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的通俗化[新人教]

　　历史教学的通俗化

　　从易中天的《品三国》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再到袁腾飞的《两宋风云录》《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通俗历史热，席卷书市，电视，网络，骤然升温。这是一个鲜见的文化现象。透视这一带有“另类”色彩的史学新模式，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历史知识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活动的活跃必须以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前提。当今商品经济趋于活跃与发达，使得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增长，作为文化常存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对其“求解”欲望趋于强烈，这应是通俗史热的因素之一吧！

　　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和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接受能力的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这使通俗历史有了升温的“沃土”。

　　上述因素、信息的出现，被一些历史知识相对丰富，又长于“口笔之才”的文人感知并被捕捉到，他们出于不同的目的纷纷介入，通过多种形式（著述、讲史）和平台（书市、影视、网络）加以推动，充当“高深”的史学与并不“高深”也不需要“高深”的大众的链接，使得原本看似高深的历史知识与历史宏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骤然出现通俗历史热。

　　历史通俗热也映衬出传统史学研究与传播的清冷，仔细审视，不难析出其原因。

　　观念的陈旧与保守

　　众多史家与历史研究者多认为历史应当是严肃的、庄重的，对当前历史通俗化的批评蜂起便是明证。故在历史著述时往往采用严苛的格式、体例，艰涩的文字，刻板的语言，平面的结论，做“学院式”的研究，走学术模式之路，结果导致历史研究与历史传播囿于学院，专注于“精英式”教育，远离大众。

　　忽视历史与时代发展的“落差”

　　历史是对人类发展历程的记录，其中有很多对现代社会有借鉴意义的道义原则、成败启示、文化积淀，在它原初的文化语境中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接受，其旧有面貌不能满足现代传播的需要，而用现代语言加以表述与阐释，即“翻新”。再借助现代更便捷、丰富的传播方式，则可使历史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最大限度的得以“活化”，从而使受众大幅增多，使史学功能得以更大的发挥。

　　史学的责任是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为社会良性运转提供一些条件及借鉴。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公民教育：通过历史教育赋予公民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符的个人道德观念、社会公德观念、民族观、国家观、世界观，培养具有现代意识与眼光的公民，此种目的的追求决定了史学传播范围与学科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愈大，史学的价值愈得凸现，因此史学欲达到普及显现其价值，通俗化应是其正确选择。

　　尽管在通俗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歪曲，讹传，虚构历史等，但仍不能抹杀其价值，甚至中止其进程。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存在纵深发展与横向传播两个方面：学科本身的研究深入与通俗化传播，两者相互推动，各有其价值。但遗憾的是很多人特别是专业研究者却常常轻视学术的普及传播工作，忽视其价值。鼎鼎大名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为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将牛顿的物理学作了通俗化处理后介绍给法国人，并为自己的工作深感自豪：“我最先敢于用明白的的语言向我国人民揭示了牛顿的发现。”当时有人评论道“牛顿，伟大的牛顿，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已经被埋藏在那位曾经勇于印刷他的著作的出版商的书铺子深处了。最后出现了伏尔泰先生，人们马上听说了牛顿，整个巴黎轰传着牛顿的名字。”(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由此可见，学问通俗化是有意义的，通俗化也并不是那些二，三流学者才做的工作，那些大师也在做通俗化。

　　教学活动是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它于历史学的发展实际上作的是植根培土性的工作，此源于它的工作对象大多为青年学生，也正因如此，它更应注意到工作对象的心理特点与求知特点：求知目的不甚明确，侧重于个人兴趣；生活经历少，社会阅历浅，相关知识缺乏；易于接受具体的知识，难于接受抽象的知识。因而，历史教学必须更加重视通俗化。

　　历史教材与教辅资料是学生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读本，担负着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使命，因而必须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在编写时应着力赋予其文学性改变其繁冗乏味或干瘪枯燥的叙述风格，讲究行文的流畅和文笔的粹美，使读者乐读而不知其累。被誉为“融史哲两方面奇才”的张荫麟在1930年就提出过此种建议，他倡议：历史教材编写组中应有“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和愿意作文章技术上的尝试的史家”。后翦伯赞《中国史纲》出版，践行了这一主张，获得广泛赞誉，此作被称为“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作品。他被戴逸称为“历史散文题材的开创者”，其文文学意境可与余秋雨媲美，如其在论述吐蕃保守者时说：“他们可以在铠甲上面留下两个小孔，让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邻人的财富，但决不肯在吐蕃的边境上打开一个窗户，让文明的光辉射入吐蕃”------ 在此方面《史记》足可当借鉴。

　　教师对历史的表述与阐释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接受意愿与程度，生活化的形象语言，饱含睿智的独到见解，是吸引、打动学生的要件，浩渺的历史中实不乏陈，教师当广为吸纳、融汇，凸显历史的魅力。如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市场需求加剧，这一经济现象理解不易，但通过品味当时一位殖民者的日记片段便有豁然开朗之感，且读有余味。英国殖民者罗得斯在1877年说：“可惜我们不能到达夜间在我的头顶闪烁的星星那里，如果可能，我就要吞并那星星。我经常想到这件事，我看到它们那样亮却又那么远，只觉得心中难受”。此语生动、有趣地揭示了英国在工业革命后急于拓展海外市场的愿望。再如：明朝为强化专制，建立了缜密的厂卫、特务机构，至于其严密到何种程度，现代人没有此方面的经历体验，很难想象出，但我们通过选取当时典型事例加以具体化，便可如身亲历：明大臣钱宰年事已高，不堪早朝之累，遂在家赋诗调笑：“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早朝，明太祖称赞其诗写得不错！并建议稍事修改，将诗中“嫌迟”改为“忧迟”，申明自己并未苛责大臣朝见来迟，是大臣们自己担心来迟。借此一事，便可清楚地洞见明特务制之密，皇帝对官员控制之盛。读来有趣，讲来有味，亦可令人印象深刻。以此两例不难瞥见选材及表述语言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而对历史的阐释，新颖、独到、合乎理性的见解是活化、通俗历史的关键。反之，缺乏时代感、死板、空泛的结论则让人厌倦、麻木。如在三国中对刘备的评价，向来给人的感觉是德厚才疏，而诸葛亮神机妙算，处事高明，仿佛人间真神。果真如此？那么，诸葛亮为何能为刘备所用？为其竭忠效力？勇武过人的关羽又为何能为其战死沙场、不改其志？即便性情暴戾的张飞也对其尊重有加、言听计从？这一切实则是刘备的才能所致|！那就是他谙熟一种至为有用的学问——对人及人性的深刻认识与把握。正因如此。他才能将众多文臣武将招至麾下，驾控自如，为其所用，成就一番帝业。如果我们时常对历史作此种换位思考，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发现，历史学也会魅力渐显而更受大众欢迎！

　　当然，在历史通俗化的过程中，也应该避免此种倾向：一味迎合大众，追求讲史、论史的娱乐性，不惜歪曲、虚构历史。关于历史的传播，易中天先生作了精辟的论述，将其分为三种境界：“正说”、“戏说”、“妙说”。“正说”，过于严正，一般大众不易接受；“戏说”，过于随意，有歪曲历史之嫌；“妙说”即：在忠于历史史实的前提下，用鲜活、丰富的语言，结合时代生活，阐述理性的见解，引人深思，启迪智慧。此为历史传播的最高境界，亦应为广大教师竭力追求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