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处理方式之比较

　　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处理方式之比较

　　摘要：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的处理方式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战胜国对德国处罚轻重不同，对德国内部改造重视与否以及外交上对德国的态度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处置的这些差异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战后的德国背负着极端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再次成为了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二战后的德国（西德）成为了议会民主制巩固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德国 ；战后处理 ；世界大战

　　在德意志民族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它的处理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这些差异使得一战后的德国成为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使德国成为了议会民主制巩固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本文通过对两次战后对德国的处理方式的比较分析，探讨其深层次原因。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德国的处理是严苛的。正如列宁所说：战胜国对德国及其盟国所签定的一系列条约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的地位”。[1]（P292）

　　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的国际分赃会议，帝国主义战胜国力图借此机会掠夺战败国和弱小国家，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会议。在协约国以继续封锁、利用武力相威胁面前，已不能做有效抵抗的德国接受了《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奴役性条款。

　　和约就德国的领土条款作了以下规定：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萨尔煤矿的开采权给予法国，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期满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归属；上西里西亚南部古尔琴地区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部分以及波美拉尼亚地区划归波兰；丹泽及周围地区成为国联管辖的“自由市”；波罗的海的梅梅尔由国联直接代管。这样德国共丧失了13%的领土，10%的人口，15%的耕地，75%铁矿及削减40%生铁，38%铜，20%煤。[2]（P18）同时，德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也被战胜国瓜分殆尽。

　　关于军事问题，和约规定严格限制德国军备，禁止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陆军只能拥有10个师，总数不得超过10万人，只负责维持国内秩序和边界巡逻；不准制造坦克和拥有重型大炮、潜艇、军用飞机等武器；海军只许拥有36艘舰只，总兵员不得超过1500人。莱茵河以西领土由协约国分区占领，并规定该地区永远实行非军事化，并由德国负担占领军军事费用；莱茵河以东50公里宽区域为非军事区，德国不能在这一区域驻军并进行军事演习。[3]（P110）

　　经济条款规定德国要向协约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1920年6月，赔款委员会第一次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2690亿金马克。尽管第二年赔款委员会重新审议了德国赔款总额，但仍有2260亿金马克，而这远远超出了德国的支付能力。

　　《凡尔赛和约》的实施不仅极大地刺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在经济政治上给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许多的不安因素。

　　战争的破坏和《凡尔赛和约》的实施，使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只有战前的1/3。财政收入锐减，1919年至1923年国库收入只有支出的25%，难以应付赔款，偿还公债及供养战争受害者的巨大支出。德国以此为由，向协约国一再要求减免和延迟支付，引起了协约国的不满。1923年，法国联合比利时出兵德国鲁尔，对其实行军事占领，引发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事件。加之德国的消极抵抗，德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德国1/7工业企业勉强开工，数百万失业者流浪街头。为解决鲁尔危机，战胜国推行了《道威斯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是战胜国由抑制德国向复兴德国经济政策的转变。但这种政策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缺陷：它没有规定德国的具体赔款总数，赔款问题只是得到暂时解决。它规定为解决德国现有的经济困难，由英美向德国提供贷款，但这造成了德国对美国资本的过分依赖。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为实施将投资在德国的资金收回，这导致了德国经济陷入30年代大危机泥淖，不能自拔。

　　经济上的困难，为标榜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纳粹分子提供了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在战胜过对德国的掠夺中，受到损失和打击最严重是中产阶级。基于这种情况，纳粹党为迎合中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方案。他们自称自己为中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建立并维护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和各邦收购货物时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4]（P28）因而纳粹党成为了小资产阶级群众顶礼膜拜的对象。利用人民对和约的不满，纳粹势力极力地叫嚷要“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并借机宣言它的“生存空间论”，狂热地煽动民族复仇主义，为军国主义分子和垄断资产阶级上台组阁积蓄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利用鲁尔危机期间德国经济上的混乱，希特勒敢于公然在巴伐利亚发动武装暴动。经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希特勒已成为了“陷入绝望的千百万人的救星”，“德国人民的最后希望”。[4]（P189）

　　因此，《凡尔赛和约》确立的国际秩序存在很大的缺陷。而凡尔赛和约所构建的和平也成为了“强权的和平”、 “片面的和平”、“即时性的和平”。[5]协约国对德的严苛处罚，在其内部深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鉴于一战后对德处理的经验教训，盟国二战后对德处罚较轻。

　　1945年2月，战胜国通过雅尔塔会议就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举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由苏美英三国首先对德国实施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德国的东部，英军占领德国的西北部，美军占领的德国的西南部。柏林由各国军队共同占领。不久，三国一致邀请法国加入，该占领区从英美两国占领区中划出。苏美英法四国管制委员会于6月5日宣告成立。[7]（P244）这样，盟国将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彻底分割了。后来，逐步形成了东占区和西占区（英美法三国占领区合并而成），德国东西分裂割据形成。

　　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割据和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中，西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地处欧洲中部，是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德国煤铁资源丰富，号称“欧洲工厂”。因此,对于德国的安排成为了“欧洲稳定的关键”。[8]（P159）为配合美国的全球扩张政策，遏止苏联势力向中欧扩张，构建中欧反对共产主义的防护网和向东欧渗透的堡垒，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德政策。

　　美国认为，要复兴欧洲，必须首先恢复德国的生产能力。杜鲁门指出：“我们打算使德国能够成长一个体面的国家，并在文明世界中占有它的位置。”[9]（P19）于是，美国推行了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改善西德的经济状况以及恢复她的生产能力应成为我们在这个地区的首要目标。”[10]（P334）1949年5月，美国将西占领区合并，成立西德。美国积极地推动欧洲的经济、军事一体化，重新武装西部德国。美国对欧政策引起了阿登纳的热烈反响。他认为，联邦德国只有同西方结成伙伴，倒向美国，实现法德的和解才能为西德提供一个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因此，在美国授意和阿登纳的积极努力下，法德解决了萨尔问题，实现了民族和解，德国参与了欧洲共同体的创立。

　　《马歇尔计划》和旨在建立欧洲共同体的“舒曼计划”是战后盟国由处罚德国到扶植德国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联邦德国摆脱了战后初期经济的萧条，稳定了西德的资本主义生产，提高了德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为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舒曼计划的提出，缓和了欧洲两个大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矛盾，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创设了有利的环境，有助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同时，它使联邦德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结束美英法的占领，恢复国家主权，并在重新武装的基础上以平等会员国身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奠定了基础。

　　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处罚轻重的比较分析，我们看出，二战后对德国处罚明显要明智许多。一战后协约国对德国处罚极为苛刻，使德国在被战争折磨的筋疲力尽后还要背负超负荷的战争处罚。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使德国战后的政治经济秩序极不正常，部分右翼势力敢于挺而走险，玩弄权势，为一战后的德国埋下复仇的种子；相比较而言，二战后对德处罚较轻，处罚与改造并行，为德国的经济政治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德国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

　　魏玛共和国是外力作用下诞生的畸形儿，正如战后德国的大街小巷人们所议论的那样，“魏玛共和国不是德国的，是威尔逊总统所想要的，是被外国军用货车远载而来的。”[11]（P38）她所肩负的使命有两个：1，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2，签定《凡尔赛和约》，背负战争罪责。因此，它一开始就处于共和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与种种打着“民族主义”、“复仇主义”旗号的右翼势力的夹击之下。前者指责它是“革命的叛徒”，而后者则攻击它为“民族的罪人”。[5]

　　魏玛共和国成为德国人民的众矢之的其实与战胜国不注重德国自身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凡尔赛和约》的签定并未与德国的民主制度相结合。无论是战胜国对德国领土的任意分配，在赔款问题上的苛刻，还是对德国战后外交的孤立，都违背了民主原则。

　　其次，协约国并没有对德国政治生存环境有任何的改动，德国旧有基础被保留下来。德国的容克贵族具有极端的落后性，他们历来仇视民主。他们支持共和，只不过是她提供了使其免于最后覆亡的生存空间；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由于对容克贵族的依赖，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缺乏足够的兴趣；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广大中产阶级（包括职员、官吏、手工业者、农民），他们生活在德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国度，长期浸染于黑格尔的世界,以我为中心，国家是神的意志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权力意志论等诸多毒素中，受第二帝国专制主义的熏陶，他们内心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藐视和对权力、独裁的向往。[5]因此，民主制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跟的。

　　再次，民主政治的运作要有体现宪政精神的自由主义政党，但是协约国并未为德国创设这一必需条件。德国的大部分政党与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紧密相关，并且由于绝对比例代表制的运作，魏玛共和国有大小一百多个政党，能经常进入国会的有20多个。主要大党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德意志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纳粹党等”，各个政党的施政纲领极不一致，从极右、右翼、右中、中间到中左、左派和极左都有，有些小党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但却代表着一个地方和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它只要有最低限度的支持就可以取得一个席位。而当时德国并没有形成公众舆论的主流方向，地方主义势力强大。这样，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就是一个多党林立，互不妥协的政党体制。无法达成一致，德国只有回到其强权立国的传统中去。[14]

　　协约国对德国民主制生存环境的忽视，使德国战后民主制存在很大缺陷，为战争极右复仇主义分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战后，魏玛共和国并未对国家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在原有国家机关的基础上实现了议会民主制。它热衷于对所有罢工、动乱，所有人民起义的镇压；相反，对右翼势力的暗杀、夺劝却置若罔闻。

　　作为确定德国议会制政体的《魏玛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但其自身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宪法第48条规定了总统在德国境内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和扰乱时，可颁布“紧急条例”，不惜使用武力。这一条款实际对国会作用和公民的权利限制，总统可以解散国会和公民的权利与不顾，实行专制主义独裁。这成为了希特勒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专政的重要阶梯。

　　希特勒正是在共和国赋予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之下筹组纳粹党的，并以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纳粹运动为政治筹码，在魏玛共和国民主自身的支持下，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走向总理宝座并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希特勒再次把日耳曼民族带入了“生存空间”的战争，这不能说不是魏玛民主制本身深重的历史悲剧。

　　二战后盟国加强了对德国的民主改造，消除了纳粹分子赖以生存的土壤，巩固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

　　二战后作为战争策源地的普鲁士已被彻底肢解，德国旧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机构已荡然无存。普鲁士贵族在纳粹的铁蹄之下业已元气大伤。随着大地产制土地改革的完成和文官制度的创立，他们再也无法东山再起。垄断资产阶级巨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公司濒临破产，面临审判和改造。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不得接受意识形态的洗礼和深刻反省。德国人认识到“必须把新德国同动荡的、洋溢着日尔曼民族精神的过去经历彻底决裂，同它的传统特征和观点分道扬镳。”[15]（P110）

　　二战后造成的德国经济、政治的真空状态，使德国的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迈进了权力的殿堂。在盟国的指导下，以西方民主制为模式，盟国在德国实行了“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联邦德国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国家。

　　盟国在德国实行了“非纳粹化”和“非军国主义化”。非纳粹化的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在德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彻底铲除纳粹分子的残余势力。各占领区废除了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查禁和摧毁了所有纳粹党团组织，严禁法西斯重新活动，清洗了盘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上的纳粹分子。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容克大地产被没收。文官制和容克大地产的取缔，标志着专制主义的基础--容克阶级的覆灭。非军国主义化注重于消灭德国的作战潜力，铲除和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防止军国主义的复活。非纳粹化和非军国主义化为德国的民主改造奠定了基础。

　　各占领区在执行非纳粹化和非军事化的同时，就开始了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盟国利用德国教育宣传机构，一方面，在德国进行西方的民主灌输。战后的德国有过三次的历史反省运动。通过对青年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教育，培养了西德人的参政意识以及对民族的责任感，赋予他们更加自由的独立能力。另一方面，盟国恢复和重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西德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先后成立，成为了西德主要的政治力量。此外，自由民主党宣告成立，共产党也恢复了活动。

　　鉴于魏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西德民主制对总统权力实行了限制，不仅取消了总统的“紧急权力”，而且总统不在具有行政权。同时，它重视政党的作用，重建了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共产党等政党，使之成为了西德的主要政治力量。二战后盟国对德国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并予以严惩，从而教育了德国民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通过两次战后对德民主改造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二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民主改造更为彻底。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民主生存环境的忽视，使德国极端右翼分子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得以保存实力，乃至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二战后，盟国利用德国战后有利的环境，在德国实行了“四化”改革，巩固了德国议会民主制，帮助德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对战败国的惩罚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英法美等国在外交上对德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最大限度地打压德国成为了战争结束后法国对德的主要外交政策。政治上，法国为防止德国的东山再起，夺取欧洲大陆霸权，主张肢解德国。它不仅要求获得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求德国割让历史上一度属于法国的萨尔，并把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德国领土归法国管辖，瓜分德国的殖民地。同时，积极筹划“大波兰”计划。尽管法国的要求由于英美的反对并没有全部实现，但这充分暴露了法国孤立德国，称霸欧洲的野心。经济上，法国主张德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制德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在外交活动中，法国努力将德国排斥在欧洲舞台之外，限制德国欧洲问题的发言权。

　　英国从其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出发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反对将萨尔和莱茵河左岸地区划入法国。英国试图将德国变为它的商品销售市场，并且保存德国一定的经济实力，使之能够与抗法国相抗衡，牵制苏俄。

　　由于巴黎和会并没有满足美国的要求，加之美国认识到自身政治军事力量的限制，美国从欧洲安全和政治军备中“自动退隐”。但在经济领域，它反对法国过分的削弱德国。它的目的是培植自己在欧洲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进而在经济领域渗透欧洲，谋求战后经济霸权。

　　由此我们看出，战后初期英法美三国对德外交政策存在巨大分歧。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即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对德国加以改造。协约国对德政策给魏玛共和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并为德国利用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寻找到了突破战后体系的方向。德国正是利用英法美三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摆脱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恢复了独立主权，成为欧洲政治大国；继而，它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向凡尔赛体系发动了进攻，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走向对内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外交战略不同，二战后盟国并非对德国外交予以孤立，而是把德国的外交溶入到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整体中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美国和苏联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两个超级强国。由于在战后处理问题上的分歧和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国很快由战争盟友成为了冷战对手。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谁控制了德国，谁就能控制欧洲的力量平衡。”[16]P251冷战开始后，更突显了西部德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意义。西德成为了东西冷战割据的交叉点，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向东方展示他们优越性的橱窗，因此，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切身利益。

　　战后，美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力量。1946年9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讲，其中说道：“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的决定是，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他应该拥有作为强大、平等伙伴的位置。”[17]（P337）这句话表明美国对德政策已经有了不同于罗斯福时期的新变化。同时，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美国有了扶植德国的新迹象。

　　联邦德国建立之前，美国对德国的扶植首先表现在重建德国的经济上。当有记者问克莱将军什么是德国经济复苏的有效途径时，克莱答到：“第一就是德国无力生产足够多的食物可以自给，而唯一可以向她提供食物的国家是美国。”[18]（P245）伴随着冷战的迫近，美国的德国政策也日益明朗。德国不仅被纳入了由美国发起，旨在复兴德国的《马歇尔计划》中，而且JCS1067号命令也很快被以恢复德国生产为目标的JCS1779号命令所代替。这标志着美国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转变。

　　在冷战背景下法德两国实现了和解，制定了“舒曼计划”。舒曼计划的实施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正如舒曼自己所言：“这样结成的生产上休戚相关的关系能够说明法德战争不仅在思想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19]（P80）舒曼计划缓和了法德关系，开启了欧洲经济、政治、军事一体化之门。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生效》。从此，联邦德国真正恢复了主权，获得国家的独立地位，并以平等地位加入欧洲联盟。

　　美国在经济上扶植德国的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将之溶入到自身防务体系中来。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自此，西德在政治上有了美国的撑腰和北约的支持；军事上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保护；经济上有欧共体的广阔市场。这为德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

　　美国为德国的经济政治大国地位的恢复创设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而阿登纳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政策迎合了美国对联邦德国的整合性外交.它积极主张与法国谋求和解，建立欧洲的一体化，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西方阵营。在国际事务中，联邦德国追随美国，甘当其“小伙伴”，参与对苏联的冷战，对东欧施行“遏制”和“解放”相一致的原则，奉行“哈尔斯坦主义”，不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这些政策有利于西德在一体化进程中经济的复兴和两德最终统一的实现。

　　因此，与一战后协约国对德国的外交孤立相比，二战后战胜国更注重将联邦德国溶入到整个资本主义外交体系中来，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德国经济大国地位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总之，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处理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战后，协约国对德国的处罚较为严苛，忽略了对其内部的民主改造并一味地对德外交孤立。这种极端的处理方式激发了德国民族的不满情绪，为法西斯分子上台提供了机会，使一战后的德国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二战后，战胜国对德处罚较轻，更加注重对德国内部的民主改造，在外交上将德国溶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而不是将之孤立。这种处理方式有利于德国人民的自觉反省，恢复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使之健康、平稳地恢复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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