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勒菲蒂

　　如同大多数党徒一样，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仍然住在他生长的里弄里。

　　他住在古老、高大的公寓群内，称作尼克鲍克村庄，位于小意大利区南面几个街区的蒙罗大街。许多党徒都住在那里，包括托尼·墨拉。勒菲蒂常常邀我到那儿去。

　　勒菲蒂的寓所里有一间小卧室，在第8层楼上，可以鸟瞰公寓楼群的大院。他喜欢热带鱼，养了好几缸鱼。室内有一台大彩电，一个放像机。还有电传联络装置，干非法监听活动，如同其余所有党徒一样，都是免费的。

　　他没有安空调装置，因为他讨厌空调。在最炎热的、最潮湿的日子里，甚至在车子里他也不让我开空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英国的奥佛牌香烟，弄得周围的空气越来越混浊，尤其是对我这样不抽烟的人非常难受。

　　他是个烹调能手，可以做任何食物。每个星期我总得去他那里吃几顿。

　　勒菲蒂早就离了婚，他的女朋友露易斯是里弄里一个漂亮的姑娘。我和露易斯相处得也很好。她忍受着很大的痛苦，因为勒菲蒂不通人性，对她态度恶劣，把她和别人一样看待。但同时他也在保护她，对她还相当钟情。她有个正式的秘书工作。

　　露易斯母亲死了的时候，她要我去守灵。我不认识她母亲，但我想到：露易斯对我很看得重，把我算在她家的好友之内，算是对我很有敬意。我还记得，我去守灵时，那天正下着大雨。天气恶劣，气氛悲伤，我和一个并不了解我的人共度这样的时光，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即使你在干隐蔽工作，你也与人们增进感情。欺骗坏人的事很容易被接受，因为这是一种计谋。在五六年的生活世界里，有的人不是坏人，并不了解真实情况，只是偏巧生在坏人家里或者和坏人结了婚，而你一直在欺骗他们。一旦你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你的思想上会有一种坚实的烙印。这些人当中有的还与你增进了感情。当你还在继续欺骗他们，你心里明白：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们会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感情的伤害。他们甚至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勒菲蒂有4个成年的子女，我和他们非常密切，成了他们真正的朋友。他们遇到什么麻烦事总要来找我。他最小的女儿有二十四五岁，和他的前妻住在这幢楼房里。她在医院工作，工作很勤奋。每年的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她有个售货棚出售软饮料和水果。他的儿子汤米大约28岁，也住在这幢楼房。他是个盗贼，为家族干了不少事。他基本上是个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也有贩卖海洛因的问题，自己也吸毒成瘾。

　　勒菲蒂老是要我和汤米谈谈，劝他改正自己。还要我说服他别再搞毒品一类的事，安下心来工作。有时候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和汤米就在勒菲蒂俱乐部里看我们最喜欢的肥皂剧①，比如像《我的孩子们》。勒菲蒂一进来，看见了就会突然咆哮起来：“去他的什么肥皂剧，快给我关上。你要出去偷，找活儿干。多尼，来，帮助汤米到外面忙活儿吧。”

　　①　肥皂剧（soap opera）：指广播或电视连续剧。题材主要包括家庭问题。注重对话以代替动作，说话节奏比实际生活慢些。在固定时间连续播出。主要赞助者多年来一直是肥皂和洗涤剂生产厂家，所以称为肥皂剧。

　　勒菲蒂有两个女儿都和党徒结了婚，一个很是不幸，嫁给了马科。

　　我见到马科是在车站便餐馆，那是墨拉的地盘。马科不仅是个珠宝盗贼，而且在搞保险柜方面也是个老手。他还做毒品买卖，是个叽哩呱啦、喜欢攻击别人的人。我除了和他谈几句珠宝方面的话以外，从来和他不打什么交道。他生活奢华，度假就到佛罗里达，因为他在那儿有一艘大船。他吹嘘说，无论任何人向他提供毒品，他都有办法处理。

　　我见到马科的时候，他正为他的搭档比利·派拉迪斯而忧心忡忡。他说：“比利现在成了警方的内线，我们在一起干的事他要是告发我，我就是有20条命也招架不住。”

　　勒菲蒂也为比利·派拉迪斯的事担心。他说：“我们要想个办法，把那个家伙干掉。我想把他带到我船上，扔到河里喂鱼。多尼，那个家伙的事我还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呢。你看他是不是以为我会在船上对他下手。这事儿没说过吧？”

　　“没说过。”

　　“有一天，我喊这个家伙和我一道上了我的船，你知道，就在东河那里，是一艘快艇。他跟我一道，但一直注视着我，总是面对着我。到后来，我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恐怕我以为他可能背叛了，我会崩了他，把他扔到河里。我说，‘你这个混帐。我要是想对你下手，我就不会费那么多事把你带到船上来。你在俱乐部楼下玩牌我就可以干掉你，把你卷在毯子里，就在南街那儿立刻就把你扔到了河里。我们对背叛的家伙就是那样处理的。’我对他这么说。”

　　他眼睛在看着我，不知道是仅仅对我说个故事呢，还是在向我传个信息：背叛会有什么下场。

　　“但愿派拉迪斯这个家伙别出卖任何人。”我说。

　　有一天，马科突然不见了。有谣传说，他那个组织获得了毒品方面的收益，他去提款去了。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还有消息说，勒菲蒂下了杀令，干掉了自己的亲女婿。但是，勒菲蒂对此事从来也没说什么

　　露易斯知道勒菲蒂干些什么事，知道他像所有别的党徒一样，进进出出都随心所欲。他们似乎有一种温馨的关系。勒菲蒂当着她的面谈论，但没有骂什么人。党徒们都是这个作风。你可以出去杀人，但你不要在一个女性面前骂人。女人要是骂人，那她准是个娼妇。勒菲蒂说：“露易斯要是骂一声‘滚他的’，我就把她扔出窗外。”

　　9月份，他们决定结婚，勒菲蒂要我当男傧相。婚礼在市政大厅举行。他们都穿了婚礼服。勒菲蒂显得很兴奋，连结婚证书都忘了带。婚礼仪式在下午5点开始，登记局已经下了班。法官让职员去了一趟，拿到了结婚证书。

　　我送了他们200美元，作为婚礼礼物。我们到沙沙贝拉旅馆去举行庆祝活动。大约有10个人。迈克走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喝酒。然后我们上了楼来到“马德里别墅”，这是勒菲蒂最喜欢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了一系列文娱表演，其中有弗拉明科舞蹈①。

　　①　弗拉明科舞蹈（flamenco dancing）：吉普赛人的音乐和舞蹈。从前几世纪起，它演变成为吉普赛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被社会遗弃、混居于上流社会边上的基督教徒的歌舞。弗拉明科的精华是“歌”，常常有吉他音乐伴奏，同时表演即兴舞蹈。从19世纪起吉普赛人开始在咖啡馆里跳舞，并以此为业，于是，“弗拉明科”一词首先用来称呼他们当时的音乐和舞蹈。其动作特点是快速旋转和拍手顿足。

　　“多尼，你杀过人没有？”勒菲蒂问。

　　“如果你是指暗杀，那我从来没有干过。但是我杀死过两个人。一个是在打架中我打死了他；另一个是骗取了我的钱，我们发生了殴斗。”

　　“那算不上杀人。”

　　“你打死人就是杀人，这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多尼。你还不懂。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以我要给你训导训导。按照合同杀死一个人与你在殴斗中打死一个人差别很大。在殴斗中，你与对方动了怒。但是在暗杀的时候，你对对方谈不上有这样或那样的感情，甚至对方遭到暗杀与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关系。你要杀他，这完全是你的职业需要，谈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你看你能不能干？”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可以干的。”

　　“是啊，我们要走着瞧。许多人以为这很容易，真正动手时又心惊胆战，下不了手。下一次我要有个暗杀任务，把你带着，让你看看怎么个干法。一般要用0.22英寸手枪。一把0.22英寸口径的手枪不像口径大的手枪那样留下明显的弹孔。就对你耳门上打。一颗0.22英寸子弹打你的脑袋，脑袋就开了花。下次有暗杀任务，我要带你一道。”

　　如果真有那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作为一名特工，如果知道要发生暗杀的事，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不能宽容，当然不能参与。但是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面临那种局面。我并不总是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那儿，而这些问题又不便于打听。

　　如果暗杀的事即将发生，而我又在现场，我要不要冒险去制止？或许自己还遭到杀身之祸？我的看法是：如果发生暗杀，对象又是党徒，那么不论是他死还是我死总得要干，被打死的当然是他。如果暗杀的对象是老百姓，那我就得要冒着风险加以制止。

　　到了1977年的仲夏，他们完全接受了我，信任我。我可以自由行动。桑树街上那些常规的党徒，我大部分都认识。那里不仅有布拿诺家族的党徒，还有其他家族的成员。党徒之间相互接吻和拥抱，也同样适用于我。任何公共场所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我们多次去玛迪森街道116号的荷里得酒吧。那地方污秽不堪，我只能喝喝啤酒或苏打水。连杯子我都不想碰一下。我们还去交谊俱乐部、咖啡馆以及沙沙贝拉。我们厮混、玩金罗美，大家相互讲一些战争的传闻，纵情玩乐。

　　我见到了这么一些党徒：托尼·墨拉的叔叔阿尔·沃克，其真实姓名是阿尔·艾姆巴拉托；墨拉的侄子乔伊·达米科，其常用的姓名是“乔·麦克”；大威列·拉维文罗，他在哈莱姆为尼基·马伦格罗管理彩票赌博业务；乔伊·马西诺，是个虎背熊腰、大腹便便的汉子，他在家族里的位置节节高升；尼基·桑多拉，他曾干过赌注登记一行，一心想与勒菲蒂结为伙伴；还有吉利兄弟：乔和杰里。

　　后来我又认识了：弗兰克·菲什；鲍基；鲍比·斯玛司；路易·哈·哈；鲍比·坏心（因为他戴着起搏器）；乔·雷德，等等。

　　在这伙党徒中，真实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介绍自己姓什么。我认识一些党徒，他们在一起混了5到10年，可是并不知道彼此的姓。谁也不在意。介绍你的时候，只提名字或者绰号。如果你不肯说出自己的姓，谁也不会问你。这完全是一种帮规。他们的感觉是：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一个名字，你会告诉我的。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党徒姓什么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联邦调查局的鉴定。对于露面的党徒的身份，即使是个绰号，我总是要设法作一些了解。你根本无法料到：有时候在大街上什么地方，或者在别的调查工作中，谁会有可能成为重要人物。

　　我对勒菲蒂说，我有个女朋友在新泽西，因此有时候到我寓所找我，我不在那里，我可能到她那儿去了。有一段日子，我的女朋友多次成了他们谈话的话题。我从来不肯说她的名字，他也从来不问，其他的人也不问。

　　在整个1977年期间，勒菲蒂都没有告诉我他姓什么。我当然知道他的姓，但他自己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知道他是勒菲蒂和本尼；他知道我是多尼。星期日或是晚上，我常常到他家去，和他及露易斯在一起吃饭。我和他们一起看电视。我常常躺在沙发椅上睡觉。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姓什么，也不问我的姓。我们第一次旅游，在登记旅馆的时候，他问：“我怎么登记你的姓名？”因此他知道了我姓布拉斯柯。在有个地方，我不得不第一次问了他，问他姓什么。

　　在这一段期间，关于布拿诺家族以及其他家族组织结构情报，我时时向调查局作了报告。情报的内容更多：他们怎么开展活动，谁是谁，他们是什么头衔，黑手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情况，还有我们的隐蔽特工从来没有提供过的情报。我继续收集西西里黑手党的情报：他们正被送到境内，甘兰特和卡洛·甘比诺怎么样合谋把他们安排在东部和中西部的皮扎饼店铺搞买卖，让他们待在那里听候老板们的需要；这些“拉链”行动的人怎么受到利用贩运海洛因以及从事暗杀活动。

　　为了不使气氛显得紧张，我每天都跑步，在寓所大楼的健身房里锻炼举重。我不曾想到过，当时有党徒在那么做。这办法不错，别人把我看成是喜爱锻炼身体的人。星期天我大多去做弥撒。党徒们也不干这种事。

　　勒菲蒂对待我好像很亲近，他知道我会挣钱。我并不想表示自己有多少存款、或者干什么大买卖，因为我不想成为人们注意的目标，我想让人们把我当成一个盗贼，使他们对我有这种看法：你盗了一次，快乐过两三个星期的日子，然后再去偷。他看到我有足够的钱花，就以为我能搞大钱。他正需要大钱，因为他陷入了困境。

　　“我背了一屁股的债，”他对我说，“我欠了尼基16万，走到哪儿头脑都不得安宁，像有个纺车嗡嗡地转得不停。我们要设法搞点钱。”

　　勒菲蒂与大多数党徒不一样，他没有进过牢房。他虽然因为敲诈和盗窃多次受到过逮捕，但总是被宣告无罪。他的真正问题是：他是个堕落的赌棍。如果他一天赌赢了2，000块钱，第二天会在径赛赌注上输掉3，000块。我知道，他一天能在径赛或场外赛马赌博中输掉10，000块。如果他赌光了，哪怕只剩两个美元，也要赌两个美元。他乐意当个赌博登记经纪人，因为场外赛马赌博中，你如果赢了还要付给他们总数的百分之多少；而作为登记经纪人。你如果赢了什么也不用付，而且他们所付的投注赔率比州立赌场要高。

　　在赌场上我是头号笨伯。无论是双骰子赌场、赌牌，还是径赛场，我都赢不了。如果不是我干这份工作，我说什么也不会干赌博的事。可是勒菲蒂的情况更糟。他不懂赌技，也没有运气，是个典型的沉溺于赌博的赌徒。眼看着就要走上大杀手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还到佛罗里达度几天假。我们赌赛狗、赛马。对赛狗方面他懂得不多。我们输赢大概在100-300美元之间，但我们输的次数多。他对赛马也不怎么懂，我们也得不到比赛的内部消息。这种赌博他总是吃亏。

　　有一次，我们在佛罗里达的东南部城市海厄利亚，赌“六选胜”。前面五次比赛我们下注几千美元，每次都赌赢了。第六次如果我们选得对，可以赌赢30，000美元。因此，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我们估计：还是选心爱的那匹马可靠些。哪儿知道那匹马输了，我们也搭掉了30，000美元。

　　他这么说：“最后一轮，我们押了常胜的那匹马，妈的它输掉了。另外那一匹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尖。本来30，000块钱都可以赢到手了。”

　　“啊，也只是损失了几千块钱，”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多尼。问题是我们差点就到手了！”

　　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一再延误下来使他得不到机会成为入盟党徒。他对我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他还不是入盟党徒，那是因为他没有还清赌博所欠的债务。他还清了一部分，因此，在我和他见面不久，即1977年夏天，他入了盟。

　　可是现在他又欠了大量的债，这就意味着：他在赌注登记业务或别的业务中所得到的任何收入，马伦格罗都要从他的总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抵债。勒菲蒂除了隐瞒的部分以外他就一无所获了。赌博的本质就是：个个到后来都说自己破产，因此你无法说得清，勒菲蒂究竟是不是破了产。

　　我出手的钱数充足，使得勒菲蒂相信我会搞钱，而且还暗示他可以取得进展。我们如果在一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可以共同发财。

　　对我在党徒中间的前程，他给我以鼓励。

　　“事情明摆着，多尼，你不管别人的事，自己会搞钱，不惹麻烦，不生事端，不侮辱别人，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入盟党徒。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可能下达要你杀人的任务，要你去把某个人干掉。这你不再担心。我对你已经说过，我会教你怎么下手。你有这个素质，多尼。你把握了自己，不管闲事，与人相处得很好。我要建议接收你作为家族的成员。”

　　勒菲蒂说：“跟我来，我们到沙贝拉旅馆去。”

　　这是7月份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到了沙沙贝拉旅馆，但是没有进去。人行道上还有五六个党徒站在那里，我认识他们，都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我们和其他这些党徒都站在人行道上。

　　我问勒菲蒂：“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儿？”

　　“我们站在这儿警戒，确保那个老家伙别出什么事。他就在里面。”

　　所谓老家伙就是卡明·甘兰特，布拿诺家族的老板。他刚刚出了牢房。我朝旅馆的窗户里看一看，只见他坐在专供大人物用的餐桌旁。他长着鹰钩鼻，几乎秃了顶，嘴里叼了一根大雪茄。沙贝拉和另外几个人坐在他的左右。

　　“有什么大买卖吗？”我问，“他有什么事？”

　　“是有事，”他说，“有许多事你不知道，多尼。这些事我又不能乱说。”

　　“那我们怎么不可以进去，确保他别出事，我们至少还有个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听我说。有时候你什么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气垫’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围。你甚至于连话都不能跟这个家伙说。要跟他说话，你得通过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说话的人才行。旅馆里除了那几个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进去，就是这样。”

　　“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就不进去了。”

　　“多尼，这个家伙多么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继续说，“‘气垫’这混帐真不是东西，是个暴君。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不用再往下说了。许多人恨他。大家觉得，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一个人赚钱。他接近的就那么几个人。主要是拉链行动的那些人，像凯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兰俱乐部周围一些人。那帮家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这些人从西西里弄过来，利用他们干各式各样的事，搞那些毒品买卖。那帮家伙跟他一样卑鄙。拉链行动那帮人不能信赖，除了那个老家伙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老家伙相信他们，那是因为是他把他们带到了这儿来，他能控制他们。其他人都得和他们隔得远远的。许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这才要我们到这儿来。”

　　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贝拉这儿来，在外面站岗放哨，好让卡明·甘兰特在里面开会。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里很紧张。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卫人员衬衣里的腰带上都带着枪。他注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注视街对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于被这帮党徒所信赖，站在桑树街的人行道上，担惊受怕，还要为布拿诺家族的落魄丧魂的老板站岗放哨呢。

　　每隔几天，我就给联络特工打个电话。纽约办事处里专门安置了一部电话，专拨给我作联络之用。接话的是我的联络特工。我向他报告目前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情况。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行动，他要我了解一下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情况，有些什么人，讨论了什么事。如果我需要查询什么，比如问姓名或某个党徒的情况，他就认真为我办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或者以后对作证可能有用的情报，他都打印下来，归入我们称为的“302”档案。有时候，联络特工还带几份报告来让我签字。

　　根据我的情况，我每个月有一两次和联络特工见见面，取我的生活费和活动费。我们见面时间很短暂，只不过几分钟时间。我们常常见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馆——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都市博物馆。我们只是在那里随便浏览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钱递给了我。有时候我们在中央公园，同坐在一条凳子上。有时候在咖啡馆相会。

　　这时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隐蔽工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联邦调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阳苹果”计划中在佛罗里达的“太阳”那一部分工作，这完全是因为乔·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点收效。

　　我的督学员有时候问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时期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还想继续干。

　　有新的情况需要考虑。现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诺家族成员相处得很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带开展了其他一些隐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为党徒的新的身份为有些隐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来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担保，证明他们是“像样的”党徒，而其他行动打击目标中的党徒可以问我来查核，因为我是勒菲蒂在纽约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纽约市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厮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而继续保持和勒菲蒂的伙伴关系，那我和其他隐蔽特工行动的联系就方便得多，因为我出城无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许，也无需每一步行动都得向他报告，受他的盘问。而且我还可以设想，把勒菲蒂带进其他的隐蔽行动之中，带他引见，希望他有可能闯进去，与布拿诺家族成员建立联系，组织非法的阴谋集团。

　　我还可以经常回到纽约，一次待两三个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联系，保持伙伴关系。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关于家庭的保护问题我先前考虑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两个星期可以回到新泽西的家里，待上一个夜晚。我始终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行踪。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渐渐有所考虑：如果我打入黑手党里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终还得要搬走。因为万一出了一点儿差错对我的家就会是一场灾难。我知道有警察在保护我，因为我时刻有他们在跟踪。有三四次，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却把我叫住，对我进行搜查。如果我有时不能甩掉尾巴，而他们一直跟踪到我家里怎么办？要么，如果是勒菲蒂或别的党徒决定跟踪我又怎么办？

　　是该到搬家的时候了，搬了家就不会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要么也可以把我调到另一个地带去工作，我们不妨把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考虑。

　　整个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与我的督学员在一起反复讨论。他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总部。这本来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我们决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对于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们已经搬了四次家。不过，我的女儿们已经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龄，这对她们来说还比较重要。我们在新泽西还有亲属。早先我因工作调到纽约办事处搬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曾以为我们会一直住下来。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觉得搬家还是必要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因为我并没有说这还有选择的余地。我的工作调动频繁，她们不知道我在黑手党里究竟隐蔽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为了她们的安全。

　　联邦调查局当时在这一地区有52个办事处。他们提出了5个地方让我们挑选一个住处。至于我的工作关系那几个地方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还隶属于纽约方面，再说我还要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到处跑。我和妻子选择了一个地点。

　　圣诞节的除夕，我设法赶回到家里，虽然到家很晚。节日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门找一幢新的住处。我们立刻就找到了一处——比我们在新泽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邻右舍比较和谐。到了下一个星期，我们就拍卖新泽西的房子。我有个朋友，是搞搬运工作的。我对他说，我们要搬家，这事儿请他不要对外声张。

　　搬家时，家里人依依不舍地流了不少眼泪。家里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为障碍，但是她们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如果她们对我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们对我的情况可能更能够容忍。不过，如果那样做能减轻对我的压力，那她们就会付出心理惧怕的代价。

　　无论是我还是我局里的同事，都没有想到这个工作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究竟还要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开始时，我们有打击盗匪上层头头的想法，后来就打进了小意大利区的黑手党，现在我已经成了其他地方的党徒代表。本来我们的思想可能犹豫不决，只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在我们所处位置上还没有一个理想的视角。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继续打入下去，我就全力以赴地干。多尼·布拉斯柯有的是劲头。

　　联邦调查局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那里有几件麻烦事，想叫我去了解一下。我对勒菲蒂说，我要到加利弗尼亚去待一会儿，因为我曾说过，我在那里干过偷珠宝的事，而且还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说：“勒菲蒂，你看，我眼下将在这个地方弄不到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可以去那儿捞点钱，来回跑跑，不是很好吗？甚至就连你也可以去那儿，待上几个星期，看看我们能不能干点事。”

　　他觉得我这个主意很好。就这样我去了加利弗尼亚。

　　我们在洛杉矶有个特工，干隐蔽工作的姓名是拉里·基顿。拉里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正在紧紧追踪一伙盗贼。这伙盗贼犯下了盗窃各种财产的罪行：干偷股票、债券、支票及汽车等一系列活动。他们并不一定都是黑手党，但其中一部分是前纽约人，自然尊重老练党徒以及联络党徒。

　　他们喜欢聚在某一个旅馆里，拉里也和他们混在一起，想深入进去。正巧，纽约一家旅馆的酒吧招待到这儿来度假，也就住在洛杉矶这家旅馆里，和这伙盗贼中的有些人还很友好。拉里对这个酒吧招待一无所知，以为他可能也是盗贼的一伙。因为这个酒吧招待来自纽约，拉里就想到我有可能认识他。

　　说来真巧，我果然认识他。这是一个巧合。有一次，我和勒菲蒂到第三大道五十五街道上的马卡耐特旅馆。那儿并不是布拿诺家族党徒的活动场所，是个一般的旅馆，我和勒菲蒂以及其他几个人到那里喝喝饮料和吃点东西。就这样我们渐渐认识了那个酒吧招待约尼。约尼本人并不是盗贼的同伙，也没有干什么非法的事。不过，如同许多酒吧招待一样，他了解谁是谁，知道谁是勒菲蒂，知道我是勒菲蒂的伙伴，是个联络党徒。因此这是个好机会，我可以帮助拉里与这一伙盗贼建立一些信任关系。

　　我来到洛杉矶这家旅馆，拉里正在那儿溜达，我看到了约尼。我说：“嘿，约尼，你忙什么啦？”

　　“是多尼呀，一向还好吧？你来这儿干什么？”

　　“遛遛，看看，”拉里正在那一伙人当中，显然已经看到了约尼。“我看，你知道，拉里在这儿。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也许在一起干点买卖。”

　　我们聊了一会儿，目的也达到了。我以为，约尼会对那一伙盗贼说，我是纽约那边的一个联络党徒，拉里是我的朋友，因此，他工作会顺利的。

　　我经常带着拉里进进出出，就以这种方式帮助他建立信任基础。有时候，我们还和那一些人去舞厅，也是以那样方式帮他。我只是起个介绍人的作用，从来不介入他的案子。他在那儿开始了工作，着手办理一批案子。这是政府部门工作的一种方式，就在那儿不断地逮捕由拉里提供罪证的一些犯罪份子。他最终要在法庭上多次作证，给许多人判了罪。

　　在这期间，拉里也到纽约，追查别的盗窃股票的案子。我也以正常往返的方式回到纽约。拉里打电话给酒吧招待约尼，对他说他要来纽约。他们在第三大道的P．J．克拉克饭店相会，因为那儿是约尼在下午喜欢常常去的地方。

　　我和拉里混在一起，一道去克拉克饭店。约尼已经和一些人待在房间后面的餐桌旁，我们也加入到里面。

　　约尼把我们俩向大家一一介绍，我们就坐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

　　拉里原本是黑人，这就是说，在某些盗贼看来他很可疑。但是拉里糊得很圆，照样同他们混。

　　我看见有个家伙在朝我们餐桌这边走。拉里突然对我轻声说：“快走，从后门走，快。”他站起来对约尼说：“我倒给忘了，我们还有个约会。”

　　我急忙跟着拉里从边门跑了出去。

　　“好险，”拉里说，“你没看见朝我们桌子旁边走过来的那个家伙，是诉讼案的那家伙？他是洛杉矶的辩护律师。他曾在法庭上见过我作证。”

　　我说：“为了以防万一，我对勒菲蒂那里要想个保护我们的办法。”

　　“好，”他说，“无论如何，我明天要离开这儿。”

　　像这种情况——可能被人认出来，或者有人背后汇报你——随便哪一天、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你不能等情况发生以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你要提前打好保护自己的基础，随时都得提前防范。我估计，勒菲蒂会得到这个情况的报告。

　　自从我开始待在加利弗尼亚以后，我实际上每天都和勒菲蒂保持接触。他并不知道怎么样和我取得直接联系。我说我总是在不停地变换地方。勒菲蒂在控制我的同时，我也在控制他对我的控制。我想让他知道，我实际上是难测的。我干些什么、在什么地方都模糊不定。当我需要掩饰自己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行动方式。

　　我有两架“查询”电话，他可以留言，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这一次，在那儿遇见拉里和约尼以后，我就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把在加利弗尼亚遇见拉里和约尼的事告诉了他。我这么说：“猜到我在洛杉矶碰到了谁？是约尼。他在那儿度假，看到了一些伙计。他和一个叫拉里的伙计在一起，那人在干某种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其实，我考虑也想插一手。我认为，我们能从这里面赚到钱。”

　　我对勒菲蒂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即使没有在P．J．克拉克饭店那次意外情况，我知道当我和勒菲蒂什么时候到了马卡耐特旅馆时，酒吧招待约尼也会就那次意外情况会这么问：“洛杉矶的拉里那伙计怎么样啦？”然后勒菲蒂就会问：“拉里是谁？”

　　因此，我以这种方式事先已把拉里这个名字告诉了勒菲蒂。我还说出了这样一种含意；拉里宁可和约尼在一起溜达而不肯和我在一起。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完全可以保护拉里，也保护了我自己。

　　果然，第二天勒菲蒂在俱乐部里抓住了我。

　　“喂，多尼，你认识的洛杉矶那个伙计，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呀？”

　　“你是说拉里？那伙计我曾对你讲过，我是通过酒吧招待约尼认识了他。我还对你说过，他是个独断专行的家伙，我正要跟他一起搞点股票和债券方面的交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我正要对你说说我不放心的地方。约尼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想知道前前后后的全部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里，你和那个家伙在干什么？”

　　“噢，勒菲蒂，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我在洛杉矶碰到了拉里这个家伙。他对我说，他正在搞一桩有关所盗的股票的交易。他要去纽约，我们计划在一起干。就这样我们到了P．J．克拉克饭店。他3点钟在谢拉顿饭店有个约会，我们要去和那人相会谈股票交易的事。我们就离开了克拉克饭店去了谢拉顿饭店。可是那家伙没有到场。我就说：‘唉，真扫兴。’我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出什么事了吗？”

　　“我对你说，出了什么事。你惹祸了。那混蛋是个联邦特工！约尼说，有个人，是个什么律师走过来，到你们那儿，他看到你们就离开了桌子。那人对约尼说：‘我见过那家伙在法庭上作证，他是个混帐特工。’这是约尼亲口对我说的。约尼还说，你和他妈的混帐特工混在了一起！”

　　“啊，勒菲蒂，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凭他怎的，我不在乎他，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情况。我们的情况或别的什么，我一个字儿也没有同他讲。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我对买卖感兴趣。他甚至连怎么找我都不知道。没什么可担心的，勒菲蒂。”

　　“也许是约尼在满口喷粪，多尼。我也搞不清。不过，多尼，跟拉里那家伙别来往了，明白吗？以防万一。别跟他有任何来往。多尼，我看，你有时候并不那么谨慎。”

　　“别担心，勒菲蒂。”

　　因此，在洛杉矶一带，我不能再和拉里取得联系了。不过，他的行动进展得很好。他办理的案子，最终逮出了约有200个盗贼，政府收回的被盗财产价值4，200万美元。

　　在P．J．克拉克饭店里，如果拉里没有当场识别了那位律师，我的黑手党工程计划也可能就在那时候宣告结束。

　　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在这个地方找到我熟悉的党徒，要么去他们的活动地点，要么和他们取得联系，无论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或我所认识的别的家族的成员都这么办。这么做表明我有联络，能在这一带善于自由来往，说明我手里有活儿可忙。我露面的地方越多，就越会有更多的党徒认识我，我的信誉也就越高。

　　在加利弗尼亚，联邦调查局正注视着圣地亚哥和拉·约拉地区的一些旅馆和夜总会，想了解那些地方是不是有聚众骚扰的事。我到这一带来，首先就想抓到这些人，然后和他们在一起巧妙地周旋。

　　我接着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正在和一些活动场所搭上了，想把这儿的情况理一理。我发现，有几个地方有党徒出没，他们在这些地方有点瓜葛。

　　“勒菲蒂，你到这儿来不好么？或许我们在一起还能搞出点名堂。如果这一带还没有我们的成员集中的场所，我们或许还可以有点作为打进某一处。再说，这儿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还有大洋。”

　　“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那儿像不像迈阿密？”

　　我在谢拉顿饭店给他订了一间房间，正好面临海面。我到机场去接他，为他提包——对他的照护如同一个组织里任何人对上级的照护一样。我对他说，我最近分得一些红利，把他的一份给了他。

　　白天我们游玩圣地亚哥，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儿都不认识人。勒菲蒂对这儿很有印象，他说：“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与纽约不一样。这儿的人打扮也不一样。”

　　我带他到了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个动物园真了不起，”他说。“想想布鲁克斯那个动物园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圣地亚哥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这儿可以到处溜达，用不着担心遭到抢劫。”

　　他每见到什么，总要与纽约相比，总要说到在这儿可以搞到多少钱。每遇到某个店铺或是买卖或是住处，他总要说：“这和纽约一样吗？我们要捞一把。”什么都想干，都想骗。

　　晚上，我们常常到调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动场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动。

　　他总要同经理或店老板谈些无伤大雅的话。这是个好地方。你们这儿开业有多久？怎么样有可靠的供给？看样子你们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市里面，单位里或别的什么人对这样好的地方还能找什么麻烦吗？

　　他对这个地方在掂量，连细小的事都密切关注。每看到什么他总要对我说一番。可能有个家伙在溜达；那个现金出纳机停止了运转；谁跟他说话；有没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那么一直坐着，像是在等着和谁说话；有人不一会儿走了过来，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些，但看过就没有了。而一个党徒观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谈话方式、对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们确认了：调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处地方，勒菲蒂认识几个有牵连的人。他说，他们个个看样子要么就是干抢劫活动，要么与抢劫歹徒有联系。

　　“多尼，这些地方他妈的我们不能介入，”勒菲蒂说，“因为他们已经一窝蜂地乱糟糟。”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使自己能发挥作用，我在这些事里面寻找线索。我正在调整我的行动方式，调整我看问题的方法。这样我就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仅在学习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每当我和勒菲带到各个地方，我就注意他对待相同事情的处理方法。如同许多党徒一样，我渐渐懂得了不要轻易说：我不了解情况。要保持缄默，尽快观察周围的动态。关键是你要装得你了解情况。等到他们发现你不知道情况时，你才承认。

　　勒菲蒂是党徒的典型，一天24小时都在密划党徒的勾当。在外面，和党徒在一起时，他显得聪明、敏锐，而且很坚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党徒们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个圈子，你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小家子味道，对于人事间其他一些事并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们待在一家饭店的餐厅里，房间那边有个相貌极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着我。

　　“那个女人老是看着你，多尼，”勒菲蒂说。“干吗不请她到我们餐桌这边来？”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个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说。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种装束。”

　　“勒菲蒂，这是加利弗尼亚。人们衣着不一样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个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点，快，多尼，她认为你长得帅，想和你结识结识。邀她过来吧。”

　　勒菲蒂要想干什么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他说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个女人邀到我们桌边来。她过来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这种调情的场合下碍事，马上就说：“啊，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他走了。

　　我和那个女人谈话还不到5分钟，就发现她是个妓女。我上了楼进了房间，对勒菲蒂说了真相。他说：“我就不信。她一点也没有涂脂抹粉，也没穿短裙或别的什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他哈哈大笑。“嘿，多尼，你待在这个地方可得当心自己啊，你会把在纽约的那种精明劲儿丢光了。”

　　他虽然经常外出干党徒的买卖，可是出门的飞机票总要依赖别人订购。他要到什么地方找我，总要我给他订飞机票。我发觉，为什么有一次他要自己订购飞机票。“多尼，在飞机场上，他们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不知道。就对他们说，回去的时候公开。”

　　“怎么叫回去公开？”

　　“就是说，回去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在你手里。但是飞机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启程的时候，就直接对航空公司说，你在哪一天登机。”

　　“这事你能办吗？”

　　勒菲蒂第一次来这儿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纽约。我对他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可能有一桩大的行动，我得要过问。他也就不坚持了，因为那意味着他能捞到钱。

　　我的真实意图是要到密尔沃克市去。联邦调查局在那里有个行动计划，想对密尔沃克黑手党家族下手。但是，这一行动起步很慢。他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这个案子的隐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富有开拓精神的特工。密尔沃克家族的老板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受命于芝加哥而不是纽约的匪徒。我们了解到，巴里斯特艾里控制了全城的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业务。联邦调查局想要表明：这是通过黑店主和匪徒势力所从事的非法经营。他们的意见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动售货机业务，设法把他的售货机推销到各个商店、酒吧和俱乐部。如果巴里斯特艾里企图把他从这个业务里排挤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立为敲诈勒索案。

　　坎特已经伪造好了个人的经历，在密尔沃克办了一个小办事处，向市里申请了销售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执照，买了几台机器。他向俱乐部和酒吧四处兜售，恳请买主买他的机器。可是，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问题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销售业务控制得很严，谁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处，店主都拒绝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店主已经买了属于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谁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换上坎特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销机器，也没有人来告诫他，要他放弃这个营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可能在纽约找些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纽约找到对坎特自动售货机感兴趣的人，那末他们就可能设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关系。

　　我赶到了密尔沃克，在旅店住了下来，与坎特通了电话。他和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一起来到我这儿。人们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紧，因为他反正是在干隐蔽工作，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尔沃克办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正是在坎特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参与这一行动的。

　　我认为这个办法似乎行得通。我说，我要把这个意见向勒菲蒂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纽约。先前我已经退掉了我的寓所，现在来往要么住在80号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馆，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谢拉顿饭店。荷里得旅馆位于乔治·华盛顿桥靠新泽西一边。只是住一间房子，能睡觉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纽约住下来，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和我分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确认为：加利弗尼亚是个海滨度假的地方，是个纵情欢乐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乱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鲍克村庄里找一个寓所住下来。事实上，他最终还是把我一切都安顿好，为我找了一个寓所，完全是为了我来的时候居住。

　　我每次回来，他总要说：“回家时想吃点什么？”因为他要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饭。他总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铺里买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卤汁面条。或者我们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来，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他喜欢和我谈他的孩子、孙子，以及与迈克·沙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间的问题。

　　我这次来，为密尔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处理任何问题，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个基础，以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把事情对他作个介绍，然后就搁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提一下，又搁下来。到最后再提出来就敲定了。关于密尔沃克方面我有个朋友，想干自动售货机买卖遇到麻烦的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因为我打算逐步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慢慢地参与这一买卖当中。我不想让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这儿那儿有个遇到麻烦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着加利弗尼亚刮来的习习微风。我说：“你知道吗，勒菲蒂，我遇到个伙计，那是我10年前在巴尔的摩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现在他想搞一点营业。我估计他是要搞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方面的营业。”

　　“啊，是吗？过硬的行当。”他就说了这些。

　　我连地址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记住我提出的事，让他消化。坎特准备搬到密尔沃克，我开始鼓动勒菲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点一点地反复提这件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恰当的时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亚。

　　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另外几个地方，想对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欢加利弗尼亚。你该在这儿试一试。你老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开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这儿为你物色了几个地方。你干吗不出来度度假呢，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汤米，由于在曼哈顿武装抢劫而遭到了逮捕。他显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宝商业区试图持枪抢劫携带大量钻石首饰的人。警察追捕他，他开了几枪。

　　汤米持枪抢劫、向警察开枪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就是这个行当的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担心。真正出问题的是：经了解，那个被抢劫的家伙是另一个家族的联络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没想到的事，”他对我说，“汤米这个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个有来头的。这事儿会有一场麻烦，多尼。我只想尽点力，别让汤米为这件事遭到不测。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块钱。这1，000块钱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这钱作贿赂，好做些疏通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钱。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党徒只要有点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钱，即使在亲生儿子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也没有钱，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样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

　　但是，对我说来这是一个缺口。关键的问题还是钱。对于这伙党徒来说，钱就是整个生命。他们骗人，白白地花别人的钱，决不肯到银行借贷。

　　我说：“嘿，我们说不定可以找那个伙计——我曾对你说过，我有个老朋友，就是我在巴尔的摩认识的那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既然他有钱开办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我们不妨找他想想办法。这倒值得试一试。”

　　“对，试试看，”勒菲蒂说。

　　我回到房间，与在密尔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电话。“托尼，我看我们找到了一个缺口，可能我们要给勒菲蒂一个甜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对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从来不如数给他。“或许拿500块钱就可以打发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托尼说，“我们就干。”

　　每次我们花费政府的钱，数字相对来说还不小，我们总要思考花费的价值。不过，这么干有可能拉到一个主要的犯罪头头，500美元算得了什么？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里，对他说：他可以借钱给我们。我播下了另一颗种子：“我猜想，托尼手头有不少钱，想在他着手的自动售货机业务上投资。”

　　他一门心事是想别人借给他1，000块钱。“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谢口气说，“我们得马上赶回纽约去，对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回到纽约。勒菲蒂打了许多电话，拜见了几个找麻烦的人，设法解决争端。他向他们解释说：汤米不认识那位伙计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是个联络的弟兄，他只是听别人告诉他，说有人携带钻石首饰。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极大的误会。这件事花了他5，000块钱作为一种安慰，以解决争端。

　　“答应借钱的那个伙计呢？”勒菲蒂问我，“什么时候你去给我借那笔钱？”

　　对密尔沃克下钩的时机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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