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

　　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

　　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20世纪的中国，短短百年，但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变故、挑战和机遇的百年，也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百年．在这百年中，有过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的改革开放，每次巨变都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抹煞的贡献。

　　辛亥革命是这百年中的第一次历史巨变。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一一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但是，由于短暂的三个月的民国政权很快就落人北洋军阀手中，因此后世史家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往往只检讨政权怎样落入袁世凯手中，而其他的一切似乎不值一提或语焉不详了。有的论著甚至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质，说它是“立宪派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有的更作出了“辛亥革命反而深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的论断。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和组织群众。正如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所说：“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3页)武昌起义后不久(1911年10月16日，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刊出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旧历九月初十曰)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皇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这一点外国舆论也是看得清楚的，当时美国报纸曾报道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义，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

　　因此，认为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各地的起义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政权大部分落人立宪派、旧官僚手中，这给全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难产并不等于胎死腹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终于呱呱坠地了，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

　　孙中山1911年11月25日自海外归来，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他从上海到南京就职，旋即组织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最后确定的各部总、次长名单如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简任员名单》国史馆档案卅四(2)34；又见《民立报》1912年1月5日)：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辉月；实业总长张骞，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从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名单来看．虽然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和旧官僚。但是，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非常注意各部次长的人选。在他任命的次长中，除海军次长外，其他次长均为同盟会的主要骨干。而且，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张骞、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即跑往上海居住，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这些人掌管的部均由次长代理。因此，当时便有人说这个临时政府是“次长内阁”。黄兴长陆军部，又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又值战事未已，因此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

　　此外，总统府内还设有秘书处，先后在这个处任职的有（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版，第411—412页）：秘书长：胡汉民；总务组：李肇甫、熊成章、肖友梅、吴永珊(王章)、任鸿隽；军事组：李书城、耿伯钊，石瑛、张通典；外交组：马素、张季鸾、邓家彦；民事组：但焘、彭素民、廖炎；电务组：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另有回国华侨多人参加)；官报组：冯自由、易廷憲：收发组：杨铨。

　　从以上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来看．同盟会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应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

　　再从当时的《临时约法》来看。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附则中指出：“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因此，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五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体现了革命派的民主精神，是1905年《同盟会宣言》所揭示的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把革命派所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依此而提倡的“公民道德”，加以条文和法典化了。这一系列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犯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更无从谈起参政的权利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这对于促进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以上各章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显然是根据“三权分立”等原则制定的。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一向美国人民呼吁》一文中，即明白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但是，孙中山并非拘泥、抄袭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有创造．有发展的。他于1906年12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指出：“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330页)五权，即在三权外．加上“考选权”和“纠察权”，即后来所说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参见《五权宪法》，《民权主义第六讲》)。这种由孙中山“所独创”的学说，主张分权以限制个人专权，其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他说：“从前君主时代，有句俗话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头反到下头，或者是把下头反到上头。在君主时代，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五权宪法不过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权．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来做三个独立的权，来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员一方面，另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机关就是国会，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和弹劾与考试两个机关，同是一样独立的。”(《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3页)他又说：“如果实行了五权宪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凡是我们人民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3页）

　　以上所述，也证实了孙中山所论述的这样一句话：“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所创获者。”(《中国革命史》，黄季陆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5页)

　　毛泽东在1949年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曾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公布了许多法令，其中有建立新制的，有改革旧习的．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现了，有的则只是空文而未来得及实行。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它反映了孙中山的民主、法制精神和改革图新的思想。我把它归纳为十四件大事。

　　1．建元改历。2．限期剪辫。3．劝禁缠足。4．禁止刑讯。5．保障人权，改变“贱民”身份．6．禁止买卖人口．7．禁止贩卖猪仔，保护华侨。8．严禁鸦片。9。改变旧称呼。官员乃“人民之公仆”，废止“大人、老爷”等恶称，民间则称“先生”或“君”。10．废止跪拜。“规定普通相见一鞠躬．最重礼为三鞠躬”。11．禁止赌博。12．廉洁奉公．从临时大总统到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只是给了由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第413页)．蔡元培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有人前往祝贺，正遇上这位总长洗自己的衣服(张散：《蔡元培向校役脱帽鞠躬》，香港《大公报》1980年3月7日)．13．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2月28日)。14．民主作风。在这方面孙中山接近群众，接待老人的例子尚不少，不再多举。

　　总之，以上十四件大事，不论在当时做到了什么程度．它在民国的移风易俗方面，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除此之外．临时政府在学制改革、课程改革、新闻改革等方面都发布了很多法令。所有这些，对于培育一代新人、推行民主制度，都起着重大作用。1912年，全国报纸达500家左右，其中北京50家，上海15家．一些中等省会城市，也都有许多家报纸．如广州有13家．福州有11家，南京有8家。甚至像扬州、常州、无锡、南通、绍兴、汕头、烟台、常德等城市．也都各有一两家报纸。（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8—181页）这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空前的。

　　四除上述各项改革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即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实业的政策。还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孙中山在由海外归国途中，每到一地均发表有这方面的演说，特别是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问题。如他说：“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总之，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的各种法令中，除《临时约法》这种根本法外，还公布了一些专门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有实业部，而且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此外，还鼓励民间兴办各种实业团体：《临时政府公报》曾刊载了一个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的筹办《草章》和《发起趣旨》，其《趣旨》中写道：“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它并且提出了．产业革命”的口号：“不提倡工业，而适当工业的民族帝国之潮流，宜重社会经济，悉漏卮于千寻之海壑而无极矣。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临时政府公报》等12号)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各地工商界(包括侨商)纷纷申请开办工厂、企业。这些申请，有的直接送临时政府实业部，也有的送各地都督府．请求批准。

　　这种兴办实业的热潮，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我们过去在教学中往往强调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似乎在“二次革命”被镇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也停滞了，或倒退了，只有到1914年一1918年期间才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事实并非如此。政治和经济并非“一刀切”的平行发展，就是“二次茧命”被镇压后直到1914年还是有发展的。这当然不能归功于袁世凯政权．而只能说明辛亥革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深远影响。

　　五对于20世纪第一次历史巨变的意义和影响，应该加强研究．给以足够的重视。过去，我们从事“革命史”的教学时，对五四运动是相当重视的(这是对的)，“辛亥”与“51四”的联系却讲得太少，也研究得不够．岂不知，“五四”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爱国运动)，正是靠两大基地(《新青年》、北京大学)开展起来的。而这两大基地有两位“台柱子”：一是主编陈独秀，一是校长蔡元培。而这两位又都是辛亥志士(蔡原是浙江光复会的负责人．辛亥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陈原是安徽岳王会的负责人，辛亥后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陈独秀办《新青年》，意在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补辛亥革命的课；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贯彻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方针，团结了大批的进步教授、学者和著名文化名人，培育出无数的先进青年。而孙中山本人对“五四”的两大运动(不论是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例如，他在1919年6月18日《复蔡冰若函》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的觉悟，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他在另一封致海外同志函中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同上，第210页)．他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又对学生运动评价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同上，第140页)

　　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南陈(独秀)北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许多“五四”的先进青年都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也应该指出，许多辛亥志士、同盟会员，如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等先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上，辛亥革命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饮冰室合集·文集39》)梁的这一番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第二．在经济上，从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政策，从孙中山的各种经济学说及其规划(包括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利用外资等)，以及“耕者有其田”的农业政策，可以看出，孙中山有一个初步的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设想。

　　第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还需要有一个配套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南京临时政府十四件大事中，已可略见端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可以看到它的全面兴起。因此，我们说，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而它的正式启动是应从辛亥革命算起的。因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1956年所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又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杜)977年版，第311—312页)

　　[作者简介]? 彭明(1924—)，男，河南夏邑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

　　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由初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演变．它体现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历程。社会转型不是简单的某一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是包含着社会各方面，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整体、全面的发展与变迁．它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一种具有战略性的、影响社会全局的社会大变革。这种具有全局性的社会变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曲折．社会转型有时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设想在一朝一日之内实现的。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冷静地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

　　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第一次社会转型，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相继成立的中华民国。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

　　第二次社会转型，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性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采用和平的、变革式的转型．

　　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考察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认为应将1911—1978年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剖析和认识。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4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的问题。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机遇，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但是，这个大好的历史机会被执政的国民党丧失了。第二，经过三年的国共内战，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再次出现丁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因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均遭受严重挫折，未能有效地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显然，国共两党都未能把握好历史的发展机遇，把社会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还需要回溯一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闭式的东方大国．专制主义统治严重．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一方面，中国先进的人们发现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要急起直追；另一方面，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因而近代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先进的中国人，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但未能成功。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暴力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即：

　　第一，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结束了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第二，初步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把中国引向建设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这在中国来说，是破天荒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由于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革命运动。

　　但是，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社会转变，特别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的所有任务。新的社会因素不可能迅速地完全代替旧有的社会因素。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

　　1．帝国主义虽然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击，但其势力仍在，仍然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2．大量的传统社会遗留，其中包括传统政治、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掀起较大的复旧风浪，如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古等；

　　3．传统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一一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小生产方式造成的落后意识、保守观念，仍然普遍存在，阻碍着人们的进步和对新事物的追求。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一资本主义经济尚很微弱。作为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一一北洋政权，其掌权者缺乏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目标，纲领和措施，因而没有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号召力，也无法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无休止的争权夺利。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也是历史转型阶段的必然，它使人们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以及提出中国如何再进一步地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人们提出种种社会改造的方案。这些方案，不管它的可行性如何，都体现了人们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在众多的方案中，有两种方案分别为人们所接受、采纳，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造中国的三民主义纲领。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学习苏联革命的方式，走城市起义的道路。在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井需要发挥它的经济效能的情况下，过早地、不适宜地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从而在政治实践中带来严重危害。在城市起义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探索新的改造中国的方案。而国民党入主要据守城市，在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实施了较为深刻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如在1928年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建立了以五院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体制及地方政治体制。这种与北洋政府政治体制不尽相同的、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弹劾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虽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但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应该说30年代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另外，在经济改革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统一了财政，增加了税收和财政收入，扩大了市场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发展了工农业经济，争回了一些中国丧失的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税则、税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中国的社会经济，在30年代经历了一个曲折、缓慢的发展过程后，于1936年达到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向前推进一步，也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莫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从东北地区，到华北、华东、华南以至中原腹地，中国的社会经济、资源财富，均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遭受严重挫折，延缓了历史进程。

　　然而，从另一角度讲，抗日战争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积极因素，即：

　　第一，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能够拋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团结抵御外侮，扭转了中国人民一盘散沙的局面。

　　第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世界战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战场与欧洲战场联成一体。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进一步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

　　第三，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各国与中国签订了许多压迫、掠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终因中国的软弱外交而未能彻底实现。1942年，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至1943年基本达成协议。美、英表示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区、租界、特别法庭、外籍引水员、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军舰在华行驶及内河航行等特权。在英、美影响下，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虽然中国大片国土沦人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仍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长期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逐步显示了国家和民族实力，具有极大的潜力，被列强视为战后不可忽视的力量，因而在战争后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空前提高。通过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签署《普通安全宣言》，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为战后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打下了基础。

　　第五，经过激烈的战争洗礼和锻炼，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日益发展起来的民主宪政运动，就是民主主义思想不断高涨的体现。人们不仅要求有知情权，还要有议政权、参政权，强烈抵制不断抬头的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治。

　　第六，国民党的长期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其政治路线、纲领、政策，逐步走上成熟。在伟大的民族反侵略战争面前。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表现了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另一方面在抗战后期为了和平建国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有利于战后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以上论述，十分明确地说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走向新的和平建国道路，出现了新的历史机遇。问题是执政的国民党，愿不愿意、能不能把握这个历史机遇，重建国家，使中国重新迈向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它十分尖锐地摆在国民党以及全国人民面前．必须作出选择。

　　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在战争结束后，没有及时抓住机遇，丧失丁大好时机，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重建家园，恢复曾经失去的平静、安乐的生活。可是，战后，国民党忽视人民的呼声和迫切愿望，其所作所为将把中国人民再次引向战争的深渊。

　　第二，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忽视甚至反对以中共为代表的各界人民的民主政治诉求。这是战后面临的一个最根本问题。

　　众所周知，在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年代，国民党为了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民投入反侵略战争，在政治民主方面不能不有所让步。这表现在，一是实行国共合作；二是允许中共人员公开活动；三是释放被逮捕的政治人士；四是中间派别也有了较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战时民主政治的重要措施是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尽管国民参政会并非权力机关，是一个咨询和议政机关，然而自1938年成立至1948年结束，十年间召开4届13次会议，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面的政治呼声。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程，国民党的集权政治也进一步强化。如出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加强了领袖的集权措施，在国民党内实施总裁制。大会决定，宣扬“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要“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关系上，决定“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要求“以最高政府之命令，贯彻党的意旨，雊行党的政策”。这实际上是要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继续排斥各阶级、各政党的参政议政。而1943年上半年《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更加进一步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它标志着国民党的集权政治和个人独裁意识，已经达于顶点。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地区掀起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就是对国民党集权政治的反弹。人们强烈要求实施民主政治，结束一党统治。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它反映了各阶级、各政党的共同愿望。它们要求改变一党政治，实行多党政治，从而把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战后，在国共两党关于商谈和平建国的政协会议上，国民党针对共产党，提出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而共产党认为国民党缺乏诚意，坚持主张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这一政治原则的分歧，是国共两党关系在战后走上破裂的焦点。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强化，是与政治现代化根本对立的。

　　第三，战后，美苏的冷战形势已基本形成。美国从远东的政治格局出发，坚决抵制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在远东地区扩展。虽然美国在战后曾希望将中共纳入中国政府的控制下，以弱化中共势力，但其调停国共关系未取得效果，最终还是把国民党蒋介石推向坚决反共，发动内战、武力消灭异己的道路。

　　第四，国民党逐步地失去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因而仅仅四年时间，即走上政治崩溃的道路。

　　众所周知，抗战胜利，人们对国民党寄予希望，期盼重整家园，繁荣社会，振兴民族，建设现代国家，因而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威望达于顶点，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连中共也公开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建国。但是，曾几何时，江河日下。国民党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实际上是对沦陷区的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它不仅表现了国民党的严重的政治腐败，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失掉了对国民党的信仰．频繁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从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城市中小工商业者面临经济破产的境地，也失去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党专政和对中间政治势力的排斥、打击，使众多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纷纷倒向共产党一方。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自建立政权以来，虽然也曾进行过一些土地改革的试点，但始终没有认真考虑过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热切追求．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愿望，甚至站在地主阶级一方，压制和打击农民，因而在国民党对大陆统治的后期，完全丧失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而农民纷纷站到了共产党一方。

　　总之，丧失全国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使自己彻底孤立起来，是国民党在短短四年时间内走上彻底垮台的根本原因。

　　回顾40年代的历史．国民党未能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也未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现代化的推动者，从而使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的事业走过了一个复杂、曲折的道路。

　　我们认为，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第一，完成了国家政权的转移，将国家统治权由一个腐败的政党中国国民党，转移到一个十分清廉的中国共产党手中。政权的转移，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由于执政党政治理念的不同，建设国家的方略也产生重大变化。新中国以新的政治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彻底地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在政治上强大起来。通过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几次在中国国门口的作战，美国等列强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再也不敢小视中国，更不敢压迫中国。

　　第三，开始医治、恢复因抗战、内战造成的经济创伤。1949年内战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已经跌人最低谷。这时，经济虽仍落后，但是，经过建国初期的努力，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第四，全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剥削，旧社会的黑暗面得到改造、清洗。人们自觉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出现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廉政清新的景象，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领导者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论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未能自觉地实行新的社会转型，从而导致新的挫折。

　　首先，政治指导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失误和错误。

　　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以暴力手段完成了政权的转移．也就是说采用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已告结束。中国面临的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的改造，不断扩大现代社会因素，改变旧的社会影响。可是，建国后建设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社会各领域中大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各项事业都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一化三改造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改造，而不是较多地发挥他们的建设积极性，把他们放在了国家建设的被动地位。政治指导者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朴素、肤浅，认为建国后无产阶级实施人民民主专政，政治现代化问题已经根本解决，国家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上发展工农业生产，思想上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影响；执政者对于如何使自身跟上时代的发展问题则缺乏认识。

　　其次，经济建设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1949年以后，把发展重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作为主要任务，由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以政府行为干预工农业生产，把苏联集体农庄作为中国农村追求的榜样。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个落后的、生产力低下的国度里．在短期内可以初见成效，但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诸如人浮于事、劳动效率不高等等，从而使生产达不到高水平，甚至成为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障碍。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显感受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因而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观念，表明中国将采取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发展战略。但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还受着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在经济变革的探索上，又渐渐步入歧途。在社会全面“大跃进”的狂涛中，对现代化的认识脱离了正常的思维轨道，陷入了乌托邦的迷途。

　　再次，政治上，是与僵化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过分集中。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强调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因而要求全党“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后，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未能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民主作风，封建主义的思想遗留严重，而更多的干部对此却缺乏认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压制了知识分子和中间派别的民主诉求；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压制了党内的民主呼声；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的领导干部。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并且越演越烈，终于使国家政治走上歧路，哪里还谈得上搞什么政治现代化呢!

　　又次，在对外关系上，在战后美苏冷战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苏联实施一边倒的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对西方国家的开放，使自己脱离了世界潮流，孤立了自己，影响了中国本身的发展和进步。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的国门，又重新关闭起来。自我封闭的政策，影响着自己对世界的了解，也影响吸取西方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某些优秀的精神文化。

　　上述诸点，完全不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些错误的集中爆发，并且发展到极点。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造成沉重灾难，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后果。

　　物极必反。“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客观上促使中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正的社会转型。1978年的转折，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基础上，具有理性的、主导性的社会转型。它开始把一个不完全的、具有初步现代性的国家，引向更高的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实现了两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论断。

　　[作者简介]? 张宪文(1934—)，男，山东泰安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及特征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20世纪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随着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新时期改革开放三次历史巨变．中国社会开启了从传统全面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段，其显著的标识．即是社会结构和民众社会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日趋转化。

　　按照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形态结构、社会群体结构等不同层面。社会形态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主体结构，社会性质，社会面貌主要是由社会形态结构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结构，就其内涵而言，又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等方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一个显著态势，即是社会形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其变动，首先反映在政治结构上，不仅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而且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向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真正从政治理念上摒弃独裁专制政体，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其次反映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资本主义经济在城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取代丁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中国的主导经济，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旧有经济结构。此外，社会形态结构的变动还反映在思想文化结构上，逐渐完成了社会主体意识形态从传统儒家文化到三民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更替过程。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的这些变动，充分表明丁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结构已由被奴役的、分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群体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社会群体包括家庭、宗族、民族、社区、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等。民国时期，在社会形态结构变动的过程中．社会群体结构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群体自身结构的变化。民国时期，无论是家庭、宗族等原有社会群体，还是商会、工会、农会等新兴的社会群体，其自身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变化。如在家庭结构中，虽在民国时期的城乡中仍存在着传统的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但一夫一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已是中国家庭的主要模式．特别是在民国期间发展起来的政治团体、职业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已打破传统社会团体中的地域观念和家长制管理模式，开始采用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民主管理制度来构建自己和发展自己。

　　第二，社会群体间的流动。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民国时期的社会群体流动在阶级、阶层之间。在此期间，其流动出现了以往未见的三个走向：一是大量破产农民流向城市，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二是一部分传统的富有阶级，如官僚、地主开始投资于工商业，成为新兴工商资本家；三是随着新式学校的开办，出现了数百万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

　　第三，社会群体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较传统社会，民国时期的社会群体结构，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出现了横贯全国、纵贯中央和地方的社会组织，而且在社会作用和影响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民国年间，就其社会群体组织对社会的影响而言，莫过于建立在阶级之上的政党和派别．从民初政争到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治，进而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无不说明政党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而政党对社会发生影响，正是近代社会各国政治的普遍现象。

　　应该说．民国时期社会群体结构的上述向现代转型的态势．与社会形态结构的变动是一致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动向。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还突出地表现在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在逐渐地走向现代。所谓社会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价值观所导致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全部生活动力的稳定形式。一般而言，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民国时期，随着西俗的流传，中国城乡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衣着上．虽然早在20世纪初，中国已有人中装西服混穿，但一般限于城市上层社会。进人民国后，虽在广大乡村民众大多仍着中国传统服饰，但在城市中，不仅上层社会流行西装，一些平民百姓的服饰也趋于中西台璧。

　　西式饮食的输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使中国饮食业在民国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打破了中国饮食业的旧有格局，确立了新的饮食体系。“番菜”、“番点”、“洋烟”、“洋酒”大量地出现于中国饮食市场，与中国的川、鲁、粤、淮、扬等著名大菜系的美味佳肴，以及中式糕点、白酒黄酒交相辉映．全国各大地区都出现了西餐馆和西点店，西式食品成为中国饮食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丰富了中国饮食品种，完善了中国饮食结构。中菜与西菜在用料、烹制方法、乃至食用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中菜、西菜在品种和口味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西餐传人中国使中国厨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的顺应潮流者积极地吸取了西菜的长处，在西方烹饪精华的基础上创制出了大量的中国名菜。一些中菜馆菜单上的“西法鸭肝”、“西法大虾”、“纸包鸡”、“华洋里肌”、“牛肉扒”、“炯火腿”等菜，都非传统中菜。在糖果、糕点、烟酒方面，洋糖、洋烟、洋酒被接受得更快、更普遍，很多中国人也开店设厂生产这些洋食品。

　　三是改进了传统的饮食方式和进餐习惯。中国人讲究聚族而居，反映到饮食上就是祖孙三代聚集而食。而西餐却是每人一套饮食用具，用公用餐具把菜弄到自己的盘里。各吃各的：不相侵扰。这种新颖、卫生的饮食习惯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一些思想开放的人争相仿效。后来一些人看到用刀叉吃饭太不方便，就仍然使用筷子，但却是“中菜西吃”，即各吃各的菜，彼此之间互不相扰．

　　四是简化、改良了中国传统的宴客习惯。中国人宴客往往讲究排场、且“礼节”颇多。西方饮食文化传人中国后．中国官场和知识界兴起了改良、简化传统筵席的风尚。民国时期这一风尚更得到提倡和普及。人们参照西方筵席的程序、规则，创制出了“改良筵席”。在席面布置、菜肴品种数量、冷热搭配、上席顺序、食用方式上都有些变化，总体上趋向俭约，可以说有中西结合的味道了。

　　民国时期，就其民众住宅的式样、材料、内部结构而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多仍是中国传统的合院建筑形式。但在一些开埠较早的大都市，却出现了大量的西式里弄住宅、花园洋房、高层公寓等新式民居。

　　西式里弄住宅是在改造了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住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使后者由“合院”式变为“联立”式。中国最早的西式里弄住宅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上海。民国时期，由于市区人口的增加，上海的西式里弄住宅得到了较大发展，开始向多层次、大纵深发展，并增加了卫生设备，围墙的高度也逐渐降低或者被拆掉了。其时，在南京、天津、北平等城市，西式里弄住宅也有一些。而且同上海一样，里弄内有总弄、支弄，总弄通大街。房屋不太考虑方向，以适合自己为宜，建筑密度颇高。花园洋房最早建在租界，既有英式、法式、德式，也有美式、西班牙式。其占地之广，规模之大，式样之精美，较之其本国建筑亦毫不逊色。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花园洋房多为古典式或仿古形式。民国建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花园洋房在中国大量修建的时期。上海有名的嘉道理洋房，建于1924年，是一座欧洲宫殿式的大住宅，占地140亩，建筑面积达3 300平方米，因其墙面、地面全部是大理石，它也被称作大理石洋房。而建于1934年的上海名流王伯群的花园洋房，是一座英式建筑。也是在这一时期，花园洋房开始在一些名山大川、避暑圣地大批兴建。达官贵人们每年都要抽一段时间去这些“山野别墅”度假休闲。高层公寓这种建筑．即便在欧美国家也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二三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大城市中兴建。民国年间，中国的高层公寓一般有如下特点：地址一般设在学校、大商店附近，以及城市中能够闹中取静的地区；公寓住房者多是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住户的居住时间一般较长；房租的支付多以月计。

　　民国时期，随着交通建设的发展，民众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在清末，人们的交通途径主要是陆路和水路．就陆路交通而言，土路和碎石路仍然是道路的主体，马、驴、骡、牛、骆驼等牲畜和人力或畜力车仍然是主要的代步和运输工具。民国时期，陆路交通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1912年至1937年，全国增建铁路11000多公里，平均每年兴建450多公里，全国铁路总长度达到22 000公里，初步形成了旧中国铁路网的基本骨架。1921年，全国公路仅有1 185公里，1922年即新修6 815公里，达到8 000公里，1924年增加到16 000公里，1926年更增加到26 111公里。5年间新修公路24 926公里，平均每年修筑4 985公里。到1936年底，全国公路已有69 000公里，正在修建的10 000公里，计划修建的30 000公里。民国年间，水路交通和民用航空交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民用航空，到1937年，全国民用航空已有飞机30架，开辟航线18 000公里。1929年航运飞行里程为96 000公里，1936年增长为3 460 000公里，7年增长3倍。交通建设的发展，大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一些城镇民众的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总之，民国时期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生活等)都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着，是这段历史的总态势和总特点。诚然，由于民国时期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在其转型过程中，呈现了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社会的“沉沦”与社会的“进步”共生。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社会这种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沉沦”与“进步”共生的发展态势。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王朝，但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民国成立后的38年中，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后，中国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一部民国史。实在是一部中国社会的沉沦史。

　　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没有能完全阻止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步伐．在与帝国主义抗争的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封闭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被打破，中国被迫开始了痛苦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逐渐融合于世界的过程中，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民国成立后的38年，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封建势力遭到严重的冲击，中国在一步步走向半封建性或半资本主义性社会。一部民国史又实在是一部封建势力的削弱史和一部资本主义的成长史。

　　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在一步步沉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奋力抗争，中国社会在一步步转向现代，“沉沦”与“进步”共生，是民国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征。

　　其二，“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

　　民国时期，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这一特点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则致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

　　一方面是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农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风貌。在衣着上，既有西服革履者，也不乏长袍马褂者。在饮食上，当一些新派人物在品尝西点西糕时，更多的人仍不懂面包为何物。在居室上，当西式洋房矗立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时，更多的民居仍是传统的青砖黛瓦。

　　“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是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另一特征。

　　其三，多重统治区域的分立，使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呈现了多形式、多线条的发展姿态。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多变。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还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实际上都未真正统一过．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军阀拥兵自重。在其各自所辖范围内，军阀们往往以自己的意志影响着辖区的发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发展的态势更为复杂。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国出现了互相分立的三个区域，即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这是三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区域：在国统区，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日本占领区，完全是殖民地社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则具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由于统治区域性质的差异，各统治区域社会发展也呈现了不同的状态。在国统区，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在日本占领区，由于尖锐的民族矛盾，社会在变态发展；在各革命根据地，山于共产党实行反帝反封建政策，社会发生了飞速的发展。

　　中国社会在多重统治区域内，呈现了多种发展态势，这是民国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又一特征。