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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卡斯特于1867年6月1日离开海斯堡，带了由辎重车和350名骑兵组成的一支军队，“去收寻、尾随夏安人以及他们的一部分苏人同盟者，“辗转于烟山与普拉特河一带。”
远征中，35名士兵逃跑了，包括一组13人。他们傲慢而大胆地离开营地，仿佛是在向阻止他们逃亡的举动挑战。一直在第七团服役的人会做出如此错事，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他派遣一支小分队前去追捕这些国空一切的人们，并命令把他们的活人或尸体带回来。这个团在一个月内已失去了50名士兵，这是够糟糕的了，士兵在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心脏地区成群地离去，是罪恶昭著的行径与反叛。要是这些人能成功地逃脱，其余的人将会怎么办？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大量地背弃逃离，将会危及余下的人们的生命，一个被极度削弱了的部队将会成为夏安人的干饼肉，所以卡斯特采取了严厉的速决措施。
13名逃兵中，七个逃跑了。六个被活抓回来，但三名因拒捕被击毙，其中，列兵查尔斯·约翰逊是在华莱堡被击毙的。据一些见证人说，在他跪着求告宽恕时，将军的武装队开枪把他击倒在地。这一件事最终会带来麻烦的，但暂时，卡斯特好像满意了，因为再没有雪鸟敢抖开翅膀。
沿普兰特河出发后，卡斯特带领着自己的骑兵中队朝西南进发，顺着共和国南岔路进入科罗拉多，又转向西北，他们依旧在搜寻着捉摸不定的印第安人。接着，他们向南迁回来到堪萨斯西部“烟山”山侧的华莱士堡。据他自己的记述，他发现该驻地正遭受着饥饿、霍乱、坏血病的袭击。从堪萨斯城到丹弗城之间的供给线已被到处流窜的夏安人切断。和巴特费尔德·欧文兰德站也断绝了联系——中继补给站与挖在山坡下的贮备洞被丢弃。最主要的是他听到了海斯堡的困境，那里山洪暴发，人员被紧急疏散撤离，电报线路被冲毁。海斯的情况使他十分惊恐，他把伊丽莎白留在那儿了，所以，他调用了三名军官、72名士兵，快马飞奔前去看望她。
此时，詹妮·巴尼兹也被安顿在海斯堡，同每个人那样，她也坚持记日记。“啊！怎样的一个夜晚啊！”她记述道，6月7日，空气中充满了电荷的气息，一连串闪电拖长了嘶嘶的音声尖叫着，如同火箭似地炸裂。“大约早晨三点钟左右，吉·史密斯跑进我们帐篷，尖叫着：‘老天爷哪’，巴尼兹，快起床，水已经把我们吞没了。我赶紧去看我的东西，很快穿好衣服，踏了一只鞋，套了阿伯兹的一只靴子，并拿起钻石表与钱走了出去……女人们都半穿着衣服，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眼前一片恐怖的景象：那些被淹的人们从我们面前漂过，尖声呼喊着救命……”
伊丽莎白回忆说，她刚刚从帐篷中爬出，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河湾，河水上涨到35英尺高。平日这条河仅仅是一条冲沟，只在河床底流淌着一股细流。此刻，河水已经溢出河岸，形成了弯曲的支流。“我们头顶上方的整个弧形天空如同着了火似地通红一片。大家都被这些耀眼的光吓呆了。两个悬崖之间，奔腾狂嚣的急流水面还在慢慢上涨着。我们原先居住的河两岸已成为一条宽阔的新河流，溢漫在原来所有地面……”一个被淹死的人被一棵树挡住，在爆裂的闪电中，她看见他的脸由于痛苦而萎缩了，眼睛鼓凸出来。
置身于这令人惊恐的场景之中，简直犹如置身于16世纪人类的倒数第2个时刻之中。流浪者狐猖与名叫达尔卡的白色叭儿狗，挣脱了它们的拴绳开始咬打起来。它们老早就是一对仇敌了，此刻正进行着一场极其野蛮、残忍的战斗。闪电哧哧地鸣闪着，恐怖的洪水变得越来越汹涌，它们两个在污脏的雨水中滚打着，每一只都力图用自己的吠齿咬入另一只喉头中，这显然验证了一则民族寓言：“雨中狗斗”。
天破晓时，雨住了，可军营驻地成了一个汪洋中的海岛。半早上时，洪水开始减退，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场景：一名被淹死的士兵被埋在河岸的泥沼中，他曾经不停地呼喊救命。伊丽莎白说，要是他们曾伸出一只手援救的话，几乎是可以避免看见这具膨胀的尸体的。
詹妮·巴尼兹写道，在洪灾混乱中，伊丽莎白以她有教养人的沉着与镇定说：“好了，我们将一同沉没，很高兴将军不知道我们的沉没。”
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心甘情愿地承认说自己曾做了一个怯懦之人，她把自己描述为19世纪密执安的一株金银花。再没有什么比被一个勇敢毫侠的男子——更应当说是她的丈夫把她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时，更令她快活的事了。那是当把她从令人惊恐的4轮马车中的塔兰图毒蜘蛛的威吓中解救出来时的情感！当时，她颤抖地缩作一团，而刚勇的旁观者们却一把抓住毒蜘蛛的支脉。还会有什么更令人满意的事情呢！可是，此刻，事实上她可能会被淹死，而此刻，保护她的丈夫却远离在外，此刻，她竟然魔术般地变成一名自我保护者。有一件事，她没有讲，那就是要是洪水再上涨一些的话，每一位海斯堡的女子都会猛地伸手去抓拿那些格林机枪的，这可是当时帐篷里最重的设备了！
迈尔斯将军把这场恐怖的巨大洪灾怪罪于巨大的野牛群，说是由于他们沉重地踏实了地面，使地面上的水无法渗透下去，便急速暴涨、迅速淹没了低洼地。
卡斯特在大平原上呆的这些岁月，足以使他完全能想象到洪灾的景况，他十分焦虑地急速向南推进。途中，他遇见了一列车辆纵队。由本廷上尉警卫，是为华莱斯堡运送补给品的货车队。对此，出现了一点不相吻合的情况：无人知道这支补给车队正潜带着霍乱病毒朝华莱斯堡开去，可卡斯特在《我的一生》中写道，华莱斯堡早已暴发了瘟疫。他说，这个驻地的负责人告诉他，除非能得到较好的给养，否则不可能把瘟疫控制住。其实，这位负责军官说，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在那里发生时疫。也就是说时疫很快会在那儿传播来的，但卡斯特为了替自己东进寻找充分的理由，竟提前几天说那里已流行瘟疫，甚至还夸大了粮食短缺与坏血病的情况。后来，他可能解释说，他从他的军队中挑选了近100名身体强壮的士兵，使他们也能强行穿过哈克堡，能尽快把急需的给养带回华莱斯堡。
这场霍乱究竟何时何处向西部劫掠性蔓延，人们都不清楚，但它们的主要携带源却是第38陆军兵团。他们是在该团开始朝新墨西哥的联邦堡转移前，在利沃文斯堡传染上的。为什么让一个患传染病的军团从有人居住的城镇穿行，只能由一个有才干的官僚来解释，可是，38团被朝西调迁，该团也就把病毒带到沿路各处。
卡斯特离开之后，本廷的给养车队抵达华莱斯堡，瘟疫便袭击了这个堡。7月28日，巴尼兹给詹妮写信道：“我们成了出众的时髦人物！同其他人一样，我们染上了霍乱病，并开始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城里人！仅仅想一想，一个晚上死了七个……对，一个晚上死了七个人，那么下一天会有更多的……”
不管怎么说，卡斯特从本廷的给养车上取得了给养，并急急朝前行进。接着，在站岩堡，他遇见了两辆邮车，由于猜想其中有一辆中有妻子的信，便开始搜寻它。后来，他在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辩护时，竟坚持说他在寻找军令。
此时，跟随他的骑兵们个个累得昏昏沉沉，马的脚步也开始踉踉跄跄，队列开始变成歪七扭八。他自己也不能安坐在牝马范乔的背上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军士带了六名士兵，查看掉队的士兵，并把精力殆尽的马匹击毙，免使它们落入印地安人手中。卡斯特牵着牝马走着，那位军士带的小分队在执行命令中，遭到五六十个夏安人的袭击。两名士兵被砍了头，军士与其余四名士兵在唐纳站追上队伍，卡斯特为吃饭，已在该站停留了好长时间。遭受袭击一事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太大关注。唐纳站负责人，一位中尉在给双亲的一封信中说，卡斯特吃完午饭后，一句话也没说就骑马走了。
在卡斯特看来，这几乎是没什么必要去重视的事件。他在自传里记述道，在停下来使马歇缓的片刻功夫，发生了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有25名或30名印第安人袭击了一股掉从的士兵：“由于那里有守卫该站的分队，时间又紧迫，我们继续挺进……”
巴尼兹记述了有关卡斯特这场被谴责的旅行：“他们必定说，他只是在这条路途中挥霍这支骑兵！不管什么时候，一匹马跑不动了，或一名士兵病了，或由于中暑昏晕过去，那么这名士兵或这匹马，或者两者就会被弃在路边，直到那些可悲的夏安人赶到。瞧啊，这些夏安人如同清扫公路的清洁工，而这些马匹与人也便有了终局！然而，我不相信这些谣传，纵使偶尔会有一匹疲惫不堪没有骑者的马来到兵营，马鞍上带的鲜血已给出某种凭证……”
瞧啊，这些贫穷的夏安人，或者，瞧啊，这些贫穷的苏人，科曼契人，犹他人，阿拉伯霍人，基奥瓦人，阿帕契人，或不管什么人，这样的感叹语由于它没有具体的指定代词，常常出现在边疆日记中。每一个骑兵都知道，这是有关天真的人道主义者亚力山大教皇嘲讽剧中的台词：
瞧啊，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他们质朴的头脑。
瞧啊，上帝在云端……
卡斯特极度地牵挂着妻子的安全，至少，十分渴望同她团聚，然而，他未能在海斯堡见到伊丽莎白。于是，他坐在一辆由骡子拉的救护车，由弟弟汤姆和库克中尉陪同，行进60英里地，赶到另一个兵站——哈克尔站。
在哈克尔，这位被剥夺了生活急需品的丈夫获悉他的金银花安然无恙，可她已被护送到东部的莱利堡，于是他又乘上“太平洋——堪萨斯”火车，继续他的旅程。
伊丽莎白认为，他做了如此漫长的艰辛的颠簸旅行，仅仅是为了同她在一起，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在《宿营草原》的结尾写道：“1867年夏天，曾经有过一个令人渴望、极其美好的一天；那是属于我的一天，它幸福地留入我的记忆中。它既存留了我们的欢乐，也是我们凄凉生活的一个映证！它将始终是属于我的一天，并在岁月的流逝中得以永存！”然而，美国政府却以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观点，看待了这场罗曼蒂克的旅程。美国政府最关注的是他的军团，是对堪萨斯西部的绥靖。7月28日，这位勇敢无畏的丈夫被逮捕，并在等待军事法庭的审理。在那些年月里，对一名新兵来说，军事法庭的议程和现在法庭的议程十分不同；在仅仅一年里，就出现了13000多个军事法庭人次——差不多每两名现役军人就有一个上了军事法庭，但对有军衔的军官来说，审判就不同了。
在被捕两个月之后，对他做了审判，他犯了8条有事实根据的罪状。华盛顿军人司法部审阅了证据与审判程序，并向陆军大臣洛伦茨奥·汤姆斯做了汇报。
美国第七骑兵团中校名誉晋升少将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于9月到10月间被审，终审在堪萨斯利文沃斯堡进行，由“将军军事法庭”传呼。遵照现任总将军的命令，按下述指控作了审判：
擅离指挥岗位。
判决：有罪。
该被告的罪证是7月15日在堪萨斯华莱斯堡附近，未向上级请假，擅自离开指挥岗位。
在审理这些事件中，发现他有命令就地处决逃兵的罪行。最致命的见证人之一，是他的死敌本廷。本廷几乎是挺身而出，证明了普兰特河事件。“简直如同追杀一头野牛，就在逃兵下马求告留下他们的性命时，却被卡斯特在死刑执行队的埃利奥特少校，汤姆·卡斯特中尉以及负责死刑执行人库克中尉击毙……三名逃兵被打得遍体鳞伤地带回来，疼痛地尖声呼叫着。卡斯特将军骑马走到他们眼前，舞着手枪，告诉他们，要是他们再不停止这样胡喊乱叫的话，就要毙了他们。”
受致命伤的雪鸟，列兵查尔斯·约翰逊被手枪击中两弹。据另一名逃亡者，克里门特·威利斯说，命令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他们这样做了，然后要他们走开，但他们开始着跑时，这些军官们开了枪。
I·T·科茨医生（助理外科医生）在军事法庭审判期间，证明约翰逊左胸有一块肌肉受伤，头部也遭枪击：“子弹从左太阳穴进入，从下边穿过下颚，进入肺，相同的子弹再次进入胸部上方。”这颗流弹引起了质疑，因为它表明，总有人从约翰逊的上方向他开枪——无论是站在他的高处什么地方，或骑在马上，换言之，有点像暗杀。
该法庭穷追了这一事实。
问：你认为开这枪的人离被击中的人有多远？
A：从子弹的威力来看，至少应当是在25码或更远些。
该法庭询问，子弹是否应当直着穿入约翰逊的头，而不是向下进入他的肺部？是否曾在25码处有过一个打暗枪的人？科茨医生回答说，子弹有可能按它的路线划过。但在恳求法庭的允许后，这位医生又说：“……据记载，在医学史上，有过一粒子弹击中了胸骨，但却停留在睾丸中的现象，我知道一粒子弹击中喉结的事例，子弹明明应当从脖颈穿过，但它却从小小的喉结中取出来。”
这位外科医生的证言可能对卡斯特有利——至少，暗指了一个变化不测的远距离射击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近距离范围内的射击。然而，即便这样，也难以使卡斯特得到解脱。
判决：暂令停止一年军衔与指挥权，停止发放一年薪金。
11月25日，卡斯特在利文沃斯堡的操场上正式接到这则判决。其时，如同一位气宇轩昂的征服者，他正骑在一匹煤黑色的马上。他的身后是身着军服的军团，他自己穿着一件蓝色紧身士兵上装，配戴着金黄色肩章，流苏与军衔标识，一条灰色裤子同样配着金黄色的布道，他还戴了一双雪白的小山羊皮手套。他的身子一侧悬挂着一把剑，头上戴着一顶高高发亮的头盔，配着一枚突鹰国徽，帽顶上还插着一根鲜红的羽毛，简直如同一个直挺挺的模特儿。这位长着蓬松胡子的英雄，配上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庞，那双令人消魂的蓝色眼睛，再加上长长的金黄色头发，简直是一个杂志插图家梦幻中的形象！
据说，他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份指控令，认为判决很不公正。
他认为本应当宣判他无罪。事实上，他再次幸运，要是他不是卡斯特的话，他就会被不光彩地开除了呢。格兰特将军说，卡斯特“受到法庭如此宽大的判罚”，必定是考虑到他以前的阅历。
卡斯特设法让这段不愉快的章节从他的一生阅历中悄悄逝去，并撰文评述道：“在这个军团服役，并非是我的殊荣……我在利文沃斯堡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在夏天去了我的家乡密执安，主要是同一些朋友相聚交游，共享伊利湖上习习微风，直至要我返回西部”。为了使他的读者确实理解，在后边的评述中，他开始使他的军事法庭裁决稍见轮廓：“我得用一个括号给以简要的评定……很显然，我相信早就有必要对此作评定，即应当把那些与我相关的某些事件，这些事件的处理，以及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具体事件具体处理交由官方审查，以便做出结论，看我所做的每件事，是否确实考虑到了战争时期的惯例，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情况。在转入相继的评述中，要转入人物介绍，这个人物太人格化，是难以引起一般读者兴趣的。”
在利文沃斯堡操场上遭到不公正的惩罚两月之后，卡斯特收到利特尔·菲尔·谢立丹的一封电报，陈述了大约在10月1日，他的军团将要开拔，迎战当时在俄克拉荷马地区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
谢尔曼、苏利和我，以及几乎所有你团的军官，全代你做了请求，我盼望该请求能够成功。能立即来吗？
没等谢立丹的请求被批审，在收到这封电报后的当天，他便坐上了去海斯堡的火车，陪同他的是两只鹿猖和一只短毛大猎犬。
按谢立丹的看法，这些反对白人的印第安人是“黑水壶”的夏安人。那时，沿德克萨斯东部狭长地段多孔河一带，被阴郁冷酷的寒冬笼罩着。四年前，部队在科罗拉多来耶堡西北几英里处的砂湾扎营时，前卫理公会说教者约翰·基文顿上校拜访了“黑水壶”的游牧村庄。他率领科罗拉多两支民兵组织，还有四门山地榴炮弹，一清早对他们进行了突然袭击。事后，引起国会的一场干涉。
1861年，在怀斯堡谈判时，印第安事务特派员赠送给“黑水壶”一面美国国旗，并告诉他，如果他把这面旗挂在帐篷上方的话，他的村庄就会安全。因此，当基文顿的民兵部队朝他的村子席卷而来时，他想弄实这面旗是否会被引起重视，绝非不是不理智的行为。据说，这是部队驻地的一面旗，乔治·本也说他看见“黑水壶”把这面旗帜挂在一根长杆上。
基文顿调迁了第一第三骑兵团组织这场进攻。几位年轻军官提出抗议，说是已经答应了给这些夏安人提供安全保证。基文顿是个膀大腰圆、性格粗暴的人，那一双本来就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黑峻岩般的眼睛，此刻变得更加凶猛、充满了狂怒。他威吓这些不同意的人们，朝约瑟夫·克拉姆尔中尉挥起了拳头，并吼叫道：“我就是来杀这帮印第安人的，这是高尚、正义的行为！在上帝的天国，使用任何手段杀死印第安人。”据说，基文顿还说：“把我们杀死的所有人的头皮揭掉……我渴望淌过血水！”
尽管这位发疯的说教者策划、指挥了这场攻击，但他并不是孤独的。大多数边疆人民多少有类同的情感，特别是他的第三兵团。该团是由自愿服役100天的人员组成的，由于部队刚刚组建起来，未见成树，所以，许多人早已磨拳擦掌、急不可耐了。他们曾经袭击了一小股印第安人，杀死六名斗士，一个男孩，三名妇女。在丹佛市，他们被称做“冷酷的第三堡垒”。
1864年11月29日，天破晓，基文顿为“黑水壶”的村子鸣响了礼炮。
在议会花费时间与精力调查这件事件时，收到大量的证据。一位查看了被杀的几个儿童的军事人员说，一个儿童是被用类。似骑兵的马刀砍的，另一名儿童的两只耳朵被割掉。一名新墨西哥自愿人员中尉听科罗拉多一位骑兵说，他把一个印第安人的心脏扎在一根棍子上。有人看见一个不知名的中尉，剥了三个女人和五个小孩的头皮，他们是被活捉的。
商人威廉·本的儿子罗伯特·本看见另一名士兵袭击了一名印第安女人，她的腿被打断，当士兵提着马刀走近她时，她举起一只胳膊架挡着：“……他朝她砍击，砍断她的胳膊。她倒在地上，举起另一只胳膊，他又举刀砍去，将它砍断，然后，把她扔下，但没有把她杀死。”三四十名印第安女人设法藏在河岸边一块低洼地或洞中，并派出一个女孩打着一面白旗出来，但这个女孩仅走了几步，就被一个骑兵砍倒。本说，她看见一名怀孕的印第安女人的肚子被剖开，胎儿被扔在她身旁。“我看见‘白羚羊’的尸体，他的生殖器被割掉，并听一名士兵说，他打算用它做个水烟袋”。“白羚羊”可能佩戴着一枚林肯总统送的奖章。要是这样的话，它也没发挥出比“黑水壶”的旗子大一些的魔力。
科罗拉多第一骑兵团E连的米克斯·乔作证，战斗结束后，天已大亮，他在一个战壕里被残杀的成人堆里，看见，个男孩依旧活着，“只见第三军团的一位少校掏出手枪，揭掉孩子的上脑壳。我看见一些人砍掉手关节取戒指，割下耳朵取银耳环。我还看见同是这位少校和一伙人一起把天亮前埋的那些尸体翻挖出来，剥取头皮，并取走他们的装饰物。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印第安妇女杀死之前先把她的脑袋击碎。第二天早晨，在这些死尸变硬之后，他们把印第安妇女的尸体拉出来，以猥亵的方式暴露她们……是科罗拉多第三骑兵团的人们干的。”
斯科特·安东尼少校记述了一名三岁儿童被残杀时的情况：“我看见一个人在大约75码远的地方跳下马，端起来复枪开了火，他没有击中这个儿童，另一个走过来说：‘让我来试试这狗杂种，我可以击中他。’他下了马，跑下，朝这个小孩开枪，但仍未击中。第三个人走来，说了同样的话，并开了枪，小孩倒下了。”
詹姆斯·康纳军士证明，在穿过战场时，他发现所有印第安人的尸体，无论是男女老少，没有一具是有头皮的，士兵们把这些尸体全部肢解，以最骇人的方式把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的阴部全部割掉……，我听见一个人说，他把一个女人的阴部割下来，并把它亮出……我也听说过大量的事例，说男人们把女人们的阴部割下来，绷在马鞍的前穹上，在骑马列队时，还把它们戴在帽子上。”
调查的第59天，进行了反驳，外科医生凯莱布·希德萨尔证言，他当时一直在一个夏安人的小棚屋里为伤员包扎治疗，那时，有一名骑兵拿着五六张高加索人的头皮走进来。
希德萨尔医生被问道，他怎么能断定这些头皮是白人的。
回答说，他是从头发的颜色断定的，它们是淡黄色，砂棕色，没有一张是纯黑色的。
头发就不退褪色？它们的原色就不会因时间过长而老化变色？
希德萨尔医生认为不会，“我的印象是它们没有一张是10天前揭下来的。”
他被问道是怎样确定的。
“皮肤色与肌肉显然还是潮湿的。”
威廉·布雷克里奇是最知名的汤姆·比斯顿的副行政司法长官，基文顿发动这场袭击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士兵。他的证言进一步证实了希德萨尔医生的证词，“曾经有过许多白人男人与女人的头皮，都是新近取下的，是在那些印第安人的圆形帐篷中发现的……”
基文顿自己也说及，在一间棚屋中，他们发现了一张白人的头皮。当丹佛市的市民确切地知道，他们的士兵发现了数打金棕色与亚麻色的战利品时，就把这些夏安人残暴的罪证展示出来。更残忍的事实是，他们看见过一块用人发编织成的毯子，是用白人女人的头发编织的，人人都知道这一事实。最残酷的事实是由《山岩日报》的一位编辑威廉·贝尔斯披露的，他说，这些骑兵们’发现，在一个印第安人的马鞍上，铺展着一张白人女人的皮。
不管怎么说，所涉及的这些传说，都激发了科罗拉多市民们的恐惧与愤怒。
大约在基文顿对这个村庄袭击三周之后，他的这支民兵兵团骑马得意扬扬地慢跑步穿过丹佛市。这位狠毒的前说教者耀武扬威地走在队伍的前头，手中举着一根杆子，上面绑着一只捕获来的鹰。据《山岩日报》报道：“第一兵团乐队，基文顿与苏普上校，鲍温中稷，塞尔少校一同走在队伍前头。‘冷酷的第三堡垒’成纵列的部队极其堂皇庄严的沿街行进着，后面跟着威武的军车运输纵队。他们浩浩荡荡地从摆渡街的北头鱼贯而入，穿过拉蒂默、G与布莱克街，几乎又折回到摆渡街。当这些勇敢的英雄们穿行而过时，两侧人行道与街角台阶上挤满了市民，他们在向这些熟悉的老朋友们欢呼致意”。
敏感的心灵可能在颤抖，《山岩日报》没有颤动：在为第38届国会提供的证言中，也包括它的一篇长篇社论：“在同印第安人作战的各军辉煌的战绩史册中，又写入了我们科罗拉多志愿人员新近在这场战役中无可匹敌的卓越功绩，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能与之相比……被杀死的人包括所有夏安人首领：‘黑水壶’，‘白羊羚’，‘小长袍’，‘左手’，‘碰膝’，‘独眼’，以及其他不知道名字的头领们。部落中杰出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该部落几乎被会歼……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次为自己增添荣誉。”
基文顿上校认为他的部队十分勇猛。“这天黎明，我攻击了一座有130多间棚屋的夏安人村庄，那儿有近900～1000名斗士。我们杀死了‘黑水壶’，‘白羊羚’与‘小长袍’……”事实上，这个村庄有八九十个棚屋，不足500人，他们三分之二是妇女与儿童，“白羚羊”被杀，“黑水壶”与“小长袍”幸存。
在“冷酷的第三堡垒”进入城镇后没多久，在阿波罗剧院舞台上演了另一场极其残忍的表演：100张夏安人的头皮被展出。海伦·亨特·杰克逊（那晚他没有出席阿波罗剧院）声称，观众们“狂喜地鼓掌欢呼”。
这些用绳子穿的头皮被挂在舞台上是十分可能的。然而，当这些头皮出场上演时，没有一个人——无论杰克逊夫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存留下有关这返祖现象的舞台造型场面的详节，如日期，特显节目等；也没人记录下一则可能由基文顿或他的“冷酷的第三堡垒”提供的评述。当然，对这个场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参观阿波罗剧场展览的大量观众中，他们亲朋的头皮都曾经在这些土著人的剥头皮刀下失去。要是这些观众们确实热烈地拍手称快的话，它也确实证实了一位前来观展的英国人的评论：美国人可能是历史上唯一这样的民族：从一个原始状态，滑入一个从来不懂文明的衰落时期。
1936年，伊丽莎白·塔尔曼在接受《科罗拉多专刊》记者采访时说：
基文顿出发向沙湾进发时，我在丹佛市。约翰·M·塔尔曼（后成了我的丈夫）属第三军团，该兵团仅有部分人参加了这场战斗。我有一些用白人头发做的戒指，它们是从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取到的。要是你们那时也像我们那样生活，如同我们那样一直处于惊恐焦虑之中，几乎每天可以看见被印第安人杀死的朋友或熟人们的尸体时，你也就不会从内心对基文顿的行为进行指责了。
C·P·邓恩是一位19世纪有见识的学者，他时常发表一些抨击政府政策的文章，他声称基文顿疯狂突然的袭击，被证明是正当的。他的这一评述必定引起了置疑，或至少引起争论。邓恩撰写并沉思的那个时代，正进行着一场有关红种野蛮人是否有灵魂的学术性争论。
蒙大拿国会议员詹姆斯·卡范奥对那个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民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除非我所看见的是一个死去的印第安人。”
在聆听了科曼契人首领“银胸章”说他自己是善良的印第安人后，谢立丹将军对此做了归纳，他说：“我所见到的善良的印第安人都是死去了的印第安人。”而美国英语集合词逐渐无意识地把树立丹的评述简化为一句驰名的警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和拿破仑一样，谢立丹是位非凡的人物——仅五英尺五英寸高。据说，他有一个十分笨重的大脑壳，以至于没有一顶帽子能与它相配。有人断言，纵使像片也难以改变这一事实。他那双乌黑的杏仁眼睛，飘浮在下巴的小胡子使他的模样更像古蒙古皇帝的画像。然而，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说他是一个“体格结实的普通爱尔兰人”，如同纽约街头讲演者那样，他在前额梳下一绺头发。历史学者斯蒂芬·安布罗斯把他刻画成一个固执的小矮子，说他“个性强烈，喜慷慨激昂；战争时间，狂热地渴求战斗；性急易怒，善苟评指责他人，但又不大能原谅别人，有暴发性活力，要求他的士兵永远是无所不能的人”。
卡斯特比他高出半个头，女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性感的人。与谢立丹不同的是，他很少怀有妒忌之情，要不然的话，他两人必定是很相像的一对了。卡斯特可能是个火爆子脾气，即刻便可爆发，他喜好战斗，易于毫不容情地谴责他人，他只能反而激之，而不能顺而揉之，两个所见略同的人自然能够彼此相互理解了。谢立丹看出了他与这位年轻而鲁莽的骑兵的一种精神共鸣——一个人愿意使军队得以锻炼的话，他会认为，处置这些危险的红种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制服他们！
利特尔·菲尔·谢立丹得到他的上司威廉·特库姆施·谢尔曼的支持。谢尔曼将军本人也是个不畏强暴的人。10月15日，他给谢立丹写信说是该让印第安人自己决定是否要被灭绝的时候了。
作为这个政府的勇敢的人们与战士（这个政府已为和平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在履行一个最令人不愉快的义务，接受由我们的敌人所挑起从而使他们自取灭亡的战争。要是这场战争是以这些印第安人全歼为终结的话，那么也就是他们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充耳不闻，并负隅顽抗的结果。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碍于我们军队备战的工作的事。我也不允许那些用含糊不清的残忍啦，非人道啦的指责，来束缚你们的手脚。我要行使委任于我的根本解决问题的权利，要使这些印第安人，这些我们民族与文明的敌人将不再以任何借口、以他们所选择的理由为辩解，来制造野蛮的战争……你尽可按你的方式干吧，我要尽我的一切权力所在做你的坚强后盾，并顶住那些在你背后干扰你并想阻止你的军队行动的一切尝试！
沙湾事件应当足以使“狂马”或“坐牛”引以为鉴，然而，由于短缺如同谢尔曼、谢立丹与卡斯特这样的职业斗士，或者可能出自全人类的人文主义观念，使得“黑水壶”坚持他的天真幼稚，并继续坚信，红种人与白种人应当以同等的地位分享土地。于是，1868年秋天，利特尔·菲尔在安排结束由科罗拉多说教者开始行动的事件的同时，要求在砂岩总部的“黑水壶”参加同另一位白人首领W·B·黑曾将军的会谈。
一位名叫克拉拉·布莱尼的白人妇女同他的幼子威利被夏安人和阿拉伯霍人捉走，虽然部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被夏安人与阿拉伯霍人抓走，还是被邻近的基瓦奥人逮去，但大体知道他们还活着。这些印第安人提出要用赎金释放她们母子，黑曾将军想通过同他们谈判使她们母子得以释放。而谢立丹则压制这种想法：“在她丈夫与朋友被残杀之后，她自己遭受了也许是所有部落的可怕的兽性般凌辱，而后他们又要求用五匹矮种马的酬金做赎金，这纯属对仁慈的嘲弄。”
布莱尼对局势看法却不同。在第七骑兵团开始袭击的三周前，一个密使带来了克拉拉带给“仁慈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些改动，但每一个陈述似乎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位女子的姓大都拼写为布里尼。没关系！不难理解她万分焦急的心情。
不管您是谁，只要你愿意用几匹矮种马，或任何东西把我们母子从印第安人手中赎回，并允许我在同我的朋友写信联系上之前，能和您呆在一起，我的朋友必定会重谢您的；我会为您做事，并尽我的一切报效您！
要是您住的离这儿不太远，并可抵达该村，而且，您又不害怕来的话，我求您试试吧。
这些印第安人用尽可能让我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他们期待着要把我赎出的商人到来，并把我卖给这些商人。您能被这个带信人认出吗？能告诉我他们是白种人吗？如果他们是墨西哥人的话，我担心他们会把我们卖到墨西哥，使我们沦为奴隶的。
要是您不能救助我，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吧，请代我写封信吧！代我给堪萨斯富兰克林镇奥塔瓦的W·T·哈里顿写封信，他是我的父亲。告诉他我们正同奥基瓦人或更安人在一起，他们说，在白人给他们安宁以后，我们即可回家。
请把愿赎我的人告诉我，并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知堪萨斯州长，给他们安宁吧。请把这些告诉州长吧！
我们是10月9号在阿肯色的莱昂堡南部被逮住的。我是克拉拉·布莱尼夫人，我的小儿子威利·布莱尼2岁了。
尽您的一切可能救救我吧，给“和平委员”们写封信，要他们今年秋天停战吧。为了我们的缘故，尽您的一切吧。上帝会为您所做的一切赐福的。
要是您能够让我听到您的答复的话，告诉您的想法吧。给我父亲写信吧！”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吧！再见！
R·T·布莱尼夫N
又及：
我也是一个被期待之人，被我的儿子期待着。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小威利，他已经十分虚弱了。啊，上帝！救救他吧！救救他，仁慈的朋友！即使你不能救助我。下次再见！
要是卡斯特听到这些令人激动而发狂的恳求的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触动。他只是一名听从命令的士兵，不用怀疑他希望去救助这位妇女，但他是策略性地考虑这件事，他要摧毁敌人的大本营！单靠显示实力是不足以吓唬住那些人的，他的决心是彻底粉碎他们！一个月前，巴尼兹上尉给詹妮写信说不会给予宽仁的！一名落入敌人手中的骑兵，只有期待折磨与死亡；一名被第七骑兵团逮住的红种印第安人也休想活得太长。
卡斯特决定把这个兵团分兵几路，去包围“黑水壶”的村庄，这同8年之后，他在蒙大拿的方式十分相同。
一大群各种狗从营地跟随他们而来。但在开始发动袭击半个小时之前，他命令把它们杀了，以防止他们可能会嚎叫或狂吠，把印第安人惊醒。这些该死的家伙中，有一只名叫鲍勃，是条杂种狗。霍安军士把他称作是无恶意的小猫咪。多数狗都是用一个绳子套把嘴套住，然后勒死或刺死，可有人却把一根尖桩打进鲍勃的头，几天之后，鲍勃重新加入了这个兵团。听起来好似不大可能，但雷安说，就是这样。鲍勃又活了两年，可能遭受了恐怖的头痛。当第七骑兵团接受命令到南方去威胁三K党时，他们乘坐快车，从海斯堡出发前往堪萨斯城。途中，它自杀了。一名士兵知道的情况是“电报员史密斯”喝醉了，开始乱骂人，使可怜的鲍勃从窗子跳出去，“……这样结束了它的生涯”。雷安军士这样说，可任何一只头部打入尖桩还能逃生的狗，也应当从火车跳出去而照样大难不死。
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的这个命令意味着杀死了他自己的两只或更多的狗，但至少有一只幸免，那是最得宠的名叫布鲁契尔的猎鹿狗。
部队绝无声息而隐秘地出发了。谈话不得超过耳语，不准四处走动，不准跺脚取暖。卡斯特的骑兵们等待着黎明。突然从一块深雾中闪现出一颗晨星，伴随着十分明亮的火焰般的光升向天空。起先，这些吃惊的人们把它误认为是一枚火箭。只是由于你不会把印第安人同火箭连在一起你才会觉得很难理解罢了。他们怎么会把一颗恒星误认为是火箭？但他们确实那样认为。
苏人发明了夜晚用箭只发信号的方式。他们把潮湿的黑色火药涂在箭头上点燃。然后按照飞射的时间来表达它的含义——一个鲜明的轮廓，形成一种摩尔斯电码。沿华什地一带的印第安人是夏安人，但想到苏人发明的烟火弹信号的事，就不难理解士兵会把晨星想成火箭。
要不就是某些骑兵想到了夏安人的烟火信号弹。夏安人曾在堪萨斯制造了一种爆炸箭，是在箭头刃上装一个雷管，然后，把它们装在一个装有黑色火药的棉花包裹。碰击箭刃就会引爆雷管，它又会点燃炸药，便会产生一个小火花。虽然它们不是常常能发挥效力的，但这些夏安人确实用这个小发明烧毁了大量的兵站仓库。
再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夏安人从商人手中购买了火箭。
虽然，这些误解可以被解释，但卡斯特的士兵、军官以及他自己全惊呆了：“它缓缓地威严壮丽地继续朝那坐山顶升去。最初，它像一个火焰般耀眼的小小的明亮的球，但继续升高之后，好似球体逐渐变大，移动得更加缓慢，而当它迅速地从一种颜色变成另一种颜色时，依次展现出灿烂夺目的七色光彩。无疑，我们似乎就要全部暴露。”
那天，要是夏安人的哨兵“双狼”是脚趾踩地，而不是背着地的话，他们十分可能早已被发觉了，然而，这天夜晚，天气特别冷，再说，这些穿蓝制服的人们还离得远着呢。“双狼”就撤回到他暖和舒服的棚屋里倒头睡着了。这样做简直太愚蠢了，因为当天下午有两名基奥瓦人曾经呆在村里，并带来消息说，他们发现了明显的装有蹄铁的马蹄印。夏安人对这一消息放声大笑，他们难以相信，在这样寒冷恶劣的气候情况下，军队会来尾随他们。一名基奥瓦人十分焦虑，他要独自动身离开，但他的同伴却要留他住宿，因为夏安人在这天晚上要跳舞。所以，这两名基奥瓦人留下参加跳舞，而卡斯特的人们则悄悄地走近了。“双狼”被冻僵后，便去打盹。
伊丽莎白在她的《紧随队旗》中，用最大的情趣唤起这个寒冷的夜晚，“兴奋与激动驱散了情绪热烈与激昂的士兵的寒意，当乐手们把冰冷的嘴唇贴在那更加冰冷的金属上时，欢乐的《加利欧文》曲子被吹奏出来，士兵们的心中顿时充满了由即将去完成无上光荣使命而唤发出来的热情与欢乐。”20世纪愤世嫉俗的参战士兵们，几乎是不会有如同伊丽莎白笔下的这样的情感的，但那时，似乎确实是真实的，当乐队开始以卡斯特的主题歌演奏时，他被冻得发麻的军队，立刻被激活了。也许甚至是激情奔涌地朝这个村庄冲去，用他们最快的神速朝那一座座高高的白色棚屋猛烈开火，安全地呆在家里的伊丽莎白可能是想像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场景。或者是重述了她所被告知的场景；可是，弗兰西斯·吉本森中尉亲临战场，他也描述了这充满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鼓舞人心的旋律终于喷发出来，在寒冷的清晨，那令人亢奋悦耳的声音响彻云天……”这些心潮澎湃的骑马队伍，如拉开闸的潮水从四面八方突然涌出，“山姆大叔”骑兵的密集队形渴望光荣……”
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袭击，使卡斯特赢得了一个新名字，从那天起，他被叫作（在众多的其它绰号中）“爬行的豹子”。
在达科他准州生活五年之后，阿里克洛人命名他“晨星之子”。至少他大概是这样接受了这个名字的。但也可能是叫做“晨星之子”的“乌鸦”侦察员“白人追他”把自己的名字授于了卡斯特。不管是李人还是“乌鸦”人先这么称呼他，“晨星之子”自身象征达科他准州的儿子，意为在黎明时明亮柔和的金光下降生。不管他怎样获取了这个名字，他喜欢被叫作“晨星之子”。骑兵们送给他许多绰号：“强驴”，“铁屁股”“长卷发”，可他最喜欢“晨星之子”。
在这次袭击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孙子，路易斯·汉密尔顿上尉的心脏被子弹击中，他可能是被斗士“歪倒人”的来复枪击中的。大多数记述完全认定，汉密尔顿是独自一人跑在连队的前头被击中的。而在《我的一生》中，卡斯特暗示了他同这位上尉并肩乘骑。然而他给汉密尔顿的母亲写信说，他们刚刚分开一会儿。据一名目睹事情经过的军官说，汉密尔顿在马上痉挛地抽搐了一阵，“僵硬地躺在马蹬上，尸体被拖了好几码远，然后才从马上掉下……”他24岁，是正规军队里最年轻的上尉。据说，他是一位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的青年军官，他精神饱满，很有才干，大家都爱戴他。
他的紧身短上衣后来由他弟弟帮助陈列在俄克拉荷马历史协会，衣服上面有一个子弹洞，不是在胸部，而是在后背右肿骨上方。鉴于这一奇怪的事实，据认为，一位骑兵想要射死卡斯特，但却误伤了汉密尔顿。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这种推测。正确的解释可能是汉密尔顿骑马时，紧身服是解开的，子弹可能穿过身体飞出时，穿过了外衣。据乔治·本说，杀死他的印第安人斗士没有骑马，这是“红胫”与“巫人麋嗓子”告诉他的，说是“歪倒人”从他的帐篷里冲出，射死了一名军官，后来被认出是汉密尔顿。所以，事实应当是子弹从左乳头下约5英寸进入，从右肩胛骨的内角处飞出。
汉密尔顿很喜欢素描，显然也很有造诣；俄克拉荷马“历史协会”有他的一幅笔墨画，画的是一些政治家与政治代理人，戴着一顶高高的大礼帽，这幅画使人联想到无情冷酷的杜米埃的漫画艺术。他喜欢为他第七团的战友们做临摹画，但当每个人对他的杰作报之哈哈大笑之后，他也就把它们撕掉。伊丽莎白说：“就这样，去掉心中的刺痛，却产生出持续不断的漫画视域来。”
在汉考克远征期间，汉密尔顿结识了记者西奥多·戴维斯。戴维斯返回东方之后，他们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在他被杀的前一个月，他在道奇堡附近的营地给戴维撕说，正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冬季战役。接着，他对萨利将军做了一些诋毁性的评论。他请求戴维斯不要把它发表，以免伤害这位将军的感情。接着，他就政府的治安，就印第安人的同情者做了一些评述：“我只希望那些最热心的男女崇拜者们，是高尚的红种人的仁慈的接受者，而不是塞莱纳与索罗门的残遭不幸的定居者们的接受者。其中一名女子被带到哈克堡，被23名恶棍轮奸……康斯托克便是残遭这帮野蛮人伤害的第一个人，他同一位名叫格罗弗的侦察员拜访夏安人首领“黑水壶”的宿营地，接着，被认为是友好地交谊，并让离开，但当他们离开时，却遭受枪击。格罗弗装死逃跑了……”
巴尼兹比汉密尔顿幸运些。他同名夏安人进行了殊死决斗。在这名印第安人从一边跳到另一边时，巴尼兹勇敢地前后闪开。两个人都明白，谁闪失，谁就死。他们同时开枪，那个也许是首领“鹊”的夏安人，摊开双手倒在地上。数年之后，“鹊”回忆了他同一名非常高大骑着棕色马的军官决斗，这确凿无疑地是指巴尼兹。
可是，上尉自己腹部也中了子弹。他们的距离又这么近，这名印第安人的枪刃刺破了他的军大衣。好久之后，他记述说，由于他朝前倾了一下，来复枪的弹丸从一条肋骨擦下，击中了另一条肋骨，擦破了肋下一片肉，又偏离穿过他的身子，从靠近脊骨处的肌肉穿出。他又朝前骑出200码远，下了马，倒下，手中依旧握着缓绳。过了一会儿，他被人发现，放在一件野牛皮袍子上，抬送到战地医院。那里，两名遭受雪盲折磨的外科医生认为他受了致命伤。他也相信了他们的断言，决定给詹妮留几句话：“告知巴尼兹夫人，我不为我受了十分严重的伤得离开她而悔恨，我们相伴至今已这么多年月，我大概不能再次等待带给我们欢乐与幸福的重聚时刻了……”
使每个人吃惊的是，他渐渐复愈了。圣诞节前夜，他从营地补给站给詹妮写信道，在原先开刀的刀口处，突出来一块如同拳头般大的组织，如同肉店里的香肠头。斯特恩伯格医生“用新发明的精细仪器”把它除去了。
巴尼兹的病例，强烈地吸引了斯特恩伯格医生，他在《军医局局长1871年第三号通告》中陈述了这例手术过程：我用一根绞勒器线，但伤口还没缝合完时，线扣就断了……”斯特恩伯格医生对此十分感兴趣。他把这块称之“网腹”的组织，送给华盛顿的“军医博物馆”，它被放入一个盛有甲醛的广口瓶里陈列起来。
斯特恩伯格和他的助手利平考特医生判断上尉的伤势十分严重，也多少有些正确。巴尼兹活了很大岁数，于1912年去世，享年77岁。但尸体解剖时，发现他死亡的原因还是由于1868年的子弹伤口处的一个增生物所致。尸体解剖中，也发现了他曾经穿的外衣的一块布片，看来，自华什他战斗之后，这块衣片一直存留在他体内。
这颗使他倒在地上的大型圆头子弹，是从一支前膛式兰开斯来复枪发出的。或许是在“巫人棚屋”和平协商会议上，由政府发给夏安族人的一件武器。巴尼兹自己那时也去了“巫人棚屋”并感到诧异，“印第安人签署了条约，也分到了礼物，其中有65支新型左轮手枪！还有几百把把新型屠宰刀！”
八年之后，在黄石河岸，雷奥少校就卡斯特战役做书面汇报时，总结了这么几行：“惨不忍睹的尸体堆起了一个壮观的高地，卡斯特就是在这个高地中阵亡的。在我死去闭目之前，它将永远活生生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使我近来日益迫切地想要向这个国家发善心的人们发问，是否有这样一个政策，在武装的战场上，你既要武装敌方，为敌主提供衣食武器装备，还要保证这个政府不被你的敌方消灭。”
显然，一个世纪之后，雷奥少校的这个问题还是未能被解决。
继巴尼兹上尉之后，易怒的本廷也差点儿在“黑水壶”村庄击战中丧命。一个年轻的夏安人，看上去大概仅14岁左右，从首领的棚屋中猛冲出去，跳上一匹小矮种马，力图逃跑。本廷策马紧追，并在当时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清楚地向他表达着信号，告诉他要是他投降的话，他不会受到伤害。男孩的回答却是一边快马加鞭，一边开枪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本廷的耳边穿过。年轻人连射了数次。第二或第三次时，本廷的马被射倒，使他滚落在雪地上。这个夏安族少年再次还击，本廷忍无可忍，把他杀了。
大多数人把那勇敢的年轻人看作是“黑水壶”的儿子，但事实是，他是“黑水壶”的侄儿，名叫“蓝马”，他的年龄要比他的外貌大一些。据乔治‘本（他同“黑水壶”的侄女结了婚，应当知道）说，“蓝马”大约21岁，他误解了这位丰满的老祖父般父亲的挑战。
按照这位将军的看法，他重大的伤亡人员中还有他宠爱的鹿猖布鲁契尔。傻瓜布鲁契尔！它被极度刺激的场景弄迷糊了，分不清朋友与敌人，便决定加入到印第安人中去，从而在肋骨上中了一箭。数月之后，卡斯特说：“我在那个重大的早晨，在存放大衣的附近，发现了它的尸体。”
村庄的战斗仅仅持续了几分钟，而杀死那些单独逃窜的印第安斗士则花了几个小时。他们藏在壕沟的草丛中。按卡斯特的死亡人数记录表，被杀死的印第安斗士是103个，但实际上可以列入名册的仅有11名：首领“黑水壶”，首领“小石头”，斗士“怪人”，“蓝马”，“熊舌头”，“红牙”，“瞎熊”，“小心肝”，“红马”，“大熊”和一白熊”。其余93名全是印第安妇女、儿童与老人。纽约《论坛》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见证人的报道，把这个遭劫掠后的荒村比做一个屠宰场的畜栏。到处是粘裹着脏泥污雪的印第安人的尸体和动物尸体，山洞里，沟渠里，一具压着一具，听起来，仿佛“黑水壶”的付子躺在成吉思汗的征途上。
枪声平息之后，卡斯特派遣了几班人把所有失散的印第安人的矮种马集拢起来。雷安军士被派人一个班。他在1909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在远足返回途中差一点被杀。当他骑马来到一个悬崖脚下时，闯到了一位没有上马的斗士的鼻子底下。距离这么近，雷安首先想到的是从他身上踩踏过去，并同时设法向他开枪。可是，此时，雷安的马由于受惊腾空而起，已无法控制，所以，我还没有来得及察看这名印第安人是否被杀死呢，它已经跑出了一段路。“我非常想揭掉这个印第安人的头皮”，雷安说，就在他终于把马控制住时，回过身来时，见那个敌人依旧活着。这位军士又向他补了两三枪。此刻，又出现了另一个披着毯子的人，可他不是夏安人斗士，而是雷安本连的二等兵伊格，他也来自雷安的马萨诸塞州家乡。
我问伊格是否能把我的马拉住，然后，下了马。我把那个印第安人的脸板过来，用左脚踩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头皮揭下来，并举向伊格，说：“约翰，这是我为我的军队取的第一张头皮！”我取下他的来复枪，这是一支笨重的前膛式有缓冲的枪，是宾夕尼亚兰开斯特市制造的，特为印第安人捕猎用。我还得到了一支44毫米口径的雷米尼格范左轮手枪和一把带路的刀子，但没动他身上的小装饰品。我相信我收集的这些物件中，如今还有一些存放在我家中。
我把这张头皮挂在腰带挂剑的挂钩上，开始寻找我们的部队。途中，我注意到我的大衣下摆沾上了血污，于是，便把头皮扔了。抵达营地后，我向连队指挥官欧文·里尔中尉汇报了我的经历，他问我头皮在那儿，我告诉他扔了，他笑着说，应当把它留着，因为，在那种场合，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无上光荣。我向里尔中尉示意了我价值14美元的外衣情况。他问及我的感触；我告诉他我觉得我像艾利斯曼。艾利斯曼是一名“纽约军团”的士兵，他弟弟于1864年6月16日在彼得伯格前线被杀，这使他十他悲愤，第二天，他在身背后藏了一根树桩，杀了10名南方邦联支持者。上尉问到他的感触时，他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对可怜的汤姆有任何帮助，但他觉得心里舒坦些了。我的感觉就这样。
一位名叫“银角”的基奥瓦人把华什他战斗绘制在一条平纹布上，它现存放在加利福尼亚高地公园的西南博物馆里。“银角”的画面中心是一帮围成椭圆形的印第安人，画面上到处点缀着飞箭，U型马蹄铁印，也装点了一些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与战棒。威严的美国军队如同一个方形女子合唱队，整步同时从四面八方开来。所有士兵的来复枪都朝一个方向开火，他们身着淡绿色军上衣蓝色裤子，每个士兵都长着金黄色头发。头发可能并没有涉及卡斯特将军，仅仅是表达白种人的识别特征。
这是卡斯特在大平原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既使南方夏安人感到恼怒，也使其它几个部落感到沮丧。
战场确实到手之后，卡斯特即令清点掠夺到手的物品：573件野牛皮袍子，241个马鞍，75把矛，12个盾，35个箭袋，大量的短柄小斧，捉马用的麻套索，马勒，300磅烟草，等等。还有几袋面粉，袋子上贴有“内政部”的标记，显然，这是在“巫人棚屋”会议上得到的礼物。他选了一个结构特殊、建筑比较好的白色棚屋作为个人纪念品，然后命令弗雷中尉把其余棚屋和所有财物全烧光。什么袍子呀，马鞍啦，箭袋啦，弓啦，盾啦，食品啦，以及头皮装饰和绑腿，能烧毁的物品全部烧光。
戈弗雷认为这样做是浪费，但还是照办了。“我从村子北头开始焚烧，把圆形棚屋拽倒，把几个合在一起，架在棚屋杆上，把它们点着……”
一团呈漏斗状散发着臭味的黑色浓烟，在河流的上方袅袅瓢动着。
“一个士兵拿来一件我曾见过的束腰袍子，这是一件羚羊皮制做的礼服，上面装饰着珠子、麋牙，它如同平绒一样柔软。我动身想叫将军看看，求他能把它留下，但走过一个火堆时，心想，有什么用，‘命令就是命令’嘛！于是，便把它扔进火焰中。我一直为这场毁灭而懊恨。”
卡斯特转向这群小矮种马，他先让军官和侦察员们选留他们想要留用的马，之后，由翻译罗密欧向53名妇女与儿童发命令。罗密欧明白，是要她们也去选择可骑乘的马，她们没必要步行赶到离这70多公里路的宿营地。接着，卡斯特指派戈弗雷中尉和四名士兵把剩下的动物杀掉。因为他不想让夏安人重新得到它们。再说，要把这么多的动物成群赶回营地也是不可能的。戈弗雷的死刑执行者们起初想割断它们的喉头，但令人吃惊地发现这极其困难，因为它们不能容忍白种人的气味，不管士兵们想怎样接近它们，它们拼死挣扎。戈弗雷说，过了一会，他的士兵们便累得精疲力尽。所以，他增派人员，用枪弹将这些可怜的家伙击毙。然而，即便增派了人员，还是费了好一阵功夫，因为有近800头矮种马与骡子。当把它们全部杀光后，覆盖着厚雪的俄克拉荷马的田野突然开满了黑色的花朵。
在夺得了由“老熊”与“公狗”管辖的村庄之后，库鲁克也相继进行了这些程序，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人们没有遇到多少麻烦，他们甚至可以用斧头、刀子将它们砍死。在解释了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外，伯克的话语似乎令人感到十分悲痛：“听着从切断了的气管里涌出来的牲畜还在呼吸的呻吟声，和将要死去的动物的凄凉的喇叭般的鸣叫声（我无法找到其它词语来表述我的意义），实在叫人感到悲哀、可怜。悬崖上听到这种哀呜声的印第安人们，必定明白这儿在发生什么事……”
1874年9月，麦肯奇也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了科曼契、基奥瓦与夏安人的矮种马。由基特卡森作向导，麦肯奇突然袭击了“红河”源头的印第安人，把他们从棚屋中追赶出去，烧毁了他们的家园，数英亩的地面上，有1400头印第安人矮种马的死尸。战略惨忍至极，战绩极其辉煌，万物不留！
尽管有关“黑水壶”的死亡传说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差不多。好似他跳上一匹矮种马，把妻子拉到他的座前，开始渡河，但未能跑出多远。他的后背被击中，妻子（她难以处理的名字近似于英语的“女巫”）后来也被子弹击中，死在他身旁。
数年之后，一名叫“向后移”的老太太讲述了这场战斗和有关寻找“黑水壶”的事。她说，这位首领和她的妻子躺在水下，“滚下”，“疥癣”，“怕河狸”与“粗人”四个人把他们的尸体拖到河岸边，“粗人”铺了块毯子，把“黑水壶”和他的妻子放在毯子上，此时天已很晚，所以，“向后移”和其他人便离去。他们骑马朝西边走去，在他们穿过这些男女父老儿童们的尸体时，可能停下来查看了尸体，数说了这些死者的名字。然后，爬上了华什他山，直至来到“歪手腕”的棚屋。“那儿有我的许多亲友，他们叫我留下来，我……。
另一位印第安人的故事则说，“黑水壶”与他的老婆在结冰的溪流中躺了整整一夜，直至第二天才被幸存人员发现。这位首领被骑兵击毙时67岁。他是一个苏人，他们部落中有一个来自东北部的人，他为这些印第安人带来了“太阳舞”。他讲和夏安人相同的语言，但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语。
利特尔·菲尔焦急地监视着战斗的进展，他从战地总部海斯堡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卡斯特设在加拿大北部叉口的宿营基地，卡斯特是在该军团出发前的两三天抵达这里的。
11月29日晨期天早晨，卡斯特的两名侦察员返回来，一个是邋遢的怪人“加利福尼亚乔”，另一个是他的伙伴杰克·科宾。当时，声音悦耳的戴本尼·威尔·仑道夫三凯姆是驻在该营地的一名记者，他把乔描述为老练的志愿兵，长着长长的头发，火红的连鬓胡。两个人都曾睡在地上，好似他们的样子可以谅解，但乔显得有些失态的污秽，连鬓胡子与头发上沾着干草、树叶与灰土，围在脖子上的一块大手帕，看起来好像印第安斗士的犊鼻裤。
谢立丹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跑回来？莫非印第安人跑了？
乔用一条粗麻布片当手绢，他必定是流鼻涕了，因为在呈上卡斯特的快信前，他先用这块粗麻布片擦了擦鼻子。
谢立丹迅速读了快信，然后令他们给卡斯特带了复信返回去：
华什他河战斗是所有我们秘密战斗中最彻底、最成功的战斗。它又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与环境下进行的，从而也反映了你和军团的崇高声望。
随同这封短信，谢立丹还附上他自己的正式电告复页。卡斯特命令副官W·W·库克大声朗读。
印第安地区N·Can河狸湾叉口兵站密苏里作战部指挥部1864年11月29日电告：
将军第6号战地通知：
Cmdg少将向该部队通告，第七骑兵团于27号清晨在印第安地区、安特鲁普山附近的华什他河岸，击溃了由著名首领“黑水壶”领导的夏安人主力，由“小渡鸦”领导的科曼契人以及“色旦他”领导的基奥瓦人的增援力量。战斗结果，野蛮人损失了103名斗士……
12月1日，听说凯旋归来的军团就要抵达。谢立丹立即整理好军装。
卡斯特对这样的场景也有相同的意识。在他的第七军团就要进入视野之前，他命令部队停下来，重整军容。他把自己的向导安置在队伍前边，他们扛着生野牛皮盾，来复枪，矛，弓。编成辫子的头皮上，拖曳着一串串羽毛和刚刚缴获的夏安人的银装饰品。凯姆目睹了这场戏剧性行进，他看见那挂在一杆杆长矛上的一张张血淋淋的头皮，并说，甚至奥沙古人的矮种马也用头皮与夏安人的一条条红蓝毯子装饰着。在这些勇敢的人们中，最突出的要算“快步走的人”了，他炫耀着一张头皮，并声称，是在这场了不起的战斗结束之后，从“黑水壶”的头上揭下来的。后来，据首领“鹊”说，这不是事实——“黑水壶”的头皮未被取下，“快步走的人”也没和他交手。
奥沙吉人向导后边，是骑着马的白人侦察员，不用说科宾与“加利福尼亚乔”在队伍里。卡斯特好似把乔看作是喝醉了的小丑，然而他是值得这样颂扬的，因为不管睡着还是醒着，他的头上总是压着一顶肥大的宽边帽。他还扛着一根长长的从后膛填装子弹的老式步枪。卡斯特在《我的一生中》写道，他总是骑着一头骡子，“它的速度与耐力博得了他的信任”。卡斯特对乔仅止了解这些。
乔的全名是摩西·埃默布里·埃尔纳，他是肯塔基人，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在墨西哥战役中为卡尼当侦察员或赶牲口运货，也去过加利福尼亚探测金矿。接着来了南茜·埃玛·瓦茨，她年仅13岁。他们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本可去过安静的家庭生活，但这差不多使他窒息。把南茜·埃玛和孩子们安置在俄勒冈的一个大农场之后，他又重操旧业——冒险。1876年10月29日，在“鲁宾逊”堡，他被一名叫托马斯·纽康门巴的人从后面开了黑枪。纽康门巴在兵站肉店工作，那天他同乔发生了争吵。争执显然已经调停，两人握手言好。但到了大约下午五点钟时，乔站在“白河”岸上和一些朋友交谈，纽康门巴潜入军需主任军官的畜栏中，镇定地在一辆运货车的车轮上固定了一支温彻斯特式连珠枪，从而使乔送了命。瓦伦·J·麦吉库迪医生于1922年给历史学家布林斯图写信说，他们曾经向东内布拉斯加领导人讲述了这件事，但无人关注它。“四天过去之后，也无人问及此事，我们被迫把纽康门巴释放了……现在，他依旧作为一名捕猎的向导，在蒙大拿的园林地生活着”。
麦吉库迪医生在乔的坟墓上放了一块红松板，可许多年之后鲁宾逊堡的公墓重新安置，唯一能表达加利弗尼亚·乔的最后一点直观可见遗迹的那块红松板好似被扔掉了。乔曾经是韦尔德·比尔·希科克的朋友。据公众说，一帮赌徒安排处死了希科克，可能由于他自己的一番不明智的议论吧。
不管哪种情况，在乔与他的伙伴的右后侧，总是骑马的赛拉斯·佩普恩中尉的平民侦察员，接下来的是兵团乐队，佩普恩中尉听起来似乎同纽康门巴一样，也是个品格令人讨厌的人。他后来因玩牌作弊而遭指控，并被列入军事法庭的名单中。据说，他在乞求控告他的军官们撤消对他的指控遭拒绝后自杀了。
接下来的是这位著名的年轻军官，他身着有装饰的鹿皮服装，跨在一只小跑步的黑色种马上。
再下来是愁眉苦脸的俘虏：五名孤儿和一群孀寡，她们全身缩里在毯子与袍子里，仅露出一双双惊恐忧伤的眼睛。凯姆说，这些女人们眼睛直呆呆地盯着前方，一直未向两边瞥一眼，她们认为自己很快就会被枪毙的。
排在队伍后边的是士兵与军需供给人员。
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卡斯特朝前跑了几步，向他的上级问候，此刻乐队奏出了《加利欧文》。太阳把温和的橘黄色光芒投撒在大地上，积雪开始融化。夜晚，奥沙吉人举行了头皮舞会，谢立丹将军对卡斯特的那个棚屋纪念品充满了倾慕。
听起来好像这场战役完美地收场了。可是，第七军团士兵的心情十分阴沉。因为由乔尔，埃利奥特少校带领的18名骑兵的分遣队至此还没有归来，至少有人看见他们顺河而下，尾随一些逃窜的夏安人。起先，由于兴奋，没有在意这件事，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未见他们归来，到了傍晚，卡斯特派出一个搜寻队，但什么也没见着。
为什么他忽略了对这块地区安全性的考虑？永远也不会得充分的解答。我们只能从他的《我的一生》中得到这样的解释：一由于当时我们兵力短缺，时值夜晚，我们必须摆脱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在山岭中依旧有很强的实力……”
雷安军士的“备忘录”几乎是在半个世纪后写成的，文中也暗指卡斯特确实曾命令即时进行搜寻，但印第安人增派的兵力阻止了这次行动。雷安评论说，要是我们原知道埃利奥特已被杀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带回那些印第安人质了。不管情况怎样，也不管卡斯特做何反映，埃利奥特少校的神密命运成为1868年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留待此后历史学家的一个敏感的问题。
近两个礼拜无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2月初，由谢立丹陪同，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10个连队，记者戴本尼威尔和卡斯特的第七兵团一同从“供给营地”出发，去收拾那些红肤色的威胁者们。谢立丹说：“要是我们能不止一次给这些印第安人迎头痛击的话，我们的兵团就会使他们闻风丧胆了。”路线几乎完全相同，谢立丹要去看看华什他战场，这一半出于好奇，另一方面要去查实埃利奥特少校的命运。部队在刺骨的严寒中凄苦地行走着。12月10号，温度低达零下18度，他们穿过了加拿大河。
凯姆记录了他们抵达原战场时的景象：“阳光在厚厚的霜层上闪耀着，树枝上，凹地里长长的荒草上，都挂着厚厚的白色霜层。唯一增加这大自然景色魅力的是一座座荒芜的小山，一条条古无人烟死静的峡谷，光秃秃没有枝叶的枯干草木，共同构成了一幅孤寂凄凉的寒冬图……走在部队前面负责开路的骑兵中队的脚印，穿过杂乱的灌木，向前延伸着。”
快要接近原战场时，他们惊扰了一大群肉食动物与野兽：成群的狼与郊狼小跑地走在军队的前头，它们不时停下来，回过头朝后边瞧瞧，有的则蹲在山上等候，正在狼吞虎咽地咀嚼着肉的渡鸦与乌鸦，慌乱地拍打着翅膀成群地飞跑了。
原来夏安人建棚屋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个圆形场地。死尸躺在烧焦的地面上，许多都用毯子裹着。有几具被放在树又上，其余的藏在浓密的灌木下边。“黑水壶”的尸体未能找到。据推测，他的尸体可能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尸体一同被抬到远方的峡谷中埋掉了。这个推测多少有点正确。在不算太长的70年之后，也就是1934年6月13日，一些担保单独海损的工人，在加长一座横贯华什他河的桥梁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个佩戴着“黑水壶”珍贵饰物的骷髅。据此理由，加之这具骷髅躺在一个沙丘附近，也就是“鹊”和那批印第安女人们离开的地方，它很可能就是那位首领的尸骨。尸骨赠给了当地报纸——《夏安族之星》，该报为本部落印第安人提供一个窗口。
到了一座小山侧，卡斯特向谢立丹介绍说，这儿就是他布署那场战斗的地方。他指出了攻击时所经过的小路，并在搜寻人员继续沿着峡谷下方搜寻埃利奥待时，重述了当时的战斗情况。
在靠近华什他东边一条干河支流处，发现了一具赤裸的尸体。脑壳被打得稀碎，脑子暴露在外边。凯姆报告说，在200码远处，躺着其余的骑兵，已冻成石头般的硬块。他们的脸都朝下，背上密密地扎满了箭。几个人的头被砍掉。在早期的《俄克拉荷马记事》中，记述了每个人的喉头“显然是被摘取了，这些印第安人要割掉他们的甲状软骨”。印第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中未予说明。
利平考特医生检验了这些冻硬的尸体。国家档案馆《历史军事记录》F卷第421页中，精确地记述了这可怕的临床检验记录：
下士卡里克，H连士兵威廉：右头顶骨有弹孔，双脚被砍掉，喉头被割掉，左胳膊被砍断，阴茎被割掉。
列兵唐尼·托马斯，I连士兵：肚子有箭孔，胸膛被切开，右臂被战斧砍下。
列兵默耶尔斯·卡森，M连士兵：头上有数个子弹洞，头皮被揭，身上有19个弹孔，阴茎被割掉，喉头被割掉。
不知名者：头、右手、阴茎被割掉，后背有三个弹孔和9个箭孔。
在一份绝密报告中，卡斯特在外科报告栏里加了几条特殊军医外科项目：在一位牺牲者的肋部，扎着一截兰开斯特来复枪，枪校已被折断，约有8英寸长的木枪托插入体内。
至于埃利奥特，他的脑壳上有两个弹洞，一个在左面额，右手被砍掉，阴茎被割，右腹股沟处有一深切口，两条小腿上也有切口，左手小指头被击碎，喉头被砍伤。
埃利奥特刚刚从南北战争中幸免于难。1864年6月，在密西西比河怀特站，他的双肺被子弹击中，推测已被打死，丢弃在战场上。6个月之后，他又在第七兵团服现役。1866年他退役了，但此时，这支军队开动员重新组建，他再次志愿服役。由于他卓越的智慧与才能，被委任为少校。据说，他曾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军官，无论是同南方邦联支持者，还是同印第安人的交往中，都显示了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这一过激行为导致了他袭击印第安人而遭致的惨败。一名谨慎不鲁莽的军官是不会带上不足20人的队伍，盲目沿华什他河下游，穿过一块不熟悉的领地的。
被他追随的这帮印第安人令人难以理解。大量的妇女与儿童尽力在河中涉水往下游逃跑，这看来有些不合逻辑，特别是在结冰的河水中。然而，这些士兵沿着悬崖骑马追赶着他们。但是，就在这些印第安人涉水到了靠近岸边时，她们差不多隐藏起来。在村子下方的梯形弯处，河水变深了，她们又被迫从水中出来，所以，士兵们可能又看到这些妇女与儿童了，埃利奥特便策马朝他们跑去。他最后的结局仅是一些零落的景况，和一些得胜的印第安人们讲述的情况。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是如同八年之后蒙大拿发生的事了：大量的印第安人，突然出现在这些白人士兵的眼前，这是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沿“黑水壶”村庄河下游处，有大量的夏安人，基奥瓦人，阿帕奇人与科曼契人。也就是说，在邻近的这些村庄处，沿华什他河约12公里处，有大约6000名印第安人的宿营地。卡斯特由于袭击夏安人的迫切心境，未能详细了解到这些情况。当然，他差不多也知道这一地区不止只是“黑水壶”的一个村庄，但却忽略了这些情况。当他包围了夏安人之后，他就认为他把所有的印第安人包围了。埃利奥特少校必定同卡斯特想的一样，在弄量白事情之后，已经太晚了：从河的上海处突然蜂拥而来一大群被枪声吸引来的印第安斗士，赶到前头的可能是由“粉脸”与“左手”带领的阿拉伯霍人。
埃利奥特命令他的士兵下马，松开缰绳，按圆圈形，头朝外，两脚并拢，如同车轮幅条般伏在浓密的草地中。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们被迫围在他们所呆的地方，几乎不能透过草丛看见外边的什么，而他选择的这块地方，刚好又被河对岸高处看得一清二楚。那些印第安人就隐藏在那里，他们刚好能一一瞄准这些一动不动的骑兵们。
印第安人证言，他们认为埃利奥特的士兵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匍匐在地上无目标地射击着。他们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设法杀死了一名斗士。那是名叫“烟叶”的阿拉伯霍人，他举着一根扁平的战棒。而任何举这种战棒的人，都有着做出杰出之举的重任之感。据称，“烟叶”急于抢头功，而过急地闯入士兵中。
埃利奥特可能是被叫“大母牛”的斗士杀死的。那是个肥胖的家伙，长着一双厚厚的嘴唇，瞧那模样，着实使人感到危险与恐怖，要是从他的像片做一判断的话，他确实像一个狂饮了啤酒的卡车司机，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
在埃利奥特骑马出发追赶那些逃跑的夏安人时，他从马鞍上转过身来，朝欧文·黑尔中尉挥了挥手，戏剧性地喊了一句：“为一个军衔，或一口棺材！”无论这句话是他一时无意脱口说出的冲动话，还是背诵戏剧台词，无法考究。但它却使人回想到一句类似的警句来。例如，本廷·莱利上校告诉杰弗逊·戴维斯，他将赢得一条黄色肩章，或者就是6英尺墨西哥土地！旅长威廉姆·沃尔斯在蒙特雷给扎卡里·泰勒说，他要获得一个军衔，否则就是一个坟墓！听说海军中尉威廉·伯克库欣在他去击沉南方邦联的阿比马里莱时说过：“为一道黄条，或二日棺材！”不用怀疑，这样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一直回荡在从胖利比到爪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场上，或更远处。确实，当无数颗子弹几乎把威名赫然的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阻隔在小比格奥时，一群爱国平民通过纽约《论坛》宣称，2000名同仇敌忾的人们在准备为死亡的英雄雪耻：“他们将在火山岩床赢得真正的专利权。否则他们将同卡斯特在一起！”所说的火山岩床有些稀奇古怪，在小比格奥峡谷，就没有看见有过火山岩床。这个爱国主义《论坛》可能一直想着俄勒冈和北加利福尼亚，那儿在1873年进行了马达考斯战役。
不管怎样，据说，在《往事回忆》酝酿期间，该作者逐渐领悟到一种令人惊恐的心理信念：一种奇特的信念，人们不是在实践中得出结论，而是以可以预言的方式对一些特殊的有激励性的事物做出响应。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一坚定不移且有强迫性的同等的应答：“一个军衔，否则一口棺材！”“一道黄色肩章，否则6英尺的墨西哥土地！”“一个军阶，否则一个坟墓！”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代接着一代，这沉闷的誓言，如同写在墙上的标语重复出现。
卡斯特自己好似也证实了这个令人震惊的顿悟。一个多少承认的事实是埃利奥特军队的被惨杀，可能归咎于侦察工作的不充分，然而卡斯特从未承认。戈弗雷中尉看见两名印第安人骑马兜圈子跑——在报警，就骑马跑到山梁上，朝河下游望去，吃惊地看到那里有大群的印第安人的圆顶棚屋，并看到一大群斗士骑马朝河上游跑来。卡斯特在听到这些报告后惊叫道：“啊？”可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卡斯特犯过相同的错误。他攻击韦德·汉普顿的部队时，就事先未对该地区进行侦察，要是他做了侦察的话，他就会知道，在附近，还有另一支由范兹·李领导的南方邦联武装支持者的军队。
“晨星之子”没有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任何教训，至少，没有对他的战略战术施加影响，在损失了埃利奥特少校8年之后，他为另一个村庄的场景激动不已，可就在这个村庄附近的另一道河湾里，大批野蛮的印第安人正在匍匐着。卡斯特没有想到往日的教训，而是重复了那预言般的应答口号，并发起了攻击。
据某些传记者讲，这并非属实。罗伯特·埃格争辩说，在小比格奥，也许卡斯特第一次克服了他鲁莽的天性：“他采用了大批兵力做侦察，他的计划是谨慎前进……”
这是可能的，但无人知道他的意向是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
本廷在给圣·路易斯的威廉·迪格里斯的一封信中，简要地讲述了埃利奥特的大惨败。在南北战争时期，本廷曾同迪格里斯一同在密苏里第10团服役。显然，迪格里斯未经本廷许可把此信交给了圣·路易斯的《民主主义者》，使它在该报发表。本廷陈述他发现埃利奥特少校的先遣队呈圆形躺在地上，他们全被剥得精赤条条，头颅被压碎。几名士兵的喉结被割掉，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以我难以形容的方式任意砍剁”。信中也对卡斯特进行了诽谤，他陈述道，就在埃利奥特在两公里外为他的生命战斗的时候，这位指挥官卡斯特将军却在喜滋滋地为他获得的装备列清单，并用他的来复枪表演枪法，射杀了800头牲畜，“我们的首领展示他近距离的高超枪术，恐吓大群的平民——他捕获印第安妇女、儿童，把那些失散的矮种马射杀在她们面前。啊！他真是位敏捷的神枪手，不但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狗未能逃过他的眼睛，甚至连那些已被打中在地，或一瘸一拐哀叫着走开的狗也都成为他的目标……”
元月，也就是该兵团兴冲冲地朝俄克拉荷马大举推进，去搜寻更多的夏安人时，卡斯特收到了他一位未署名的朋友或敌人寄来的一份《民主主义者》。卡斯特认为，舆论对华什他胜利不公正的评论使人失望，便命令号兵吹“军官集合号”，本廷晚一会儿才到场，看见卡斯特在一个西比莱人的帐篷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用一根生牛皮辫式短皮鞭狠劲地抽打自己的皮靴。这位将军在展出这张报纸时，向他集合起来的部下宣布，有人在贬低华什他战役，等他查明了谁该承担责任以后，他就要用那根皮鞭抽打那人的皮靴了。
本廷要求让他看看报纸，读完几行后，他便从队列里走出，飞快地旋转着左轮枪的弹筒，而后回到队列里说：“我认为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在准备挨鞭打呢。”那时，约翰·韦斯顿中尉也在场，他说，当时卡斯特吃惊地愣在那里，如同平日那样，他的脸转而变红，变得结结巴巴了。他说：“本廷上校，我会奉陪的，先生！”然后，他命令军官们解散。
按各种实况的记述，这仅是所发生的有关事情，至于怎样解释，就听凭学者们的嗜好了。反对卡斯特的人们看到这位傲慢的将军在不屈从的本廷面前低下了头。而卡斯特的亲信则认定他圆满地解决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的草草了结使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查理·贝茨上校做了最好的解释。他记述道，对卡斯特来说，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把那张牌打到本廷手中：“兵团的荣誉和自豪感远远胜于个人的荣誉和自豪感，他不会做任何有损团体荣誉的事，在把他的军官们召集来时，他可能当即使性子发了火，并进行了威吓（事实并没有唬住谁），但最后，他还是自我克制镇定了下来。”要么就是他可能感到对埃利奥特少校之死有责任，因此他既不能在军官们面前承认，也不能举起他的生牛皮短辫鞭子。
就本廷个人来说，这件事并未了结，他围追了记者凯姆，想在得到一个证言后再做定论。要是他的意图成功的话，到时候这位将军将“畏缩得像只被鞭打的劣种狗。”
凯姆对谢立丹讲述了那件事，谢立丹同那位火焰般气盛的年轻将军作了一次交谈。
要是这般令人讨厌的情节以卡斯特被本廷狠狠地刺痛而了结的话，那末，1876年的那出剧就缺乏戏剧性了。对本廷要了结这场纠纷有一点怀疑。不管他个人人品有什么样的缺点，但从未有人指责过他的坦率，那用生牛皮辫式短鞭的抽打应当是拉下幕布的铃声了，卡斯特对那次挑战的躲闪，说明他对这个挑战理解到了何等恰当的程度。
除埃利奥特事件外，又出现了布莱尼妇人和她儿子的问题。她曾经和丈夫一道乘车前往太平洋海岸，途中他们的运货列车被围困了三天，直到莱昂堡的士兵赶来，才赶跑了这些印第安人。尽管谢立丹相信她的丈夫和朋友被杀了，但事实上他们都安然无恙，她和儿子又怎样被劫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印第安人竟能把她们母子劫走，而那次列车上有17名士兵护送，其中10名甚至没有受一点伤。
还有一件有争议的事，是这位妇女和她儿子的尸体是在“黑水壶”的村子里呢，还是在华什他河下游。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的乔治·詹尼斯上尉，把她们的尸体安置在非常靠近“黑水壶”被杀的河岸边。到后来才发现她们尸体的谢立丹和卡斯特坚持认为，是在离被遗弃的基奥瓦人宿营地5英里处找到的。科曼契与基奥瓦人的代理人A·G·布恩说，他们至少是在离那儿10英里外找到的。在验明她是位年轻的白人女人后，那个孩子身上也发现有“暴烈行为的痕迹。”
W·B·汉森将军坚持认为基奥瓦人没有杀害布莱尼夫人。他对卡斯特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十分恼怒，于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驳斥。“在这场战斗发生前后，有关这位不幸的女人和她小儿子的故事我已听过10多次了，都是从许多不同的印第安人那里听到的，每一次讲的事情都是为了证实另一些事。我的着眼点是指救助她以及在战斗发生时涉及她的事。”汉森的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战争结束数年之后，“色旦他”的女儿也告诉W·S·奈，在发生战斗的那天，基奥瓦人的营地驻扎在华什他河下游50英里外的地方，从而使“色旦他”获得了声誉。”因为谢立丹与卡斯特两人都说是基奥瓦人犯的罪，“色旦他”是基奥瓦人的首领。而实际上是伊革人打碎的那个女人的脑壳。
4年前，回到白人中的范妮·凯利毫不犹豫地充当了见证人，并用她的笔写道：“在听到吵闹和枪声时，布莱尼夫人的心必定是剧烈跳动起来，当看到美国士兵在袭击挟持她的人们，她跳起来激动地狂喊‘威利，威利，我们总算得救了！’但这些话还没有说出口呢，‘色旦他’的石斧就已经砍进了她的脑袋，同时，可怜的威利也被捏在了魔鬼手中……”
布莱尼夫人并未受石斧的砍剁，她头上有两处来复枪伤口，由于距离太近，脸都被烧焦了。发现她尸体的特遣队员们在她怀里发现了一片玉米面包，像是在打算逃跑时被击毙的。威利的尸体上没有“大量的残暴痕迹”，只是面颊青肿，这个可怜的男孩怎样死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被一脚踢到树上撞死的。
还有谣传说布莱尼夫人是被一名士兵误杀的。据说，1869年二月，杰西·利文沃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证实她是在朝军队奔去时被击中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而另一位代理人以布莱尼夫人的头皮被揭进行反驳。利文沃斯也许坚信自己的见解，亦或试图为基奥瓦人开脱，因为他是他们的监护人。
另一种传说涉及所谓野蛮的印第安人挖取白人幼童内脏的问题。第七骑兵T·P·莱昂说及了此事，他可能是凯姆的一个资料提供者。这是一则惊人的暴民施暴的神话：“战斗期间，子弹如同阵雨般落下，一个恶魔般狂怒的印第安妇女，手握一把尖刀，寻找着目标以补偿这天的损失。刀子落在一个天真可爱的被捕获的孩子身上，她切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取出了孩子的肚肠，那冒着热气的内脏被抛在冻结的雪地上……”
侦察员本·克拉克也讲述了这件事，但他讲得十分清楚，就像本廷描述的有关列兵奥尼尔讲述的小比格奥逃跑的惨痛经过那样，是件令人信服的重要事件。他说，那时有一些印第安人藏在靠近河边一条泥土路的桥桩旁，士兵们不断地向他们开枪射击，除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个孩子外，其余人都被打死了。“我看见一个夏安母亲极度绝望的情景。一个印第安妇女从栅栏后走出来，一只手举着一个一臂长的婴孩，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长刀。狙击手们把那孩子当成了那个被捉去的白人小孩，便都大声叫喊：‘打死那个印第安人，她在杀害白人小孩呢！’子弹还未射出，那母亲已经一刀剜出了婴儿的肚肠，然后把刀全部插入自己的胸膛，死了。一个骑兵从堤岸上抽出卡宾枪，打穿了她的脑袋，但那只是不必要的残忍行为了。”
如果克拉克的说法属实——它听起来不像凯姆的故事那么可怖，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土著人对白人极端的恐惧。他们宁愿死也不作白人的俘虏。一位名叫“黑麋”的奥格拉拉人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在他还是孩子时，他妈妈总是在他淘气时吓唬他说：“你要是再不听话，白人就来把你抓走。”
卡斯特扫荡了“黑水壶”的村庄，同往常一样，那些牺牲者也用他们自己的某种方式复了仇。在此情况下，西尔堡的外科医生记录了1869年元月与二月间，第七骑兵团的许多军官都在用山靛治性病。在那些前往诊所就医的人中，据说有卡斯特和他的弟弟汤姆。这是有可能的，然而没有证据。1977年，D·贝克曼医生研究了一些可行性记录，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卡斯特兄弟感染性病的迹象。伊丽莎白和卡斯特一直希望有个孩子，但却未能如愿。这可能被解释为是卡斯特把淋病传给了她。
而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卡斯特曾关注过那些在袭击中幸存的印第安妇女，其中一个是位17岁的小姑娘，叫米奥蒂斯，有时也被叫做莫纳西特，她是被杀的“小石头”的女儿。卡斯特形容她：“出落得极其标致……一张十分俊秀的脸庞，长长的乌黑闪亮的浓发，十分柔软光滑，披散下来时，如同一泻瀑布重落到腰间”
他把她的名字译成：“春日发芽的嫩草。”
她告诉他自己曾与一个富裕的印第安勇士结婚，那人向“小石头”支付了11匹矮种马，至少是普通有吸引力女子的三倍身价，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大量的赠品。米奥蒂斯却不喜欢她的丈夫，她难以做到他所期待的娇柔贤慧，难以做一个卑下的妻子。时间也不能改变她执拗的心，有一天，她终于朝丈夫的膝盖开了一枪，使他成了残废，接着便与他离了婚。“小石头”把马归还了他，这个难以驯服的姑娘又回到了娘家。
不用怀疑她把这些都如实地讲给了卡斯特，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会在战斗结束不久，不知不觉地成为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和他系在一起了，而“黑水壶”首领的妹妹宣布，他所得到的是一种赐福：“我，以我的愚昧无知……想起印第安人曾是怎样的敏感与疑虑啊！在我的方面任何对他们外表上的疏忽和不敬重都可能被误解，在这奇妙的客套礼节中，我处于被动的参与者的地位，而不是扮演角色。”
卡斯特的士兵刚刚杀死了这姑娘的父亲和该部落100多个成员。而眼下，“黑水壶”的妹妹却送给他一个可爱的礼物。到底为什么呢？在战斗发生之前，如果一方感到了威胁，他们可能会把首领的女儿嫁出，以免使双方发生灾难性冲突。眼下，事态已发展成这样，再大的损失，也不过就这样了，没有理由再去抚慰这个敌人。
如同料想到的那样，本廷对此事的态度是不会同这位将军合拍的。28年后，他给前列兵狄奥多尔·戈迪写信道：
你自然听说了卡斯特为能满足军官们役使那些被捕获的印第安女人的欲望，而非正式地走访了关押她们的畜栏，并进行了挑选！（？）卡斯特先做了挑选，并在1968年冬到1969年春同她住在一起。
为使结婚（？）圆满，这位印第安女子在现在的西尔堡“生小牛了”。可问题是生下的是个货真价实的夏安人男孩，种子是在我们到达华什他她们的羊圈之前种下的。那个丈夫也曾出没在同一个帐篷里，但“卡斯特的女人”以最好的状态给了他铁石般的大理石心。
她是一个有两个星章大头目的高等级的妻子（礼物），在棚屋里失去的大量的……在外边的机动车上充分地……
“滚开吧，你这裹着毯子的可怜的印第安人！你应该和某个年长的印第安婆娘去交易，使你的棚屋烟火不灭，为你暖脚。卡斯特的恩慈如喷涌的泉水！”
人们总是指责本廷在进行恶意歪曲，但米奥蒂斯在1869年元月初生下婴儿已是业已证实的事。那些夏安人后来也坚持说卡斯特是那孩子的父亲，虽然照本廷纠正的陈述这是不可能的，卡斯特第一次见到米奥蒂斯是在1868年11月。伊丽莎白也看见过那孩子，说他长得不像自己的丈夫：“……他是个可爱的棕色天鹅绒小包裹，露出一双同他们一样的明亮的小眼睛。”
米奥蒂斯于1869年早产了第二个孩子，从而带来了另一些说法。那是卡斯特的孩子，乳脂色的皮肤、黄色的头发，被取名“黄鸟”或“黄燕子”。这名字并不特殊，凯利夫人在同奥格拉拉人一起生活的5个月中，见过不少浅肤色的孩子——“要塞婚姻的后代”。握太华首领的一个女儿就叫“黄鸟”。
卡斯特喜欢米奥蒂斯，而且非常喜欢她。这一事实从未遭到否认，但他是否有过那种情感是个秘密。汤姆·卡斯特用那些日子的特色，把这个用手枪逼着丈夫卷铺盖离婚的夏安女人，说成是又一个萨利·安娜，并说她是被“整个军队宠爱的重要人物”。本廷直率地对这段易被曲解的话说出了他的轻蔑，说这位将军“对给他戴绿帽子的小弟弟佯作不知”。他还补充说，这就解除了这位将军掩盖丑事的义务了。他在1896年的圣·瓦伦丁节①给戈迪的信中，重述了那来自“补给站”的流言蜚语，大意说，兵站的外科医生曾监视了卡斯特和米奥蒂斯私通。
①圣·瓦伦丁节2月14日，情人节。
这恶毒的传说如同沼泽的臭气持久不散，也十分新奇，因为在大草原的各部落中，夏安人是显要的——至少印第安人自己这样认为，而夏安的妇女也是高雅的。此外，米奥蒂斯是特权阶层的人——她的父亲是重要的首领，其地位仅次干“黑水壶”。
无论怎样，米奥蒂斯与另两位印第安妇女被派，随同卡斯特执行俄克拉荷马一带的武力威吓任务。谢立丹的意愿是：不管用劝说还是子弹，都应把所有的夏安人、阿拉伯霍、基奥瓦和科曼契人制服。卡斯特带她们一同出征，是由于她们熟悉地形，那两名年长的女人倒确是做了这项工作，而米奥蒂斯只有17岁，她是不会产生什么作用的。
由奥沙吉和科瓦人侦察兵引路，或是直接由那些夏安人妇女带路，卡斯特在寻找两个邻近村庄的营地。这两个村子的首领是“魔箭”和“小长袍”。卡斯特没有在《加利欧文》的乐曲中袭击这两个村子，而是同他的号手与翻译罗密欧径直朝村中走去。从近期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无异于送死，但卡斯特仍然出发了。之后，“魔箭”邀他参加一个协商会议。卡斯特带着他的副官W·W·库克中尉，逍遥自在地骑着马穿过了这个仇恨白人的土著人村庄。
在“魔箭”的棚屋里，人们递给卡斯特的一个烟斗。
在适当的抽烟仪式结束之后（一个不愉快的仪式——卡斯特没抽烟），他向两位首领保证：他不是来向他们开战的（显然是用手语）。可“魔箭”根本不相信，他认为卡斯特是个奸诈的人，并说，要是卡斯特再次食言袭击夏安人的话，他和他所有的士兵就将被彻底消灭。为了强调这一决心，他把烟斗里的烟灰都磕在了卡斯特的靴子上。
戴维·汉弗斯·米勒认为是“勇敢熊”磕的烟灰，因为“勇敢熊”自己曾说过：“他把烟斗里熄灭了的烟灰，倒在这位士兵首领的靴子上……”
乔治·本和“黑水壶”的侄女莫海巴薇结了婚。莫海巴蔽对他讲述的这些也许是可靠的，她说，烟灰是“石头前额”倒的，而“石头前额”是“魔箭”的另一个名字。不管这位首领当时用了哪个名字，在协商会议开始之前，他还在棚子里安放了四只神圣的夏安人的箭。
值得一提的是，那四只精心制作的石箭是夏安人的传家宝，是一种神灵，用英语说就是“文化神灵”。它们是这个部落两个最有力的符咒之一，另一个是一顶神圣的有边的野牛皮帽子，通常，这顶帽子存放在北方部落中。
“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是北方夏安人，他对石头箭不大了解，但对那顶牛皮帽子却很熟悉。他曾多次在保存主人的棚子里见过它，悬挂在床上方的几根柳棍上，柳棍被染成红色，白色和黑色。多少年来，装帽子的捆包一直装在一个野牛皮袋子里，此外还有些意义不大的东西。“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没有细说它，实际上，它里边还有五张仇人部落的头皮：“乌鸦”、“犹他、肖松尼、帕尼和“黑脚”人的。和神圣的石箭一样，这个捆包很少被解开。斯坦茨说，1934年为讨休·斯科特将军的欢喜，曾被打开过一次；1959年，由于一些人对存有者表示怀疑，它再次被打开，而到1959年6月12日它被打开时，已有14位见证人了。里边的五张头皮仍完好无损，帽子也完好，“它和斯科特将军照的那张照片一样，上面有一条镶珠子的带子和一些角制饰物”。
这些南方部落的神圣箭包裹，并没有因卡斯特的恩惠而打开，它们仍用从郊狼背上割下的一条毛皮紧紧地缠着，其中两支箭的箭杆被染成红色，代表食物的采集；另两支被染成黑色，代表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卡斯特或许注意到了，但也许没有注意到，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这些。它们挂在一根叉棍上，卡斯特被安排坐在它下面，暗示他在接受审判，然而卡斯特自己认为那是个受尊敬的光荣位置，因为是在首领们的右侧，而事实上，那是个耻辱的位子。
在卡斯特吸烟仪式中，一个印第安人握着烟管柄，此人被说成是“巫人”，是这个棚子里有尊严的二头领。但据本说，是“石头前额”自己握着烟管柄。他警告了卡斯特，并在吸烟仪式后，用一根棍把烟灰挖出来，倒在将军的脚尖上，使他晦气。
卡斯特没有提过此事，他自然有可能对这种侮辱不予理睬。也许根本就未发生过这件事，正如斯图尔特教授说的那样，这个故事是在八年后由夏安巫人们捏造出来的，并把它当作是蒙大拿奇迹般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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