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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1866年10月10日到1867年10月1日，第七骑兵团的500多名成员做出“辞退”的选择，这是说，他们自动脱逃。
1867年夏天，布仑尼兹上尉见证般地从海斯堡给他妻子写信，说卡斯特为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安娜·德罗尔的朋友支了几个舒服的帐篷（安娜是密执安货商的女儿，她喜欢冒险），“修建了凉亭、绿色蔽障、许多凯旅门，以及其它一些我不知道的设施。他有一间很大的正方形野战医院帐篷，同莱利堡私人祈祷室那样大，可以使这些女子们非常舒适……”布仑尼兹的结束语被哨所传来的一阵枪声打断，14名骑兵开了小差。“所以，他们走了！要是卡斯特将军继续留在指挥位的话，我敢保证，为补充兵团人员，须得进行一次征兵运动”。
卡斯待并没有完全怪罪这些不满的士兵。如当时那样，政府发放的食品成了嘲弄的话题，也成为士兵持续不满的根源。利文沃斯堡的官僚腐败，导致了把蛆蛀了的硬饼干也发来，一些发运到海斯堡的面包甚至是六年前烤制的。至少有一次，明明装运的是石头，发票上开的却是食品。有一次，伊丽莎白陪同丈夫验收食品时发现，那帮家伙聪明的把一块石板夹在装运的成肉中间。局势可能变得更糟，第七兵团的一个成员记述说，他在1890年战场上的配给品竟然是二十七年前生产的陈腐食品，包装日期依旧贴在包装箱上。“硬饼干全长了绿霉，但我们仅仅把它们擦掉……”通常，士兵试着吃时，只得把这些古式硬饼干先泡软，或用油煎后里上红糖。
午餐是辛辛那提鸡（也称之为咸肉），还有咸猪肉（可能蘸醋生吃）和蛋糕，而这最后一道食品则被烤的仅保证不把牙齿崩掉。至于给骑兵提供的咖啡，仅为绿色咖啡豆，而怎样把它们磨制成饮用的咖啡，则无人考虑。通常，十兵们用自己的餐具把它们烤糊，放在岩石或左轮手枪枪托上碾碎，再把碾碎的粉沫倒入盛污浊的河水的罐头盒里。用左轮手枪枪托比用石头更容易把咖啡豆碾碎，但很多军官又把这种做法视为犯罪行为。
卡斯特记述道：“糟糕的给养，自然富有成效地导置了糟糕的健康状况。消沉懒散的生活，导致了焦虑与不满，也出现了坏血病，邻近的兵站还遭到霍乱袭击。逃跑，便成了躲避这些恶魔的最理想的方式。”
他拒绝接受不可吃的食品，并于脆建议军粮库把它们重新包装，退回利到沃斯堡。他组织打猎队，提供新鲜肉食。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提及到坏血病，但记者戴维斯为《哈珀》撰文，说第七兵团的“所有军官，由于遭受坏血病折折磨，掏空钱包从随军小贩或其他人那里购买抗坏血病的食品”。然而，骑兵们还是坚韧不拔地朝太阳落去的西部急驰。按照1867年陆军副官长给第四届议会的汇报，卡斯特第七骑兵军团的开小差的士兵已达百分之五十二。
他的兵团不是唯一兵员逐渐减少的兵团。那一年，美国军队中有14068人退伍，而1868年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退伍人员达到70893名。接下来两年，退伍人员再度大增。1867年到1891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兵认定，他们原犯了遭透了的错误。
春天便成为改变职业的理想季节，不但冰化雪消，旅行方便，而且由于横穿大陆的铁路又开始启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所以，逃兵们被公认为雪鸟，因为许多人报名参军都只是为了度过冬天而已。当然，他们总是会被抓获，不但被军方人员抓获，也常常被想要得到30元赏金的市民们逮住。
黑人中开小差的比率很低，对此，历史学家们感到费解，例如，在1867年，部队中有25％的人消隐失踪，而在这些消失的魔术师中，仅有570名黑人。无人知道其原因，除肤色外，人们都忍受着同样劣等食品的折磨，享受着同等的军衔。据认为，他们不大容易从边疆的社会团体中逃脱，因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士兵的军服常常又表明了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但唯一肯定的事情，是只有极少数“野牛士兵”在点名时，听不见答到。
对逃兵们的惩罚，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异，这要由这一天在职军官和他们的心绪而定。一位在道奇堡附近被市民为获赏金而捕捉到的士兵，宁愿自杀，也不愿听任军官处罚。
原先，在南北战争中，一位逃兵所期待的惩罚是被鞭打，并不光彩地退役。但到1861年，鞭打被减免为人道的惩罚，即在身上纹刺。然而，在兵站在职军官的处理权限内，可以对逃兵像牛那样，打上一个印迹。约翰·雷安中士回忆了这些事件。1909年，他为他的家乡牛顿的马萨诸塞城的《城市叫卖人》撰写道：
几名逃兵侧身躺着，把他们的屁股露出，用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大烙铁，给它们烙上一个“D”①字，打完烙印之后，他们立即由警卫人员集合起来，在驻防地示众。士兵们的宅区在驻房地的两侧，军官的宅区在第三区，军需主任与军队库房则在驻地的另一区。示众包括：在这些逃跑犯的前面有一支双手背后的分遣队，兵站军乐队演奏着《劣种进行曲》！犯人后面是一队手持刺刀的分队，两三个黑人紧跟在他们后面，踢他们。他们从禁闭室出发，沿住区的一侧行进，并朝军官住区前边走去。此时，坐在外廊的管区值班指挥官英吉利少校站起来，挥手命令他们停住，他询问，是那位负责人让这样对待这些犯人的。回答说是在执行兵哨指挥官乔尔H·埃利奥特的命令。英吉利少校命令队伍中踢人的人停下来，游行队伍继续往前走着……埃利奥特少校后来由于这次惩罚事件被逮捕，但在后来的远征中，他又复职了。由于他在这次远征中被打死，所以，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惩罚逃兵的事了，之后惩罚逃兵的事由美国科罗拉多第38步兵团B连的加纳中尉负责，并执行打烙印的工作。
①“D”，英文逃跑的第一焦虑字母。
有时，当一名指挥官心血来潮，非得要进行一场处置不可时，为了使新兵断掉逃亡的念头，依旧要进行一些非经官方允许的鞭打。偶尔，也用一些鞭打教训市民。
在塞奇威克堡，一位名叫亨利德里克的先生，在两位士兵的恳求下，愚蠢地买了一酒瓶，从而被抓住送交禁闭室。第二天，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按照当局人身保护法令，把他痛打了一百鞭。在职的中尉虽然愿意欣赏对这名无赖的惩罚，但却采取了绝对精明的为自己开脱做法，他没有下命令，而是让一位中士来处理。这位中士完全领会了在职中尉的意图，他命令亨德里克把衣服脱光，几乎只穿一双鞋，然后，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士兵们如同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似的怒目横视地站在两边，等待下手的命令。他们轮起胳膊“……高高扬起鞭绳，站在右边那个人的嘘嘘的鞭子全落在亨利德里克赤裸的屁股上，他如同中了弹似的痉挛地弹跳着”。血很快从他的身上渗出来，流滴在大腿上，而且，随着每一鞭的起落，血水飞溅在周围人们的身上。打到50来鞭时，这位牺牲者的身体已呈青色，“皮肉被抽的一条条一片片地飞扬起来。”
除了火红的烙印，鞭子抽打，还有另一种替代性惩罚——监禁。而这种监禁常常则是被晃晃悠悠地悬挂在一个无月光的壁龛中，进行思悟。烧红的熟铁块与镣铐，被19世纪的士兵们称为山姆大叔的挂表与表链。不管在何处，熟铁块一般重10～25磅，而镣铐通常约为六英尺长，用一个铁箍扣在脚踝节处。在寂静的草原，当把它箍在犯人脚踝上时，他们惨痛的尖叫声，传到两英里远。偶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铁匠，会用一个软铅铆钉来代替铁铆灯，使得犯人在晚上能把它取下，在天亮检查时，再装上。当然，任何这样做的铁匠，都在冒自己的自由会被剥夺的危险。
要是在职军官心血来潮的话，他可能会把一个人的大拇指悬吊起来，如同卡通运画片那样，只准他脚拇指尖触在土牢的地上。
有人也会遭受平地钉在十字架上那样肉体折磨。即把被罚者如同一只摊开翅膀的老鹰那样，钉在地面上。斯坦利陈述说，13团一名步兵被钉在地面上，身上云集着三群牛蚊，两小时后，这名士兵歇斯底里的尖叫着，哭喊着，乞告把他放开。
那时，还有堵嘴捆绑手脚的惩罚，用各种方式捆绑堵嘴。听起来好似一种仁慈的绝技，但受罚者更容易致命。犯罪者如同一头小猪那样被捆绑起来，嘴里塞一根棍子或一些破布。二等兵戴维德·斯波兹曾在堪萨斯志愿兵团服役。一次，碰巧看到一个人独坐在连队操场上，当走近询问时，才发现是J·A·斯里贝克。他嘴被堵塞，全身捆绑在一起。“我上前同他说话，但他已失去知觉，眼睛大瞪，死呆呆地凝视着。我立刻跑到范奇上尉那里……立刻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出来，给他松了绑，才使他缓过气来，但已使他元气大伤”。斯巳贝克只不过是把他的刀于借给了一个偷割一块火腿的士兵，偷火腿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惩罚，没有记述。
雷安与一个名叫劳顿的士兵撕打，劳顿试图用一根棍子击碎他的脑袋，雷安用马刀把他打倒在地。麦克·因图什中尉闻声赶来，把劳顿和雷安的嘴堵住捆起来，并把他们的胳膊与脚捆在一起。他们仅能坐着，只要动一下，就会翻滚。每个人嘴里还塞了一根棍子，他们就这样困倦地睡着了。之后，麦克·因图什像是对这天的惩罚产生了怜悯，才把他们的捆绑松开，扔进禁闭室，等待军事法庭判决。
尽管没有根据怀疑卡斯特是军队中最糟糕的厉行严格纪律的人，但他也没有十分宽大的怜悯心，听起来还出奇地严酷。虽然，他在理解新兵们疾苦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他们受挫折的感情，对一些严重的过错倒还能给以宽容，但对粗鄙的行为却绝不留情。他制定了一些保持他兵团风容的措施，从而使他赢得了仇恨的遗赠物。他在海斯堡修建了一间非凡的禁闭室，即由他命令，在宿营地后面的一个小土匠上挖了一个圆坑，坑深二三十英尺，直径约20英尺，顶上横铺了一些圆木，上面用干草泥土覆盖。仅在中间留了一个方形开口，并架设了一个梯子。白天，犯人们被监禁在帐篷禁闭室，夜晚，他们就得从这个口钻进去，里面常常十分拥挤，无人能够躺下睡觉。
麦克·菲尔逊堡的征罚有时包括把一个人的腿绑在一起，扔进普兰特河。当他用手撕抓着爬上岸后，他又如同一只不得人心的鱼那样，被扔进河中。他就这样挣扎着爬出来，又被扔进去，直至他快要被淹死为止。
在达科他地区，营房中的威士忌酒使他十分恼怒，他命令这些堕落者们扛酒桶，也就是要他们穿一个空醋桶，即从肩头把桶挂住，只把头脚露在外边。这听起来似乎滑稽好笑，但卡斯特的一位牺牲者得穿10天桶。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无人会要一个酒鬼军团。可是，也不难理解这些身处荒无人烟兵站的人们把酒带进兵营的原因。除了间歇的恐怖事件外，在威严的西部平原上，生活不是十分冗长乏味，就是寂寞难熬。你可以用班卓琴弹奏出凄凉的《拉普拉玛》，《苏珊·杰母斯》和《可怜的安尼·罗尼》，或者用和声演唱《珍妮的棕色头发》，直至眼角沾着湿漉漉的泪水，嗓喉变得枯竭。然而，又何止这些！礼拜天应当是一个受欢迎面又能暂时使痛苦的心情得以缓解的日子，纵然依旧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可是，接着又会是一个乏味的周一、周二、周三的循环；又将是那笨拙的上尉和一辆装满垃圾的动力货车。
禁酒令很难执行，耶蒂斯堡的随军医生记述到，禁酒的结果，使这些人开始饮用一些自制的混合饮料，那是用香草、樟属树皮、胡椒薄荷、生姜、柠檬等汁液以及辣浆油、红辣椒油、香水、科隆香水与各种酒精制作的快速混合饮料。罗宾逊堡医生妻子范妮·麦克里库迪夫人，在1876年12月底的日记中记述道：“全军团都酗酒。”
在怀俄明坎普·布朗工作的一位电报发报员，给他的一位有影响的朋友写信道：
……我要体面地脱离这个军队，但是，如果我不能光荣退役的话，只好从这帮该死的人马中“逃离”。我再也难以容忍他们了，除非你甘为一个卑怯的奴才。无人能忍受当今美国军队中一个士兵的境遇。大多数军官都是些“赖帐人”，士兵们则是逃犯——上帝的最劣等创造物。我实在不愿和他们一起做任何事，我既难以眼瞅那些顽固执拗一意孤行的愚蠢军官们，也不愿看那些自认为他自己同他们一样好的人，他们一直使他恼怒无比……
艰辛的边疆的生活难以用语言描述！这一时期，部队中新兵自杀率几乎达8％，是英国士兵自杀率的三倍。残忍的惩罚，加之无法忍受的孤独与寂寞，冗长而千篇一律的无聊生活，醉酒，跳蚤，蛆虫蛀蚀的面包，塔羊图拉的毒蜘蛛，蚊子，暴风雪，荒漠，患精神病的军士们，莫名其妙的中尉、上尉、少校、上校，狂呼乱叫想要吞噬你的野蛮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你恼怒不堪，有的是逼死你的法子！
沿密苏里河上游，蚊子密集如云，士兵们在周围行走时，打扮的像个吹胀的汽球，在头盔上拴上铁丝，把网状织物垂挂下来。每日黄昏，嗡嗡云集在“大泥沼”上空的蚊子。简直好像埃及遮天蔽日的蝗虫。尽管温度计可能指出90度F，但睡觉时还是有必要里毯子，戴手套，蒙脑袋：“脱掉手套把领子扣紧，或掩掩蚊帐的功夫，你的手便立刻会肿胀得像个不成样子的面包了。”
为取代这可恶的生活，你大概也就只有偷偷地离开，到铁路线上去工作。要是一个人无足够的勇气当逃兵，那他至少要做的事是准备进行一场战斗。驻扎在一个小镇附近的骑兵们，得准备戴上用马蹄铁钉子制做的指关节铁套，来度过他们偶尔几个小时的自由：“饮吞珍珠呢！”还是没有城镇的好，这也便少了那些刺激的事，少了一些不安宁。堡里的人们还常挑逗红黑蚁之间开战。他们在每个蚁穴处钻个小洞，然后，把梨或其它装甜食的罐头盒扣在洞口上。很快，这些罐头里便装满了蚂蚁，然后，把它们倒入一个洗脸盆里。伯克上尉说，盆里立刻开始了一场狂怒的战斗。他们用一个公正的科学家的身份观察到，红蚁要勇敢的多，往往一个红蚁能制服两三个黑蚁，“要是战斗持续足够长的话，双方女王便登场，好似在监督这场持久战。我们至少这样认为……”
缺少女人，给这种凄惨景况雪上加霜。堡附近的任何未婚女子都会染上性病。林肯堡对面的密苏里河东岸，盖起了大量的养猪场。伊丽莎白与其余已婚女子们以强烈的情感关注了这些饲养场的建立。在1875年那场春洪中，她们可能凄楚地苦笑着，用望远观望着肆虐的河水，吞没了她们的“圣母大国”与“露珠旅店”。
跳舞是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可是，除了跟另一名士兵跳舞外，很少有其他舞伴。他们就这样跳着，尽管那一张张抹着烟灰、胡子拉碴的脸，身上散发着臭汗味，但在袖口上用别针别上一块手绢，便成了轮换装扮的漂亮女伴了。
他们不时同兵团的洗衣女工们跳舞，听起来可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这些最诚实的洗衣女工中，还是有一些迷人的家伙，她们不管束自己而被卷入这种交易中。例如，卡泥堡的一位洗衣女工科伦德·苏珊，被指控用政府的面粉烤制售卖馅饼，也售卖“烈性酒”，然而，这是可以被理解的。特斯克H·布列斯将军（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小说中的人名）说，在那些日子里，兵站军医除了“监禁洗衣女工，治疗淋病外”，就没有什么大事可做。
这些洗衣女工以不同的状况、不同肤色、不同癖性出现。德克萨斯的康桥堡有三名洗衣女工由于“完全无用、酗酒与淫荡”而被解雇。在内华达的坎·麦克·德尔密特，一位称做卡范奥夫人的女人，用一把屠刀吓唬下位中尉，因为他把她丈夫的拇指吊起来。在忧郁的西南部的一个堡，一名拉丁洗衣女工对一名士兵威吓说，他如果再敢散布有关她的谎话的话，她会把他的舌头全割掉，她已经在他醉酒熟睡中，割掉了他的舌尖。
那时，还有个纳什夫人，她在肯塔基时，就同第七骑兵团在一起，以后，又随兵团来到林肯堡北边。她总是蒙着一块面纱，要么就在下巴下边别着一块披巾，据说，她的长相十分奇特。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说她是一个勤勉的洗衣女工，慈祥的保姆，有经验的接生员。在谁期待一个女人时，她总是能成为这个期待者的蹩足人”。她的倒数第二个丈夫是一名军需主任的秘书，名叫克利福顿。结婚前，大家都称他快活的伙伴，然而，结婚之后，就再听不见他的笑声了。就在他服役期满的前几天，他逃跑了。
她的最后一位丈夫是一个列兵，名叫努纳，他们显然一同幸福地住在林肯堡操场东边的色兹街区，但当他离开她去执行远征侦察任务时，她得病死了。就在她要去一个极乐世界之际，她央求她的朋友们草草地把她埋了算了，不要给她擦洗身子，换洗衣服。她们没能听她的5因为有听说过那样的事。嗨，你瞧！当两位女子着手进行这使人悲哀的工作时，她们发觉这位如此频繁结婚的洗衣女工、女裁缝、保姆。美味可口的馅饼烤制手、大家喜爱的接生婆，竟然不是一个女性。那时，伯克曼正同其他几个骑兵在草地里采野花，打算让伊丽莎白扎制一个花圈。一名洗衣女工突然从努纳的住处跑来，告知了这一非凡的消息。伯克曼说：“我们都惊呆了。”
列兵努纳回来没说什么，但他的脸色苍白地抽搐着。他一声不吭地同小伙子们玩扑克，不停地独自一人散步，身体也渐渐瘦下来。一天当他走进铁匠铺，一位骑兵说：“说吧，纳什太太永远不会同你生孩子，对吧？”
《军队与海军报》常常摘编其它杂志的文章，它辑编了卑斯麦《论坛》的一则报道：
第七骑兵团的努纳下士的“妻子”于数周前去世，他本人在驻地南部的一个马厩里自杀。据报告，几天前，他逃跑了，但河岸这边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他。看来，当时，此人显然设法尽一切可能躲们好几天。自从该兵团追击苏人返回之后，他的同志们冷酷的疏远了他。子是，由于他的妻子性别问题的张扬所带给他的羞辱，使他羞于再做人，便孤独地偷偷走开，摈弃了人生。可终结自己生命的做法除了玷辱名声外，有什么用？他是用手枪自杀的，击中自己的心脏。这一事件，同努纳夫人之死的消息一样，又在兵站掀起一阵强烈的骚动。然而，当第七团的成员们听到努纳用自己的的手结束了由于他的存在而带给这个兵团的臭名后，全团人员总算长吁了一口气。
多舌的《论坛》继续评述说，列兵努纳不顾及妻子性别的明显事实，在其隐私暴露之前，一直将错就错。《论坛》也传播着这样的珍闻：“这则违反自然婚姻没什么理由好解释，除了这位墨西哥女人的身价值1000元，买住了她丈夫的嘴。”
所以，在沉闷单调富有戏剧性的边疆生活中，也可能穿插着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
8月的一个夜晚，一只大灰狼大模大样地走进莱德堡，它放慢脚步，刚刚把一个哨兵咬了一口，又跑入堡里的医院，把一个病人也咬了一口，还把另一个病人拖到床下。然后，从邻近一家过庭跑过去，猛扑了一只狗，接着，跳到威库普上尉的门廊里，尝了一口前来走访的中尉约翰·汤普森。被疯狼咬了，是非常致命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情况。道奇说，那些被疯狼的牙齿伤了的印第安人，便把自己的财物送给他人，等死。然而，以某种理由来说，可恶的疯狼咬伤并没有危及汤普森中尉的性命，他被治愈。当时在场的本廷认为，汤普森所以得以活命，是疯狼隔着衣服咬的，病毒可能被衣服吸收了。可是，本廷又说：“正如我们说过的，它把汤普森的‘一泡尿给吓没了’……”
疯狼是不常见的，古怪的是在莱得堡八月也出现了疯狼。
接着，又出现了个子韦尼斯——“一位身着华丽衣服的人”，说是来林肯堡购买土地的，这本身就是件稀奇古怪的事，而在讨论这一议题时，他的表现更加奇特，所以便对他进行监视。来到堡的第二天，他宣布要去黄石公园。去黄石公园，就是一只渡鸦，也得飞600公里！可他朝西部步行出发了。卡斯特听到汇报后，命令把他带回来。武装队抄近路，把韦尼斯先生截住，并认为有必要查实他提包裹装的东西。他带了1200元现钞，虽然钱包中身份卡上的姓名地址是维也纳26号，约瑟夫·克鲁克，但证件上又说他叫埃米尔·克拉克。最后落实，他曾经同纽约百老汇的一名借贷与土地代管人亨利·里曼通过信。“按他身份的地址向纽约发了一封有关他的状况的电报，但没有收到答复……”
克鲁克先生大概在进入德科它区之前，精神错乱了，要么，就是被西部广阔的眼界弄糊涂了。即便是一个通常头脑镇定冷静的人，也会感觉出这西部大平原的威势来。例如，约翰·伯克上尉，是一位顽强的战士，是脚踏实地在这个草原上生活的人，但有一次，发现他自己屯住在北普兰特河南岸，也就是在与拉普雷李或洛什湾交界处，是在北纬42度49'8"，西经105度27'3"的地方。
换言之，他住在菲特里曼堡。虽然，这不可能是天堂。伯克环望周围，静静的听着：
晚炮迅疾的隆隆声催落着西沉的太阳。金黄色的晚霞慢慢地变幻着色彩：青铜，洋红，暗红，接着又变成了淡黄色，最后在不知不觉中融入黑蒙蒙的夜空，茫茫的苍穹中立刻出现无数珍珠般的明星。
大气的清新纯洁，给畅通无阻的道路带来一条条光柱，回荡着那怕是极细微的一点响动。然而，双脚踩在冻结的雪地上发出嘎喳嘎喳声，或惧怕黑暗的狗的狂吠声，打破了这夜晚的沉寂。
这是怀俄明州的一个夜晚，冬天早已来临。
显然，这个边远地区，能够应答伯克的情怀。可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八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盖尔人语。在着笔描述有关的军事生活时，他认为自己远远不止是从事兵戎生涯。在他随同骡驮子队沿利桑那进行艰苦的跋涉之时，心绪又飞抵格拉纳达，“在那儿，卡斯提尔王国女王伊斯伯拉曾安排了新建的‘圣城’中她的皇宫的迁移，还带去了15000头骡子……”对那些士兵们厌烦的骡子的吼叫声，伯克思虑道：“在我看来，这些烦躁是不经一驳的，骡子的叫声固然有一点儿单调，可它们惯于用这样的高音。这音强对要习惯于它的听觉来说，是有些不顺耳，但音强毕竟是个感受问题，这些骡子的感受兴许比我们自己的感受更好的多，即便骡子叫声特别单调，但这儿是自由的土地，这些骡子是可以随它们高兴自由吼叫的。”
1876年初；部队从环境恶劣的蒙大拿地区穿过。天气寒冷至极，水银温度计也失去了效力。他拉出笔记本草记着，直到墨水瓶被冻裂。但他继续用铅笔疾书，难以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的现场草记，占去了他的书柜八英尺长的空间。
大多数士兵却没有伯克这样活跃的思维。他们没有用敏锐、激烈的感情去看、去听。再说，驻守在荒远的边疆，他们发现自己饱受挫折，也便心灰意冷，西部没有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假扮的西班牙舞伴，易装癖的洗衣女工，犯狂犬病的狼，蚁群大战，发疯的异乡人，美丽的日落——远远不止这些。这西部边疆地区不止是一般的单调、孤寂，那里还充满着巨大的阴郁与沉闷；那里不止是一般的单调无聊，那里也到处充满了杀机，一个人可能在还没有觉察之前，便会被杀掉；那里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爆发的洪水、离奇古怪的各种蛇虫和一些连造物主上帝自己也难以知道的什么东西；那里还有印第安人的如同龙卷风般的迅猛的袭击。
在俄勒冈崎岖的小道上，一名法国设陷阱捕兽者，向伯克曼诉说了他对这个地方的怨愤，并为他自己所选择的维生的方式懊恨。在这里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他的两个伙伴新近刚刚被阿拉伯霍人杀害，一个被从后背刺死，另一个被用他自己的来复枪杀死。自然。要是一个人在山里设陷阱捕捉河狸，或想在这个世界阴冷的边沿地区探索的话，这应当是料想到的待遇。
卡特林的朋友，贝皮蒂斯特也阐述了类似的事情：“我在圣·露易斯迪福康普服役三年，为获得赏金而捕兽，我赚了好多钱，但被抢劫、抢劫，我做了七年自由的捕兽者，可我被抢夺了五次。抢走了我的马，我的枪，抢走我的饮料，脱去我的衣服，我光脚走回家。”
对于这些坚韧不拔的人们，对于士兵们，对于定居的移民来说，他们可能仅能来得及瞥一眼他们意识到的突然飞来的横祸。例如，对这些人来说，一名阿拉伯霍人（最多只不过是个红肤色的人）也会如同一只灰熊那样粗野而危险。然而，对于用层层屏障保护的东部市民来说，这些好似不真实的；查尔斯·金上尉记述道，对土著居民最富有同情心的是新英格兰人，他开门见山地说，离这些土著人越远的城市居民，就越喜欢这些土著人，每个州依次把他们朝西部推挤着。“当人们住在离这些土著人相隔两三个州的安全地带时，他们便准备做公正慈善的宣讲，对那些他们认为在做错事的人进行指责”。
道奇少校说，由于受詹姆斯·库珀的小说感染，东部的人们立即相信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那些杰出的未开化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邪恶的。然而，对于西部人来说，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这个地平线上做着扫描，他们不得不以极度的怀疑，观瞧他们的未开化的邻居了。那时，东部人可以参照如同库珀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画图，他们可以认为印第安人就是斗士与美丽的少女，是如同神话中的骑士与年轻的女子。“我担心他们将会用憎恶与仇恨，摈弃这些画面中的形象”。
记者菲纳蒂的态度更明郎简洁：“我恨这个种族……”
1867年7月1日，巴尼兹上尉给妻子写信说，如果给俄亥俄州以东的人们说，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会认为是逗人发笑的事情。可是，当他们偶然发现一些可怜的伙伴们，他们身上穿满了箭支时，这也就不是什么有趣的可笑的事情了。
巴尼兹没有明确的所指，也许是指一位到伊顿冒险的大学毕业生——弗雷德·怀莱曼斯，他参加了美国军队，并被杀害了，大概是在7月26日早晨的一场小冲突中，被著名的斗士“罗马鼻子”杀的。其时，一帮阿拉伯霍人、苏人和夏安人盗马贼袭击了华莱士堡，这些印第安人显然使用了一个策谋好的调迁计划，他们策马朝前飞跑，可突然来了个急回头，“简直如同飞飘而来，嘴里发出‘嗨！嗨！嗨！’奇怪的呼喊声，辅之以战争的呐喊声。他们矮种马用色彩艳丽的羽毛和带发的头皮装饰着，它们的小脑袋在空中骄傲地摇晃着，并粗野、狂暴地左右看着……”
当这些骑乘者从视野中消失之后，另一位英国人威廉·贝尔博士立即把怀莱曼斯的尸体拍摄下来。
贝尔博士是大英帝国人种学会的一名成员，这年春天才来到美国，他急于要看到狂暴的印第安人，所以，随同一个铁路勘察队穿过了堪萨斯西部。这些勘察队员由第七骑兵团的G连护送，由巴尼兹指挥。于是贝尔有机会照下了他所要研究的这个人的第一手作品。瞅着军士怀莱曼斯被肢解成这等模样，贝尔博士好似要昏晕过去，他要把它拍摄下来。巴兹尼说，要向华盛顿的和平鼓吹者们揭露这些野蛮人的本质。
这张相片使人联想起一张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油画，或钉死在士字架上的耶稣，或从Herculaneum废墟挖出来的尸体。怀莱曼斯军士仰面躺着，全身赤裸，僵硬的如同雪花石膏雕像般身子上穿入的五支箭，如同一支支端扎的标枪。一具人体？仅仅是人体各部的象征罢了。如同屠宰场一头剖开胸膛的牛那样，这些印第安人用刀把他从胸部一直剖到腹股沟。他的喉部被撕割的仅有一点还同身子连着，其他肢体被肢解的不堪入目，牙齿一直咧到黑色的络鳃胡子处。
贝尔博士记述道：“我要一丝不差地把这恐怖的惨状记述下来，它不单单是为了报道一则轰动的新闻，也是为了揭示一场残忍的肉搏战——感谢上帝，消除这种战争吧！如同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野蛮的尸解具有的最大意义除了是残忍的兽性行为外，也只能使人恐惧。”后来，还在这名军士近旁的地上，看到他的一小块头皮，尽管大部分已不见了。他的头部被一粒子弹击穿，左眼上部被石斧砍伤，脑浆溢露在外边，鼻子被撕掉。博士还指出，他的一只胳膊被砍得露出骨头来，两条大腿从股部到膝部被切开。
贝尔博士接着用一些相关的标志概括了这些肢解的意义：他画了一只横过一只胳膊的手指，表明夏安人；抓握鼻子，代表阿拉伯人；而切断喉头，则表示苏人。
如果我们现在面对怀莱曼斯的尸体的话，就不难判别出他的尸体肢解部位的意义了。右胳膊被切割到骨头处，或“砍胳膊”，涉及了夏安人，撕鼻子，意味着“噢觉”部落，或阿拉伯霍人；而把喉头撕至腮部，证明苏人在场。因此，在这些斗士中，有夏安人、阿拉伯霍人与苏人。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那意味着撕小牛腿的深深地平行切开大腿的意义。各部族箭支结构与颜色也各不相同，显然，从大量不同装备中可以看出，各部落的斗士们有意在这位军士的尸体上留下本部落的特征与标记。
当今的人种学者们可能会对贝尔的这些过分装饰和分析结论提出争辩。可也知道他所提供的这些结论的实质性。已经认定，夏安自称他们砍剁一只胳膊或一只指头，这一习性的源起有待于查证。也许，出自夏安妇女用切割自己来表达她们哀痛的习性，或者涉及到他们常常把敌人的尸体四肢砍掉的习惯。库鲁克在玫瑰花苞湾战斗其间，发现他们把士兵的尸体从胳肘处砍下，然后，挥舞着这些战利品，策马跑走。另一种解释说，夏安人使用的箭头，上面带有有环扣的火鸡毛，这个环扣，得用右手食指从左边拉开。
贝尔博士对苏人切割喉头习俗的分析也许是正确的，按照早期法国商人的土语行话，它意味着“割草机”，可能由于他们砍敌人的头——尽管在小比格奥战役中，仅有桑堤河苏人沿用这种习惯。
大部分部落，也可以由简单的手势来区分。手摸左胸，表明北阿拉拍霍人，因为他们被称为心肠慈软的人；手擦鼻子右侧，表明南阿拉伯霍人，尽管无人确信其理由。一只手指头，若是如同一根棍或一根骨头，平放在鼻子下，表明尼兹·帕李斯人。食指向前快速弯曲移动，表示“蛇”人。双手在肩冰平拍，表明“乌鸦”人。基奥瓦人的手势更复杂：一只手握成环状，在右脸侧画圈似地来回移动，表明该部落人只理右边的头发。
大多数印第安人认为，基奥瓦人在发明一些谈话的手势。据知，他们的手势最熟练，而离基奥瓦人越远的部落，他们的手势就越不熟练。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娴熟地使用复杂的手势，可能由于他们地处各部落的聚汇地，它的南部是科曼奇人，利潘人，托克瓦人，北边是大草原部落。基奥瓦人被视为战争与贸易的中间人，出于必要，他们扩大了这种哑语，但不是专门创造的。不管什么时候，无别的取代办法时，就用手势言语。到了白人入侵之时，手势话言就变得更加微妙了，成为一种快速替代的语言。道奇上校用“咖啡”一词为例，说一个简单的一口即可说出的词，得用五种手势才能表达出来。他也提及了一位阿拉伯霍人，由于手势表达能力差，在同一名夏安人做生意时，就需要一位翻译。
当然，一些手势也很容易被弄明白。例如，把一只手指头迅速从嘴边分开，表明对某件极无价值的不值得曲解的事情的谴责。贝尔博士记述道，此种哑剧语言，雄辩地表达了人们的感情的破裂。
怀莱曼斯的胸部有一些奇特的纹刺：一只似牛的双角兽，一只狮子，和一枚两边有国旗掩衬的盾形纹章。后来，据说，在一个夏安人的村子里找到一块呈卵形的上边有纹身的皮。他们可能把任何一块感兴趣的皮都收存起来，即便是长腋毛的胶窝皮。道奇见过一张人的从脸部到大腿叉整半张皮：“它的上面覆盖着浓密的毛发。皮被精细地加工，并由其特殊的价值被视一个大符咒。通常，头皮被单独保存，无疑，它表明一个被击败的敌人的头。
落基山脉西部的人们从来没有把揭头皮一事看做一件喜好的事。然而，西部的人们不时失去他们的头皮。所以，揭头皮可能是抄袭了东部传统，要么，是印第安人模仿他们白皮肤的同民族人们的行为，如同许多人所见证的那样，白人曾经是头皮的热心收藏家。确实，地方政府常常用提供赏金，来鼓励、刺激这种喜好。在亚利桑那，阿拉伯霍人的头皮值250元。难以讲说的事实是为获得一个人头上的一束乌黑闪亮的头发，那些为获赏金从事追捕的美国人，可能毫不费事地越过墨西哥肃索诺拉疆界，用墨西哥歹徒人的头发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所有揭头皮的习性究竟怎样开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它的最早的先例先于史册记录。人类学家研究了人类的一个祖先——埃塞俄比亚波豆人的颅骨。他们清理出一些镶头皮的石头，推断是用石头工具从头上撕揭下来的，是从死人的头上揭下来的，是决意做出的举动，没有什么特殊目的。
有关头皮的记载，首次出现在希罗多德的著作里，写于公元前15世纪。他说，帕蒂亚人①从被他们杀死的敌人身上取头发，用以加固他们的武器与衣物：“显然，他们使用非常尖锐锋利的短剑，从眼睛部位开个孔……”
①帕蒂亚人，守息人，亚洲西部，里海东南方的古国。
两三代人之后，色谱芬已记述了他的一些人在途经地中海时被杀死之后，他们头皮被割取。
拜占廷的历史学者普罗科匹厄斯说，考特·贝利萨留将军一直对某些外国援兵们的行为表示关注。这些狂暴的部落人在对一位俘虏拷打之后，“把牺牲者从耳下部开长缝、取头皮。即把脑壳上半部的皮取下，用油处理，然后，在里边填塞充塞物，制成最恐怖的战利品……”
13世纪，成吉思汗虽然没有剥取头皮，但他发现从牺牲者脑袋上获取的头发制作成弹皮弓与耐磨用具特别耐用，并发现与用人发编织的辫子要比绳子或皮子更能耐雨耐寒。
西半球的西班牙人很快获悉，加勒比海的土著人在割取人头，取人发。不久，阿尔瓦杜船长又注意到危地马拉人在剥取被俘获的征服者的头皮。
在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与索诺拉探险的西班牙首领们，也发现在这些地区的部落中，实践着这种野蛮的行径，他们十分可能就是焦部落与帕蒂亚人的祖先。当杰奎斯·卡泰尔（Jacgues Cartier）在圣·劳伦斯河一带碰见著名的首领唐纳卡纳（Dennacona）时，问他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剥取人头皮，他回答说，因为他们的敌人这样做。
显然，到那时，在荒凉的西部地区，一个惯例就这样被沿袭下来。无论这一概念是逐渐从墨西哥向北迁移演变，还是自从亚洲人越过白令海峡以后便在美国存在，这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不管何种情况，它是一个艺术处理过程。正如记者芬尼里蒂说，“此外，当头皮被熟练地揭下之后，就被称之为魔鬼的成就”。
单单揭取头皮可能不会致命，但也仅有少数人能逃生，这可能由身体伤残所造成，记录下来的几则事例可为佐证。卑斯麦的《时报》在1876年7月16日刊载了一则报道，记述了赫尔曼·甘锡的事迹。在黑山行进时，他独自一人走在伙伴们前头。一颗子弹穿入左腿，另一颗击中左肩，他踉跄地倒在地上。过了一会，一位印第安人跪在他身后。甘锡被一根棍子或枪托击昏，他不知道这些：“所有我知道的是他们在剥我的头皮，我的头发被紧紧地拽着……”一位记者描述道，甘锡的整个头成为一大片溃疡，为防止感染，外科医生把他所有留下的头发剃掉，“然而，由剥头皮刀剪切的一个个V型残伤特别显眼。”
1868年，在袭击俄克拉荷马州“黑水壶的村庄时，道尔斯G·桑德伯特逊是一名士兵，同卡斯特一起参加了这场战斗。他虽然死里逃生，但接下来却在医院呆了六个月。由于被获准退役，他让一名记者看了他的头——“依旧是被揭去皮的嫩肉”——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清晨，天刚亮，双方开始交火。我们按照行动计划打了几分钟，这些可恶狡猾的人十分慌乱，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最后，他们开始狂呼乱喊起来，我们可以听见“黑水壶”的喊叫与命令声。这些歹徒们钻进山洞或藏在岩石后边，或钻到能藏身的地方，并起劲地还击着。我们只要看见有头饰露出就开枪，也朝其他印第安人开枪。许多妇女如同印第安男子一样敏捷灵巧。我们前来的目的就是消灭所有这一帮家伙。
此时，天已大亮，我们拼命大声呼喊着，径直朝他们冲去，那些棚屋还在坚持抵抗着，里边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当我们穿过一条峡谷时，一个身材高大的红种人，从后边一个帐篷跳到我面前，在我还未能抽回刺刀去追杀他时，一个印第安女人抱住我的两腿，把我撩倒，营地到处是厮杀的人，每个人都似乎扯坡了嗓子喊叫着。此时，我仰倒在地上，枪也滑掉了。我刚刚欠起身子，那个印第安女人猛地拽住我的头发，此刻，那个大个子印第安人把我的枪当棒子用，并抓住我的脖子。他完全可以用刺刀把我刺死，但他没有用刺刀，或者。没有想到用它，我被打晕过去。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完了，此刻，即就是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也无法动弹，而那个印第安女人却一直尖叫着，满把手紧紧地拽着我的头发。
我听见我们一些男子们在我近处喊着，印第安女人受惊跑了，其申一个伙伴把印第安女人杀了，但并没有把他们三人一组的人全赶跑。另一个印第安人一只脚踩在我的胸部，一只手向上攥住我头顶部的头发。他的动作十分老练，麻利地切剥着，并像恶魔似的按着我的头。我的眼睛半睁着，可以看见他双里腿上的珠子与其它装饰物。突然，我感到一阵极其恐怖的剧痛，他在沿我的头割我的皮肉，接着，我好似觉得我的整个头被切掉。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这样疼能过，怎么不是呢？这是名副其实地活生生的构取你的脑髓呢！两三天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接着，我开始发现自己长了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剧烈疼痛的脑袋。要是这些士兵们也把这个毒蛇杀死的话，他就不会把我的头皮带走了。也许它掉在雪地上了。没多久，我被运送到拉腊米堡，经过各种医护，我的这个部位还是没有长出头发。
最惊人的被揭头皮的人要算威廉·汤普森先生，他在内布拉斯加中部的一条铁路上的手摇四轮车上遇到麻烦。1867年8月6日，他同其余五个人从李子弯兵站出发，去修复被破坏的电话线。遭到“火鸡腿”营地部分夏安人的伏击。汤普森拔腿奔跑，一粒子弹击穿了他的一只胳膊。他继续狂跑，但被一名印第安人追住并用战棒打倒在地。他这个印第安人马刀刺伤他的脖子，“迅速用手指把我的头发缠捻住，开始用刀锯拉、砍我的头皮”。
同桑德伯特逊不一样，桑德伯特逊头皮被揭时，头脑一直是清醒的，但没有说及他的头皮撕扯下来时的声音——极不寻常的声音，据幸存者描述，是如同泛水泡那样间隔的扑扑声。
好了，头皮被撕下之后，这个印第安人跳上他的矮种马，哒哒地跑走开。无论他把这个珍贵的奖品丢下，还是有意扔下，但有理由证明他是蓄意把它扔在一边的。“森林中的约翰·斯坦兹”是一名夏安人，他说，他的人民对白人的头皮充满了轻蔑与厌恶。他们要揭白人的头皮，但不是去炫耀这可鄙的头皮，而只是把它扔进灌木丛。
还应当考虑另一种解释，李福吉说，有好几次，他注意到这些剥头皮者也十分反常，显得很紧张，他两次看见一名斗士由于呕吐而终止剥切。揭汤普森头皮的这个夏安人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不想要这样的纪念品。
汤普森及他的同伙人并没有像甘锡那样傻，他们并没有孤单一人到那个危险地带去探险，只不过是该他们倒霉罢了。要是他们再推迟一小时出发去修复那些电话线的话，他们便会安全返回李子湾。那时，这些追捕他们的苏人正从一次远足中返回帕尼人的村子，他们突然发现了这辆手摇四轮车开过来，便决定摧毁它。他们把几根圆木堆在火车轨上，爬在一边，车子开过来时，他们跳出来呼喊着，开枪射击。那些白人握紧手轮，不断加速往前开。
此事发生在“森林中约翰·斯坦兹”出生前17年，但他听说了事件的全过程。他说，在他们击毁了这辆手摇四轮车之后，一个名叫“睡兔”的人向其他人建议，如果把这辆手推车卡在火车轨道上的话，大概会摧毁一辆火车！“睡兔”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火车中的东西了。”
一列火车在天快黑时开过来，这些夏安人开始呼喊，并开枪射击。如同那辆四轮手推车那样，火车喷吐着烟气，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拚命加快速度，直至引擎飞出轨道，一个人立刻从火车后边跑过来，他一边举着信号灯一边喊叫着。那时，夏安人不懂英语，其中一个叫“狼牙”的记住了一个白人喊的一句话，便自称他是第一个能学说白人语言的夏安人，他认为这句话可能是“印第安人”。数年之后，他给“森林中的约翰·斯坦兹”重述这个词时，使得斯坦兹放声大笑涸为，它不是“狼牙”所认为的那个意义。
这样，在把那列火车上的白人杀死之后，他们打开一节车厢，发现里边装的短柄小斧。他们继续劈开其它车厢查看里边的东西，把他们所要的一切绑在矮种马上返回宿营地。“狼牙”得到一把短柄斧，并从一只盒子里取走一些闪亮的金属制作的东西。虽然他们知道它们是有价值的东西，但又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也无人告知怎样使用它们，只好把它们扔掉。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返回到这辆火车上，几个男孩子得到了成堆取乐的东西。他们把一块印花布绑在一只矮种马的尾巴上，并用一把辫式短柄皮鞭抽打它，这只小矮种马回过头来查看被打的原因，自然看见了绑在尾巴上的印花布，从而惊吓地跑开，这匹花布就在马尾后面呈波浪式弹跳着展开。
这是夏安人讲述的故事。
白人讲述的虽与这些有出入，但大体差不多。他们在那天晚上确实摧毁了一列火车，或把火车推出轨道，要么就是在铁轨上设置了障碍。司机与司炉被他们杀掉，司闸员与列车员从尾车箱跳出逃走。火车中装载着威士忌、烟草、面粉、马鞍，以及大量边疆妇女穿的漂亮衣物。印第安人喝的醉醺醺的，穿上天鹅绒与印花布衣服、里上丝绸，围着篝火摇摇晃晃了整整一个晚上。大约黎明时分，他们把车厢点着，把司机与司炉工的尸体扔进火焰中。从手推四轮车被撞毁之后，汤普森叫直一动不动地躺着，此刻，他认为是逃跑的好机会，便沿着火车轨道爬着，终于跌跌撞撞地爬到了枕头岛兵站。另一列火车把他送到奥马哈。究竟汤普森在他的头皮被揭之后，被迫在枕头岛兵站苦熬着等了多久，不太清楚，但必定是等了一阵子，因为牺牲的司机与司炉工的尸体也陪他一同去了奥马哈。
火车抵达奥马哈时，记者斯坦利正好在那里，他至少作了仿佛是亲临其境的报道，听起很逼真。他说，人们蜂拥着朝行李车奔去，他们已听说了被烧毁的尸体，人人都想去看看。残留的尸骨盛放在一只近似12×30英寸的箱子里，为使公众受益，一个盒子被打开，“周围塞着棉花，中间躺着一根约为2英尺长烧成焦炭状的躯体，如同一根烧黑了的圆木……”
被吓得毛骨悚然的观看者，很快又获知，在这列美利坚合众国太平洋的列车上，还有一件使人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品一四分之三活着的汤普森先生。他的头皮在一个水桶里漂浮着。斯坦利写道，人们从各个地方聚拢过来，“争相观瞧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赤裸裸的血淋淋骇人听闻的人间奇迹”。汤普森已经十分衰竭，这不足为怪，胳膊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脖颈被刀子砍伤，头顶皮被揭掉，这是怎样的一个悲惨场景啊！
当地一名外科医生R·C·穆尔代夫把他的头皮缝合在原处，但手术未能成功。他痊愈之后，一位摄影师为他拍照，那是一个坐在一把椅子里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一副不知所措、震惊的模样，穿着一件过分宽大的外衣，仿佛这场阅历使他皱缩枯萎了。他的头顶确实十分奇特，据说，通常，他戴一顶黑色室内便帽。他是一名英国人，后来，回到英国老家，把他的头皮也带走了。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原因，他后来又把它送给穆尔医生，穆尔医生又把它送给了“奥马哈公立图书馆”。如1967年所陈列的那个样子，它被泡在装有酒精的一个玻璃瓶子里。斯坦利说，在“美利坚大平洋”列车抵达奥马哈时，泡在水桶里的这块头皮约为九英寸长，4英尺宽，“有点像只淹死的老鼠”。
9×4英寸，是一个长方形，令人惊异。人们会认为他们的头皮是圆的，但许多头皮并不是这个形状，如同每个部落用以标识标志的识别箭支那样，每个部落也采用了不同剥取头皮的方式：菱形、三角形、正方形与卵形。雷安军士说，就他自己的记忆，在“发现一个被揭掉头皮的骑兵时，印第安侦察员立刻会判断出是哪个部落干的。
卡斯特在《我的平原生活》一文中痛斥了这一“残暴野蛮”的行为，然而，他也对此行径倾注了罕见的关注。特别是他注意了这些头皮的处理与修饰。他所见的头皮大部分为三四英寸宽，它们被用一个有线网的铁环绷直。在加工处理时，“这些头皮上的肉干，依据剥收者的喜好，染上各种颜色。有时，还装上一些不同颜色的晶亮的珠子。另一些头皮处理，包括把头发染成美丽的黄色，或金黄色，或深红色”。他总结道，这是骇人听闻的比劫掠更野蛮的行径，人们油然对那些诱惑物的处理与装饰产生憎恶。
同道奇上校，金·巴尼兹上尉，戈弗雷，杰拉德，尤尼萨姆·查利，米切·鲍耶，列兵科尔曼，凯利夫人，以及其余不甘愿在东部防护区生活，而愿意探险的人们那样，卡斯特的态度、思想与感情，不但与各种报道共鸣，更包含着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他受雇于美国政府，他要去控制印第安人，必要时。还得同他们战斗。所以，他不但从那些城市的奇景奇观中观看了他们，也同他们在战场上交手。一般来说，他们是针锋相对的敌人，纵使算不上现役交战的仇敌，也应当算作敌人。然而，他也觉察出了一些同他们共呜的东西。他喜欢他们的勇气、胆量，他们狂热易怒的独立性；如同一块印渗的色斑一样，他的篇章中流露出他不该分享这杳无人迹的荒原式生活的懊悔之情。1858年做为一名西点军校的学员，他写了一篇惹人讨厌却有预见性与独创性的伤感随笔——《红种人》。他为一位红种人的安宁、富裕的家庭所面临破坏而恸哭，叙述了这个印第安人的“无所畏惧的容貌”和“男子气魄的躯体”，之后，又为这些被“狂怒的暴风雨”袭击而四处逃散的印第安人而遗憾。那熟悉的森林，那印第安人曾在它们的浓荫下舒展乏困身子的森林草地，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已在伐木工人的斧头下荡然无存。“我们现已看到他们在濒于绝灭，站在他们的最后立足处，抓住带血的来复枪，在刽子手的颤栗中坚定地死去。他们很快会被说成是一个高尚的人种的，他们曾经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但现已被消灭掉”。
然而，经过一段坎坷的阅历之后，他不再用他的笔触描述印第安人了，他甚至为替他们撰文的人的所为而气恼，他认为，库珀笔下的印第安人是对真正的印第安人的虚饰，他为此而遗憾：
去掉那些美丽的罗曼蒂克的夸大与虚构的描述吧，我们曾经十分渴望用这种粉饰来遮盖真象。勿再沉迷诱人的篇章了，到我们被迫同他们交手的现场实地去看看吧！在他们土著人的村落，在他们出征的途中，当他们对我们的边疆移民和铁路沿线进行突然袭击时，他们也就丧失了那自称的“高尚的红种人”的称号。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本质，至于他所有的意识，则如同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意识那样，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词“野蛮”。也许在出世与传宗接代这方面，他不会比他的白人兄弟差一些，但是，做为一个人，他残忍凶恶的本质却远远超过了这块荒远土地上的任何野兽。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任何被迫同这个野蛮部落交往的人都不会否认的事实。
这是绝对不可争辩的事实，他在领导一支文明人的军团，反抗野兽般的敌人，他的军队必须是有军纪的军团，坚强不屈。在这场战役中，要是他的军队想要幸存的话，纪律首先必须严明，这自然是确凿无疑的。五年前，当他的骑兵同文明的弗吉尼亚人战斗时。他曾经也是个强制实施严明纪律的将官。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铁石心肠，他的强制与不退让使得他和军官与士兵们疏远了。巴尼兹上尉从海斯堡给詹妮写信道：“这里的事情更令人非常不愉快，卡斯特将军十分不明智的管理，是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到处树敌，在各方面引起人们的不快，我对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
六名士兵去海斯堡兵站换空气顺便买水果罐头，这没有违反军令，关键是他们忘了请假，离开45分钟。卡斯特象征性地揭了他们的头皮——每个人以鼻子到杭骨为界，一边的头发留着，另一边被剃光，然后，穿过兵营示众。巴尼兹在他日记中草记了这一引起每个公正的军官厌恶的羞辱性惩罚。
此种惩戒，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一些影响——很难设想，谁还会不经批准去随便外出买罐头——最终结果可能是值得争论的事了。巴尼兹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说，自第七团组建以来，已经有1200个人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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