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课程政策研究之探索：应然关注与可能思路

　　我国课程政策研究之探索：应然关注与可能思路

　　摘要：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研究亟待关注的几个方面及可能思路表现为：其一，应引入课程政策文本的语境视角（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可从社会宏观语境、历史语境、国际语境等方面切入；其二，需关注课程政策实施研究的薄弱方面，如以往课程政策实施影响、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实施表浅化问题；其三，国别研究中需加强对与我国有着相似教育传统的国家的研究，以及他国课程政策话语在我国的移植或改造。

　　课程政策是课程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必要中介，对课程改革的质量有着重要影响。钟启泉教授认为，在当代课程研究涵盖的三个层面问题的研究中，课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课程政策的专门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不过十余年光景，是课程研究的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同时，因其对教育政策学、教育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成果的借鉴，它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交叉研究领域。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现有研究的主要维度可归纳为五个方面：课程政策的价值研究；课程政策的权力、利益关系；课程政策的实施研究；课程政策的基础性问题；课程政策的国别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丰富和拓展了课程政策研究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有些重要视角尚未成为课程政策研究的实然维度，或已关涉的维度中尚存在薄弱甚或缺失的重要方面，这些都亟待应有的关注。在本文中，笔者在研析我国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对西方课程政策研究的学习收获，探讨了我国课程政策研究亟待观照的几个方面，并就有关其研究如何展开提出了粗浅的可能思路，希冀能为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课程政策科学”作出有益的铺垫。

　　一、一个应然视角：课程政策文本的语境分析

　　课程政策的形成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情境，这种具体的情境使得一个课程问题能够进入（或淡出）政策视野，使得某些影响力和议程被认为是合法的，也使某些声音被听到……由此，科德(John A Codd)总结道：“政策文本……是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建构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解构的任务应始于对那个语境的认知。”课程政策文本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其对现状作出了何种判断，如何定位文本的读者与实践者，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果仅从文本字面去思虑，就忽略了政策文本的特殊性。事实上，仅从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两词的英文本身来看，它们也有着切近的关系。但是，当前我国对于课程政策文本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其内容的某种去语境化( decontextualize)的解读上，大都为粗线条的对政策条文的解释和合法性论证，缺乏一种将文本置于更广泛的语境之中的细密分析。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拉斯维尔也很早就将“语境性”置于政策科学三大属性的首位，因“决策是—个更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对于如何从语境视角切入，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路：

　　（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宏观语境

　　这种语境的分析应包括将某项课程政策放上议程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考察，与此相关的是压力群体的影响和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以及它们是如何迫使政府作出清晰的政策声明来回应。课程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往往有着相似的动因，即是对更大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变革的回应。奥兹伽甚至将教育政策分析研究重命名为“政策社会学”(policy，这一术语已经被很多政策研究者所采用。

　　（二）历史语境

　　政策话语往往不能剥离于它们历史的根，除了熟悉课程政策的当下语境外，还应关涉塑造课程政策的历史语境，追踪政策问题的历史建构，包括奠基了此项政策的以前的发展和举措。

　　雷诺兹提到，“应该认识到，我们目前的认识不是即刻的经验与实践形成的，我们的历史意识告诉我们，每天讨论的问题是由过去构成的，过去也建构了今天这个时代的话语、可能性以及面对的挑战。我们讨论今天，不是因当前的经验与实践，部分的问题是因我们的历史意识能够使我们知道如何应对今天的问题”。当前政策中对某个课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借鉴了过去对此问题的应对举措。对于历史语境的考察，可以让我们了解同一课程问题在之前的政策文本中受到了何种关注，体现了怎样的解决与发展脉络，又如何影响了当下的政策。可以相信，“这种对政策既有当下也有历史的语境考虑，有助于说明政策分析中的‘为什么’和‘为什么现在’的问题”。

　　（三）相关政策语境

　　政策也是互文的(inteltextual)，即它们总是与其他同类政策相关，受其他政策的影响，这就需要一并考虑博尔( Ball)用来指代“相关政策总体”的“政策群”(policy ensemble)概念，或者说，要考虑奥兹伽所称的“更大的图片”( the bigger picture)。具体到课程政策领域，至少需要考虑休斯所提出的“课程政策制定的政策”。

　　休斯区分了两种影响学校课程的政策类型，第一种规定课程形成程序的政策，说明谁是参与者，并对权力作出限制，可称为课程政策制定的政策(policy on curriculum policy making);第二种是课程政策制定过程的产物，即课程政策，确定课程的特点，具体说明必须、应该或可能教什么。同时，任何课程政策都是更大的教育政策甚至社会公共政策的金字塔的组成部分，政策体系的内外相关性要求课程政策制定要考虑课程政策在政策体系中的目标协调、功能协调、时间协调，这样方能并行不悖。譬如，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政策文本的研究，就必须关注我国教育的元政策和基本政策的影响，至少这几部政策性文献是必须熟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

　　（四）国际语境

　　这种语境的分析也必须观照课程政策文本的国际语境。国际竞争的压力往往是政策关注的议题，而这种压力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变成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课程又是塑造人才结构最主要的机制，这就会带来课程政策的变革，由此，对于国际语境的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课程政策文本。

　　（五）直接的语境——制定过程

　　这种语境的分析也必然涵盖了对政策具体制定过程的分析，因这构成政策文本实质性生产的语境，一种最为近端的语境。此处的制定过程主要是狭义角度的，不包括有些政策科学家如德洛尔将理解的整个政策过程，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而是大多数政策科学家（如琼斯、安德森）所理解的，即为政策形成或政策规划，指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分析常是被忽略的。对制定过程的分析，就需要分析政策制定的主体及其之间的关系、角色。譬如，在课程专家的方案与政治家的权力之间存在何种冲突，最终谁在决定着政策，怎样决定了政策，有何种妥协和折衷，因“政策制定可视为意义争斗的竞技场，或者说作为‘话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discourse）”，而政策文本则代表意义的政治争斗的产物。

　　总之，课程政策是代表国家有关课程的官方话语，正如课程专家阿普尔所言：“当我们阅读可称为这个国家的话语的东西，我们应该强调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史蒂芬·博尔和理查德·鲍所强调的政策文本和政策语境。如他们指出的，政策文本的阅读不是不受拘束的。它们不是在—个真空里发展起来的，种种情况在撞击解读的过程。”政策既以复杂的方式编码，就需要以复杂的方式解码，也只有将课程政策文本与语境联系起来，才能达成政策文本的深度解读，语境的回归也有利于探明政策的“原意”，从而恰当地运用政策文本。这一方面需要宏观研究，理清较长历史时期以来诸方面的语境如何塑造了课程政策文本的内容和语言，进一步总结出多元语境中推动课程政策变革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也亟待个案研究，即以某个课程政策为文本进行的专门研究，这有助于更深入细致地分析文本形成的来龙去脉，对于政策制定过程作出更为丰富生动的描述。

　　事实上，阿普尔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强调了课程政策个案研究的必要性，但直至今天，国内无论是这方面的宏观研究还是个案研究都是相当贫薄的，笔者目前能找到的是吕立杰博士所作的个案研究<国家课程设计过程研究—一以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设计为个案》。其中，吕立杰博士追踪记录了作为一种课程政策制定过程的国家课程设计的鲜活和真实的语境，涵盖了从变革的开端、政策问题的确定到课程方案的规划、审议与决策整个过程，呈现了这一过程中课程论专家、政府官员、学科课程专家、一线教师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调和。笔者以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二、课程政策实施研究的薄弱方面

　　政策过程既包括政策制定过程，也包括政策实施过程。上文中呼吁对课程政策制定过程要有更多关注，并不代表政策实施部分已经研究得充分了。事实上，一方面，从研究的数量来看，它并未达至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也存在对一些问题的忽视或简单化处理。

　　首先，对课程政策实施研究的关注需要增强。斯滕豪斯曾指出，“课程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理念和愿望与我们试图运作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这种差距的缩小既需对政策设计的关注，也需对政策执行的分析。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课程政策实施都是实现预期课程理想的手段，是这一研究领域天然的重要内容。从“对课程政策误解、误用的问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中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来看，课程政策实施研究也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其次，政策实施本身是—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政策实施的效果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此，对这样—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需要有建立在对现实的课程政策实施情况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的深入分析。就这一方面的应然关注点与可能思路，笔者进行了思考。

　　（一）对以往课程政策实施影响的分析

　　休斯认为：“到目前为止，还很少对现在正在出现的课程政策，或更确切地说是对原有课程政策的影响作具体的分析。越来越明朗的是课程政策和课程实践之间的联系可能相当单薄。”在国内的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亦明显匮乏。以往课程政策在实践中究竟产生了何种实际影响，哪些影响属于政策方案的预期目标，哪些影响与预期存在距离甚或相悖，有益的影响如何在下一轮课程政策中得到巩固与强化，不利的影响则如何得到削弱甚或消除，这种及时的总结非常必要，是新政策制定前要切实完成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爱尔兰课程与评价专家安妮(Anne)的观点很精辟，她提出政策过程连续成一种“环状的复杂性”，而不是“线形的简单性”（这正是国内多数研究中的潜在假设）．“政策过程是多层的，每层都需要它自己的分析，每层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层……从这一多层视角看，实施总是解读，而且是建立在以往政策的影响之上的解读”。对于一线的实施者教师而言，对以往政策效应的解读往往影响他们实施新政策的严肃程度，教师在以往的实施尝试中负面经历越多，对于新政策，他们越可能讽喻、漠然、抵制或消极应对。也因此，国际课程改革专家富兰提出要有对教师改革心路历程史的研究，只有对以往政策的影响有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为新政策的实施作出有益的鉴照。

　　（二）课程政策实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我国政策实践中，“执行难”是一大顽疾。在实践层面，执行固然是一场使政策各就各位的艰难战斗，课程政策中所蕴含的新的课程理念、课程文化、行动方式传播和试行后，如何从实施阶段走向制度化阶段，使新的实践内化为教师的本领，并影响更多的教师，则是一场更艰辛的战斗。可以发现，某些课程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有着成功的实施，但这种成功常常是脆弱的，一旦出现实践环境的变动，实施就很可能松懈甚或终结。由此，如何使课程政策的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成为研究的一大板块。对于这一问题，可考虑从持续的援助方式、激励机制、长远能力的建设等角度切入。

　　（三）课程政策实施的表浅化问题

　　除实施的短时性外，实施的表浅化尤其是形式化也是一大问题。这就是说，部分学校可能以表层的话语与结构的改变回应外在政策的要求，使用新的课程表、新教材，也即改革在繁荣着可触的、可见的、物质的产品，从计划、程序到课程、资料，但它没有实质性地影响课程实践的内核，如建构知识的方式、师生责任的分担、师生围绕知识的互动方式等，也即变化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是增量式而非根本性的变革，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我国课程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课程政策实施如何从表层走向深度变革，就该成为实施研究的应然关注，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沟通渠道、学校文化的兼容性、教学文化的惰性等都是可能的切入思路。

　　总之，课程政策实施研究是一项重大的教育科研。教育科研需要在政策实施中发挥作用，政策实施亦需要教育科研支撑。课程政策实施为教育科研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也提供了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三、课程政策国别研究的缺失方面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完全中央集权向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决策和管理模式的过渡阶段，如何建立一个合理、合法、均衡的课程决策共享机制，是我们正在应对的问题，毋庸置疑，对于他国经验的借鉴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从目前课程政策的国别研究来看，以对英美国家的研究居多。一方面，这当然是必要的，美国实行以地方为中心的分权型课程政策，而英国则实行以学校为中心的校本课程政策，两国的地方和学校都享有课程事务上的较多权力，其中的运营策略值得借鉴。但同时，因它们与中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历史传统，其经验在中国的本土化必须充分考虑其适切性。这就启示我们可考虑加强对那些与我国有着相似教育传统的国家的研究，如作为中央集权型课程政策典型代表的法国，其次有日本、韩国、埃及、前苏联等国家，而且随着世界课程政策发展潮流的导引，这些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打破僵化、统一的权力格局而走向权力分化、权利分享、利益多元的课程权力结构景象，呈现出与我国更一致的发展趋向，这种相似境遇中经验的分享必将更利于促进我国课程政策模式的良好过渡。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通讯、信息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发生在课程学术和政策团体之间的国际化也在加快着步伐，尤其是西方课程理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渗透，课程政策话语在我国的移植现象就可成为研究的应然视角，可考察发生了哪些政策话语的移植、其在我国的应用、流变及在本土语境中的适切性等问题。

　　这一视角的思路，可借鉴当代著名的批评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旅行的理论”框架，以研究某种课程政策话语的传播：一个源头，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理论得以移向随后的时空；有一些条件，可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抵制条件；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理论，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导致某种程度的变形。循此，可深入探析课程政策话语如何从何处迁徙至我国、又如何被解读和本土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