无常，是个有善有恶的双重性格的人。发起怒来就像个野蛮的动物。他什么事都不会忘记的。他对罗克福德市的菲尔那家伙很反感，因为那家伙多年前曾骗了他一回。所以我建议从罗克福德经过芝加哥，因为芝加哥希望做一做罗克福德和密尔沃克之间的工作。”

　　“勒菲蒂，罗克福德那里的伙计控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我问。

　　“仅仅是罗克福德，别的没有。这儿由这个家伙控制，他比谁都更有权。”

　　“即使罗克福德那边的人大一些也是这样？”

　　“你说大一些是什么意思？指年纪大？这里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迈克说，这个家伙在中西部一带权力最大。光是待在密尔沃克这里他捞不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他占有堪萨斯。克利夫兰市和底特律市属于弗兰克。我是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他天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每个星期在这儿待一两天。这家伙每个星期都用高级轿车送他母亲去教堂。多尼，1978年出产的高级车，停下来多气派。在这个城里，你要是不通过他，什么事你也干不成。所有的联络渠道都由他控制住。”

　　“勒菲蒂，他去不去纽约办些什么事？”

　　“一年去一两回，就那么多。他看什么人啦，他大都到西海岸一带，到那里办他的事，比如像在拉斯维加斯那里。”

　　“弗兰克在纽约那里有权吗？”

　　“他的权力遍及全世界，主要的权力还是在这儿一带。你笑话我吗？他们还有个委员会，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也在委员会里面。在上一次较量中，他和芝加哥老板把乔·布拿诺踢了出去。他认识所有家族的老板。他到纽约去的时候，就到甘比诺那个老家伙家里。老板的关系都平等。”

　　“他和‘气垫’的关系怎么样？”

　　勒菲蒂说：“他们俩互相敬重。我有时候也怕他。托尼，就让他讲，你就附和附和。”

　　“我可说错了什么话吗？”托尼问。

　　“刚才在桌旁，你还问一个家伙：‘你从哪儿来？’这一问把我吓了一跳。他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询问。从来不准问谁从什么地方来。因为，他干吗问这样的问题？你是警察？当时你他妈的把我真给吓个半死。幸好弗兰克没有在意，否则他会回头问你：‘你他妈的是什么人？竟然问我的朋友从什么地方来？’上帝不允许你在讲话中多嘴。”

　　“我知道了，”托尼说。“我懂，我在学。”

　　“托尼，我还有话对你讲。到明年夏天，在搞地下交易方面你就是大红人了，连我你也不用求了。不过现在暂且不谈它。托尼，我们要向弗兰克强调：我们要有娱乐场所推销机器，要从事日常营业，要接管公司，要把别人逐步挤出去。在这方面你可不能松劲。那里的家伙可有两下子，不像安托尼·墨拉那样的狗杂种。他在这儿有个顶刮刮的王国，弗兰克就是大王啊。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人还挺客气。你知道那个史蒂夫·迪沙弗吧？就是在桌旁你见到的弗兰克的那个伙计？我对他很有印象。他杀的人和我杀的一样多啊。”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独自开着黑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来接我们去他家赴宴。勒菲蒂向我使了个眼色——他不敢相信：一个老板会一个人到什么地方，更不用说亲自驾车了。

　　途中，弗兰克对我们说：“我有一班人马，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是年纪大了点儿，干起活儿不那么灵光了。我可以用一些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来管理我一些俱乐部以及其他行业。年轻人对当今世上的营业行情能相适应。”

　　勒菲蒂立即响应，说：“你要是干什么，多尼和托尼可以听命。你可以信任他们，他们人缘好。弗兰克，只要你需要，他们随时为你效劳。”

　　车子开了十分钟就到了他家，这是临湖的殖民地式的房子。头天晚上下班的人都聚集在弗兰克的弟弟彼特那里。彼特比当老板的哥哥高一些，不像他那么凶狠。他说：“我要是他，我就不喝中国那种茶，太热了，我受不了。”

　　我们被介绍见了弗兰克的妻子。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忙着烧饭烧菜，忙着招待。

　　弗兰克坐在桌子的首席，勒菲蒂坐在他的右边。两个女人只管招待，没有和我们同桌而坐。一共有5道菜，主食是小牛肉，很丰盛。餐桌上一瓶又一瓶的法国葡萄酒不停地送来，接着就喝路易十三白兰地。

　　弗兰克谈起了往事。有一段时期，他在密尔沃克商业区拥有7爿俱乐部，开展拳击比赛，其中许多比赛都是设计好的圈套。他说，当今他外出旅行，乘的是私人喷气飞机，在大型机场都无进进出出方面的麻烦。他说，他旅行总是用化名——都用伦尼·弗兰克。

　　宴会的气氛热烈，大家都很轻松。不过，我和坎特还得保持注意力，不能随便，说话和行动都还得注意分寸，以兔惹怒了他，这毕竟是家族老板的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有个盛大的“活跃气氛”宴会，作为意大利高尔夫球队义赛的开始项目。弗兰克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参加这样的宴会，因为他和委员会的头头路易·法佐为敌。“不过，他已经死了，”他说，“0.38的子弹，中了5枪啊。”他哈哈大笑，可这并不是开玩笑的事，0.38口径的子弹啊。因此，他打算出席宴会，让人们感到意外，“有点乐趣”。他邀请我们作为客人与他一起去。

　　他弟弟彼特说：“我和那里一些人也有仇，给他们来一点威胁也无妨。”勒菲蒂说：“小威胁根本伤不了人。”

　　我们一行来到马克·普拉扎饭店的大舞厅，参加“活跃气氛”宴会。我们到得很晚。

　　我们到了大门口，晚会委员会主席、饭店主人赶忙跑了出来，连连向弗兰克表示歉意：他们事先不知道他要来，连桌子也没有给他摆好。

　　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吃开胃的水果色拉。侍者忙忙碌碌在招待客人。大家都已经看着我们，轻声议论。他们显然知道，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是什么人。舞台的正中有一张桌子，本来是为了晚会的活动而设的。主人请附近的人们离开，让给我们用。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这样就为我们重新设置了一张桌子。接着，他们领我们进去，把我们安排好了座位，侍者都围着我们转。我们的餐桌上专门有两三个侍者服务。

　　就餐以后，人们忙不迭地到我们这边来表示敬意。“弗兰克，你好有精神……，”“弗兰克，你光临这儿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样的场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弗兰克大摆其威风。“这位是勒菲蒂，这位是多尼，他们从纽约来，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托尼，来自巴尔的摩，也是我的好朋友……。”本来他要向我们介绍一下那些人，可他对他们不屑一顾，接着和我们聊天，让那些人站在那里，弄得他们一个个都不自在。

　　有两个人作了介绍。一个是卡门·巴西里奥，是个拳击手，也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另一个是约尼·德斯蒙德，他在晚会上表演歌唱。

　　晚会的活动结束以后，弗兰克说：“我们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个称作“象征义演”的小地方，是商业区里运动员俱乐部里的餐店休息厅。主持人是个弗兰克所厌恶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告密者”。

　　休息厅里济济一堂，大都是从晚会场那边过来的人。我们待在酒吧里，许多人过来向弗兰克致意。

　　弗兰克和史蒂夫·迪沙弗开始向我们讲告密的事。

　　“妈的，当叛徒告密的数也数不清，”史蒂夫说。“杀也杀不完。在密尔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罗①的大军才能消灭告密的家伙。在这一带，你怎么知道谁是告密的啦，他们在车子里都安装着遥控启动器。”

　　①　卡斯特罗（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9年就任古巴总理。

　　坎特最近在车里也安装了遥控启动器。

　　弗兰克说，他就想不通：人们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证的那一天。”

　　史蒂夫对我说：“我一直在设法帮着弗兰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个登记业务，而要对城里的那些搞登记赌博业务的人收费，每周收他个1，000美元。因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头疼。让他们经营他们的业务，收他们的钱，让自己的人离开那里，要想找个好伙计管理赌博业务太难了。”

　　弗兰克说，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赌博登记业务的伙计不负责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监视他们，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个能够信得过的伙计。”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过的赌博登记业务中，和他共过事。他能处理业务问题，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干好。”

　　弗兰克看了看我。“有兴趣吗？”

　　“当然有。”

　　弗兰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们谈谈这个事。”他们到了一张小桌子旁。

　　我还不是一个入盟党徒，作为联络党徒，我可以从一个家族转借到另一个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这桩买卖有多大。

　　我不仅可以为密尔沃克的党徒老板处理赌博登记业务，而且我还有机会打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瞒报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诺赌场，瞒报的钱从党徒分红的总数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责任收回那些瞒报的钱，分给这一带与此活动有关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为能打开这个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干不了这桩事。弗兰克赌博登记业务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赛季节要持续大约20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登记业务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时候，足球比赛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说，“不过，握手也不能定论。他仍然要和纽约约定记录在案。我说：‘那好，你去打电话吧，我要拿我的性命为他担保。’托尼，我为多尼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他胡来，我就死路一条。纽约市里，他们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话。这里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给纽约，他同老板谈。如果要派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们只说要进来。我要是因为什么事给杀了，我还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掉的。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俩，要想再找到这样的机会，想也别想。你们有了靠山，这儿的人都怕他。他们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觉以后，我立刻抓住坎特，对他说：“托尼，这事儿我根本不能干。”他很理解，说道：“多尼，你该干什么你就干，用不着顾虑什么。”

　　我给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和密尔沃克的特工办事处助理拉尔夫·希尔取得了联系。希尔想见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

　　这件事要立即处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诉勒菲蒂，然后巴里斯特艾里就给纽约打电话，否则我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见了面、了解内部详细情况以后又拒绝接受任务，那样我倒很像是个警察或者是个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与鲍特肯杰克以及希尔见了面，地点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馆一间房间里。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以后，希尔说：“这事儿我真希望你干。你不干，那损失你是知道的。”

　　“现在到了我开始考虑我家庭问题的时候了。”

　　希尔问：“你究竟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干这样的工作既不容易，又无安全保障。我诙谐地说：“多要些钱。”

　　他以为他能让我晋升一级。他给华盛顿的总部打了电话，说明了目前的形势，问能不能提我一级，提升为督学员，这意味着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总部没有答应。他们不同意提升我为督学员，因为我干的不是督学员的工作，因为督学员要么在华盛顿总部某个办公室工作，要么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外执勤。希尔请求他们不要在个别技术性问题上墨守成规，但是他们坚持不放。

　　这使我脱了钩，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对于我有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可以和党徒混在一起，既然总部斤斤于规章制度，那我不干也不至于有内疚了。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让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里斯特艾里提出别的理由。

　　巴里斯特艾里也不会感到太大的不快，因为他是头天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而且还没有和纽约方面联系，我也没有了解什么内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问题一向是微妙的问题，谁也不能询问。

　　还有一桩也对我有利，在所有党徒的眼光里，对于这样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会拒绝，因此，我在这方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无论说些什么，勒菲蒂一定会气急败坏，但是我认为有个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尔沃克困守整整20个星期，特别还包括那恶劣的冬天。他尽管会气得哇哇叫，但他会相信这个事实。他不会向沙贝拉说些什么，因为那将很难堪。我和他共事一年多，从来没有使他难堪过，我们在密尔沃克仍然还有多种前景，他会理解的。

　　勒菲蒂到咖啡馆吃早饭，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我们要捞多少多少钱。

　　我对他说，我已经考虑过，我改变了主意，还说明了我不接受的理由。

　　他就像个喜剧演员，说：“你他妈的屁出息，一辈子就要待在加利弗尼亚！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妈的女朋友！你担心，怕搜捕！你把什么都当成儿戏！我们吹掉的是20万啊！”

　　在咖啡馆里，他就当着那么多人大声叫嚷。等到气消了以后，他对坎特说：“托尼，你去和弗兰克联系一下，今天就去，对他说：赌博登记业务工作，多尼不能接受，因为迈克今天早上刚刚打电话来，他要多尼随时进出纽约，有别的任务。”

　　他不肯看我，接着说：“到加利弗尼亚去吧，别烦我了。我现在一肚子的火，不想跟你说话。跟那些娘的女人到海滨上去吧，等一两天以后我心里火气消了你再打电话给我。托尼，送我到飞机场。”

　　勒菲蒂要坎特为他租一辆车，以贝斯特自动售货机公司的名义租用，作为业务报销支出费用。这是一个老练的党徒典型的方式：尽可能挤进一个营业部门，捞一个星期的报酬，榨取任何能捞到的特殊好处。

　　坎特对此一直在拖延。我们在反复考虑。我们搞调查研究，勒菲蒂对我们很有用。和他培养感情，让他心情愉快，我们的工作要省许多事。他带我们见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带我们入了伙。如果他没有到密尔沃克这边来，坎特说不定已成了刀下鬼。

　　我们琢磨着：管他呢，就给他租一辆车，让他用几个月。坎特租了一辆褐紫红色雷鸟牌汽车，并且驾车送他到了纽约，把车子交给了他。

　　迈克·沙贝拉想同我谈话，因为勒菲蒂已经向他说过，我没有接受赌博登记的营业工作。勒菲蒂说：“千万别说什么让他不高兴的话，他思想包袱已经很重了。他开的那爿旅馆花掉了他60万块钱。昨天，他揍了合作的那个家伙，差点送了他的命。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那块场地有新的伙计在管，可是他不准在那里搞轮盘赌场。这一来，迈克的收入就大大地吹掉了。”

　　轮盘赌是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来到沙沙贝拉那里。迈克对我说：“我们在密尔沃克的一切情况只字别提，因为我们不想让纽约方面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气垫’和尼基也同意，我们只想把这事控制在老板与老板之间。弗兰克垄断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我们还想通过弗兰克打进那里面。我们不想让他妈的任何人介入我们的事。”

　　他想把这件事只控制在几个人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勒菲蒂、作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兰特老板以及尼基·马伦格罗二老板。

　　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巴里斯特艾里那一伙人开始回避坎特，不给他有日常的营业渠道。对于坎特的电话，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释。我和坎特去见弗兰克的儿子、那个律师约翰·巴里斯特艾里，以设法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在约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坎特作了说明，因为这牵涉到他的营业。他没有把问题直接提出来，只是说明了情况。他着重提到了：他们的人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纽约那方面人的款待。约翰很有礼貌，说：他父亲最近因为一个大型审判团的原因脱不开身。不过，他相信：他父亲一旦有空就会过来，他们会来和我们联系。

　　约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没有提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营业往来。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勒菲蒂的反应是：“可能是弗兰克给那个大型审判团弄得不可开交，他那一伙人要抛弃他。然后，他们23个党徒到审判团那里去，采取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立场；也可能是：弗兰克目前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该、万不该放弃和他工作的赌博登记业务。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有了个开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堪萨斯一带去收钱。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话。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买卖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关系没有进展。勒菲蒂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置之不理。到后来，迈克也介入了这事，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原委。就是他打的电话，对方同样也不给回答。

　　两个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当律师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关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纽约。我们在东七十一街道上的伦尼旅馆碰了头。

　　勒菲蒂说：“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以为坎特是个不好的家伙，他们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是个骗子。他们那里连电话都不肯接，明白吗？我是通过你把他介绍过去的。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无法同别人解释清楚。你要把事情对我说个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些什么。我是10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许他是个玩女人的东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纽约，开的是那辆车，我带他到了酒店，就见他给3个女人买了饮料。为这件事我还训了他一顿。现在我听说，他在那边同弗兰克的一个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个店里。有没有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干些什么事。”

　　“对于有人侮辱一个老练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这事儿迈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比当叛徒、当告密者还要严重。是我和迈克把他介绍给了弗兰克，现在我们也弄得很难堪。我在那边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带进来的，你得设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办？”

　　“你说过，你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他。你到巴尔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认识他的人。他可能是个暗探。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发现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能挽救那边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尔的摩。我当然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纽约。

　　我对勒菲蒂说，我在那边找到几个过去认识坎特的伙计。据他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线”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没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没有侮辱过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说。“现在把他叫到这儿来，同他谈谈。你到密尔沃克去，把他叫来。”

　　我去了密尔沃克。我和坎特仔细分析了整个形势，尽量像老练党徒那样去思考问题。

　　两个家族通过会谈在一起干一桩营业。现在，巴里斯特艾里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了协议，对于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电话一个多月都不回话，这是极大的失礼，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胁。坎特随时会遭到不测。

　　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关系已经结束，巴里斯特艾里不会走回头路。售货机业务无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还不能马上就关门大吉。一个像坎特那样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买卖不能一下子就脱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样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钩，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经营业务，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对半。或者说，你不管卖什么货，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像是勒菲蒂的一个当事人对我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个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给他一大笔钱。你要想脱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勒菲蒂也在为一桩赃货加紧催钱。那里有一批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内倒卖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头没有钱。迈克同意借给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资其余的10，000美元。

　　我们需要时间，一方面设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让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装心脏病发作。

　　他进了圣路克医院检查，说胸疼。医院用各种仪器对他检查，给以药物治疗。医院里没有任何人收到什么情况说明，因为你如果没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别人提供什么线索。谁是合法、谁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们知道勒菲蒂会打电话来检查的。

　　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了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他就向医院打电话说，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实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经过几天的检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时，勒菲蒂像疯了一样；坎特出院以后，他也像疯了一样，催他拿10，000块钱。坎特说，他已经破了财，因为看病花掉了6，000块。

　　“他简直在满口放屁，”勒菲蒂对我抱怨说，“我们受攻击，在街上跌了一跤——什么看病费？在医院就待那么几天，用掉6，000块？他以为他是在同谁说话，别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说他拿不出钱来。现在他有的钱只是他妻子的钱。”

　　“什么，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钱？他能编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对我说：‘我们出了这个问题，你又不来帮个忙，帮我处理一下与那些伙计的关系。’我说：‘我并没有叫你跟各种各样人的老婆去睡觉。’迈克现在是丢了老本。他说，首先，那家伙瞎扯淡，说他心脏病复发；另外，他什么也没有给你。这家伙他是认输了，你不妨到那儿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卖掉。”

　　“我看，他仍然还想搞营业买卖。”

　　“搞买卖？把我排在外？我要打电话，他们会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后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们要在10天以内把贝塔马克斯录像机交易结束掉。我们3个人，冬天不能没有钱花。这家伙的病是在脑袋瓜子里，朋友。”

　　为了使坎特摆脱困境，结束售货机这一行动，我们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说，啊呀，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那样就真的让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带了进来，已经惹了足够的麻烦。他要走，我们还得设法找个理由。他应当慢慢撤出，不至于给我的信誉造成损害，因为我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鲍特肯杰克商量以后，我们的想法是；坎特要干一桩大的抢劫，赃物所得的钱全归他自己，不分给我和勒菲蒂。我能维护他这么干的理由。

　　这将是一种双重舞台的消匿办法。我们编造一个谎言，说坎特12月份将有一桩重大的抢劫活动，和他一起干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抢劫的都是一些艺术品，因为那需要特殊的联络，特殊的脱手方式，很难查到他。东西抢到手以后，他要消匿一段时间，等候货物出手。然后他再露面，就说发了大财，很快又要分利，并且要与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时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体。

　　感恩节前的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告诉勒菲蒂，说他即将要干这样的大买卖。

　　在这关键的时期，我和坎特一直待在密尔沃克。第二天，勒菲蒂就给我打了电话。他又有了精神。“下个月他有一桩大买卖，说我们3人都痛快。”

　　“你信吗？”

　　“他说，我们3个人整整一年什么都不愁，日子过得像皇亲国戚。”

　　接下来一连好几个星期，勒菲蒂都在期待着一大笔钱。他把交谊俱乐部改成糖果店，让他女儿经营。他着手开办赌博登记经营业务，让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合伙，每人要凑2，500块钱。我们在里弄一带到处观看，看各种酒吧，有没有我们可能购买的酒吧间。离糖果店附近有另一家俱乐部，他着手把它改为炸鱼、炸土豆小店，由他和我来经营。12月中旬，我们到迈阿密海滨度了几天假，住在雷鸟旅店，常常到一个叫“帽顶”的风景区，在外交家旅店的客厅里，和我们认识的一大批老练党徒在一起欢度时光。

　　勒菲蒂使用那辆租车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因此，在圣诞节前，我们的特工把它盗了回去。勒菲蒂把车停在停车场，我们的特工进去，就像我过去那种偷车的方式把车盗走。一名特工把车驾回到密尔沃克隐藏起来，一直藏到行动结束。

　　“狗娘养的波多黎各人偷的，”勒菲蒂骂道。“他们一定是看见了，车后座上有许多圣诞礼品，所以就偷了车。”他还向警察部门报了案。

　　新年前后，勒菲蒂迫不及待地要弄钱。他那个贝特马克斯录像机买卖泡了汤。在新办的彩票赌博生意里，他几乎就要被伙伴扔出去，因为他拿不出自己的份子来。他欠了25，000块钱，迈克·沙贝拉紧催他还债。

　　接着——完全出于巧合——勒菲蒂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芝加哥有一桩300万美元的艺术品抢劫案。他说：“对，就是这个，一定是他。”他心里估猜，根据其他赃物的分利情况，这次所获中，他至少能分到25万。

　　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对勒菲蒂说，抢劫是他干的，但是他还拿不到芝加哥那里的红利，还得等一个星期。勒菲蒂要我立即把坎特叫到这边来，和沙贝拉一起面谈。

　　打入进来的还有坎特的“女朋友”，是一个特工，隐蔽用名是舍莉。我们一道乘飞机到纽约，首先到了勒菲蒂的公寓。勒菲蒂把我和坎特带进了他的卧室。

　　“好，现在你们注意听我说，”勒菲蒂说，“我们要到迈克店里去。迈克说什么话，你们千万要小心，因为这直接通到了老板。许多老板都卷进了密尔沃克的局势里面。”

　　勒菲蒂带着露易斯一道，我们一共5个人，前往沙沙口拉旅馆。

　　我们进了酒吧，受到了迈克的迎接。迈克和勒菲蒂谈了几分钟就叫我和坎特过去。

　　迈克问到了密尔沃克的局势，叫坎特详细作出说明。他注意听，一声不吭。

　　接着迈克说：“我已经明白了密尔沃克的问题所在，我可以用三句话给你们说清楚：他们不想让纽约的人待在密尔沃克；那个家伙跑到前面和你拉手签定协议；可是他又没有那个权力。托尼，像你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本不同你谈话的，现在我对你算是破个例。密尔沃克向芝加哥负责；芝加哥向纽约负责；像那样的协议，密尔沃克没有得到对他们负责的人的允许是无权那么做的。”

　　“我明白了，”坎特说。

　　“托尼，你不明白的是，他们都得向纽约负责。街对面那里就是老板中的老板。老板们上个星期三在一起会谈，芝加哥和密尔沃克方面都派人来了。街那边的老板作了个决定，对我们很有利。”

　　由于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卡明·甘兰特仍然住在牢房里，我们估计决定是由吉诺维斯家族的老板范茨·铁里作出的，他是家族委员会的统领。迈克解释说，决定指出；坎特仍然可以在密尔沃克进行自动售货机营业，巴里斯特艾里如果愿意还可以成为伙伴。但是，如果他不想再次成为伙伴，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妨碍坎特。如果巴里斯特艾里的确妨碍他，他就立即找勒菲蒂。决定对我们有利，因为巴里斯特艾里首先犯了错误。

　　坎特说：“我要是犯了错误，我就像个大丈夫的样子，到对方跟前赔礼道歉。”

　　勒菲蒂和迈克两人连连摇头。迈克说：“一个老板不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正因为他犯了错误，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解除伙伴关系而又不作解释。”

　　迈克把椅子往桌子后推一推——会见结束了。

　　我们又回到了舍莉和露易斯那里。

　　勒菲蒂神采奕奕。“节前节后这段日子以来，我今天晚上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我对你说些事吧。由于那里出现的局势，我一直没有受到别人邀请参加什么圣诞宴会或者婚礼或守夜，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份圣诞彩券都没有，就因为那边的局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现在我快活多了。”

　　旅馆里一个弹吉它的艺人从我们桌边经过，露易斯请他唱《教父》的主题歌。那位艺人先用意大利语、后用英语唱了那首歌。

　　“这个旅馆经过重新设计造型，前几天才重新开张，”勒菲蒂说，“你们看到这些大理石了吗？花了我60万。他全都从意大利运了过来。你们可知道，他运大理石的时候还运了什么？毒品，海洛因。”

　　勒菲蒂想去马德里庄园那里，赶上那里的夜总会活动。他对坎特说：迈克最近出了很大的力，应该给他1，000块钱。“迈克将要去做些情况了解工作，把你的美国运通信用卡给他。”

　　由于迈克为此要纳税，勒菲蒂说要把纳税的钱加上，这样迈克可以净得1，000块钱。

　　我们正要走，迈克把我和勒菲蒂拉到一边。

　　迈克问我：“多尼，你现在还为这家伙担保？”

　　“对，迈克，像当初一样为他担保。”

　　“那好，我要你负责。”

　　勒菲蒂说：“现在，他是不是回去取钱？你和他一道乘飞机回去，一直跟着他，跟他一起把钱拿到手。然后，你把他连同钱一起带到这里来。”

　　“好，勒菲蒂，就这么办。”

　　我们沿着罗斯福大道行驶。勒菲蒂给坎特和舍莉讲了一些沿途的风景。

　　他指着东河那边说：“就在那一带，是我们扔尸体的地方。有一次，几个老练的伙计往那里扔了两具尸体。从七区过来的几个警察正好看到了扔下的尸体。他们不想惹这份麻烦，就把他们的小船划过来，拖走了尸体，沿河扔到了下一个区域。这样，他们就犯不着办这件案子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坎特去见勒菲蒂。他把迄今为止所花的费用全列了清单交给了坎特。他总共用去了31，500美元，其中17，500美元是为二老板尼基·马伦格罗要的。

　　“在和老板们交谈中，尼基大力支持了我们，”勒菲蒂说。“注意，是我在向迈克要求，允许你们在那一边工作，是和我签约的合同工作，这样你们就有了阅历，就能够列在成为入盟的成员名单上。”

　　在飞往密尔沃克的途中，我和坎特分析了整个形势。各家族的老板在一起进行了会谈，终究作出了决定，坎特可以在密尔沃克自由地开办营业，与勒菲蒂分利。联邦调查局要那么个售货机买卖业务有什么用啊？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既定的任务。执行这项任务，我们总共投入了50，000美元，其中包括给巴里斯特艾里的礼品，借贷，以及因为“打劫”而给勒菲蒂及其他党徒的“分利”。大约再花一名特工的薪水，我们就有足够的破坏能力，足以击倒巴里斯特艾里的罪恶家族。但是我们不能再破费了。如果我们在密尔沃克再待更多的时间，巴里斯特艾里还会认为我们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要干掉我们。因此，我们俩一致认为，“木材行动”已是到了结束的时候。

　　坎特这时可以脱身了——就好像他从打劫中捞到了钱，不想分给别人。我要设法冷静下来。

　　我们住进了马里奥特小旅店。第二天，即2月7日早上，我和坎特被认为是一道乘车去芝加哥，去取他打劫的钱，然后带着钱直接飞回纽约。我们和负责此案的特工为坎特作好了撤退安排。那天早上，坎特走了，他在密尔沃克的破案任务已经结束。

　　过了一会，我打电话告诉勒菲蒂，我们改变了计划。我说：大约在上午9点，我们把衣服及一切东西都装上了车，准备启程。这时候，坎特接到了他要见面的那个家伙打来的电话，即我们使用的代号称为“带珠宝的人”。那人说，坎特不能带任何人同他一道，只能单独前往，否则他就拿不到钱。所以说，坎特就单独走了。但是，他计划去了就回来，和我一道乘车到纽约。现在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他还没有回来，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担心出了什么事。

　　“很可能把他干掉了，”勒菲蒂说。

　　“哎呀，请别说了，勒菲蒂。”

　　“注意，你就待在那里别动，别跑到外面吃饭，否则一切都完蛋了。”

　　“勒菲蒂，我还能往哪儿走呢？这儿外面，妈的在下雪，冷得跟冰窖似的。我口袋里只有40块钱，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其余的所有东西都装在他车上。他订了去纽约的飞机票，我待在这儿毫无办法。”

　　“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他心情非常愉快。他说，我们会见了迈克，营业能顺利进行，他感到高兴；你对他没有什么抱怨，他也感到高兴。”

　　“我这边的钱都花光了。你不要离开他，这是你待在那儿的目的。一个小时以后给我打电话。”

　　一个小时以后，我打了电话。

　　“什么动静也没有。勒菲蒂，你以为他被逮住了？”

　　“不，我不是那么看的。可能是他心脏病，可能住了医院，天晓得。你要是一心一意照要求去干，也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你回来以后，在这儿要判5年缓刑期。这帮家伙天天反对你，夜夜和你作对。你犯了一次错误，你要受到审查。”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注意，你待在那里，什么地方也别去，没有衣服，好在房间里能叫到饭菜。这些情况他知道，他会回来。15分钟前，那个家伙又打了电话给我。”

　　“你是说迈克？”

　　“他说，‘你不知道目前的情况，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这样的，他缠在那边脱不开身。’你把这种东西介绍给了我，现在让我弄得左右为难。”

　　“他可能受到惊吓。”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连怎么跟人说话都不懂，不知道察言观色。我说你什么也不懂。大街上一个毛娃娃，同老练的成员混在一起，比你们俩都强。不提它了。像你这种见识，在纽约市里连5分钟也混不下去，因为你的思想方法不对劲。你什么事儿也不烦，你在笑什么？”

　　“我没有笑，我是在咳嗽。我得了感冒，这几天气冻得人直哆嗦。”

　　“别睡觉，我们每个小时都要打电话。”

　　一小时后，我说：“这家伙怕是受了骗。”

　　“你怎么会这样想？”

　　“那家伙当时什么都很高兴，把我的衣服全都装上了车。去那儿一趟来回需要4个小时。他平时干事不像这个样子。他应该打个电话来呀。”

　　“我不信他会受骗。别让我心烦了。我以为，他在芝加哥那里遇到了麻烦。”

　　一夜电话打来打去不停。第二天早上，我说：“勒菲蒂，注意，我刚才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问我：‘托尼在那里吗？’我说：‘他出去了一会。’那人说：‘我是他朋友。本来约定昨天在芝加哥和他见面，可他根本就没有来。我以为你会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人可能就是搞珠宝的。他根本就没有见到托尼。”

　　“你注意收听广播，到楼下去买几份报纸。因为这家伙什么事儿没有，要么报纸上会有醒目的报道。什么事儿报纸都刊登。有电视吗？就一直看新闻频道。”

　　“可是他在芝加哥，对吗？这儿是密尔沃克，两地相隔有100英里。”

　　“难道密尔沃克收不到新闻报道。凡是芝加哥能收到的，密尔沃克就能收到。”

　　“司法部门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对你说吧，那电话是托尼想查一下看你是不是还在那里。他叫别人打的电话。”

　　“他为什么要查我？”

　　“我也不知道他头脑里想些什么。”

　　一小时以后，我对勒菲蒂说：“那人又有电话来，他说：‘别等你朋友了，他不会回去的。’”

　　“他怎么那样说？”

　　“我怎么知道呢？我只是守在这儿回电话。他离开已有24个小时了。”

　　勒菲蒂说：“他不会回来，这是因为托尼在芝加哥打电话！叫他的朋友打的。可是你的衣服是在机场还是什么地方，连这点客气话也没提，是吗？”

　　“他只说别等你朋友了。”

　　“一两个小时以后，你还会接到电话，看你是不是还在那里。下次他打电话来，你就说：‘你告诉那个混帐托尼，把我的飞机票和衣服妈的放在机场。他就是永远不回到纽约，我们也无所谓。’口气要硬，就像我这口气说话。看他怎么说。”

　　“好的。”

　　稍停一会，他接着说：“这个家伙，他娘的，会不会是个特工啊？”

　　“你是指谁？”

　　“托尼。”

　　“我不知道，勒菲蒂。”

　　“我晓得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你的名言。妈的，我烦死了。我现在根本不想对你发火。我52岁了，我活着的日子全都坐牢去，就因为这个王八蛋搞得我好苦，就因为我还得处理这些混帐事。我在里弄已没脸见人。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要处理这个家伙。这件事我要凭我那死去的父亲，誓死也要搞个痛快。”

　　“勒菲蒂，这事儿让我们慢慢解决。”

　　“解决，没问题。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我都要把他追到。我在芝加哥拍了他三张照片，我要冲洗1，000张，到处散发，在菲尼克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城市一带到处散发。我一旦传出逮这个王八羔子，别提了。他躲过一年半载，管屁用。他躲在哪里，谁都不会和他接触，等到我和你去那里收拾他。我拼着这条命也要抓到他。他弄得我好难堪。”

　　“他也让我难堪。”

　　“别提你了，我在桑树街上真不能混了，就因为我跟这个惹祸精搅在了一起。”

　　“他现在怕是把钱藏到什么地方了，”我说。

　　“钱不钱，我倒不在乎。我一心想的就是要找到他的下落，那才痛快。”

　　“我以为他被干掉了，勒菲蒂。没错啊，要不也不会一走24个小时，连电话也不打。”

　　“我不信他被人干掉。如果他们要干他，在密尔沃克就能动手。我估计，他是不肯把钱拿出来。”

　　“但是，如果那人就是和他一伙的，他也想干掉他，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我不会失去什么。只要报上没有报道，那家伙又不回来，娘的，他就是上天入地我们也要把他追到。你接到的那两次电话我很厌恶，毫无意义，因为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干了那桩事。他们也不打电话，他们给了你什么啦？多尼，你现在要干点事。去租一辆车，就用你的信用卡。去两个地方。先去密尔沃克机场，再去芝加哥机场。汽车要停在机场里。如果他的车还在机场，那就清楚了：他撇开我们逃跑了。”

　　“发现他的车，然后什么？”

　　“然后我就到那边去。我们把车箱打开，看下面有没有他的尸体，或者你的衣服可能还在。”

　　我琢磨着，去一趟芝加哥，查一下机场，来回要6个小时。我整天就待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看看户外的大雪，不向服务人员要任何东西，不回答任何电话——好像我真的不在那里。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我去了那两处机场，我没有找到他的车。但是在芝加哥，我向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讲了那辆车子的情况，问他们可见到过。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前天晚上他的确看到了一辆那样的白色卡迪拉克牌轿车。他说，警察拖走了那辆车，还听他们说起车座位上的血迹。“勒菲蒂，我认为他被人干掉了。”

　　“我不那么看。这事儿有点可疑。”

　　“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这儿，钱用光了，我穿的还是两天前穿的衣服。我要结帐离开这儿。”

　　“好吧，到这儿来，隐蔽一下，别让迈克看到你。多尼，我才把这些话对你讲。我对你要不是那么爱护备至，你早就妈的丢了脑袋。迈克不能像我这么爱护你。”

　　我离开了密尔沃克。回到纽约以后我还得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究竟中了什么邪，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的行动像我们估计的那么顺当，我可能受到一点惩罚，而不至会丢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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