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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雄--诺贝尔奖亏待了的华人女性科学家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13-4-22 12:12: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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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健雄--诺贝尔奖亏待了的华人女性科学家

  摘 要:吴健雄与杨振宁、李政道一起,促成了一个现代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她对实验物理学有一系列重要贡献,堪与许多一流物理学家相媲美。她是华人数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位产生世界影响的女性科学家,是同时代的华人女性科学家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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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健雄(1912.5.31-1997.2.16)是江苏太仓浏河人。她对20世纪的实验物理学有一系列的重大贡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56夏天至1957年1月完成的用钴60作B衰变的实验。这个实验发现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的不守恒,推翻了一个被当时物理学界的绝大多数科学家视为不容置疑的“宇称守恒定律”,打开了物理学的新视野,奠定了她在物理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一、她与杨振宁、李政道一起,促成了一个

  现代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

  1957年,对全世界的华人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两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以他们革命性的贡献得到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得这种奖励。

  李、杨获奖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54年至1956年间,在对最轻的奇异粒子(即后来称为K介子的粒子)衰变过程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有一种粒子衰变成两个P介子,称为H介子;另一种粒子衰变成三个P介子,称为S介子。精确的测量表明H与S具有相同的质量、寿命、电荷等性质,是同一种粒子。但是,从角动量和宇称守恒的要求看,H与S不可能是同一种粒子。一时间,这一疑难困扰着物理学界,成为热门的“H-S之谜”。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粒子,只是它们的怪异之处还无法解释。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的李政道、杨振宁到1956年春天想法有了突破。他们怀疑是不是物理学家一直相信也的确很可靠的宇称守恒只在强作用下是管用的,而在弱作用下不一定管用。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就可以把H、S看作是同一种粒子的两种不同的衰变模型。这样谜题就解开了。于是,他们从这一方面着手,检讨了大量的理论文献和实验资料。他们吃惊地发现,到那时为止,所有已经做过的实验都没有证明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都与弱作用下宇称是否守恒问题无关,而整个物理学界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到6月,他们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论文。

  李、杨论文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探讨》,发表在1956年10月1日出版的《物理评论》第104卷第1期第254页至258页。编辑部标注的收稿日期是1956年6月22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编辑部特别重视这篇稿子。在这个由美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大型刊物上,这个时期每年发表的论文和实验报告在1000篇以上,合订起来有五、六千页(16开本),有关的作者多达两、三千人(次)。李、杨的这篇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论文排在这一期的45篇论文的倒数第二篇,今天要从这城墙砖一般厚重的期刊合订本中找到它,还得有点耐心。

  李、杨论文共有五个页面,包括一个引言、六节正文和一个附录。引言交待了问题的背景和他们立论的核心意图,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从对新近的H、S实验数据的评述进入到对弱作用下宇称问题的思考的,显示了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所具有的敏锐的洞察力、出色的批判力和对于物理学普遍规律的执着关注。六节正文的题目分别是:现在的实验不涉及宇称不守恒,B衰变中宇称守恒的探讨,B衰变中宇称守恒的可能的实验测试,介子和超子衰变中宇称守恒的探讨,介子和超子衰变中宇称守恒的可能的实验测试、讨论等。附录是一个数学计算,说明初看起来大量与B衰变有关的实验可以证明弱B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但我们仔细检查之后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整篇论文的内容,就是极其简明的论文摘要概括了的两句话:“B衰变和超子与介子衰变中的宇称守恒问题已被检查过。建议了在这些相互作用中可以测试宇称守恒的可能的实验。”

  遗憾的是,并没有多少人响应他们的建议。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而且实验的条件和要求也很复杂。只有一个人为之心神不宁。这个人就是吴健雄。吴健雄对宇称问题原本并未很在意,在李政道第一次向她介绍他与杨振宁研究的这个问题时,她就感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在为李政道、杨振宁的构想提供参考意见的几次讨论后,她决定立即着手李、杨建议的实验中的第一项实验。几个月之后,她和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安伯勒(E.Ambler)等合作的实验完成了,得到了明确的结果,从而肯定了李、杨对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质疑,探明了“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的范围,促成了一场“对称性革命”。

  吴健雄是第一个看出了李、杨宇称质疑的深刻意义、第一个组织实验进行探查、第一个发现宇称在弱作用下不守恒的实验物理学家。物理学定律是不分左右的,这是自从近代物理学创立以来一直毫无疑问的“基本原理”。这样一种观念牢牢地占据了物理学家的头脑,宇称不守恒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线和头脑。当时在物理学前沿有影响的物理学家,都不相信宇称会出现不守恒的情况。费曼、布洛赫、泡利对李、杨质疑都很不以为然。在吴健雄之后接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阮姆西当时曾想做这个实验,但经费曼一说,未能坚持。([2],p185-187)与吴健雄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低温物理学家加尔文(R.Garwin)在得知吴健雄的实验结果后,曾很快做出了李、杨建议的另一项实验,当初吴健雄曾争取他的合作,但由于他并不看好这个课题,忙着他认为更重要的工作去了。([2],p174)

  选择什么样的物理学实验是对实验物理学家眼力、品位和能力的检验。物理学杂志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实验构想,实验物理学家既受到本身知识、经验的限制,又受到实验设备、实验经费等条件的牵扯,只有确信自己所要做的实验的意义,才能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项工作。杨振宁说:“吴健雄的工作以精准著称于世,但是她的成功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一九五六年大家不肯做测试宇称守恒的实验,为什么她肯去做此困难的工作呢?因为她独具慧眼,认为宇称守恒即使不被推翻,此一基本定律也应被测试。这是她的过人之处。”([3],p44)

  现在的人们(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和科学史专家)往往单说李、杨“发现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如果同时讲到李、杨、吴,则说李、杨发现,吴等证明了李、杨的发现。可以肯定地说,这两样说法都很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李、杨他们并没有发现宇称不守恒。杨振宁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押宝在宇称不守恒上,李政道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有任何人押宝在宇称不守恒上。”([2],p172)对于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话,人们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以为他们因为吴健雄而在说客气话。的确,对于杨振宁、李政道赞赏吴健雄的话,人们有理由抱着更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因为杨、李得吴健雄之助一举成名,他们的说法中难免有感情的因素。但是,我们仔细研读李、杨论文可以发现,杨振宁这话不过是他们论文引言第二自然段一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丝毫没有故意为吴健雄说话。在这里论文说,通过对已有的实验的检查表明,宇称守恒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是高度准确的,但在弱作用(如介子和超子衰变中,以及各种费米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到目前为止只是没有实验证据支持的外推的假设。接着,李、杨特意用括号说明,或许有人以为H-S之谜可以看作是宇称守恒在弱作用下被打破的一个指示。不过,由于我们现在有关奇异粒子性质的知识不足,这个论据还未可确信。它所提供的只是刺激宇称守恒的探索性实验。事实上,李、杨全文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们发现了弱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无论是计算发现、推理发现还是实验解释发现。

  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李、杨提出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恒的原理,吴健雄等的实验证明这个原理是正确的。事实上,在实验完成之前,物理学理论和实验数据中没有任何资料可供用来支持宇称在弱作用中不守恒,李、杨对究竟有没有这个现象并没有断定,只是分析了以往的实验为什么没有触及弱作用中的宇称问题,用什么实验能够检查弱作用中的宇称情况,以及如果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还可能会进一步发现什么。所谓提出原理一说,也值得商榷。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在这场物理学革命中由李、杨与吴健雄分别代表的理论和实验两方面不同的地位,是个值得从物理学史的角度认真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这里是两项发现,两项紧密相关而又应该有所区别的发现。李、杨从H-S问题,深入到弱作用中的宇称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未曾有实验证据。李、杨在这件工作上的贡献在于:所有在物理学前沿的科学家中,没有人看出物理学大厦在这里存在问题,也没有人指出应该在这个方向集中力量做研究,而他们指出了值得研究的方向,提出了一个清晰的研究思路,从而指引了物理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是一个发现,发现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与途径。吴健雄率先组织实验探测弱作用中宇称情况,发现弱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这是另一个发现,发现了人类从未见过、也从未检查过的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这两项紧密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发现,打开了物理学的新视野,促成了人对自然认识的一个根本性变革。我认为,应该把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恒的发现称之为李-杨-吴宇称发现。这样才能对这场物理学史上堪称革命的事件在理论与实验两方面不同的贡献,给予公允的表述与评价。李-杨-吴宇称发现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原先对自然的看法,对物理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没有”李-杨-吴宇称发现,就不会有弱矢量流守恒定律的发现,也就不会有弱作用与电磁作用统一的发现。这些都已为物理学后来的发展所证明。

  李-杨-吴宇称发现是华人科学家第一次在纯科学中产生轰动世界的影响,它对于改变华人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形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历史,将永远记得他们的伟大贡献。

  二、她未曾得到诺贝尔奖,令许多人惋惜与不解

  李政道、杨振宁因指引宇称发现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实际做出这个发现的吴健雄却被拒之于门外。至少有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吴健雄应该得到诺贝尔奖。除了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这些华人科学家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吴健雄在柏克莱的老师奥本海默(R.Oppenheimer)、塞格瑞(E.Segre,有译为赛格雷或西格雷的),还有拉比(I.I.Rabi)、威尔森(R.Wilson)、史坦伯格(J.Steinberger)、莱德曼(L.Led2erman)、阮姆西(N.Ramsey)、西博格(G.T.Seaborg)、阮瓦特(J.Rainwater)等等。著名科学报道专家江才健在1989年至1996年撰写吴健雄传时,曾经飞行3万多英里,在欧洲、美国、加拿大访问了50多位相关人士,其中包括前述人物中仍然健在的人士,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首先是奥本海默,他在向吴健雄通报1957年诺贝尔奖评审结果的第一时间,即表示了惋惜。1957年10月,吴健雄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大学讲课,奥本海默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说,杨振宁、李政道得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奖。那时候还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对杨、李、吴的工作都很了解的奥本海默,为此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吴健雄和杨、李等人参加。他在晚宴前做了简短的讲话。表示这次宇称不守恒发现有三个人功劳最大,除了杨、李之外就是吴健雄;他特别强调不可忽略吴健雄的贡献。([2],p198)在这一年诺贝尔奖颁奖之后,奥本海默又公开表示吴健雄也应该得到此项荣誉。他曾经特别指出,懂得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的B衰变效应的,只有吴健雄和在柏克莱指导她的老师塞格瑞两人。([2],p304)塞格瑞在他的5从X射线到夸克——现代物理学家和他们的发现6一书中认为,宇称不守恒可能是战后最伟大的理论发现,它消除了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未经足够的实验验证,就曾被当成一条原理。而在这个发现中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三位华人科学家。([4],p292)

  20世纪30年代主持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并将之发展成为美国最顶尖物理中心的拉比,1986年在一项公开聚会演讲中指出,吴健雄应该得到诺贝尔奖。吴健雄在柏克莱时期的同学,曾经一手创建起位于芝加哥的费米国家实验室的威尔森也说,吴健雄应该得诺贝尔奖。([2],p304)在年青时就和杨振宁、李政道相熟,和李政道、吴健雄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共事的史坦伯格以为,当年颁奖没有把她包含进去这是个大遗憾,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理论构想,但是宇称不守恒毕竟是由她做实验发现的,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而且在此之前,她已经在我们的领域有突出成就,我非常不能理解授奖委员会的决策。[5]1988年史坦伯格得到诺贝尔奖之后,美国科学界有广泛影响力的《科学》杂志,刊出了一篇文章,报道他和莱德曼,以及当年哥大的物理学家,后来改行开电脑公司的施瓦茨。那篇文章说,史坦伯格和许多其他人都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吴健雄应该是1957年诺贝尔奖的共同得奖人。史坦伯格与奥本海默、吴健雄一样,也是李、杨论文末了表示谢意的五个人中的一个,是参与这项工作的较小圈子中的一个,较早知道他们的研究,并给予过有益的建议。

  和吴健雄研究领域相近,198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阮姆西,以及早年与她同时在柏克莱的加速器上做实验,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西博格,也都认为吴健雄毫无问题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2],p305)40年代到50年代时,曾经和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并且合作进行实验,197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阮瓦特,在获知自己得奖后,打电话给吴健雄,认为她远比自己更有资格得奖。([2],p305)50年代由吴健雄任教的哥大得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杰出粒子物理学家,并担任了长岛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主任的沙缪斯(N.Samios)的说法,代表了后辈科学家中不少人的情况。他说:”我一直以为她(指吴健雄)已经得到了诺贝尔奖。在我看来,她是属于那个应该得诺贝尔奖圈子中的人。”([2],p305)

  和吴健雄同行的著名科学家,曾经担任在日内瓦的欧洲最重要高能物理实验室(CERN)主任、欧洲和德国物理学会会长的夏帕认为,吴健雄绝对应该和杨、李同时列名于诺贝尔奖之中,因为是她头一个做出实验结果的。([2],p304)至于一般的科学家,我们可以举出福爱·阿珍堡·舍勒(FayAjzenberg-Selove,1926-)的看法作一个代表。福爱是美国屈指可数的女性物理学家和女性参与科学的推动者,她和她丈夫对大气中原子弹试验造成的放射性危害的研究,促进了在大气中试验原子武器的停止。这位极有个性、好打抱不平的女物理学家,在她的自传体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说到吴健雄。她为吴健雄辩护说:吴健雄应该与李政道、杨振宁共享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杨做的是理论方面的工作,而她用极其漂亮的实验证明他们是正确的。([6],p115)

  有物理学背景的科学报道专家、不列颠百科全书物理学作者和编辑夏龙麦格瑞(Sharon.B.McGrayne),通过大量采访后撰写了《诺贝尔科学奖中的女性》一书,其中用专章介绍了吴健雄的工作。这部书一共介绍了14位科学女性,其中9位是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包括吴健雄在内的另5位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但作者认为她们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项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认为:这些女性在大学作为学生寻求得到科学教育和从事她们心爱的科学研究与发现事业,都遇到了严酷的歧视。172这是代表科学报道界和评论界的一种看法。

  考察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授奖情形。1901年至1956年,有66位得奖者。其中主要从事实验、实验技术、或者实验分析和研究并获得重要发现、发明或测量结果而获奖的,有51位,约占77%。理论性的贡献或基本上是属于理论研究的有15位,约占23%。1957年至吴健雄去世的1997年,有88位得奖人。其中主要从事实验、实验技术、或者实验分析和研究并获得重要发现、发明或测量结果而获奖的,有54位,约占61%。理论性的贡献或基本上属于理论研究的有33位,约占39%。大体上前50年更重视实验类结果,后50年更重视理论类贡献。偏重实验结果,以至爱因斯坦不能以他最为重要的相对论而得奖,而只能以光电效应理论这样似乎更实际的工作获奖;偏重理论方面,以至有吴健雄实验发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的不守恒没有给奖。在前后相继的两个50年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趣味的微妙变化,或许是吴健雄不能获奖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总的来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很重视实验成果的,得奖者中实验与理论占有的比重是68.8%对31.2%,而不是一半对一半。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上,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不守恒的重大发现,只给予理论方面的奖励而未给予实验方面的奖励,是不符合诺贝尔奖的一贯精神的。何况,就吴健雄来说,其贡献并不只在宇称不守恒问题上的发现。

  三、她的贡献,可以与许多一流物理学家相比较

  我们可以比较几个与吴健雄有些类似的实验物理学家,或与吴健雄的工作类似的实验物理学项目。其一是密立根(R.A.Millikan,1868-1953)。([8],p315-328)密立根的名字中国科学界并不陌生,他是李耀邦、颜任光等中国最早一批物理学博士的老师,为中国培养了周培源、赵忠尧、钱学森、钱伟长、谈家桢、卢嘉锡等现代科学的先驱或中坚。密立根荣获192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主要贡献是1910年发明了油滴法,精密测定电子电荷,证实电荷有最小单位,1916年又用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程的有效性。([9],p18-23)

  物理学史著作和著名科学家传记对他的这些贡献都有具体介绍。吴健雄的贡献与密立根的有不少类似。吴健雄一生的工作主要在B衰变上。她使B衰变成为最敏感、最实际和最有力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的探测手段,一次又一次地对研究弱相互作用起了重要作用。([10],p474)她有十五项重要的科学工作,包括:(1)关于轫致辐射和核裂变研究(1938);(2)B谱的形状(1946);(3)宇称不守恒;(4)矢量流守恒假设(1962-1964);(5)双B衰变和轻子守恒(1970);(6)第二类流CVC理论(1977);(7)放射性和能级图;(8)奇特原子;(9)穆斯堡尔谱学及其应用;(10)湮没量子的本征宇称;(11)康普顿散射湮没光子的角作用和隐变量;(12)血红蛋白;(13)正电子偶;(14)粒子探测和仪器;(15)超低温核物理,等等。([10],p471-478)吴健雄时代与密立根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密立根时代的物理学发现,大都可以很容易让公众明白,并且其中不少能很快转化为公众的常识,而吴健雄时代的物理学发现,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做物理学研究,也所知不多。就是想了解,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对于吴健雄的物理学贡献,一般人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根据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陆院士的看法,这其中最主要的贡献也有三项,一个物理学家做成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就可以名垂青史了。

  除了本文第一节中已经说过的首次发现弱作用宇称不守恒这一项,另两项是:B衰变理论检验。B衰变是放射性的三种形式之一。这个过程的产生是在一个大原子的核子发射出超高速的电子和中微子,而使此元素在此一过程中转变成另一种元素。B衰变是三种放射性现象中最神奇、最微妙的一种,它是核物理中的一种典型弱作用过程。通常而言,电子是围绕在原子之外,并不存在核子之中。不过,在B衰变的过程中,核子里的中子会分裂形成一个质子、一个电子和一个中微子。电子和中微子以极高的速度从核子迸出,会使核子失去极多的能量。而质子仍留在较为稳定的新核子之中。在吴健雄开始研究B衰变时,人们已经知道费米在中微子假设基础上提出的B衰变理论,但是这个理论还没有被证实,中微子也还没有被发现。费米理论所预言的B能谱包括有允许谱以及各级禁戒谱。那时人们的实验结果甚至与最简单的允许谱也不相符合。特别是其低能端有过剩电子。吴健雄与艾伯特合作,将放射源做得足够均匀、足够薄,对64Cu的B谱进行了仔细的测量,消除了低能电子过剩,得到的结果与费米理论预言的允许谱符合得非常好。这个结果很快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为了对费米理论进行彻底检验,还必须对各种禁戒谱进行测量。吴健雄与她的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对禁戒谱(特别是唯一禁戒谱)的测量,也支持了费米的B衰变理论。吴健雄的这些工作澄清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严重分歧,对于B衰变机制的确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3],p43-44)加州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勒(WilliamA.Fowler)观察后说:她的B衰变研究最重要的是不可思议的精密度,我们的实验室也做同一领域的研究,她比我们做得好,,那些想重复她的实验以及与她竞争的人,发现她总是对的。([7],p268)

  首次证明弱作用的矢量流守恒。在宇称不守恒被发现以后,弱作用的正确形式很快确定了下来,它是由矢量流和轴矢量流产生的。电磁作用是由电流与电磁势相耦合产生的。电流是一种矢量流,这种流是守恒的(即电荷守恒)。最早,葛尔希坦和泽尔多维奇于1955年就提出了弱矢量流也守恒的可能性,但那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弱作用中是否有矢量流参与。只有到宇称不守恒被确立以后,人们才知道弱流由矢量流和轴矢量流组成(所谓的V-A理论)。1958年,费曼和盖尔曼才第一次提出弱矢量流守恒的假设。1963年,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对12B和12N衰变B能谱进行了细致的测量,比较了它们的形状修正因子。虽然已有人做过这种实验,但终未获确切结论。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首次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实验,确证了弱矢量流守恒。1977年,吴健雄等又仔细分析了1963年的实验,用更好的B+衰变费米函数,以及分支比和ft等参数的新值,重新作了计算,再一次确认了弱矢量流守恒的结论。这个实验意义非常深刻,不仅建立了一条新的守恒定律,而且也为弱作用和电磁作用的统一成功地铺设了第一块里程碑。([3],p43-44)

  第二个可以比较的例子,实验发现反粒子。狄拉克(P.A.M.Dirac)在对亚原子的粒子的性质进行了数学分析后,认为每个粒子必定有一个反粒子,这才符合相对论波动方程逻辑推理的一贯性。他据此预言了反电子、反质子的存在。狄拉克在1930年提出这个理论。1932年,安德逊(C.D.Anderson)发现,高能宇宙线穿过威尔逊云雾室中放置的铅板时,从铅原子中击出一些粒子,其中有一个粒子的轨迹和电子的轨迹完全一样。但弯曲的方向却相反、这就是说,这种粒子与电子质量相同,而电荷相反。这样,他从实验中发现了狄拉克的反电子,他称之为正电子。1955年,张伯伦(O.Chamberlain)和吴健雄的老师塞格瑞用千兆电子伏高能加速器,加速质子轰击铜靶以后,终于找到了反质子。安德逊、张伯伦和塞格瑞都因上述业绩,而分别获得1936、1959年诺贝尔奖。狄拉克则早在1933年因1927年提出的电磁场二次量子化理论而得到诺贝尔奖。([11],p40-41)在这一项反粒子的发现中,狄拉克的贡献是理论方面的,而安德逊、张伯伦、塞格瑞的贡献是实验方面的。从实验的手段、难度和结果的意义诸方面来看,都很难说在吴健雄的宇称实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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