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兴建（修）的重大工程及其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兴建（修）的重大工程及其社会价值

　　专题提示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如大运河、万里长城、都江堰、北京故宫、江南园林直到今天仍倍受世界人民推崇。尤其是万里长城更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象征。本专题将着重介绍中国古代兴修的重大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分析这些工程的经济效益、文化价值及政治意义。

　　知识梳理

　　★历代兴修的水利工程

　　（1）战国：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

　　（2）秦：开通了秦渠、灵渠和江南运河。

　　（3）两汉：农田水利地区特色明显。

　　①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系为主，著名工程有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等。

　　②江淮、江汉之间以修治天然陂池为主，著名工程有六门陂。

　　③东南以排水筑堤、变湿淤之地为良田为主，著名工程有鉴湖等。

　　④西北主要利用雪水或地下水，修筑特殊的水利工程—坎儿井。

　　（4）三国两晋南北朝：曹魏兴复了芍陂、茹陂等许多渠堰堤塘。北魏孝文帝下令有水田之处，都要通渠灌溉。

　　（5）隋唐：开通大运河有利于农田灌溉。唐朝设专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

　　（6）五代十国：兴修水利工程，如捍海塘（吴越）。

　　（7）元：开凿会通河（山东东平到临清）、通惠河（通州到大都）。

　　★古代开挖的运河

　　（1）古江南河——开挖于春秋时期的吴国，沟通苏州和扬州间的水道，它是中国开挖最早的运河。

　　（2）邗沟——开挖于春秋时期的吴国，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

　　（3）灵渠——开挖于秦朝，秦始皇伐南越时，由史禄负责兴修，沟通了湘水和漓水。这条运河连接了向北流的湘江和向南流的漓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沟通，以后历代又曾多次修缮利用。

　　（4）隋朝大运河——开挖于605年，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全长四五千里，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东南到余杭，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5）元——开凿了从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后来又开凿了从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这就使原有的运河连接起来。

　　★古代对黄河的治理

　　（1）大禹用疏导的方法治理黄河。

　　（2）西汉武帝、东汉明帝都进行过大规模的黄河治理工程。

　　（3）元朝政府多次征发农民和兵士，治理黄河。

　　★古代著名的建筑工程

　　（1）赵州桥——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注意：赵州桥的特点，与地理、物理等学科联系。）

　　（2）万里长城——从战国到明，历代都修建长城。最重要的是秦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

　　（3）隋唐长安城——13朝古都，唐长安城的布局和特点。

　　（4）明清北京城——1417年明政府开始营建北京，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城有三重，从里到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和京城。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水利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建设，兴建公共水利工程。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扩大运输，加快物资流转，发展商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繁荣。（另外水和土一样又是作物生长的条件，在今天水又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由于兴修水利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古代不仅在平定安世时期，就是在纷争动乱岁月，国家也往往不放弃水利事业的兴办。如三国时期蜀国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办和对都江堰的修缮。诸葛亮指出：“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所以国家专置管理堤堰的“堰官”，负责维护都江堰。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水利事业处于向前发展的趋势。夏朝时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已构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战国时期，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促进了中原、川西农业的发展。其后，农田水利事业由中原逐渐向全国发展。两汉时期主要在北方有大量发展（如六辅渠、白渠），同时大的灌溉工程已跨过长江。魏晋以后水利事业继续向江南推进，到唐代基本上遍及全国。宋代更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元明清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虽不及宋前为多，但仍有不少，且地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兴建的数量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水利工程在全国几乎到处可见，发挥着显著的效益。公共水利工程建设，是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国家管理经济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职能。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不少高层领导（皇帝）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佳话，如西汉武帝亲往黄河工地视察，命令随行将军、大臣负草堵河，自己作歌鼓动。隋炀帝兴修大运河，清代康熙帝亲自研究水利学和测量学，为组织治理黄河和永定河，还曾六次南巡，到治河工地勘察。

　　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启示：

　　（1）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运河，像浙东、江南、淮南运河都是分裂时期的历史产物。地区性运河的出现，对不同时期分裂政权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烂可观的典章制度，尽管多出现于国家统一时期，但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因为统一时期只有王都及少数重镇才有优先发展的机会。各地区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弥补。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了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分裂时期修凿的这些运河，给区域经济文化的成长带来了实惠。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晋、南朝在长江以南的开发；五代时的南唐、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宋，经济的成熟和富庶都超过了北方。

　　（2）把分裂时期凿成的这些运河改造为发挥全国效益的大运河的一部分，没有统一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秦始皇、隋炀帝、元世祖不仅应该肯定他们对中国的统一所做的贡献，而且应该承认他们在中国运河三个发展阶段上所做出的功绩。大运河效益发挥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唐、宋、明、清统一王朝政权的兴衰。大运河的开通推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岸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正是运河的存在，才使运河城市最先突破了封闭的坊市制城墙对城市经济活动的桎梏，带来了一场“中国城市革命”。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限于封建帝国内部，它们是东方世界对外交通路线中稳定的一环，它们是古代“丝绸之路”向东方的延伸，使我们与邻邦朝鲜和日本的联系更为紧密。遣唐使、学问僧身影不断，外销瓷、真腊象相映成趣。运河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欧亚大陆桥所起的沟通作用，也只有在中国统一的时代才能实现。

　　（3）运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在对自然地理环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千百万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它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水利水运、建筑、测量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智慧与创造。

　　（4）运河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国东部平原气候干燥，雨量不均匀；各自然河流的大大小小冲积扇镶嵌交叠，地面起伏，给运河保持载船的水量带来困难。例如，黄河冲积扇与发源于鲁西、鲁中南山脉的河流冲积扇相互交叠地区，运河必须建造众多船闸才能通航。太湖是个沉降区，吴江城南方塔之顶与海宁长安坝水面相平。这就使运河一定要建设众多的闸门。许多河段无牵引是无法通行的，限制了船行速度和运河的承载量，历代统治者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时疏浚，漕运给社会财富带来极大浪费。运河与农田水利灌溉相互争水，从王安石变法时就开始了，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运河沿线诸水源皆不准用于灌溉，遂引发社会问题。京杭大运河的堤岸阻碍运河以西地区的排水，使运西地区常遭受洪涝之灾，土壤逐渐盐渍化。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和估价我国运河的作用和影响。

　　（5）古为今用。古代服从于帝王的巡游征战或南粮北调的运河，在新中国诞生之后，一度成为北煤南运的动脉。如今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运河或许将为南水北调工程重新焕发出青春。历史上的运河传递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的文明，也不单单是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运河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脉搏及时地传给了与它息息相关的人民，而这一点对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也是有所启迪的。我们应该记住：中国人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学会了修建运河，修了两千五百多年之久!二千五百年来，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流淌着人民的血与汗的运河，离不开传递历史前进脚步的运河。

　　如何评价长城这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自秦以后，西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金、明等各代都曾大举修筑或增建长城，其中以汉代和明代规模最大。修建长城并不限于汉族王朝，北魏、金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为防备草原新起的游牧族，也修筑长城。长城在防御体系上利用自然地形，“用险制塞”，扬定居民族之长而抑游牧骑兵之短，在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有较大的功效。它在一定时期里保障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汉代河西长城还保卫过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历史也表明，长城并非双方不可逾越的防线。对中原王朝而言，长城的防卫作用必须和一个朝代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结合才能发挥出来。中原王朝往往必须派强劲的武力远征塞外，或以高明的政治手段控制住草原各族，才能真正保证边疆的巩固。当任何一个中原王朝衰败之际，再坚固的城墙也无法阻挡得住北方的铁骑。长城目睹了游牧族一次次越过城墙南进，或杀掠破坏而返，或入主中原建立政权；长城也看见汉族一些贪欲黩武的帝王屡屡跨过城墙发兵草原。长城线上演出了一出出惨烈的民族斗争的历史剧。

　　长城并非只是各民族争战的舞台。长城内外农牧民族之间始终就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农业区与游牧区都各有自己所特有的产品，是对方所没有或缺少的。尤其是游牧经济，从形成时起就是一种单一的不完全经济，它无法生产许多必需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对农业区有更大的依赖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不断冲击中原，除了统治集团的矛盾外，其生产结构的某些不合理也是重要的经济动因，侵掠战争往往是正常交往受到障碍后的必然结果。同样，汉族也需要从游牧区获得补充。比如食肉为主的游牧族必须从农耕区获得茶叶来作为主要的消化饮料，缺少马匹的汉族又必须从草原上获得良种马，“茶马互市”便成了农牧民族间贸易的一宗大项。中原农业地区向游牧地区大量输出各种手工业品、农产品和生产技术，支援和丰富了游牧地区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促使不少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出现了飞跃和进步。游牧地区向中原提供的大量畜产品，对汉族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农耕地区不仅良种马不能充分自给，以前也没有驴、骡。驴在汉初的内地还与奇珍异宝并列，被视为稀有，后来从草原引进，逐渐成为民间常用役畜。这些比马更健壮耐劳的牲畜在中原推广，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

　　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互相依存与交往，谁也离不开谁。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任何人工关塞所隔绝不了的。即使在战争期间，通过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也一直没有中断过。本来主观上想阻断南北、被许多统治者和士大夫视作“华夷天堑”的长城，客观上却不时起到了民族交流的枢纽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城又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

　　随着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与巩固，长城作为我国国内民族间的防御工程的作用日趋减弱直至消失。唐朝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建立，它的统治区远远深入到大漠以北；元朝和清朝统治者原本就来自长城以外，他们更全部实现了长城内外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华夷大统一。唐、元、清三代帝王都不屑于再修长城。清康熙皇帝还写诗嘲笑秦始皇：

　　“万里经营到海涯，

　　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费尽生民力，

　　天下何曾属尔家。”

　　清朝对长城采取了“但留形胜壮山河”的态度。清以后，长城的实际政治军事功能就完全转变为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象征。这条蜿蜒的巨龙从此只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古迹静卧在崇山峻岭之中，激发着人们的缅怀与思考。

　　对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座北朝南的生态学思考：我国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宫殿建筑就是面向正南。形成这一特色显然是和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按黄河流域正处在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最为显著的地区，冬季在亚洲大陆西北内部形成高气压，寒冷强劲的偏北风，袭击着黄河流域中下游，气候严寒，长达数月。夏季高气压中心转向太平洋上，来自南方致雨的季风，又使温度上升，有时甚至暑气逼人。于是房屋建筑面向正南最为相宜，北侧封闭以御冬季风寒，南侧开设门窗，既便于冬季阳光斜射室内，又有利于夏季空气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